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3年5月27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17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28日

摘要

启蒙运动之后，苏格拉底的哲学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边沁把苏格拉底的学说视作胡说八道，詹姆斯·密尔则只试图从苏格拉底那里学习辩论的技术。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密尔重估了苏格拉底的价值。密尔认识到，真正的苏格拉底式方法是辩证法而不是诡辩术。密尔认为，可以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来来批判流俗的意见，也可以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来批判直觉主义和先验哲学。密尔还发现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具备一些积极的价值。具体来讲，密尔认为这种辩证法可以训练思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两面，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何为真理。

关键词

密尔，苏格拉底，辩证法

On Mill’s Reappraisal of Socrates

Zheng Zhou

College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y 27^th, 2023; accepted: Jun. 17^th, 2023; published: Jun. 28^th, 2023

ABSTRACT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Socrates’ philosophy did not receive enough attention. Bentham dismissed Socrates’ teachings as nonsense, and James Mill tried only to learn the techniques of argument from Socrates. The famous English philosopher John Mill revalued Socrates. Mill realized that the true Socratic method was dialectic rather than sophism. Mill argues that Socratic dialectics can be used to criticize vulgar opinions, and Socratic dialectics can be used to criticize intuitionism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Mill also found some positive value in Socratic dialectics. Specifically, Mill argues that this dialectic can train the mind, it can help us see both sides of things, and it can help us determine what is the truth.

Keywords:Mill, Socrates, Diale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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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论自由》中，密尔以苏格拉底为范例来论证自由的重要性：“苏格拉底生于一个俊彦迭出的时代和国度，依照对他个人和那个时代深为熟稔之人所流传下来的说法，他可称是当时最为正直的人。……这个为有史以来一切杰出思想家所公认的宗师—两千多年后，他的声名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彰显，几乎盖过了其他所有为他的城邦带来荣耀的有名之士——却被国人经过审判后以不敬神和不道德的罪名处以死刑。” ‎[1] 在《功利主义》中，密尔在阐述高级快乐的优越性的时候，同样选择苏格拉底作为范例：“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 ‎[2]

1853年，密尔在《爱丁堡评论》上撰文评论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借此机会，密尔提醒公众注意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密尔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一个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人”。

密尔 ‎[3] 强调，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迫切需要苏格拉底这样的老师。为了让苏格拉底的哲学广为人知，密尔从1834年就开始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密尔对苏格拉底的重视绝非是偶然和巧合。

正是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密尔才摆脱了狭隘的边沁主义，并且认识到真正的苏格拉底式方法是辩证法而不是诡辩术。密尔认为到，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一个有效的批判工具，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批判流俗的意见和一些非经验主义的哲学。密尔还认识到，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能够提高人们的品格，能使人们认识到正反两面，也可以帮助我们确立真理。

2. 从诡辩术到辩证法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大多尊重苏格拉底。但是他们尊重的是苏格拉底的品性，而不是他的哲学。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是一位道德楷模，是一位政治迫害的牺牲者，是一位懂得如何获得幸福的智者。比如休谟就曾说：“谁不钦敬苏格拉底，不钦敬他身处赤贫和家庭烦恼中却始终如一地保持平静和满足，不钦敬他在拒绝朋友和门徒的一切帮助乃至避免依赖于任何恩惠时表现出的对财富的断然轻蔑和对维护自由的慷慨关怀？” ‎[4] 但是他们却并不把苏格拉底当作最优秀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强调“认识你自己”。可是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看来，这种观点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对后世的哲学家产生了糟糕的影响。

著名的启蒙哲学家边沁就把苏格拉底看作直觉主义的首创者和寡头政治的代言人，并把苏格拉底的哲学贬得一文不值。边沁认为通往真理的道路就像迷宫一样，要想最终获得真理就需要经过很多错误的岔路而不被迷惑，而苏格拉底极具迷惑性的观点正是通往真理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边沁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严厉批评。边沁不仅认为色诺芬和欧几里得比苏格拉底更有价值，边沁还认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一种荒谬的胡说八道。

边沁写道：“当色诺芬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当欧几里德在教授几何学的时候，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却以教导道德和智慧的名义胡言乱语。他们的智慧，就其含义而言，就是把每个人通过经验了解到的事物看作不存在的，而每个人根据经验都知道是不存在的事物看作存在的。按精确的比例来说，他们和他们的理念与一般人类不同，按同样的比例来说，他们低于一般人类的水平。” ‎[5]

十八世纪英国的哲学激进主义团体有两位领袖，一位是边沁，另一位则是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边沁的长处在于理论建构，而詹姆斯·密尔的长处则在于政治活动。詹姆斯的人格魅力对年轻一代的功利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在19世纪30年代主导了哲学激进主义团体的政治活动。正如密尔所说：“他是英国激进派知识分子的首领和领袖，正如伏尔泰是法国哲学界的首领和领袖一般。” ‎[6]

边沁从来不试图进行对话，而是把任何与功利主义不相符合的东西视为毫无价值的胡说八道。詹姆斯·密尔看似寻求对话，可是他的目的只是通过修辞术将既定的真理传播给别人。这导致他成为了一个像边沁一样的教条主义论战者。

在詹姆斯·密尔看来，思考的目的是达成对概念的正确定义。因此，人类必须接受足够的训练以完成这一任务。这种思考方法要求人们对既定的意见持怀疑态度，直到这些观点被证明为真。而一旦某些意见被证明为真，就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批判和分析。比如当麦考利对詹姆斯·密尔的《论政府》进行批评的时候，詹姆斯·密尔就没能仔细倾听麦考利的意见，而是抓住麦考利言语中细枝末节之处进行猛烈攻击。

詹姆斯·密尔不会想到，他从小教给密尔的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会成为约翰·密尔解放自己的工具。在密尔看来，他的父亲对苏格拉底的理解是错误的。詹姆斯·密尔从苏格拉底那里没有学到辩证法，而是学到了诡辩术。他将辩证法用作攻击他人的武器，却从未想过用辩证法进行自我批评。因为他的辩论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是执着于驳倒他人。以至于他过于在意“他人的缺点和瑕疵”，而不能接受他人的意见。

对年轻的密尔来说，苏格拉底的真正价值在于，苏格拉底给我们提供了辩证法而不是诡辩术。边沁和詹姆斯·密尔像诡辩家一样进行辩论，他们竭尽全力的用功利主义来反驳“未被证实的意见”。他们过于乐观的认为，通过严密的功利主义推理就能实现真理，而功利主义推理的结果将是“不可争辩的”。这导致功利主义虽然能够对旧有的教条构成有力的冲击，但是功利主义本身却构成了新的教条。

1833年，密尔在与卡莱尔的信中写道：“我有些缺乏勇气，因此我只能回避你或敷衍地与你接触。之所以我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我认识到我过去所进行的辩论是一种过于狭隘和机械的教条主义式的争论。当时我对热爱自由讨论的人所说的‘意见碰撞’的好处没有什么概念。现在我的信条是，要想获得真理，就不能像敲打打火石一样敲打人的心灵，而是应该让真理在头脑中播种和发芽的。所以我现在习惯于通过诱导别人说出他们的想法来使得他们进步，并通过散播自己的想法进行教学，我避开了争论的场合(除了偶尔与一些功利主义的老伙伴进行争论)。” ‎[7]

密尔已经认识到，辩证法不应该是一种赢得争论的方法，而是一种寻找真理的方法。密尔重新考虑了苏格拉底的意义，正如密尔在自传中解释的那样：“父亲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父亲对于哲学方法的概念在应用到政治学上时确实存在着比我先前所认为的更加基本性的错误。” ‎[8]

伦敦的哲学激进派经常进行聚会。在聚会中，年轻的激进派成员们进行激烈地辩论，这种辩论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辩论技巧，使得他们未来能够更好的在议会、俱乐部和报纸上为自己的政见辩护。这种聚会的流程往往像议会一样，以辩论开始，而以投票结束，并且通过投票的结果判定赢家和输家。聚会的参与者往往试图以雄辩的口才赢得听众，而不是试图与其他参与者进行交流与对话。年轻的密尔经常参与这种聚会，并且几乎总是成为辩论的赢家。

对哲学激进主义愈加不满的密尔不再愿意参加激进派的聚会。正如密尔自己所说，1829年后他不再参加辩论学会 ‎[9] 。在约翰·斯特林的介绍下，密尔开始参加格罗特家的私人聚会。格罗特家的聚会与辩论学会的聚会完全不同。在这里，参与者的目标不是赢得辩论，而是通过一种辩证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和思考。

3. 作为批判工具的辩证法

在《论边沁》一文的开头部分，密尔大力赞扬边沁，甚至把边沁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改革家之一。但是接下来，密尔话锋一转，以严厉的口气提出，边沁对苏格拉底的轻蔑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在《道义论》中任意选取一段，根据其风格，在出版之前就可以知道是边沁的作品，其中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部分让最崇拜边沁的人也感到失望。” ‎[10] 与边沁相反，密尔是苏格拉底的忠实崇拜者。密尔不仅仅将苏格拉底视作理想美德的典范，还重新评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所具备的价值。

密尔对苏格拉底的理解与密尔的真理观息息相关。密尔之所以如此推崇苏格拉底，既是由于苏格拉底坚持把对真理的探索作为智慧和正义的一部分，也是由于苏格拉底承认真理的脆弱性。在某种程度上，密尔持有一种与苏格拉底极为类似的真理观。

密尔发现，维多利亚的英国人往往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既有的主流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没能发展出自己的观点，而是盲目地接受了自身所处社会的主流舆论。

人们往往把主流舆论视作确定无疑的真理，但是在密尔看来，这是有害无利的。首先，已有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如果人们不加反思地接受这种意见，人们就不能改正自己的意见，社会也将继续因这种错误意见遭到损害。再者，就算已有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不对这些意见进行批判性地反思，人们就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是深刻地理解这种意见。也就是说，无论主流意见正确与否，不加反思地接受这种学说都是不利的。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们不假思索地继承了一项充满谬误的学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被动地持有了一项正确的学说。

在这种情况下，密尔认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将成为批判流俗意见的有力工具。在密尔看来，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在澄清错误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密尔在自传中说道：“作为纠正错误和澄清理解(在通俗用语的指导下所构成的所有联想束)混乱的一种训练方法，以柏拉图的对话为主要范例的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是无可比拟的。” ‎[11] 密尔认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一项逻辑严密的问答法。这种方法可以使概念模糊的人清晰自己的概念，也可以使骄傲自满的人承认自己实际上不知所云。

但是，密尔的野心不止如此。他不止想用辩证法来批判流俗的意见，他还想用辩证法来批判直觉主义和先验哲学。密尔认为，对于肤浅的人来说，“思辨哲学似乎与日常生活和物质利益相距最远”，但实际上，密尔补充说，哲学是“地球上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物” ‎[12] 。因此，密尔试图像他所崇拜的苏格拉底一样，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用哲学来探究道德和政治。密尔认为，需要“将形而上学和道德科学置于经验的基础上，以反对先验哲学的理论” ‎[13] 。密尔在一封写于1854年的信件中，对直觉主和先验哲学进行了严厉的贬斥，密尔说：“这些学派坚持真理外在于观察和经验，认为可以通过直觉和先验的方式获得真理，它们是人类发展的最大阻碍” ‎[13] 。密尔认为，任何知识都应该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这些学说必须经得起苏格拉底式的公开辩论。如果有些学说不能经得起公开辩论，那么这些学说就应该被批判。密尔认为直觉主义和先验哲学不仅是错误的学说，而且会产生糟糕的后果。这些学说将误导人们，将产生错误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也将为反动的政治制度提供支持。因此，密尔确信“从来没有哪一项学说像这项学说一样可以被用来神圣化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14] 。

4. 苏格拉底式方法的积极作用

正如密尔所说：“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过精彩展示的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这类方法之一。” ‎[15] 密尔认为，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位“消极”的思想家，还是一位“积极”的思想家。在密尔看来，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有三项积极作用。

首先，以苏格拉底的方式进行辩论能够训练我们的思维。密尔认为要想使得人类的智力获得增长，就必须进行训练，而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正是进行智力训练的最佳方式。密尔把当时流行的辩论形式称作学院式辩论，在密尔看来，这种辩论方式求助于于权威而不是理性，所以这种论辩方式的缺点是无可弥补的。密尔认为：“作为一项思维训练，它们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比强有力的辩证法远为逊色，后者塑造出了‘苏格拉底之辈’的聪明才智。” ‎[15]

密尔在自传中表达了对詹姆斯·密尔的教育方式的不满。密尔认为这是一种灌输式的教条主义的教育方式，而教条主义会侵蚀人的感受力与理解力。同样，密尔也批评柏拉图的方法。在密尔看来，正因为知识不足以促进行动，所有柏拉图将真理等同于善是错误的。

密尔将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与灌输知识的教条主义区分开来。密尔并不怀疑教条主义者能够通过灌输传播知识，但是密尔认为这种方式并不能训练人们的思维。简而言之，密尔认为比认知真理更重要的理解真理。密尔说：“如何有德行地生活，是一个需要理解才能解决的问题。” ‎[14]

在密尔看来，要想让一项学说真正发挥价值，仅仅提出论点的正反两面是远远不够的。个人“必须能够从那些真正相信它们的人那里听到它们；他们认真地捍卫它们，并为它们竭尽全力。他必须以最合理和最有说服力的形式了解它们；他必须对这个问题拥有自己的看法，他必须认识到他所处理的问题的困难；如果不这样做，他永远不会真正拥有那部分真理。” ‎[12] 对于密尔来说，仅仅知道知识是不能训练思维的，训练思维需要的是“清晰的理解”和“深刻的感受”，而这只有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才能做到。因为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是一种交流的过程，任何真正参与交流的人都能在其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并且锻炼自己的才智。当我们在辩论中，竭尽全力地捍卫我们地观点，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观点价值何在，并且明白我们的观点有何缺憾。

再者，密尔认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可以让我们了解问题的两面。密尔并不认为一个人就能知晓全部的真理，在他看来，真理是分散在社会中。如果我们仅仅只接受某一流派的思想，那么我们显然就会失去其它流派的思想中的真理。所以，密尔要求我们“支持真理的一边那样去坚决支持真理的另一边”。 ‎[16] 在密尔看来，边沁的学说之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边沁不能从其他人那里吸取经验以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这导致边沁只认识到了“一半真理外的另一半” ‎[17] 。

最后，密尔认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何为真理。在密尔看来，要想促进社会的进步，不仅需要指出现有意见的错误，还要积极地确立真理。密尔说：“当今社会流行进行消极的思考，即指出理论中的弱点或实践中的错误，而不确立积极的真理。作为最终结果，这样的消极批评确实可以说是足够的；但是如果这种消极的批评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知识，也没有产生真理，它的价值就不会太高。” ‎[12]

诡辩家仅仅是摧毁了希腊传统的价值体系，而没能得出新的知识。苏格拉底不仅仅试图挑战传统的知识体系，他还试图指出有价值的目标。也就是说，运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我们不仅可以指出别人的错误，我们还能从中收获真理。

19世纪30年代初，密尔开始考虑将逻辑学作为评估意见和信念的指南。值得注意的是，密尔在撰写《柏拉图对话录》的导言时，开始了《逻辑体系》的写作。正是在那里，他首次提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一种考察真理的方法。在密尔看来，苏格拉底没有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而是将着重讨论道德和政治有关的一般性问题。苏格拉底与其他哲学家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苏格拉底没有试图构建一套形而上学理论，而是试图寻找一般事物的共同特征。换句话说，苏格拉底不断质疑人们现有的定义，并且试图探究构建新的定义的方法。

密尔认为，所有学说都必须建立在“适当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就是逻辑。通过逻辑我们可以了解现有知识的分歧，也可以规范我们的思考，为新知识的出现创造可能性。正如密尔在《逻辑体系》的开头所说，他试图设计出一套规则来完成这个任务。通过这套规则，我们可以“区分已证明和未证明的事物，区分值得和不值得相信的事物。” ‎[18]

密尔要求我们运用逻辑探讨事物的定义，并且通过这种探讨来思考人们应该持有怎样的道德和政治立场。像苏格拉底一样，密尔挑战传统的体系，要求他的读者去考虑各项事物的意义。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经常模棱两可的使用、正义、幸福、平等、民主和美德等概念。在密尔看来，这种模棱两可会导致我们无法得知事物的确切含义，因此密尔认为我们不应该用修辞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定义，而是应该以“辩证的精神”来对待事物的定义。

5. 结论

密尔不仅在哲学上接受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他还按照苏格拉底的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苏格拉底迫切希望雅典公民关注自己的灵魂，密尔也希望他的英国同胞提高个人的内在品性。十九世纪是民族国家日渐强大的世纪，新生的资本主义秩序虽然摧毁了传统的封建体系，但是个人却未能获得解放。国家机器的力量开始渗入社会的角落，在国家管控不到的地方，市民社会又占据了主宰，多数人控制的舆论肆虐横行。

在这种情况下，密尔竭尽全力地为个人自由辩护。密尔认为，当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政府和社会就无权干涉个人。他提醒我们意见都是易错的，只有经过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我们才能修正自己的意见，从而离真理更进一步。密尔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密尔认为，代议制政府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人们在议会、报刊和书籍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当众辩论。在密尔看来，没有什么比这种辩论更能促进公民品德了。

正如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视作最智慧的人，密尔也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视作最智慧的人。遗憾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并不比雅典公民更尊重哲学家。当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南方各时，密尔积极地为林肯辩护。当议会试图取缔海德公园德公共集会时，密尔走上街头反对这种暴行。密尔勇敢地为妇女、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等一切受压迫者辩护，这使得密尔被众人当作“激进派中的激进派”加以排斥。密尔没有遭到审判，但是压抑的社会氛围使得密尔难以在英国居住下去，这位英国的“牛虻”不得不搬到法国居住。

苏格拉底相信自己的无知，密尔也在自传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是实际上，与述而不作的苏格拉底不同，密尔建立了极为庞大的体系。密尔的体系横贯哲学、经济学、数学、语言学和政治学多个领域。比如密尔在《逻辑体系》中构建了逻辑学理论，在《功利主义》阐明了其功利主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发扬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密尔的这几部著作都被当作教材来使用。

密尔乐观地认为，可以通过综合各种学说得到真理。这导致我们可以在密尔的学说上看到很多学者的影子。遗憾的是，密尔似乎没能很好的把他们综合到一起。更加糟糕的是，密尔以启发人们思考为目的进行写作，但是密尔的学说却被当成了新的教条，一直到二十世纪，这些教条才被逐渐打破。

文章引用

周 正. 论密尔对苏格拉底的重估
On Mill’s Reappraisal of Socrates[J]. 哲学进展, 2023, 12(06): 1166-117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619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