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With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s doctrine, th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s journalism is also in depth. The article mak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s journalism since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general situation,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evaluation analysis.

Keywords:Since the New Century, Marx’s Journalism, Sinicization, Review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述评

杨中英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18年4月7日；录用日期：2018年4月21日；发布日期：2018年4月28日

摘 要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文章主要从研究总体情况、既有研究成果、评价分析四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研究做出了系统的梳理和评析。

关键词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述评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理论也在中国取得了主导性地位。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自然也就成为中国新闻事业毫无争议的指导思想。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也在逐步深入，笔者将对新世纪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研究做出系统的梳理和评析。

2.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总体情况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及其成果的研究，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观点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2000年以来，中国知网(CNKI)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题的论文共计1535篇，发表数量最多的是2016年241篇。其中，核心期刊来源529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104篇。

从期刊发表数量总体趋势上看(见图1)，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在2001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一个小高潮外，从2005年至2012年之间的7年间出现了研究低潮，直至2013年才有所升温。可见，习近平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后，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再次掀起了高潮。从期刊来源看(见图2)，核心期刊来源的论文达到1/3强，CSSCI来源在核心期刊来源中占比超过1/5，可见这个领域的发文质量相对较高。从发文期刊分布来看(见图3)，这个领域的论文90%以上发表在新闻和传媒类期刊，其中《新闻研究导刊》《中国记者》《新闻前哨》《青年记者》《新闻战线》《新闻传播》《传媒评论》《新闻爱好者》《记者摇篮》《新闻与写作》《采写编》等11个期刊在新世纪以来累计刊载论文均达到30篇以上，其中《新闻研究导刊》高达75篇，位居第一。

在论文的学科分布上(见图4)，“新闻与传媒”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毋容置疑的学术重地，该专业领域的发文数量高达1392篇，占了发文总数的90.7%。“高等教育”是排在第二位的学科，可见我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育实践主要由高校在承担，高等教育较为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发展和研究问题。新闻与传媒领域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渠道，对于这个领域的价值引导必然受到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由此，“中国共产党”是研究“马克

图1. 发文数量总体趋势(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

图2. 期刊来源类别(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

图3. 期刊分布情况(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

思主义新闻学”的第三学科。“马克思主义专业”也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作为一项研究领域，但在数量上(33篇)没有体现出较高的关注度。“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学”学科中也有10篇论文的数量，内容主要侧重在对于新闻与传媒工作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观引导，确保舆论阵地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在研究层次分布看(见图5)，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以“基础研究”和“行业指导”为最主要的目标导向，其中基础研究性论文占比38.6%，行业指导性论文占比32.2%，故研究目标偏重基础理论和较为宏观的行业影响，整体研究处于宏观层面。其次，“职业指导”“政策研究”“高等教育”等中观层面的研究性论文也占到了较大的比重，为26.1%。技术指导和应用等领域的研究极少。

从关键词分布可见(见图6)，“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现274次，出现频次最多，其次是“新闻观”，出现频次为60次，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出现的次数并不多。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领域中，学者们普遍将价值观把握和引导作为重中之重，侧重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闻与传媒学科和行业领域的思想价值引导，更多地强调国家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核心价值要求。排位依次在后的“马

图4. 学科分布情况(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

图5. 研究层次分布情况(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

克思主义”“党性原则”“舆论导向”都反映出价值引导在这个领域的绝对突出重要性。另外，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移动端等新媒体、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出现的频率也逐渐曾多，位居第六；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许多场合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注重新闻和舆论的价值引导和监督，研究习近平新闻观和新闻学思想的文章也在不断上升。

在作者分布上(见图7)，“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学者群构成比较单一，主要以童兵、陈力丹、郑保卫、高晓虹、丁伯铨、尹韵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以著作为主)等人为主，体现了高度的集中性和权威性。从期刊发表的论文数来分析，童兵(20篇)是发表相关文章最多的学者，且刊物级别较高，可见复旦大学在对此研究领域非常关注，成果颇丰；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力丹(16篇)、郑保卫(15篇)和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晓虹(7篇)，发文数量和发表刊物级别也都比较高；发文数量排前12位的作者发文均在4篇及以上，其余发文者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相对较低。

图6. 关键词分布情况(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

图7. 作者分布情况(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

从发文机构看(见图8)，高等院校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发文数量超过10篇的结构中，仅有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三家属于媒体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于科研院所外，其余10家均为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清华大学处于四足鼎立的状态，并且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发文数量占优，实力为强。

3.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既有成果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作为研究的一个热点，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研究得到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理论成果颇丰。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指引下的新闻实践研究。

图8. 研究机构分布情况(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

3.1.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

新世纪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的经典理论研究成果集中表现为一系列专著和教材的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童兵，2002) [1]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观点的发展脉络和经典新闻学论著为主要内容，全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的演进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郑保卫，2003) [2]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展过的报刊活动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新闻观点开展了评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2002) [3] 以词条形式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的新闻思想和观点术语，回顾了一百多年来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办的主要媒体及其活动事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郑保卫，2005年版) [4] 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25篇学术论文，集中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人的新闻思想和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陈力丹，2006) [5]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开展了专门而全面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郑保卫，2007) [6] 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和中共领导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关于新闻和宣传思想的经典论著。除此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陈力丹，2003) [7]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吴飞，2005)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丁柏铨，2005) [9]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读本》(刘建明，2009) [10] 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基础》(刘建明，2010) [11] 等专著和教材成果。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共领导人的新闻理论、党的新闻政策的分析和阐述。在专著成果方面，《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郑保卫，2005) [12] 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体系框架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系统梳理。《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新华通讯社，2000) [13] 涉及新闻宣传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党性原则、基本方针和红军宣传工作等内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宣传部，2000) [14] 侧重于研究中共的新闻理论和政策的微观发展历程，重点强调发挥新闻媒体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新闻宣传理论研究》(雷跃捷、哈艳秋，2002) [15] 是多角度研究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的集体性智慧成果。《江泽民新闻宣传思想研究》(王传寿、许厚今，2002) [16] 对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根本性质、政治原则、历史任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阐释。

在论文成果方面，很多学者对于中共领导人新闻学思想开展了综合研究。丁柏铨(2001) [17] 既分析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又阐明了其各自的鲜明特色；他(2004) [18] 还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分成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考察。丁柏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对比性研究和历史分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童兵(2001) [19] 探寻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路径，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联系。郑保卫(2005、2011) [20] [21] 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和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基础方面的历史性贡献。孙宝国(2016) [22] 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涵义，并对党性和人民性、导向性与监督性、真实性与立场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论进行重点阐释。郑保卫(2018) [23] 梳理了百年来中国新闻学由传统新闻学到社会主义新闻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三个阶段的发展轨迹，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

对于中共领导人个人新闻学思想开展研究也是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最多关注的早期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学思想研究对象是李大钊，分别就其新闻历史观和新闻学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晓岚，2005；张宏军，2006；张世飞，2011) [24] [25] [26] 。对于毛泽东新闻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其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沈晓静，2003；郑保卫，2011；李成，2011) [27] [28] [29]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新闻学思想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阐发新闻问题，擅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表述深刻的新闻观点，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实践(丁柏铨，2001) [17] ，其“中国特色”表现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中国气派的革命文风，建设“又红又专”的新闻宣传队伍等(程玲玲，2007) [30] 。吴廷俊等(2001) [31] 提出毛泽东的典型报道方式。有学者认为刘少奇的新闻学思想发挥、完善、补充、发展了毛泽东的新闻学思想，同时以妥当的方式对毛泽东某些不正确的地方予以纠正(陈力丹，2008) [32] 。赵中颉(2002) [33] 认为刘少奇就新闻媒介“桥梁说”、党和新闻工作的关系、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卓有创见的思考。刘少奇也敢于反思传统新闻体制的弊病(丁柏铨，2001；陈力丹，2008) [17] [32] 。对于邓小平新闻学思想的关注点在于其特定的历史方位、独到的新闻学思想方法论和推动新闻改革、解决实际问题等创造性的历史作用(尹韵公，2004；童兵，2004) [34] [35]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新闻学思想总能站在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上，从阐明重大理论和事件着手；把新闻宣传放到思想战线工作中全面考察，从党和国家建设大局为出发点评价新闻传媒的地位和作用(郎劲松、童兵，2000；丁柏铨，2001；童兵，2004) ^[17] [35] [36] 。有学者认为，江泽民新闻学思想主要集中于“舆论引导”、“政治家办报”和新闻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丁柏铨，2001；龚高健、张燕清，2008) [17] [37] 。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2008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发表的讲话引发了此后的“高官网络问政”新时尚，产生了极好的领导表率效应。学者们主要从胡锦涛提出的“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坚持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加强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新闻宣传的全新格局；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提高战斗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尹韵公，2008；丰纯高，2008；张研农，2008；郭超海，2010；王雪竹，2011) [37] [38] [39] [40] [41] 。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形势下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48字方针”，学者们纷纷对习近平新闻学思想开展了研究。童兵(2016) [42] 围绕“新闻舆论的功能与危害”“网络舆论的引导与管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信息公开与网络安全”“引导人民与学习草野”“人才使用与人才培养”“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学习借鉴与生搬硬套”“学科构建与话语创新”“真懂真信与不懂假信”这十对范畴深入分析了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孟威(2016) [43] 认为大事观、政治观、责任观和创新观构成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建国(2017) [44] 总结了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新发展，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观提出了“党媒姓党”的概念。童兵(2017) [45] 在党的十九大之后适时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新战略新目标和新任务新要求，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两条方略，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生命线。郑保卫(2017) [46] 从“牢记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确保党媒姓党，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党性人民性相统一，努力做到既‘姓党’又‘姓民’”三个方面总结和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和宣传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的核心与精髓。

3.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研究

新世纪初，鉴于部分新闻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新闻的党性原则和政治意识方面认识模糊，政治意识不强，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受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影响，崇尚西方“新闻自由”，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新闻事实，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情绪与理智、个人名利与社会责任等关系，中国记协向全国新闻界发出《关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全国各新闻单位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响应，许多专家学者在《中华新闻报》、《中国记者》、《新闻战线》等报刊上，陆续撰文发表，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组长刘祖禹(2001) [47] 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同时，用吸纳和审视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国内的运作情况及主要问题，强调实事求是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灵魂。2005年开始，清华大学率先开设了面向全体新生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出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方针，在范敬宜先生的推动下，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实践成果(李彬，2011) [48] 。

十八大后，中宣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的意见》，要求新闻界紧紧围绕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思想和理论观点，以及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要求等内容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引导新闻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提高新闻职业道德(王乃新，2013) [49] 。高晓虹(2016) [50] 从深入理论学习、完善教学体系、推动教材创新和积累培养成果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新闻院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要内容。童兵(2017) [51] 从新闻院系教学的角度，认为要在教学中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落到实处，必须正确对待现有新闻学史论研究成果、正确借鉴西方新闻学理论资源、引导师生关注与参加新闻改革实践。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也在2016年成立了新闻观研究中心，更好地促进了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的教学研究工作。

3.3.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指引下的新闻实践研究

当今社会已进入全面的网络时代，新闻学的发展更是紧跟着网络媒体的步伐，在此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和理论观的运用研究，自然就成为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指引下的新闻实践研究的最大特色。尤其是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到人民网视察，通过强国论坛与网友谱写了中国最幸福“网事”，也就此开启了高官“网络问政”的政界新时尚。张昆(2008) [52] 从党性原则与以人为本的有机结合、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协调发展、讲究宣传艺术等角度阐述了胡锦涛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性运用。在网络舆情研究方面，马庆(2013) [53] 强调，“一般的公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和传播策略，可为我国政府如何在网络时代赢得公众信任，塑造并传播良好政府网络形象提供有效镜鉴。徐辉(2014) [54] 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提出了全媒体时代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加强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策略。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共同组织编写《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报道经典案例评析》 [55] 一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理论指导，结合互联网思维，对近60个来自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案例进行了专业评析。但总体而言，近年来以“新媒体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数量不多，2008年至今共计29篇，其中核心期刊仅有5篇。可见，这与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迅猛高速不相符，没有为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传播的价值引导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和指导。

媒体融合也是十八大以来学术界逐渐关注的新闻学实践研究内容。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开始提出媒体融合的问题，之后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媒体融合工作提出了具体操作指导。习近平在2016年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点强调要通过“互联网+”来推动媒体的融合发展，奠定了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新战略。丁柏铨(2016) [56]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中对在大力推进媒介创新、融合、转型中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确保新闻传播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进行了深刻阐述。

4.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评价分析

4.1. 应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

新闻学界流传的所谓“新闻无学论”观点，一方面是由于某些人对新闻学学科本身抱有的刻板认识，他们认为新闻学就是一门实践学科，根本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边界；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新闻学界的许多学者和研究者自身对于新闻学的学理和规律比较轻视，只流于总结性和经验式成果，忽视理论反思，从而造成了内部的理论空虚现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中国新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同样存在重视理论观点和经验成果的介绍而缺乏理论创新的通病，虽然在几代中共领导人新闻学思想的研究中折射出本土化思考的火花，但根本上没有扭转“新闻无学论”的现实 [57]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界要突出业内对于专业学理和规律探究的重视程度，强调以理论建树和思想内涵的重要位置，在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范畴、基本概念和命题等经典理论，以及理论中国化后的经验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理论反思和创建性运用探索，不断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逐渐突破“新闻无学论”的枷锁。

4.2. 应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本土创新

在新闻学研究不断引入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新鲜研究视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研究仍以史学尤其是思想史为主要的研究角度，极少加入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即便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的新闻实践研究中，也仅是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观点为解释框架，而没有采用多学科视角的理论创建，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过于“专”，过于“红”，缺乏差异性和创新性。同时，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大量文献笔墨着眼于对经典理论观点的评述，尤其中国化过程的研究几乎扎堆于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内容阐述，鲜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中国化研究方法进行探究的文献。“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思想指导下的新闻实践研究”虽然是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一大成果，但相较于前两项成果，实践研究仍显得非常薄弱，并且在实践运用中理论创新性远远不够。由此，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立足于国内社会现实，积极响应和回答中国社会和新闻传播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并在逐渐深化探索中形成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话语为主导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此外，要鼓励多学科多视角研究和多层次多维度分析，强调对于研究方法的重视、探索和创新，并以此逐渐带动整个研究领域的规范化，从而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多元化和科学性。

4.3. 应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队伍培养

从2000至2017年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学者群构成比较单一，主要以童兵、郑保卫、陈力丹、丁伯铨、尹韵公等人为主，体现了高度的集中性和权威性。作者群的这种分布现象一方面体现了该领域学者群的成熟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新一代新闻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的不够重视，不利于该研究领域的延续和创新，更不利于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流派的形成。由此，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同时要加大学术研究人才的培养，老带新，传帮带，加快该领域研究新生力量的成长速度，逐渐实现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并形成中国特色的思想流派。

文章引用

杨中英.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s Journalism since the New Century[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04): 539-54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408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