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Linguistics
Vol. 08  No. 06 ( 2020 ), Article ID: 39426 , 4 pages
10.12677/ML.2020.86133

Firth的语言观

胡奕阳,李晶洁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25日;录用日期:2020年12月20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28日

摘要

意义研究一直是英国语言学的聚焦点,作为英国语言学界的中心人物,Firth强调,描述语言意义是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学术界普遍认为,他在语言学领域的两大突出贡献是提出情景语境思想和研究语言意义的方法。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和讨论,梳理Firth在意义研究理论模型、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方面提出的观点,以期对未来的意义研究给予启示。

关键词

Firth,意义研究,情景语境,意义方式

Firth’s Views of Language

Yiyang Hu, Jingjie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Nov. 25th, 2020; accepted: Dec. 20th, 2020; published: Dec. 28th, 2020

ABSTRACT

Studies of meaning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British linguistics. As the pioneer of British linguistics, Firth stressed that describing meaning is the main task in studying linguistics. The academic world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Firth made two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which are proposing the idea of context of situation and the methods to studying meaning. From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discuss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Firth’s opinions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conceptual system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udies on meaning, hoping to shed a light on future studies on meaning.

Keywords:Firth, Studies on Meaning, Context of Situation, Mode of Meaning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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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论文《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中,Firth [1] 明确提出语言学在本质上是对“社会过程中语言事件”的研究,这一观点也直接驳斥了Saussure [2] 的“结构形式主义”(structural formalism)理论。他认为Saussure简单地把语言看作是“置于不同分类下的语言符号”(a system of signs placed in categories)是不恰当和不科学的,而其后发展出的生成语言学结构形式主义(structural formalism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也是把语言过于简化的结果。Firth同样不赞同Chomsky把语言抽象成一系列系统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即使人能够系统地说话,他们所说的内容也不会构成系统 [1]。Firth认为语言学是对在社会语境中实际发生的语言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2. 情景语境理论

“语境理论”是Firth语言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其中以“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最为重要。Firth从人类学家Malinowski的理论中继承了这一概念,并赋予其新的意义。Malinowski [3] 将情景语境解释为实际发生的事态,是“一系列按顺序发生的关于物、案件或问题的事件”。Firth则在此基础上将其扩展为更抽象的概念,即将情景语境解释为用来描写语言事件的纲要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构成物虽然在不同的语法范畴内有所区别,但具有相同的抽象内涵,所以同属一个关联范畴组” [4]。推动语言发生作用的情景语境将以下几个范畴相互联系:

A. 参与者的相关特征:参与者以及其性格:

I) 参与者的言语行为;

II) 参与者的非言语行为;

B. 相关事物(object);

C. 言语行为的影响。 [4]

Firth的纲要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理论固然能够指导未来研究,但他并没有给出足够清晰的解释。显然,范畴的规定取决于能否确定有相关性的特征,但Firth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这样就引出了以下2个问题:

A. 若无法区分情景中的偶然特征和典型特征,也就无法进行排除和总结,从而确定情景中的典型因素;

B. 若无法界定相关特征的范畴,就无法在众多语言事件中确定典型语言事件。

明确情景语境的纲要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如何体现是Firth语言学理论的中心问题。通过解释他自己对这一构成物的描述,我们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它的范畴指具有同一抽象内涵的范畴(category),例如语法范畴,但构成物位于不同层面(level)。语言层面是按照一个标准(single scale)进行划分的,这个标准可以是音系上的,也可以是情景语境上的,只要它作为一个语言事件能够传递意义,并且没有任何描述上的不连续性就可以成立。所以所有的语言表达都是意义表达。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情景语境是对社会层面分析的简单抽象,也是形成表达意义方法层级的基础。只靠随机在一个层面上的一种分析是无法得到意义的表达方式的。把语言进行抽象,然后应用于包含不同范畴的情景语境中,描写语言学像不同波长的光线一样分散开来各自发展,最后形成具有不同研究领域的大范围学科。这样理解的话,描写语言学可以看作是研究方法系统,语言事件的意义也可以看作是不同专门研究的总和。

3. 语言的两种意义

Firth和Chomsky在语义观上是相悖的,前者把意义看作是语言在各个层面上的固有特征 [2],而后者认为语言的语法和意义是独立存在的,两者的最大分歧在于Firth认为语言学的目的在于说明意义。我们首先要明确,Firth把意义(meaning)和功能(function)看作同义词。他认为语言有两种“意义”,即既有“情境意义”,又有“形式意义”或“内部意义”(internal meaning)。

形式意义是首先由Firth提出的新表述,这个意义有以下几个层次:词汇层(“搭配”层)、语法层和语音层。

在词汇层面上,Firth认为语言不仅在语言项(linguistic item)层面上具有意义,语言相互联系也会产生意义,所以词的部分意义体现在如何与其他词搭配。而所谓搭配,就是词和与之连在一起的词的选择。比如若是把“naked”和人的五官进行搭配,人们会说“naked eye”而不会说“naked ear”或者“naked mouth”。Firth [5] 在论文《Modes of Meaning》中提到,由搭配产生的意义是组合层面上的抽象概念,它与单个词的意义没有直接联系。如果这样理解意义,只把它看作是词的组合共现关系(co-occurrence),与词的本义无关,我们应该可以扩大词的适用范围并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许多新造词的意义就可以这样理解。如“green hand”中的“green”在与“hand”搭配后失去了原意,产生了新的意义。

在语法层上,Firth用名词“数”的语法范畴在解释形式意义。在英语中,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之分;但在斐济语中,名词有单数、双数、小复数和大复数之分。也就是说,英语中的单数与复数相对,而斐济语中的单数与双数、小复数、大复数相对,这就体现出了形式意义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

在语音层上的形式意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英语中的元音有20个,其中/a:/就与其他19个元音相对;日语中有5个元音,ぁ就与其他4个元音相对。/a:/与ぁ发音相同,但在两种语言里两者的形式意义是不同的。

他对语言的“情景意义”的理解在论文《The technique of semantics》中有所体现:“我主张把意义或功能分解成一系列组成部分。每个部分中的功能都可以被定义为某种语言形式的使用或与语境相联的某种语言成分。那么,意义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语境关系的复合体,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就各自处理在适当语境中的有关组成部分 [6]。”

在规定语言功能时,他提到“语言是处理人和事的方式,是能使自己和他人行动的方式”,所以他首先赞同并借用了Hymes [7] 提出的一些语言功能,例如赞同、鼓励、认可、反对和指责。同时他给语言增加更多功能,例如许愿、祝福、诅咒、夸耀、申诉、挑衅或为了伤害、惹怒对方,或者表达赞赏、倾慕和仇恨等。

Firth认为,意义本质上是发生在语言任一层面上的共现关系的功能,并把这种功能统称为“语境”(context)。共现关系是由情景语境中的纲要式构成物(schematic construct)决定的,它把语言形式和外在因素联系起来,并与语言项的内在共现关系中的语境因素相联系。在论文《The technique of semantics》中Firth [6] 这样解释:意义可以看作各种语境关系的复合体,语音、语法、词汇以及语义在合适的语境下与这个复合体中的成分产生关系。

4. 结语

Firth认为,语言学的目的在于确定一系列作用于语言形式的语境因素,以使语言能够产生交际作用。所以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存在于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本身,还对未来的语用学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虽然Firth并未明确提出“语用学”(pragmatics)这一术语,但他提出了语义学(semantics),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Firth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核心:语言描述的所有层面上都有意义,并且意义与语境的共现关系功能相联系。无论是研究社会情境、语音还是词汇,不同的语言研究分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即语境中的语境,从语境开始一路往下研究。同时他给出了分析具体语境的方法,即将实际话语事件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让每一个语境中的语境(context within context)在更大的语境中产生功能,使每一个语境能够在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4]。但Firth并没有给出关于文化语境的更多解释,例如文化语境的构成或它的纲要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是什么,所以如何将语境置于合适的位置仍然是一个问题。另外,他虽然提到了不同层面上的共现关系,却没有解释这些关系如何联系。最后,在语言学发展方面,Firth认为语言研究会分散开来逐渐衍生出不同分支,具有同一类型特征或遵循同一语境规则的分支逐渐融入到同一学科中,但由于Firth把几乎所有不同类型的联系都用“语境”来命名,这些融合就都显得太过模糊。

文章引用

胡奕阳,李晶洁. Firth的语言观
Firth’s Views of Language[J]. 现代语言学, 2020, 08(06): 957-96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6133

参考文献

  1. 1. Firth, J.R. (1957) 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 1950. In: Firth, J.R., Ed.,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77-189.

  2. 2.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Mouton, The Hague. https://doi.org/10.1515/9783112316009

  3. 3. Malinowski, B. (1946)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In: Ogden, C. and Richards, I.,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8th Edition,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New York.

  4. 4. Firth, J.R. (1957)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5. 5. Firth, J.R. (1957) Modes of Meaning 1951. In: Firth, J.R., Ed.,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0-215.

  6. 6. Firth, J.R. (1935) The Technique of Seman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34, 36-72.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8X.1935.tb01254.x

  7. 7. Hymes, D. (1962)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In: Gladwin, T. and Sturtevant, W.C., Eds., Anthrop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Reprinted in Fishman, J., Eds., 1968, Reading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Mouton, The H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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