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雨嫣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22年3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18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25日

摘要

文化负载词指某一文化中具有民族特色和个性的词语，不同民族的文化负载词相差甚远，一特定民族文化负载词在异域文化中往往找不到对应表达，因此，文化负载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本文拟从操纵理论角度探讨文化负载词翻译问题，围绕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操纵因素分析《呼兰河传》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归纳发现直译、增译、替换、改译、省译等五种文化负载词翻译方法，以期促进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出去。

关键词

文化负载词，操纵理论，《呼兰河传》，翻译方法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Based on Manipul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Yuyan Huangfu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Received: Mar. 11^th, 2022; accepted: Apr. 18^th, 2022; published: Apr. 25^th, 2022

ABSTRACT

Culture-loaded words are words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ities in a certain culture.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Some culture-loaded words in nation A often have no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in nation B.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affects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a great exten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ipulation Theory, intends to discuss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nipulation factors—patronage, ideology, and poetics, some typical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ales of Hulan River are analyzed, five translation methods—literal translation, amplification, substitution, adaptation, and omission to promote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o go abroad.

Keywords:Culture-Loaded Words, Manipulation Theory, Tales of Hulan River, Translation Method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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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历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中国文化必须走出去，翻译在其中扮演的作用至关重要。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导致文化趋同性日益明显，但由于各个民族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条件、民俗民风等不同，文化差异性仍然显著，这就造成了翻译的不可译性。承载文化信息的词语称为文化负载词，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 [1]。

如何恰当翻译文化负载词关乎中国文化更好地对外传播，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晏小花、刘祥清 [2] 提出文化空缺现象的处理应尽量运用异化译法，将文化空缺词译成“中国英语”。王银泉 [1] 以“福娃”翻译为例指出，应在译入语中适当保留原语中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孟祥春 [3] 在分析“裸婚”、“裸官”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负载词三种翻译方法，直译、直译 + 注释、阐释性翻译。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结合翻译理论分析文化负载词翻译，例如：刘一鸣 [4]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以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译文为例进行探讨；韩雪、卢卫中 [5] 以目的论为指导，评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英译本对五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柴聪俐、丁志斌 [6] 以《边城》英译本为例，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视角文化负载词进行英译研究。

1.2. 已有的《呼兰河传》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视角

《呼兰河传》是中国作家萧红 [7] 创作的长篇小说，以作者本人童年生活为线索，形象地反映出呼兰河这座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人情百态，被矛盾评价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其唯一英译本由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 [8] 完成，《呼兰河传》也正是葛浩文译介现当代中国文学之路的开端。近些年其翻译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例如，孙会军 [9] 以《呼兰河传》及《檀香刑》英译本为例分析人物声音传递，汪田田 [10] 以文学翻译为切入点探讨《呼兰河传》翻译，倪雪、张红岩 [11] 利用语料库探究《呼兰河传》文体风格传译，张白桦、孙晓宇 [12] 研究《呼兰河传》中民俗翻译问题，但总体来说，对《呼兰河传》英译本研究相对较少，对其文化负载词分门别类地进行探究少之又少，而结合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负载词翻译问题更是凤毛麟角。

因此，本文以《呼兰河传》为例，以操纵理论视域下，分析操纵因素影响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方法。

2. 文献综述

2.1. 操纵理论及操纵因素

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以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 [13] 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是对原作的“操控”，打破了以原文作为标准评价翻译的传统思维，提出操纵理论。

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Lefevere把翻译研究同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和文学观结合起来，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把翻译、编辑、文集编纂、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一律称为“重写”，并提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重写就是操纵，也就是说，翻译是译者对文本的操纵；翻译活动始终受到三种操纵因素的影响：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

Lefevere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文学为其中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由内外因操纵，内因由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各类专业人士组成(一定程度上决定主流诗学)；外因即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或个人势力(即，赞助人)。各类专业人士在赞助人设定的参数范围内活动；赞助人一般通过机构来运作，包括学术机制、审查局、批评刊物和教育机制，其力量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个因素起作用 [14]。

意识形态即观念体系，由指令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构成 [15]，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根据操纵理论，意识形态关注的是社会应该或者可以是怎样的，那些对自己身处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感到不满的人，也会利用重写来实现其目的 [16]，中国晚清时期翻译作品选材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同时，不同的译者由于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 [14]。

诗学包括两个成分：一个是文学手段，包括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一个是文学观念，即在社会中扮演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观念。翻译方法是在一定诗学因素的制约下而进行选择的，为了使外国文学作品容易被译入语文化接受，译者需要做出些改动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诗学；那些对自己身处的系统的诗学感到不满的人，也会利用重写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16]。

由此可见，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强加的意识形态或者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诗学观念的影响。

2.2. 文化负载词定义及分类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由于各民族历史背景、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生活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一种文化里的语言文化现象可能在另一文化中并不存在，造成文化空缺，进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即文化负载词 [17]。

文化负载词指特定文化描述独特事物的词、短语和习语。这些词反映了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定活动方式 [18]，根据Nida [19] 对于文化因素的分类，文化负载词大致分为生态、物质、社会、宗教、语言和典故文化负载词等六类

文化负载词传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正是由于其民族独特性，翻译中很难找到完全对应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交流。

3. 操纵因素影响下《呼兰河传》中文化负载词翻译方法

《呼兰河传》一书中，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负载词，例如“喷钱兽”、“聚宝盆”、“报庙”、“奇材”、“状元”、“毛孩子”、“东家西家”、“冰溜”、“千里驹”、“下油锅”、“灶王经”、“老舅母”、“死马当作活马治”等，受操纵因素的影响，葛浩文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

3.1. 增译

当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时，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原文含义，就要在译文中适当增加一些内容，即增译(英汉对比与翻译)。通过增补部分内容，更好传达源语文化同时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例1：原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7]

译文：Chapter 1 Hulan River；Chapter 2 Festivals and Such；Chapter 3 Granddad and Me; Chapter 4 Compound；Chapter 5 The Child-bride；Chapter 6 Second Uncle You; Chapter 7 Harelip Feng [8]

《呼兰河传》是萧红行文风格最为突出的代表作，整部作品介于小说、散文与诗之间，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各个章节之间也没有时间和因果的关联性，各个章节几乎孤立存在，也没有标题。这一点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是典型的“萧红体”特征，与中国人重感性的思维方式也密切相关。

译文为每一章都增补了标题，概括了章节的中心故事内容或人物，强化了作品的逻辑结构性，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旨趣，也体现了西方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是诗学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双重操纵下的改写。

例2：原文：“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7], p. 14)

译文：After he has gone into his room at the inn, removed his dogskin cap with earflaps, and smoked a pipeful of tobacco, he reached out for a steamed bun; the back of his hand is a mass of cracked, chapped skin. ( [8], p. 1)

例2中，仅从字面含义看来，“狗皮帽子”仅指用狗皮做的帽子，实际上这类帽子是东北地区特有的、带有耳罩的帽子——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大大的御寒耳罩，在寒冷的东北地区，这帽子是重要的防寒工具。译者受赞助人的影响，赞助人要时刻考虑读者对原语文化的了解程度，也要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喜好，因此译文中添加了“with earflaps”，使西方读者更能体会帽子的温暖和北风的凛冽。

例3：原文：“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 [7], p. 147)

译文：“Nature forests along the Hulan, since antiquity the source of remarkable timber. (There is a pun here: the word for timber is homophonous with and sometimes used for the word meaning ‘talent/ability’. Here the literal meaning is secondary).” ( [8], p. 262)

例3中，“奇材”既指森林中的苍天大树，又指身怀才能的奇人，结合上下文，第二种意思更贴近原文。“timber”一词，兼具两种含义，但第二种含义较为少见，因此译文增加了尾注，既保留了原文的双关修辞，又适应了译入语文化，使西方读者更容易接受。

3.2. 替换

用目的语中与源语言类似的表达方法进行翻译的方法称为替换法。由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文化空缺现象时有发生(英汉对比与翻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根据源语言的词汇意义，选择目的语中的类似表达进行替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加强译文可读性，消除译作带来的陌生感。

例4：原文：“外间里摆着大躺厢，地长桌，太师椅。”( [7], p. 98)

译文：“The former was furnished with a large obong chest, a rectangular table, and an armchair.” ( [8], p. 84)

例4中，“太师椅”是一种椅子，但又不仅是椅子——“太师”是古代官名，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作为以官名命名的椅子，其同时象征着坐在太师椅的人的地位尊贵、受人敬仰。“太师椅”能够折射出中国古代的尊卑体系，其背后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西方意识形态中，“平等”这一观念至关重要，因此，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太师椅”背后所蕴含的含义或许难以理解。于是，考虑到受众读者的整体意识形态，葛浩文用armchair (扶手沙发)一词代替了原文中的“太师椅”，保留了其形象，弱化甚至消除了其暗含意义。

例5：原文：她的婆婆也说“反正死马当活马治吧！” ( [7], p. 157)

译文：“We’ve got to try”, her mother-in-law said, “because where there’s life, there’s hope.” ( [8], p. 139)

例5中，“死马当活马治”是中国社会中广为流传的俗语，比喻明知事情已经无可救药，仍然抱万一希望，积极挽救，也泛指做最后的尝试，与“马”这一形象并无必然联系。译文中并未出现死马、活马，而是根据西方读者熟知的俗语“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仿写句式，传达出了原文含义。

翻译过程中，为取悦目的语读者，译者会根据自身文化中的诗学形态对原文进行重塑，此例中，尽管成语背后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被抹杀了，但是，这样的方式更能使译文符合目的语文化规范，不仅朗朗上口，还能给西方读者熟悉感，引起读者共鸣，打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之门。

3.3. 直译

直译法即既保留原文的语义内容、又保留其形式的翻译方法。运用直译的翻译方法，文化负载词所承载的独特色彩予以保留，更能传递源语言文化的个性。

例6：原文：“阎王爷不但要捉团圆媳妇的婆婆去，现世现报，拿烙铁烙脚心，这不是虐待，这是什么，婆婆虐待媳妇，做婆婆的死了下油锅，老胡家的婆婆虐待媳妇……” ( [7], p. 113)

译文：“Not only will Yama snatch the child bride away, he’ll likewise come after her mother-in-law to seek retribution. For what is branding the soles of someone’s feet, if not a form of abuse? A woman who abuses her prospective daughter-in law will be consigned to a vat of boiling oil, and since the child bride of the Hu family has been abused by her prospective mother…” ( [8], p. 131)

例6中，用“阎王爷”、“现世现报”、“下油锅”等词汇来议论小团圆媳妇被婆婆虐待，具有强烈的宗教文化色彩。葛浩文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深受西方宗教体系的影响，拥有西方的宗教价值观，但译文仍然选择直译的方法，最大程度保留原文文化色彩，如“阎王爷”一词并未选择Hades (希腊神话中统治冥界的冥帝)，而是选择佛教词Yama，与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葛浩文在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时，偶然在图书馆读到了《呼兰河传》，立即被萧红的才情所吸引，从此开始了萧红研究之路，完成了其博士论文。由此可见，葛浩文的意识形态不仅有其作为西方人的一部分，还包括其对于萧红的推崇、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葛浩文并未采取“全盘西化”的翻译方法。

3.4. 改译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不仅是翻译者，也是创作者。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不对等的改译，以便使译作更加符合目的语规范、使读者更好理解作品内涵。

例7：原文：“家里的人，看了她那样子，都说，这孩子经过一番操持，怕是真魂就要附体了，真魂一附了体，病就好了。”( [7], p. 189)

译文：“When members of her family saw how she lay there, they all said she had undergone a great struggle, but that her true soul still had a grip on her body, and if so, then she would recover.” ( [8], p. 174)

例7描述的是小团圆媳妇被热水烫了三次以后旁人的议论，“操持”在这句话中，意为“料理、操办”，但译文中，为使人物形象更真实鲜活，译者并没有按其本身含义来翻译，而是改写为“struggle”，强烈烘托出小团圆媳妇遭受的痛苦，给读者带来更直观的感受，使读者深切地体会到她的悲惨遭遇，一个受尽苦难、毫无还手能力的小媳妇形象油然而生。

3.5. 省略

当目的语的与源语的认知环境大相径庭时，在目的语读者和源语作者之间建立联系极具挑战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根据客观条件需要省略部分内容，以提高译作接受度，从而减少商业风险。

1979年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呼兰河传》英译本只有前五章，直到1988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再版其单行本时，才补齐全书，添加了最后两章——“Harelip Feng”和“Epilogue”。虽然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原因，但为开辟市场“试水”的嫌疑很重——当时美国大学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稀缺，《呼兰河传》的翻译为印第安纳大学提供了契机，通过出版该译作，可以带动美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为开辟更多的读者市场探路；与此同时，选择此类作品出版，出版社也冒有风险，因此并未出版全译本。

4. 结语

本文基于操纵理论对葛浩文译作《呼兰河传》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译者在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下，采取了增译、直译、替代、改写、省略等多种翻译方法灵活调整译文，从而提高原作在国外市场的接受度。《呼兰河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是传统文化的缩影，葛浩文译作力图保留民俗文化的原汁原味、传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研究葛浩文《呼兰河传》英译本，总结其翻译方法，对于文化负载词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加快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引用

皇甫雨嫣. 操纵理论视域下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以葛浩文译《呼兰河传》为例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Based on Manipulation Theory—A Case Study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04): 739-74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409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