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收稿日期：2023年3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19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29日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伴随现代化带来的，而现代化必然会带来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加速。本文通过探索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现代化发展道路中人口老龄化的实践启示，同时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不足，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历史成因和现实缘由，提出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对该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进程，人口老龄化，马克思人口理论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Jiacheng Wu

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Received: Mar. 6^th, 2023; accepted: Jun. 19^th, 2023; published: Jun. 29^th, 2023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 that my country’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re accompanied by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ging of the social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n this paper, by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on my country’s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deficiencies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cause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re analyzed, and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re proposed.

Keywords: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Population Aging,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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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龄化侧重的是老年人在人口年龄结构中比重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对于老年人起点年龄认定标准，各国受经济状况、社会发达情况及文化民俗等相关情况影响，各有不同，实际上各学者在界定老龄化中老年人概念时仍采用联合国的65岁为认定老年人标准。

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也就是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演进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我国仅用了18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至少25年从成年型人口结构转变到老年型人口结构的过程。

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将65岁确定为划分老年人的标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1.9064亿人，占总人口的13.5%” [1] ，我国显然已经是高度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世界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也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带来诸多问题，表现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社会和家庭负担增加，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加速枯竭，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分化，社会文化逐渐保守，不仅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挑战，也反作用于社会发展，严重挤占了社会资源与家庭资源，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赖点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助长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作为普遍性、共性的世界性问题，只要能发现并促进问题的解决，不断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状况，就有可能突破这个世界共性的难题，实现超越。

2. 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同时，人口快速地发展相对超出了社会需要因而出现“相对人口过剩”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矛盾。在此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和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对于人口发展规律要求的同时，归纳出了人口理论。

(一) 马克思人口理论的实践启示

第一，“两种生产理论”，人口的本质通过两种生产表现出来，一面是自然性，一面是社会性。恩格斯认为，“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2] 作为人类社会生产一体的两面，“两种生产”通过相互作用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相辅相成、彼此适应的关系变革中，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力。

第二，“人口规律理论”，生产方式决定着人口的发展。人口规律，首先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与周边诸多的密切联系中，受到其本身条件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其次，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统一体，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种属性中与社会经济发展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 [3] 这不仅是因为人口生产的过程通过家庭和婚姻这种社会形式来进行，也因为人的消费体现着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消费力，同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则会有不同的人口规律。

第三，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人无论是在进行自然的物质生产还是在脑海里的精神生产，都是构成社会存在的目的组成方式。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文条件下，也存在着不同的适应生产力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人和社会的发展等同于一条铁轨上的两轨，不是简单集合或包含的关系，个体的人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发展，也不能用社会的发展去代替人的主体性作用。使用和强化科技因素的主体是人，科技带来社会进步和发展背后的主导力量也是人，在看到其带来生产力变革的同时，也应该将生产关系的调整到人能够同步并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只有一切人为起点出发进行生产，才能真正做好“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二) 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困境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4] 从现实角度考量，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出来的财富理应足够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国家对老龄化的反应实际上并不那么有效。

1) 资本主义狂热地追求剩余价值，使人附属于他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指出表面上人的自身生产适应于物质资料生产，实质上人的自身生产才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最终意义。人的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在不同的时期内会产生动态的相互转变，并不存在服从的关系。而在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几百年间里，“资本的逐利性”被无限放大。在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前两百年间，造成的人口的相对过剩，不仅埋没了人作为主体的价值，更使人的自身生产屈从于、服务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打破了“两种生产”内部的动态平衡。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入信息化社会后，若仍一味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发展失去平衡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生育更多的人口不过是被剥削的人口更多，生产出来的人口只是给少部分人创造财富，社会出生率的持续萎靡，使其社会发展深陷入老龄化泥潭。

2) 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缺陷，无法从根本上接口人口老龄化问题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具体措施上照顾到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然而其内在的缺陷却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应付。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的移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由于社会差异等原因，大部分移民只能居处于社会底层，产生了许多宗教冲突、种族歧视、社会治安等社会问题。以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采取了提高生育补贴和养育补助的政策来鼓励新生人口增长，可现实却是事与愿违。社会毕竟是人所在的社会，只要关于“人”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就无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3) 中产阶级收缩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失衡

进入现代化以来，全球老龄化体系呈现出未富先衰的特征，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中产阶级的收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开拓，资本主义国家普遍不再向外扩张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来发展生产力，它逐渐转向利用资本制度的优势，通过法规和制度的建立对社会内部阶层进行更深层次的掠夺，同时世界进入到现代金融资本阶段，采取竞争的手段通常更加恶性，造成的人心向背，人们不在以“向善”“有德”作为做人标准，通常被看成是生育低下的间接原因。

4)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源的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的低迷

激进的社会工业化在一些西方国家造成的巨大代价，城市化的过程就是集中资源实现城镇化的现代化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民产生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原因。资本主义可以依靠社会制度将分散和闲置的资源集中起来形成资本，这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就会采取内卷的方式对人民内部进行“压榨”、不断夺取财富，造成中产阶级的持续萎缩。没有了中产阶级的平衡作用，一方面会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人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通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来走出人口老龄化的桎梏。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意义和启示在于不断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3.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形成历程

(一) 老龄化形成的历程

1) 1950年至1970年：农业经济形态下快速爆发的人口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外部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国内主要的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在一定时期内是符合社会发展形势的，因此政府对人口数量的干预因为经济形势的需要而采取放任自发的形式。1953年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后，党中央逐步意识到国民经济的建设可能受到快速增长人口所带来的消极的影响，因此从政策方面加以了干预，当时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口数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两面的，指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 [5] ，这时还没意识到的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受到传统文化“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影响，农业经济形态下，水平较低的生产力水平需要一定程度的“绝对剩余人口”而不是对人力劳动资源质量的依赖。这一时间段，急剧增加的人口成为2010年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的重要原因。

2) 1971年至1980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转向高速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人口劳动力的要求已经转向工业化国家对人口素质的需要。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是各方面经济社会承载的压力。另一方面人口政策靠民众自发性的节育措施，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这一时间段，新增的2.9亿人口受到教育发展水平的限制不仅没有转化成为人口红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当时超量的人口压力和今天老龄化增速远超发达国家。教育相对的滞后性导致社会发展对已有的人口素质存在相对的欠缺，国家开始从教育方面制定适应人口数量发展的政策。

3) 1980年至2010年：人口增速的放缓与逐渐老龄化

1952年，可我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仍然高达50%。工业比重仅20%；在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后到1970年，我国工业产值比重就上升为GDP的40%，可以说仅用了20年就已经完成了发达国家百年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雏形。1980年至2010年间，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由1981年的占比31.3%下降至2010年的9.3%，农业形态的社会可以说在中国找不到影子。中国仅用了三十年，甚至先于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且在2010年左右开始了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社会形态过渡，如此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求对人口素质的转型升级，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自发性地节育。固然计划生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生产方式带来的变革导致的人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

4) 2011年至2020年，产业结构的升级加速了人口结构老龄化

2001年至201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超越了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10年后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达到66.3%，不到10年的时间，GDP总量翻倍。与此相适应的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需失衡、人口结构及比例失调、养老压力逐渐增大等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2019年11月，我国正式发布《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目标和实施举措，成为新时代我国推进人口发展的又一重大方略。

(二) 人口老龄化的形成的缘由

1) 多重因素造成年轻人较低的生育率

我国生育率已经陷入持久的低迷状态，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为1200万人，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跌破1.5的“低生育率陷阱”警戒线，基本进入极低生育率范围，全年人口净增长仅为204万。 [6] 影响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医疗、住房、教育等昂贵的生育成本让许多年轻人望尘却步。其次是思想观念因素，作为如今本该是生育的主力人群的“90后”，受到传统文化生育观念影响较小，不再认为人自身的再生产是必需品。再次是其他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淡化了人们“养儿防老”的概念，社会的高速发展愈加要求高精密的人口素质，“终身学习”的理念加深了人们持续接受教育的观念，导致高学历人群晚婚晚育的普遍现状。

2) 计划生育造成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体经济形态从典型的农业型社会过渡到工业化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再到2010年以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社会经济形态，其中追求的是更加高超的人口质量。社会中的人对于人的再生产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求随之更改。计划生育政策和群体中人们自发性的节育造成了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发展。

3) 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推进了老年人年龄的增长

马克思人口理论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着人口发展，社会经济条件的提升和医疗和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进一步提高了人口的平均寿命。有调查显示全国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77岁增长到了到2019年的77.30岁。 [7]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一) 拓展老龄化人口人力资源

马克思人口理论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就自然性而言，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已经不能和在社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年轻人比，但其人生阅历和头脑中的智慧尚存，因此拓展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利用现代科技弥补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不足，不失为一种应对老龄化的对策。

(二) 采取干预措施，降低人口老龄化速度

借鉴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群体自发性的生育或节育往往是盲目的，有时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结果，从社会发展来看，人口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能脱离国家的计划和管控。生产方式决定着人口的发展，人口的调控措施也必须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口质量或人口数量相匹配，因而人口政策的着眼点是要放到与社会的资源供给与发展要求相适应。

(三) 经济与教育手段提高有效劳动力的供给

从现实意义上来看人口数量从劳动力的供给和消费力两个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人口数量不再是决定因素。中国绝对的劳动力人口大约在九亿左右，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力资源的质量过低的人口，一方面这与一部分贫困地区受当地资源影响不重视或者接受教育程度较低有关，另一方面，部分普通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创新进度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要求，造成人才与社会脱钩的现象。

人口老龄化从人口结构层面造成了对适龄就业劳动力减少的局面，因此必须及时补充适合的劳动力质量，尤其要注重教育的创新和改革以适应时代所需的人才要求。

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调整内部生产关系，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弯道超车”的绝佳契机，是我们难得的外部机遇。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展的顺不顺利，中国文明话语体系建构完不完善，都应该将视野放到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之上。

文章引用

吴嘉城.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探索研究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J]. 老龄化研究, 2023, 10(02): 302-307.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203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