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²江苏现代信息社会研究基地，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8月28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23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30日

摘要

汉宋儒家解经特征及其转向，是儒家经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表征，也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汉唐儒家解经以“唯经是从”作为基本遵循。其学虽笃实谨严，但因其渐显烦言碎辞、抱残守缺之弊端，深为宋儒所厌烦。随后，宋儒开启疑伪考辨、创立新说之风气，大力倡导直探经义、专讲义理的解经范式。这不仅是汉宋解经转向的标识，也透显出宋儒不信崇经师之说，而以阐发经典义理作为解经旨趣。因此之故，宋儒义理解经之风日盛。后因儒者只顾自立新说而脱略章句，致使解经流于空谈性理之弊，亦为清儒所诟病。探究汉宋儒家解经的多重进路及其转向，有助于开显儒学发展的基本路向。

关键词

汉宋儒家，解经，唯经是从，义理解经

Characteristics of Han and Song Confucianism’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and Its Turn

Xinhong Tao^1,2

¹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²Jiangsu Modern Information Society Research Base,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ug. 28^th, 2022; accepted: Sep. 23^rd, 2022; published: Sep. 30^th, 2022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Han and Song Confucianism in interpreting the scriptures and its tur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one of the basic ways of Confucianism’s own development.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terpreted the scriptures with “only the scriptures are followed” as the basic rule. Although the study was rigorous and strict, the Song Confucianism was bored by its tedious rhetoric and the drawbacks of holding on to the fragments. Subsequently, Song Confucianism began to doubt the pseudo-examination, the creation of a new style of doctrine, and strongly advocate the direct investigation of the scriptures, specializ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radigm. This is not only a sign of the shift of Han and Song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but also reveals that Song Confucianism does not respect the scripture teacher’s word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s interested in expou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classics. As a result, the Song Confucian style of interpreting the scriptures became increasingly popular. Later, because the Confucianists only cared about creating new sayings and omitting the chapter and verse, result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flowed into the empty talk of the nature of the disadvantages, which also criticized by the Qing Confucian criticism.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ultiple paths of Han and Song Confucians in interpreting the scriptures and their turn will help to reveal the basic direction of Confucian students’ development.

Keywords:Han and Song Confucianism,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Scripture Alone, Righteousness in Understanding Scriptur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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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儒学在两汉以来主要表现为“经学”¹。汉代经学划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阶段。由于今文经学注重经典的“微言大义”，导致后来流于繁琐而被逐渐淘汰。东汉时古文经学开始兴起，主要以笺注经典中的字词来解经，这一时期出现了郑玄所注的《三礼注》和《毛诗笺》。由于其解注文字简洁明了而广为传诵。虽然笺注简洁，但一般人却很难通晓经典的意旨。这就催生了后期经学家专注于对经典的笺注做疏解的学问，即“义疏”学。通过对经注文义的解说使读者理顺经意。降及唐代，以孔颖达为主的官修《五经正义》，统一了自南北朝以来的对五经所作的义疏之作。这种解经²的形式和内容直到宋初才有较大改变。

2. 汉唐儒家解经嬗变及其特征

2.1. “唯经是从”的解经之方

汉儒解经讲究“师法”和“家法”。前者是指所从授业之师之法，而后者则是以某经某氏之学为名。汉儒极为重视师法，他们往往谨守“师法”，并以此作为治经门楣高低的区分标准。若弟子不守师法不仅会为同门排斥而且也难以获取功名。由于有名的经师招收的弟子极多，以致很多弟子并不都能得到经师的亲授，因而就出现了由先入门的弟子代授的普遍情况。实际上郑玄虽师从马融，但“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子玄” [1]。

汉儒解经的体裁方式主要有传、说、章句、训诂等。其中，“传”主要是指先儒的解经之作。诸如，对《易》的解释有《杨氏传》、《周氏传》等。由于“传”用语简洁，仅仅记载了先儒解经的大义，而且言语晦涩难懂，因而后来就出现了对“传”进行详细阐释的“说”。其实，由于“说”主要是以弟子间的口耳相传为途径，因而导致其内容与经义渐行渐远。

降及东汉，出现了与“说”相似的“章句”。这种解经方式的特点就是对经典的解释文字繁多，连篇累牍。

此外，汉儒还采用“训诂”的方式解经。“训”、“诂”二字最早见于《尔雅》。汉代文献中“训诂’也就是指“训故”。《说文解字》说：“古，故也。”而“诂，训故言也；训，说教也”。实际上，“训诂”就是解释古文字并说教之。《汉书·楚元王传》载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 [2], p. 1970)。唐代孔颖达则给出了具体的定义：“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并且他进一步解释说：“诂训学，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3], p. 13)。

两汉时期，训诂学文献非常丰富，主要有《尔雅》、《方言》、《释名》以及郑玄的《毛诗笺》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义疏”体著作。训诂的范围由经学向扩展到了史、子、集部。如，有杨倞的《荀子注》和颜师古的《汉书注》等著作。由此可见，训诂只是与古字义有关的解释和流传，与主要传达经文精义的“传”是有所不同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四库》馆臣对汉儒之学的评价是：“专门接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4]。熊琬先生认为：“所谓汉学者，重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爬梳。可说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句，无师承”( [5], p. 16)。从文字学角度看，汉学不仅非常细密，而且要有深厚的知识根底，可以称之为“笃实谨严”。但是，由于以章句解经，考订反覆，征引古今，以至于烦碎支离，而且其学注重师承，在解注篇章字句时，必须谨守家法。若稍持异议，就会被指责背师、非圣，因而后世学者认为其抱残守缺，发明甚少。

2.2. “烦言碎辞”的解经之弊

从汉儒解经的发展来看，今文经学家擅长穿凿附会，因而解经烦琐，多涉及阴阳五行、迷信怪异成分。而古文经学家则注重文字语言的训解和名物制度的考释，较之前者稍显简明扼要。但是，就汉儒所采用的诸多解经方式来看，皆存在烦言碎辞、脱离经义的普遍情况。

班固在《汉书》中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子弟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2], p. 3620)。可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使儒家经典被奉为官方经典后，就出现了专门以研究儒经的学问，但随着解经的日益繁琐，导致治经者并非以解注经典意旨为目标，而是以获取功名利禄为目的。据载，王莽的时候竟然出现“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 [6], p. 137)的事情。由于“章句”解经篇幅繁杂，很大程度上湮灭了经义的主旨，反而影响了经典所蕴涵的价值，以致于遭到众多学者的厌烦和抨击。刘歆评说到：“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2], p. 1970)。由此，出现并进一步导致“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1], p. 2547)。这种只注重语言文字表面的华丽辞章，致使儒家崇尚的入世致用之风逐渐衰败。

事实上，这种繁琐的解经之风为当时有见地的儒士所批判与抛弃。据载，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 [2]。桓谭也“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 [1]。王充则“好博览而不守章句” [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儒用于解经的“传”、“说”存在缺漏，从而导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注解经典方式越演越烈，以致于先圣之道存而不彰。王弼在总结汉儒解经弊端时，曰：“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7], p. 632)。在王弼看来，经典作为先圣立言垂教的宝典，目的是教人以通晓其中的道理来作为判断正邪的标准，而汉儒却将此湮没于繁琐的训诂章句之中，作茧自缚，使经典之旨得不到彰显。

无怪乎有弟子问二程汉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经”的原因时，二程说到：“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且如解‘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又不足道也。东汉士人尚名节，只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贤也。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杨雄( [8], p. 283)。在二程看来，汉儒采用章句训诂等解经手段导致了阐释经文繁琐不堪，严重脱离经旨。仅仅是解注“尧典”二字，就能用三万余言来阐述，根本不知其要义。不仅西汉如此，就是崇尚名节东汉士人也并未完全脱离这种解经习气，在探寻经义大旨方面并没有突破，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贤儒。他认为，在汉代只有毛公、董仲舒、杨雄三人可以称之为儒者风范。

事实上，汉唐解经之学的发展致使古代经典所蕴涵的经义多有偏离和缺失，经师们常常陷于对经传的章句、训诂考证、注疏及其比附等解经窠臼，因而对于经典精义的发挥极少，甚至脱离了经典的意旨。

由此，二程不无自豪的说：“本朝经术最盛，只近二三十年来议论专一，使人更不致思”( [8], p. 283)。言外之意，宋代解经之学最为兴盛，而且解经方法要比汉唐专一，他非常推崇探究经典大义的义理解经之法。

值得关注的是，儒家认为伦理道德是思想文化的根本。而汉儒的训诂章句之法忽视了伦理道德的建设，朱熹就曾批评曰：“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之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9], p. 4154)。在朱熹看来，汉儒专注于章句训诂而不注重发掘经典文本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其读书只是记诵古之训诂和文辞等表面，并以沽誉钓名之举获取功名利禄而已。

清儒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也抨击了此种流弊，其曰：“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 [10], p. 134)。在邓广铭先生看来，宋儒舍弃汉唐以来的训诂、章句之学并逐渐转向注重阐发经典中所蕴涵的义理。其内在原因固在于对汉儒繁琐哲学的厌弃而要转移方向，而其外部原因则也是在于看到佛教的那些学问僧都在将说心性之学，便也想在这一方面能与之一较高低之故( [11], p. 140)。

3. 宋儒解经之转向

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因其固守师法、过于繁琐，以致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被浩如烟海的文字训诂所湮灭，致使自孔孟以来儒家之“道”晦而不彰，加之佛道之说日益兴盛，严重挑战和动摇了儒家的主体地位。因此，唐末以后，儒者渐渐厌倦此种治学之方，积极寻求改革这一传统。赵宋以降，至仁宗庆历新政以后，由于科举考试以王安石的《三经义》为标准，突出经义的重要性，力求以经世为务。这样即促进了汉唐以来章句训诂之学向以发挥儒典蕴涵之义理之学转变。因之，儒士在解经方法上突破了先前的禁锢，使经典之意蕴得以充分发掘，儒学之发展重获生机。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资源，理解和解释是其自我开展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含义及价值也就在这种理解和解释中得到明晰、完善和释放”( [12], p. 16)。

3.1. 疑伪考辨，创立新说

宋儒致力于复兴儒学承传道统，就必须构建极具思辨性的形上理论系统。为此，他们往往通过怀疑、解注经典，阐发其中义理，力图重建经典的义理系统，以达到与佛老相抗衡。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宋代学术的精神风貌与汉唐学术有很大的不同”( [13], p. 7)。

实际上，宋人解经不傍依古人，直求于经文，注重个人的发明创造，自出新意，自立新解。而不像汉唐之儒解经那样谨守师说，不敢跨越原有之经学笺注，仅仅注重章句训诂。此种繁琐而不切实际的解经之方，在佛老思潮的冲击之下摇摇欲坠。因之，宋儒解经之目的就必然转向以构建更具思辨性和实用价值的形上义理系统。

宋初，疑伪考辨之风兴盛，汉唐诸儒固守的“疏不破注“的法则被彻底冲破。当时，无论是学者解经还是科举考试，皆不笃守汉章句训诂之学，而崇尚疑古创新、阐发义理之风。当时名儒欧阳修、吴棫、程大昌、王应麟、朱熹等人皆借助文献考辨，提出过诸多疑经之论。其中，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用自设问答的方式辨疑《周易》的作者。他通过考察文献中存在的自相矛盾进行辨疑，认为《易》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他尤其排斥《系辞》，对于《诗经》和《尚书》及其他诸经，亦多有疑难。此外，当时还出现苏轼兄弟诋毁《周礼》、李觏、司马光等人怀疑《孟子》、郑樵、朱熹等人怀疑《诗叙》等等。

从思想解放的视域看，兴盛的疑经思潮的确为创立新说开辟了道路。因为，怀疑经传激发起了学者重新解注儒典的积极性，由此逐渐形成了以义理解经的新方法，从而摆脱了汉唐的章句训诂的束缚，开显出了经典的强大生命力。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对经典的怀疑和解释，才促进了人们认知事物方式的进步。朱熹就曾指出：“大疑则大进，又云：‘无疑者，须要有疑’”( [14], p. 14)在朱熹看来，怀疑往往能促进对认识的深化。为此，他鼓励学者应该要具有怀疑的精神。而与朱熹、程大昌同时代的心学代表陆九渊也曾曰：“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15], p. 3)。其实，笛卡儿也曾对“怀疑”在追求真理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怀疑一遍”( [16], p. 1)。

二程作为理学思想的奠基者之一，在宋代疑经求新的思潮中起着支柱的作用。他们希求摆脱汉唐以来的谨遵师训，注重章句训诂之学的学术禁锢，积极倡导学术独创精神，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其曰：“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如《易》，《系辞》所以解《易》，今人须看了《易》，方始看得《系辞》。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师传，故因经以明道。后世失其师传，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经’”( [8], p. 211)。因此，伊川强调：“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误人”( [8], p. 211)。由此看来，进学者应该首先具有自信心，只有不轻信古人之所言，才能培养并增强判断是非的能力，进而发挥其开新的潜质。

正如陈植锷先生所言：“从以孙复为代表的疑传派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疑经派，疑古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局面”( [17], p. 183)。

3.2. 直探经义、专讲义理

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只是专注于对经典文本的文献学的解读，仅停留于文字的注疏和文意疏通上，而并不能满足解注经典的经世价值需要。即通过经典的解注，体悟其中的圣贤之道和治世之道，以备现实借鉴致用。因此，通过解注经典，发掘其所蕴涵的思想观念并将之以抽象的概念串联起来，达到能解释或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系统理论，就成为后世儒者解注经典的主要目的。这一解经的内在需要，到了宋初就渐趋变得更加强烈，从而使以阐发经典的义理为要务的义理解经之学得以出现，并成为宋代学者解经的主流方向。

事实上，中唐以后，经师啖助、赵匡等人对于汉魏六朝以来那种烦碎支离的解经方法，甚为不满，务求脱去陈旧束缚，打破以往的解经拘束，专以己意解经，不相统摄，开创以直探经义的解经风气之先。啖助曰：“惜乎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 [18]。

梁启超在论及宋儒解经风气转向时，曰：“汉人解经，注重训诂名物，宋人解经，专讲义理。这两派学风，截然不同，啖、赵等在中间，正好作一枢纽。一方面把从前那种沿袭的解经方法，推翻了去，一方面把后来那种独断的解经方法，开发出来。啖、赵等传授上与宋人无大关系，但见解上很有关系，承先启后，他们的功劳，亦自不可埋没啊！”( [19], p. 140)在梁启超先生看来，汉、宋儒者解经方法迥乎不同，一重训诂名物，一重义理。而在由汉儒解经转向宋儒义理解经的过渡中，啖助、赵匡起到了关键性的“枢纽”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从被称为“宋初三先”的胡爰、孙复、石介，到周敦颐、张载以及二程，他们在解注经典时皆以义理为主。他们特别看重对《周易》、《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典籍的解注，发掘其中具有符合时代特点和价值的义理思想养料，开创和构建新的学说体系。理学就是在这种以义理解注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宋儒解经，注重探究其中蕴涵之义理，而不同于汉唐儒者专注于名物训诂、传注义疏的解经路径。因而，宋儒对于经典的解释被称之为：“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 [4], p. 1)。也就是说，宋儒解经抛弃了汉唐以来繁琐的章句训诂的方式，而深入到经典的内部穷究其义理大旨，对于此前的经师之说皆不信崇，而是以经典之义理来判断其是非。

事实上，“义理”源于《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原义即是对“礼”的解释说明的文字。张载认为:“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 [20], p. 273)。在张氏看来，研习义理之学首先必须对儒家经典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汲取其中的思想主旨，而不是靠浅显简易的表面功夫就能有所成的。因为只有深入经典内部领会和体悟到圣人之意，才能通达天下之志。如果学者只是注重经典表面的言语，并模仿圣人之说，其实与佛教之所谓祖师之说无异。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解经之作远远超过了前代。“观《宋史.艺文志》所载，经部之书多至1304部、13608卷，其中宋人作品约占85%以上，绝大多数都可以归入经注之列。这个数量，已大大超出先宋各朝同类之书的著录之数。……下及清初《四库全书总目》，传世经学著作仍以宋人的居多”( [21], p. 173)。

朱熹就曾对入宋以后学者解经进行了归类。曰：“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 儒者之经；(一) 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 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解书，须先还他成句，次还他文义。添无紧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 [22], p. 193)。朱熹以解经主体及视角为标准，将宋代以来的解经类型划分为儒家学者的解经、以文人的视角解经以及以佛禅者的视角来解经，并强调了解经的基本原则为三部：一是训诂使文句畅通，二是解读经典中的义理旨归，三是改经添字要慎重。他严厉批评了时人解经中随意增添重要字的行为。实际上，朱熹曾对于历代解经，特别是汉以来的解经的分类和利弊作了总结，并指出晋以来解经的转向与特点。曰：“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 [22], p. 1675)。也就是说，入晋以后儒者解经的风气与汉儒依经演绎不同，逐渐脱离经典文字而发挥其中的自己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虽然对汉儒的训诂注疏之学提出批评，但也清醒的指出了宋儒在解经上存在的弊病。其曰：“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二程)始发明之，则学者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 [23], p. 3640)。显然，针对当时儒者中出现的脱离章句训诂之学，进而走向空谈“义理”的极端学术风气，朱熹毫不客气的给予指出和批评，并认为这种学术路向比汉儒章句之学的危害更大，应该引起警示。这也反映出朱熹在解经的原则和路向，既要抛弃汉唐以来儒者沉湎于繁琐笺注章句的流弊，也要防止在解经上因自立新解而流于空谈性理，不注重求实的弊端。事实上，在宋儒的诸多解经之作中不乏有类似的弊病，以致后世学者谈及宋儒或宋学时，往往以“空疏”称之。

吊诡的是，在学术发展中依然存在“物极必反”的现象：“清初学者，一面反对宋儒道术本身，一面反对宋儒解经方法”( [19], p. 165)。戴震在评价宋儒解经时，曰：“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 [24]。在戴震看来，宋以前的学者在解经时谨遵经典，能做到“注不破经”，不会出现在解注经典时的混乱现象。而入宋以后，儒者解经反而脱离了儒家经典的原旨，往往以佛老之言来解注儒典。戴震以子孙与祖父的关系来比喻此种关系，认为宋儒是未解儒典之精义而以佛老之义因之，表面上是儒家之说，其实内里却是佛老之说。与戴氏不同，梁启超先生则认为：“汉唐学者，偏于声音训诂的追求，马、郑、服、杜、陆、孔、贾以后没有多大发展的余地；宋儒嫌他们太琐碎了，另往新方面进行”( [19], p. 162)。

4. 结语

通过解释、注疏、诠释等方法研究经典文献，达到解疑释惑抑或阐发其中含蕴之义理是儒家经学的重要内容。借助解注经典文献以开掘和阐发其中义理涵蕴，是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汉唐以降儒家解经历经今、古文经学之嬗变，“唯经是从”是其基本遵循。其学虽笃实谨严，但因其以训诂、章句解经，考订反覆，以至于渐显“烦言碎辞”之状；加之其学注重师承，谨守家法，致使其显现抱残守缺，脱离经义旨趣之象，甚至其学发展显露有沽誉钓名和获取功名利禄之势。宋儒对此解经之弊深感厌烦，并随之开启疑伪考辨，创立新说之风气，大力倡导直探经义、专讲义理之解经之方。

事实上，宋儒开创“摆落汉唐，独研义理”的解经范式，不仅是汉宋解经转向的标识，也透显出其学以穷究经典之义理主旨为目的，以不信崇经师之说，而以经典之义理来判断其价值为特征。因此之故，宋儒义理解经之风日盛，各类解经之作繁富远超前代。当然，随之而来的宋儒解经之弊端也渐趋显露，以至于出现只顾自立新说而脱略章句，解经流于空谈性理之风。值得注意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部分儒者敏锐地意识到，此种流于“空疏”的学术路向危害之大或甚于汉儒章句之学。实际上，宋儒义理解经之法就饱受清儒诟病。在此基础上，清儒解经似有接续汉儒“注不破经”之路向，主张回归经典本身“以经解经”，弃“理气心性”之虚，倡朴学释证之实。

汉宋儒家解经之特征及其转向，是儒家经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表征，也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实际上，历代儒者解注经典文献的多重进路及其不断优化提升，成为激发儒学发展生生不息的主要动力。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培育路径研究”(D/2016/01/50)；江苏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研究会课题“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2021JSJYDJ02026)；2022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及其贡献研究”(22SYA-033)；南京邮电大学2021年教学改革重点项目(JG01821JX17)；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31018005)；南邮人文社科研究出版基金项目(NYS220003)；南邮《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负责人专项(30018032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文章引用

陶新宏. 汉宋儒家解经的特征及其转向
Characteristics of Han and Song Confucianism’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and Its Turn[J]. 哲学进展, 2022, 11(05): 1014-1021.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17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