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茂名

²澳门城市大学心理分析研究院，澳门

收稿日期：2022年6月14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19日；发布日期：2022年7月27日

摘要

目的：为了探究累积生态风险对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影响，并探讨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累积生态风险问卷、逆反心理量表、反刍思维量表对450名中职生进行问卷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416份。结果显示：1) 相关分析表明，累积生态风险的各维度、反刍思维与逆反心理呈两两显著正相关(r = 0.13~0.45, P < 0.001)；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累积生态风险对逆反心理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52, P < 0.001)，反刍思维在累积生态风险与中职生逆反心理之间起中介作用(Bootstrap值为0.12，95%的置信区间为0.015~0.243)。结论：累积生态风险可以直接预测中职生逆反心理，又可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影响中职生逆反心理。

关键词

中职生，累积生态风险，反刍思维，逆反心理

The Effect of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on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ve Responses

Xinxin Mo^1,2*, Xinyue Hu²

¹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dong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in Maoming, Maoming Guangdong

²Institute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Received: Jun. 14^th, 2022; accepted: Jul. 19^th, 2022; published: Jul. 27^th, 202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ruminative responses. Methods: 450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questionnaire, 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 and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scale, and 41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finally recovered. Results: 1)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mensions of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ruminative responses and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 = 0.13~0.45, P < 0.001).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shows that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could directly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β = 0.51, P < 0.001) and ruminative responses mediated the effect of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Bootstrap values were 0.12,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were 0.015~0.243). Conclusion: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could directly predict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s well as through ruminative responses, ultimately influenced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Ruminative Responses,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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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职学生大多处于青春期，他们的年龄大致在15~18岁之间，心理状态正从半成熟向成熟过渡(刘光明，李调，2021)。埃里克森发展阶段理论认为，青春期的主要任务是自我意识的发展，由于自主和独立的要求越来越强，青少年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丁淑婧，冯维，梁晓燕，2011)。逆反心理指的是当个体觉察自身的自主权被外界威胁或被剥夺时而产生的一种反抗性心理倾向(韩梅等，2016)，具体表现为对教育者的抵触和排斥，甚至对教育管理中提倡的教育内容反其道而行，做出违反学校及社会规范的事情(曹钧，2008)。研究发现，有逆反心理的个体往往呈现出更明显的精神卫生问题，如人际关系不良、学业不良、强迫症和网络成瘾等(陈云辉，李平，姜晶，2005)。中职生群体在初中阶段绝大部分存在学习成绩不佳、学习状态不良等问题，在应试教育中难以获得成就感体验，由此普遍存在自我价值感低下、缺乏学习动力，甚至厌学等现象，与普通高中学生相比，中职生沉迷网络游戏、上课习惯不良(迟到、旷课)等现象较为严重，学校及家庭难于管理，更容易出现逆反心理(赵婉伊，2017)。有学者调查研究显示，中职生逆反心理的表现类型丰富(如：对学校教育不认同、对学校管理的抵制、打架、斗殴等)，逆反的平均发生率高于50% (谷伟，2009)。为了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中职生逆反心理，有必要对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展开研究。

目前关于逆反心理的研究对象多为初中生或普通高中生，影响因素的探讨多是单一因素对学生的逆反心理产生的影响，如父母养育方式(韩梅等，2016)、家庭功能(张毛宁，冯海英，2015)、自尊(郭治斌，林丽华，2018)等，但从实际考虑，逆反心理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从某一个因素进行追溯和考量并不全面，不符合大部分个体的实际风险构成，有必要从多重风险因素的视角进行研究。累积生态风险指的是个体在现实环境中可能会遭受的、能让自身消极情绪或行为产生的几率上升的风险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学校、同伴和社区等多种背景(Wright et al., 2013)。人类发展的生物生态学理论指出，个体发展受到家庭，学校，同伴和社区等背景下多重风险因素的影响(Sun et al., 2021)。这些风险因素不一定是各自发挥作用，也有可能同时发生影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祸不单行”，因此在考虑风险作用的同时，有必要考虑多种风险的协同作用。研究表明，个体在同一时期遭受的风险因素越多，对个体发展的威胁就会越大，累积生态风险可以预测个体的内化与外化行为(李董平等，2016)，由此，当中职生被多重风险影响时，在学校中更有可能表现出抵制、不服从学校规范的行为，情绪方面表现出厌恶学校的倾向，即逆反心理。一项山东某中职学校的调查研究显示，中职生的家庭结构中，父母离异的比例高达36.4%，显著高于普通高中生，中职生的家庭亲子关系状况不容乐观(谷伟，2009)；同时，调查研究显示，中职生更容易有不良的同伴交往行为，更容易与社会青少年和同龄人进行不良交往；中职生的问题行为严重高于普通高中生，更容易违反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高秋爽等，2019)。可见，中职生面临多重风险的概率更高，而多重风险又很可能导致中职生出现逆反心理。由此，本研究将系统选取家庭、学校、同伴等生态子系统中与中职生最息息相关的代表性风险因素，构建累积生态风险结构模型，探讨累积生态风险对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影响，以期为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实践干预提供更清晰有效的路径。本研究提出假设1：累积生态风险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中职生逆反心理。

当前，未见有研究探讨累积生态风险影响逆反心理的间接机制，本研究认为反刍思维可能是其中的重要机制。反刍思维是指个体在经历压力事件后倾向于对消极事件的自发性反复思考，却不思考“如何解决或处理此问题事件”的倾向(杨雪等，2019)，这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它是消极生活事件导致负性情绪、负性认知的催化剂，也是重要的认知风险因素(高雅琴等，2020)。反刍反应风格理论认为，当处于生态风险情境程度高的人们，在面临压力或消极情境时，更有可能选取反刍的反应倾向(Kuehner & Weber, 1999)。研究表明，当个体面临长期高强度的压力源和不可控因素时，这种不可协调性使得个体倾向于使用反刍思维方式(张丹，胡雪庆，刘勤学，2021)，由此我们推断累积生态风险高的个体，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反刍思维方式。而当个体每天都陷入对消极事件的思考，面对家、校和外界的要求和规章制度，自然更有可能在情绪和行为上表现出对学校的厌恶及抵制、不服从学校规范的行为。布雷姆的心理逆反理论表明，社会情境和人格特质可能是个体逆反的重要影响因素(Grabitz-Gniech, 1971)，累积生态风险是个体面临的风险情境，而反刍思维在部分研究者看来是一种人格特质(连帅磊等，2017)。根据心理逆反理论，当中职生面临累积生态风险，同时又采取反刍的思维方式，很有可能会加重逆反心理。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反刍思维在累积生态风险和逆反心理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未见有研究探讨累积生态风险对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影响及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拟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探寻两者之间的内在心理机制，为缓解中职生逆反心理提供策略性的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使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抽取了广东省某中职学校的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450份，剔除规律性作答、漏填题目等无效问卷后，共收回有效问卷416份，有效率92.44%。其中，男生167人(40.1%)，女生249人(59.9%)；中职一年级239人(57.5%)，中职二年级177人(42.5%)，中职三年级学生因外出实习，不在学校，本研究没有收集到三年级被试的数据。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4~20岁，平均年龄为(16.21 ± 0.91)岁。

(二) 方法

1) 累积生态风险问卷

采用王俊梅(2019)年编制的累积生态风险问卷，该问卷为参考鲍振宙等人(2014)年的问卷修订而成，具有良好信效度。本研究选取了家庭风险、学校风险、同伴风险、社区风险、生活事件风险等五大风险因子对中职生累积生态风险进行测量，共计39个条目，累积生态风险总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该问卷共包含5个分问卷，具体分问卷介绍如下：① 家庭风险：该风险的测量共有两个维度，分别是亲子关系风险和父母关系风险。问卷采用5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其中亲子关系风险包含7个条目，父母关系风险包含2个条目，该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② 学校风险：包含4个条目，例如“我在学校里感到不舒服”。采用5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该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③ 同伴风险：包含3个项目，分数采用七点计分(1 = 很不同意，7 = 极同意)，得分越高，表示感受到的朋友支持越多，该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④ 社区风险：主要测量社区安全项目，采用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社区环境越安全，包含3个项目，该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⑤ 生活事件风险：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问卷进行测量，共20个条目，采用六点计分(1 =未发生过，6 = 极重度影响)，该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 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韩秀和杨宏飞翻译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韩秀，杨宏飞，2009)，量表分为3个维度：症状反刍(12个项目)、反省深思(5个项目)、强迫思考(5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1 = 从不，4 = 总是)，共22个项目，总分越高表明反刍思维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3) 逆反心理量表

采用曹钧翻译修订的《Hong氏逆反心理量表》(曹钧，2008)，量表分为4个维度：对依从性的逆反(3个项目)、抵制他人影响(3个项目)、对别人建议的逆反(2个项目)、限制性选择的情绪反应(3个项目)。共11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明逆反心理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三)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有关统计分析。

3. 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鉴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所有数据均为自我报告法收集，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我们采取了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我们把问卷里的所有条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有14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而且单一因子最大解释量为26.59%，不超过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中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为本研究中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积差相关的结果。相关分析表明，累积生态风险的各维度、反刍思维、逆反心理呈两两显著正相关。

(三) 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主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进行中介效应检定(方杰等，2014)。我们根据吴艳和温忠麟推荐的题目打包的方法，对本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各个变量进行打包处理(吴艳，温忠麟，2011)。具体的打包方式如下，累积生态风险由多种风险构成，因此把每一种风险下的题目打成一个包；反刍思维、逆反心理两个量表均分为不同的维度，因此，我们采用内部一致的方法，把同一维度下的题目打成一个包。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表

注：N = 416，^**P < 0.01，^***P < 0.001，下同。

首先，采用极大似然法检验累积生态风险对逆反心理的直接效应，结果表明累积生态风险对逆反心理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52, P < 0.001)，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c²/df = 2.85, RMSEA = 0.07, SRMR = 0.04, CFI = 0.97, NNFI = 0.95)，这样的结果支持了假设一。之后加入中介变量反刍思维，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标为：(c²/df = 3.81, RMSEA = 0.08, SRMR = 0.04, CFI = 0.95, NNFI = 0.93)，拟合指标良好。图1结构方程的结果表明，累积生态风险对中职生反刍思维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56, P < 0.001)，反刍思维对中职生的逆反心理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21, P < 0.001)，以上结构方程路径表明，中职生面临的累积生态风险越高，越可能产生更多的反刍思维，从而产生更多的逆反心理。

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的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定，我们选定了2000次的重复抽样(N = 416)。表2结果显示，反刍思维作为累积生态风险与中职生逆反心理的中介时，95%的置信区间为[0.015, 0.243]，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12，此时累积生态风险到逆反心理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β = 0.40, P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221, 0.583]。因此，反刍思维部分中介了累积生态风险与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关系，这样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二。

图1. 累积生态风险与中职生逆反心理的中介模型图

表2.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统计表

注：LLCI、ULCI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获得的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累积生态风险的各维度、反刍思维、中职生逆反心理之间呈两两正相关关系。累积生态风险可以直接显著预测中职生逆反心理，加入中介变量反刍思维之后，直接效应仍然显著，反刍思维部分中介了累积生态风险与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关系。

(一) 累积生态风险与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关系

累积生态风险的各个维度与中职生逆反心理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各风险程度越高，中职生越有可能产生逆反心理。中职生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情感、道德、学习等方面比普通高中生存在更多的问题(田凯等，2019)，当他们面临多重风险因素，更有可能产生逆反心理。以往实证研究也表明，目前中职生面临的风险因素很大程度上并非单一风险，而是多重生态风险的同时作用，而当中职生面临多重风险，势必会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引发逆反心理(陈志玲，2020)。同时，由于中职生处于青春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半成熟阶段，这时，他们的情绪变化剧烈，成人感显著增强，自我意识高涨，强烈要求成人尊重自己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王瑶，201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面临生活中的多重风险(例如：亲子关系较差、学校联结感弱、遇到生活事件等)，他们势必会有强烈情绪的波动，甚至是有时会把正常的管理措施看作不合理、不尊重他们的表现，从而引发逆反心理(曹钧，2008)。由此，累积生态风险是影响中职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减少累积生态风险，可以缓解中职生的逆反心理。

(二) 反刍思维在累积生态风险与中职生逆反心理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累积生态风险不仅能直接预测逆反心理，也可以通过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影响中职生逆反心理，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2。即当中职生面临多种风险情境时(例如同伴关系不良、学校适应不良、家庭关系不和谐等)，可能会有更多的逆反心理产生；与此同时，个体可能会反复思考自己面临的风险情境以及情境中出现的问题与困惑，从而陷入负性不良思维的漩涡，产生更多的逆反心理。以往研究也证实，反刍思维能在负性事件和个体的消极情绪中起中介作用(刘慧瀛，王婉，2017)，即负性的生活事件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反复回想的消极思考，从而产生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等)。相较于以往研究聚焦于单一的负性事件或负性风险，本研究综合考量了中职生可能感受到的诸多风险。也就是说，当中职生面临多种风险事件，由于其还处于心理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极容易产生反刍思维，对负性的风险事件有较多的消极思考，从而出现更多消极的情绪体验与行为倾向，即逆反心理。

5. 教育建议

这一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干预中职生的负性思维可以从他们自身的反刍思维入手，当个体不再沉浸于负性思维的漩涡，其情绪和行为都会有所改变，从而改善个体的逆反心理(宣之璇等，2019)。

从实践层面来说，学校可以通过心理普查、信息收集、观察沟通等方式及时发现累积生态风险程度较高的中职生，通过系统的筛查寻找出重点关注对象，心理咨询中心教师与辅导员联动配合，给予他们及时的沟通与辅导，必要时进行介入和家校协同合作；同时，可以协助累积生态风险程度较高的中职生调整自己的心态，例如，在中职阶段新生入学伊始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程，开展以关注心理健康、环境适应等主题的系列讲座，后半阶段可针对性开展以修正负性思维，调整不良情绪等主题的团体干预、团体辅导的活动，减少个体的反刍思维，引导个体合理抒发消极情绪，从而降低逆反心理程度(宣之璇等，2019)。

家庭中父母不仅需要和校方进行家校合作，还需要注重家庭教育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更重要的是能提供一个情绪稳定、给予温暖与爱的心灵港湾。虽然中职生群体大都需要离家上学，与家庭的联结不如青少年前期阶段般紧密，但对于青春后期的中职生而言，父母关系质量和亲子关系水平仍极大程度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甚至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和逆反心理。所以，家长需要进一步以身作则，重视家庭教育，且及时进行良好沟通，指导与说教只是单一沟通、灌输观念的方式，良好沟通更重要的是倾听，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并相信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减少逆反心理的发生。

基金项目

茂名市直属学校2019年度研究项目(编号：sz201948)；茂名市2021年度社科规划共建项目(编号：2021GJ12)。

文章引用

莫欣欣,胡欣月. 累积生态风险对中职生逆反心理的影响：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The Effect of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on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ve Responses[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07): 2538-254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730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