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 黄冈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1日；录用日期：2021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1年11月4日

摘要

科举考试自创制之日起就与《左传》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科举蒙学文献中，《左传》文章批评以浅显易懂的形态呈现，目的是适应儿童学习需求。古人以对句读为基础，重视从思想道德角度向儿童讲解《左传》中的正邪、善恶、夷夏等内容，努力为儿童树立符合封建正统观念的榜样。在系统性的科举教育思想与《左传》文章批评关系方面，唐彪具有代表性。唐彪的科举教育思想集前人之优点，围绕八股文展开，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古文阅读和写作领域，将文章写作与自身道德素质提升紧密结合在一起。《左传》文章批评贯穿在唐彪科举教育思想中，他尤其关注《左传》文章技法的价值。唐彪因时代局限而与科举妥协，但他摒弃功利目的、坚守儒家思想与价值、细心引导学生，这是值得称道的。

关键词

科举蒙学教育，左传，文章批评，唐彪

Criticism of Zuo Zhuan Arti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Yaowei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nggang Normal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Received: Oct. 1^st, 2021; accepted: Oct. 28^th, 2021; published: Nov. 4^th, 2021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or “Ke Ju Kao Shi” wer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Zuo Zhuan since the creation of it. In the literature on imperial enlightenment examinations, Zuo Zhuan article criticism is presented in a simple and understandable form, with the purpose of adapting to children’s learning needs. The ancients, based on the sentence segmentatio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xplaining to children the content of righteousness, good and evil, natives and foreigners, etc. in Zuo Zhuan from an ideological and moral perspective, and worked hard to set an example for children in line with feudal orthodoxy. Tang Biao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atic imperial enlightenment examination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the criticism of Zuo Zhuan articles. Tang Biao’s imperial examination education thoughts focu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edecessors, discussed on the eight-part essay, but it was not limited to this. Instead, he extended his vision to the field of ancient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closely integrated the writing of articl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his own moral quality. Zuo Zhuan article criticism runs through Tang Biao’s imperial examination education thoughts, and h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Zuo Zhuan article techniques. Tang Biao compromis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but he rejected utilitarian purposes, adhered to Confucianism and values, and carefully guided students, which is commendable.

Keywords:Imperial Enlightenment Examination Education, Zuo Zhuan, Article Criticism, Tang Biao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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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科举是读书人的首要出路。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将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改为了经义。从此以后，根据官方要求，依据儒家经典撰写符合相关体式要求的文章，在南宋至清末的绝大部分读书人生命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为了能够获取功名利禄，读书人从识字开始即走上一条被预设好的人生道路。大体而言，发蒙时期，主要是习字属对、修习声韵、经典句读、研习朱注；之后逐渐过渡到熟背几百篇历代古文及名家时文，从中汲取写作素材、借鉴其笔法以应用于自己的经义文章写作练习；最终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参加科考。例如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什么年龄该读什么书，每天读多少字，一部书需要多长时间读完，多久测试一次学习效果，读书与写作如何搭配练习等等均做出详细规定。此后的明清两代，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最高人生理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既有少年进士、青年状元，也有中年秀才、老年童生。诸如归有光、沈德潜这种困顿科场几十年仍能名传后世者毕竟是极少数，很多人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孤独终老。

今日以《左传》文章批评为核心再来考察这段历史，古人为了科举而穷尽一生智力之艰辛能够得到更加集中地展示。在各种家训、童蒙训著作中，《左传》是长辈们给后辈列出的必读书之一；各种文章选评本大多会选入《左传》的相关段落；在八股文写作及评点中，《左传》词句及笔法被当成了制胜之道。故而从科举视角来看，读者在阅读《左传》时，除了体验审美愉悦感之外，更注重《左传》能够带来的直接而切实的功利收益。从正面来看，这种历史现象促进了《左传》文章批评的发展；从反面来看，《左传》文章批评又难免陷入功利化、简单化的泥淖。

2. 科举蒙学文献中的《左传》文章批评

在古代的童蒙训类书籍中，《左传》作为儒家经典和文章范本，是长辈教育后人的必备书籍。在此类型书籍中，包含着浅显的、适应儿童学习阶段需求的《左传》文章批评内容。

为了适应儿童的具体学习状况和不同阶段的学习要求，《左传》入门书也应运而生。例如从现存的材料来看，早在唐代，《初学记》即摘取《左传》词句以供诗歌学习之用。又如北宋末年，程俱有感于当时读《左传》之人多不能准确地理解字词及文义，故撰写《班左诲蒙》三卷 [1]。在序言中，程俱特地说明“以谓成学之士当易而哂之”，此书主要是针对儿童学习使用的，对于成年读者而言比较浅易，“髫觽之童将以一二诲之，则或有取焉耳”，他希望此书能够成为儿童学习《左传》的入门佳径。宋元时期，王舜俞、杨彦龄、吴化龙分别著有《左氏蒙求》。明清时期，以八股文写作为目的而编写的此类入门书籍更多，大致而言有韵文化与故事化两大类，学习方法是熟读。

2.1. 韵文化、故事化改编

韵文化改编的书籍摘取史书中与《左传》相关的事例，或直接引用原文，或转述其大义，用韵文形式，介绍《左传》概况、古人学习《左传》的方法等内容，为儿童学习树立榜样。例如：“左丘明，具特见，依经义，为列传” [2]。上述文字出自清代张宜明《三字鉴》，全书采用三字一句形式，将盘古开天辟地到清王朝前期的历史涵括于其中。张宜明将《左传》的产生概括为了上述12个字，简洁明了，易于儿童记诵学习。类似的书籍尚有许遯翁《韵史》、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等等。

故事化改编的书籍在内容方面与韵文化改编书籍相同，均是收集历代《左传》相关史事，不同之处在于表述语言，故事化改编的书籍主要用散体语言写成。在总结古人修习《左传》诸事例方面，清代林之望的《养蒙金鉴》较为典型。在此书上卷，林之望从《后汉书》《梁书》《陈书》《隋书》《宋史》等史书中辑录出多条古人学习《左传》的例子，例如：

《宋史》曰：杨澈，字晏如，杨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阳，父思进，晋天福中北渡海，因家于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聪警，七岁读《春秋左氏传》，即晓大义。周宰相李谷召令默诵，一无遗误，谷甚异之。

又曰：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父池，天章阁待制。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3]。

林之望在辑录上述事例时，注意保存史书语句原貌，偶尔作必要的删节，从内容角度可以使儿童了解更多的古人学习《左传》的例子，从语言角度可以提升儿童的阅读能力。

对儿童开展品德教育，这是韵文化、故事化改编的重要内容和编辑目的。编者对此都非常注重，通常将勤奋、正邪、夷夏等思想融入其中。如明代祁承㸁著有《澹生堂藏书约》，其中《读书训》一篇有云：“贾逵好《春秋左传》，常自课月读一遍” [4]。贾逵读《左传》之事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贾逵传》中，祁承㸁将裴注中的内容缩略成一句话，适宜儿童记忆，更重要的是使儿童感受到古人的勤奋精神。这类书籍特别指出《左传》中存在“好人”和“坏人”两种类型，应当注意区别，并向“好人”学习。例如清代陈弘谋《养正遗规》下卷就指出了这一问题：

至若《左传》一书，其中有好、不好两样人在内。读时，务要分别。见一好人，须起爱慕的念，我必欲学他；见一不好的人，须起疾恶的念，我断不可学他。如此，方是真读《左传》的人 [5]。

陈弘谋对“真读”的判定标准是：儿童要对《左传》中好人与坏人清晰分辨，并且要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固然存在简单化、脸谱化、绝对化问题，但是从儿童接受角度来看，它能够适应儿童认知能力，因而是合适的。陈弘谋还强调《左传》所记载的事件非常复杂，既包含可信的历史事件，也包含可疑的巫术、梦境、灵异现象，更夹杂着尊王攘夷与礼崩乐坏等复杂观念，所以在阅读《左传》时“须分别王伯、邪正之辨。”这就从辨别人物上升到辨别观念，是在更高层面要求儿童树立封建的夷夏正统观。

2.2. “熟”作为学《左传》法

“熟”是古人极力强调的学习方法。概括而言，“熟”指的是对儒家之经典、史书之要籍、文章之选本反复阅读、反复背诵几百次甚至上千次，最终达到牢固记忆、出口成诵的程度，还要注意“忌熟烂” [6]，即不能够随意搬用现有框架结构和俗语。“熟”作为学习方法，很早就受到了古人的重视。例如唐代李翱《答皇甫湜书》就指出《左传》等经典与《后汉书》等史书由于存在着“词之高下”，因而前者较为读者熟悉，李翱因此得出结论“故温习者，事迹彰，而罕读者，事迹晦。”可见“熟”的作用在唐代人那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重视。南宋朱熹也强调读书需要熟读精思。明清时期，为了应对科举考试，这一方法被发展到了极致。例如关于“熟”这一方法广为流传的警句式表达就是明代唐顺之《己酉送两弟正之立之赴试》：

秋水芙蓉映绿衫，殷勤送尔到江潭。人能鸣世惭三凤，家有遗经是二南。

文入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远游他日看之子，下泽款段吾已堪 [7]。

唐顺之是明代八股文大家，且著有《左氏始末》。“文入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一句可谓是他的切身体会，他自己必然是从“熟”这一方法中受益颇深才能出此肺腑之言。而清代此句流传之广也从侧面证明了读书人对“熟”这一极简单又极重要的方法的深刻认同。在《唐宋八家古文精选读本序》中，吕留良生动地描绘了“熟”应当达到的状态：

所云熟者，非仅口耳成诵之谓，必且沉潜体味、反复涵演，使古人之文若自己出，虽至于梦呓颠倒中朗朗在念，不复可望，方谓之熟。如此之文诚不在多，只数十百篇可以应用不穷 [8]。

能够在睡梦中昏昏沉沉的状态下，依然将经典篇目脱口而出，这才是真正达到了“熟”的程度。吕留良所描述的学习状态可以看作是明清时期科举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唐彪在《家塾教学法》卷五中专列“读文贵极熟”一节，强调要对文章“熟”到“与我为化”的境界，类似庄子“物化”之境，可谓是将“熟”推到了极致。清代陈弘谋在远离家乡、身居京师之时，面对眼前繁华的景象，心中却依然牵挂着远隔千里的后辈教育，每次想到此事，他的心中便升起丝丝烦恼，“不能不胶扰于中”(《养正遗规》下卷)。他还特别以身边事例来引导后人积极走“向上一路”：

所读书，不必欲速，但要极熟。在京师，见一二博学之士，“三礼”“四传”，烂熟胸中，滔滔滚滚，真是可爱。若读得不熟，安能如此？此虽尚是记诵之学，然必有此根脚，然后可就上面 [5]。

陈弘谋在京师时，亲眼见到“一二博学之士”已经将“三礼”“四传”烂熟于心，与人交往时，其中文句随口而出。他特地以此作为例证，向家族后辈说明“熟”的重要性。在今日看来，陈弘谋所记述的这一见闻，其意义不仅仅是在后辈教育方面，更可以直观说明当时的人们将“熟”做到了何种程度。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古人认为《左传》是儿童教育中的必读书，且大约在十岁左右时儿童就应当开始学习《左传》。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古人重视对《左传》字句的准确讲解，更重视从思想道德角度向儿童讲解《左传》中的善恶、夷夏等内容，努力为儿童树立符合封建正统观念的榜样。了解《左传》在蒙学教育文献中的大致状况以及相关的学习方法后，蒙学教育文献中的《左传》文章批评在上述大背景下更容易得到凸显。

3. 唐彪科举教育思想与《左传》文章批评

中国古人主要通过家庭和私塾两种形式来传递知识、完成对儿童的科举启蒙教育。古人不断探讨适合儿童的教育方式、内容，逐渐总结出一些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一些教育名家还写出“读书谱”“作文谱”等专著，系统记录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过程。

这类书籍大致规定了《左传》在儿童学习必读书目序列中的位置及方法。古人已经认识到儿童学习的循序渐进原则，因此依据年龄和个人智力差异，制定出了儿童读书习字的大致顺序。例如清代王筠《教童子法》中明言大约在八九岁时即可讲授《左传》 [9]。清代黄之骥在《宏远谟斋家塾程课条录·贵早修》中引用了欧阳修之语，认为大约在二十二三岁时就应当精熟《左传》等经典。这些内容类似于今日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是古人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总结出来的成果。在这些教育名家名作中，唐彪尤为瞩目。

3.1. 唐彪科举教育思想概述

清人唐彪科举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集前人之优点，围绕八股文展开，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古文阅读和写作领域，将文章写作与自身道德素质提升紧密结合在一起。唐彪著有《读书作文谱》和《父师善诱法》两书，以科举视野下的读书及八股文写作教学为重点，在众多论及《左传》的蒙学教育文献中较为全面地涉及到了《左传》文章批评相关内容。

唐彪概括了自己的读书与写作经历，力图说明不同的书可以对写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家塾教学法》卷三中，唐彪明言为了应对科举考试，他读过八股文、宋明理学著作，在学习古文写作方面，他读过宋代古文名篇、先秦古文经典，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书对写作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当他仅仅读八股文、仅仅写八股文时，笔下文章平庸浅薄、不堪卒读；读真德秀《大学衍义》、邵雍《皇极经世书》、朱熹与蔡元定合撰的《易学启蒙》、陆九渊与王守仁的语录等宋明理学著作，尽管这些书表面上与八股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唐彪约略感觉自己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提升；读欧阳修、苏轼的古文名篇，然后写作古文，结果是自感古文的写作难度颇高；最后，在读过《左传》《史记》《战国策》《孟子》等书之后，他感觉古文写作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唐彪由此得出结论——古文和八股文写作都需要以读书作为基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书看起来与自己的写作需求相距甚远，其实那些“理深难入、读之味徐、似无益而益多”的书是能够促进写作水平提升的，故而不可以因为某些书籍从表面上看与八股文写作没有关系就拒绝阅读。唐彪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有效、可行的经验，对《左传》等书与写作的关系做出浅显而易懂的说明。

3.2. 《左传》十一“佳处”

尽管《读书作文谱》和《父师善诱法》有部分内容是转述前人观点，但唐彪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依据儿童不同学习阶段的特点及要求，将读书、八股文写作过程系统化，使之整体上呈现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特点。具体到《左传》文章批评而言，唐彪将这部分内容与其科举教学框架、教学经验、教学要求结合在了一起。

唐彪重视《左传》的文章特点及其价值。在《家塾教学法》卷十“评古文”部分，他将《左传》列为首位，并归纳出了十一条“佳处”：

唐彪曰：《左氏》文章佳处，一曰老健，笔能截铁，句可掷金；二曰风华，云锦天章，灿然炫目；三曰变化，其叙事，或预点于前，或齐列于中，或悬缀于末，不为一律，无非神妙；四曰波澜，或引诗词，或说梦兆，或详卜筮，其最得意者，在追诉旧事中，故作奇峰插天，即平叙者，亦必一唱三叹，淋漓尽致；五曰接渡，山尽逢山，水穷逢水，但见改观，不见承接；六曰双收，或用两人，或用两事，或用两诗；七曰空中预埋，有意无意虚插在前，到后阐明，脉络联贯；八曰闲情照应，用闲情点染，回环照应，别有佳趣；九曰陡然而住，令人神惊，却有余音未绝，又令人神远；十曰详略有方，或于正面处，用略笔点过，而于旁见侧出，闲情闲事，则尽力发挥，露其姿态；十一曰若断若续，可合可分，或其事在数年之后，而端诸预见于数年之前，或论断在本人传中，而伏案已见他人篇内，线索慎密，脉络绵长。开辟以来，不得不推为文章鼻祖也(《家塾教学法》卷十) [10]。

在这一段评论中，唐彪主要从三方面归纳了《左传》的文章特点：首先，从语言风格角度看，《左传》的特点是“老健”和“风华”，在此书卷一也有类似评论，“《左传》之辞，峭健而华”，即《左传》语言刚劲有力又富有文采，可谓文质兼得，例如展喜、烛之武、子产等名臣辞令以及长勺之战、崤之战、鞌之战、邲之战等著名文段。其次，从整体叙事特征角度看，《左传》的特点是“变化”“波澜”“详略有方”“若断若续”，即《左传》在记录头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时，注意采用不同的方法以避免叙事单调的弊端，在叙事过程中注重描绘事件的首尾与高潮，在叙述发生于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时注意其内在联系，又引《诗经》、卜筮、梦境等内容使叙事更加丰富而跌宕。第三，从具体叙事手法角度看，《左传》中有“接渡”“双收”“空中预埋”“闲情照应”“陡然而住”。为了能够将发生于不同年份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出来，《左传》会从细节角度入手，设置一些具体的预言、人物、事件，以起到连接前后几个历史事件的作用。在结束某一历史事件时，作者会对该历史事件的双方参与者都给出结局。例如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攻打郑国，在烛之武的劝说下，秦国退兵，却留下了杞子、逢孙、杨孙戍守郑国国都；僖公三十二年，杞子派人送信给秦穆公，意图里应外合攻破郑国，秦穆公同意；就在此年冬天，晋文公去世，其棺木中发出了类似牛叫的声音；蹇叔于秦军出发前痛陈不可发兵之理由，在遭到秦穆公拒绝后悲愤而泣，预言秦军将在崤被打败；僖公三十三年，秦国军队经过洛阳王城时举动轻浮，王孙满见此景象预言了秦国失败；最终，尽管有杞子等人在郑国国都做内应，秦军果然还是在崤被打败。《左传》依照时间顺序将上述一大段历史事件安排在不同年份，但是并没有显得割裂、呆板，相反，《左传》作者用明线、暗线、预言、情感对比等等多种方式使前后联系起来：明线如杞子戍守郑国从而有机会获得国都城门钥匙；暗线如秦、晋围郑时，秦国率先撤兵，晋文公虽然表面上情绪平静且否定了子犯攻打秦国的提议，但实际上两国矛盾已经处在激化边缘；预言如蹇叔、王孙满之语，最终崤之战证明了两人预言准确；灵异事件如晋文公棺木中发出声音；情感对比如秦穆公出师时的兴奋与蹇叔哭师时的悲痛；顿挫如秦晋围郑时，烛之武最初拒绝郑文公的请求；双收如烛之武退秦师一段，以秦国和晋国退兵收束。总之，唐彪上述评价的确概括性地揭示了《左传》叙事手法的特点。

3.3. “当读”与“当阅”

唐彪提出适合儿童阅读《左传》的方法：“当读”与“当阅”。在面对一部完整的经典时，儿童很容易产生畏难、厌倦情绪。针对这种状况，《家塾教学法》卷一解释“当读”，即从一部经典中选出那些在义理、文辞、笔法方面较为突出的篇章，然后熟读；“当阅”针对一部经典中除了“当读”之外剩余的部分大致浏览即可。唐彪制定这一办法的目的是“为科举之士筹，为下资设法也”，(《家塾教学法》卷一)即为科举考试打下基础，为资质较差的儿童提供一条简便易行的读书门径。以这种方法为指导，唐彪介绍了《左传》的具体阅读方法：

《春秋》精义、条例尽见于杜预《春秋左传序》中，熟读其序，更取《左传》佳文多读之，再阅《春秋》本文，证之以《左传》，则经与传皆明晰矣。……盖不读其紧要者，则我与书毫不相习，突然阅之，恐扞格不能相入；读而后阅，有针以引线，必易解、易记也(《家塾教学法》卷一) [10]。

杜预《春秋左传序》所以阐明《春秋》之义例者，精而能该；所以发明《左传》之意旨者，核而能周(《家塾教学法》卷十) [10]。

“佳文”主要是指《左传》中生动有趣、思想深刻、教育意义强的名臣辞令以及著名战役。唐彪首重杜预《春秋左传序》，他强调杜《序》在总结、阐发《春秋》之大义和书例、《左传》之深意和宏旨时，能作到精准、简洁、完备，包含着两者的精髓，所以要首先熟读。接着熟读《左传》“佳文”，从片段赏析中感受《左传》文章艺术魅力。紧接着不是读《左传》，而是通览《春秋》经文，在头脑中初步建立起基本史事框架，然后再来将每条经文与《左传》有关记载配合阅读，这样就可以同时明了经与传所涉及的史事和所蕴含的大义。唐彪强调，如果不采取这种读书方法，没有首先熟读杜《序》和《左传》“佳文”，那么就相当于完全没有读《左传》；如果直接读《左传》，那将迷失在繁复的文字中；只有按照上面的方法，一步一步走下去，方可容易理解、容易记忆。这种读《左传》法的两大特征是普适性、继承性，不仅仅是儿童，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按照唐彪推荐的上述方法阅读《左传》，进而全面、深刻地理解经传大义。

3.4. 对待兼学

从写作学习角度来看，《左传》对唐彪本人及其教学内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彪总结出的《左传》文章特点及儿童阅读法均指向八股文写作。通观《家塾教学法》可知，唐彪将《左传》文章诸特点贯穿于整个八股文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卷七探讨写作方法部分，作者列举了跌宕、宾主、详略、遥接等三十余种具体的八股文写作技巧，并且多以《左传》片段为例加以讲解阐发。

唐彪以《左传》为例，强调文章的篇幅是根据题目、内容、情感等因素来具体决定的，应当“不拘长短”：

如《左传·韩之战》一篇，长二千六百六十三字，《郑人侵卫》一篇，仅有八十字，《考仲子之宫》一篇，仅有六十二字，此《左传》之文长短不拘一律也。故知文章原有不得不长，不得不短之妙。如题无可阐发者，不可强使之长，长则敷衍去蔓矣；题应重阐发者，不可疏率令短，短则意不周详，词不畅达矣(《家塾教学法》卷六) [10]。

唐彪上述议论主要是针对八股文写作而发的。明清时期曾经有一种文章写作观点认为，无论写作什么文章，都应当包含特定结构、应当达到一定字数。唐彪以《左传》为论据反驳上述观点，他认为无论写作什么文体，都应该根据题目要求对篇幅进行相应调整：如果题目浅显明白，没有可供阐发的空间，那么篇幅宜短；如果题目内涵深刻、多义，有较大的阐发余地，那么篇幅宜长；总之，篇幅长短应该依据具体题目而决定，强行增加或删减字数都是不合理的，都会伤害到文章本身。

唐彪认为，古文及八股文写作应当积极从《左传》中借鉴相关资源。但是，以《左传》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时需要注意“对待兼学”：

唐彪曰：文章大忌偏似一家。张文潜云：读《左传》不可不兼读《庄子》，盖取其一实一虚，一高老一疏宕。对待兼学，读文执两端之法也。两端执，而我之文有真面目出于其间，偏似一家之弊，吾知其必能免矣(《家塾教学法》卷十一) [10]。

明清八股文写作借鉴《左传》资源是常见现象。但是唐彪强调，读《左传》等古文经典的目的不能仅仅是应用于八股文写作，而应将古文和八股文放在同等位置来对待，应写出同样优秀的古文和时文，这才是真正掌握读书与作文的核心。借鉴古文资源时，唐彪尤其强调“对待兼学”，即面对多种借鉴资源时应注意取舍平衡，防止出现“偏似一家之弊”，即过分倾向于某一风格的不良现象。例如《左传》以记录史事为主，如果只按照这一种风格、一种模式来学习写作，那么文章就容易陷入到一种“实”的固定模式中，造成文章面貌单调。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唐彪引北宋张耒观点，认为应当将《左传》与《庄子》两书相配合来读，从而以《庄子》之“虚”来弥补《左传》之“实”，最终达到相得益彰、突显自己风格的目的。可见，“对待兼学”是唐彪所倡导的读书作文法的实践指南，是古人既推崇《左传》又不拘泥于《左传》的最精炼表达。

总之，《左传》作为文章范本，在科举启蒙教育中受到重视。由于教学对象的限制，蒙学教育文献对《左传》文章批评的总特征是：以八股文写作为导向，浅显、明确地转述一些已经受到广泛认可的结论。尽管有唐彪等人的倡导以及相应的教学实践，却无法改变明清科场普遍存在着的走捷径现象。《左传》在求速成的人们那里受到了功利形式的重视。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重庆市渝中区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在叙事类文本阅读中培养中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8-02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李耀威. 科举蒙学教育视野中的《左传》文章批评
Criticism of Zuo Zhuan Arti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Enlightenment Education[J]. 教育进展, 2021, 11(06): 2079-208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632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