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2024年1月9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13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0日

摘要

作为高校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心的重要基地，大学城成为了教育与社会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本研究通过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大学城的建设与发展，定位与功能，剖析大学城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作为“教育与人才的高地”，大学城有利于发挥人才聚集，资源共享，文化建设等城市化效应。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兴办大学城应对教育社会学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给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种新的工具性与方法论层面的“武器”。资源的发展方向进行总体调控，进而全方位推动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大学城，城市发展

Study on the Fun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Xuan Yang

School of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Jan. 9^th, 2024; accepted: Feb. 13^th, 2024; published: Feb. 20^th, 2024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universities to becom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s, college st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hub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function of university town, and the effect of university city construction on urban development. As “the highland of education and talent”, university town is beneficial to bring into play the urbanization effect of talent gathering, resource shar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o on.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rizing higher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ege st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has provided a brand-new vis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giv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new tool and methodology of “Weapon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sources is overall regulated and controll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s:Sociology, College Station, Urban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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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我们具体研究大学城与城市功能而言，社会学对教育与社会的洞察方法犹如给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引入一对“天眼”，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路径，使得大学城的工具性与背后的社会文化传承得到了较好的交叉融合。社会学给大学城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给予了高等教育发展一种新的工具性与方法论层面的“武器”。

2. 大学城的历史发展的“透视镜”：社会学的视角

(一) 社会学视角下大学城发展分析

潘懋元先生把大学校园城界定为以“学校是市场主体，中小企业是重要股东，政府部门起扶持、引导、协同功能，实行市场经济运行、现代化管理、市场化公共服务的模式” [1]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改变的过程，对事情的理解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大学城的构建过程也是这样。国外的大学城几乎都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内的大学城都是有计划地建设的。这是由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所决定的，而二十一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新时期，以科学知识与经济技术的共同发展为基础的新时代特征就是，以科学技术作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大学城所具备的知识资本、技术人力资本，能够直接变成生产性要素，或者直接进入制造流程，或者直接变成了市场经济运转的重要要素。于是，具有创造知识和创新技术能力的高校开始从市场经济的边缘，逐渐走向了市场经济的中央，也走向了城市发展的舞台。

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大学城建设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一个是为了促进区域科技的发展。大学城是一个发展实体，也是一种发展模式。大学城的建设任务绝不只是先把旧高校搬进来，然后再把新高校建设出来，它也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也是大学城从建立之初就必须规划的东西。要想进入城市发展的中心地位，产、学、研相结合是一条重要途径。大学城这样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可以直接参与到社会经济运转过程之中。

大学城要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就需要同时符合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教育行业的发展规律。大学城的未来发展需要进入市场经济，而不要完全依靠地方政策。结合学校、企业和政府的三大力量，发挥高校的自主性，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树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与社会接轨，它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同时，也为社会的城市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 国外大学城的发展概况

外国人也很少对高校城的建设有专门的探讨，因为他们将高校城视为一种天然产生的高等教育现象。通常所指的是在中国高校发展过程中，大学校园自身的体量愈来愈大，有的高校集聚在一块，大学校园周边或大学校园自身形成具备相当体量的小城镇，而对大学城发展的关心则仅侧重于对大学城与社会的融入和交流等方面的研究 [2] 。这与国内大学城的发展略有不同。

国外大学城的概念产生于相当早的时期，但其历史大体可区分为以下4个阶段。首先是发端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以法国高校为典型，但此时学校的数量也相对较少，而这些学校所形成的街区也被认为是大学城的原型。二是萌芽时期，以牛津和剑桥为典型，高校数量逐步迅速增加，形成了以高校为基础的城区，此时被认为大学城的最初形式。三是成长阶段，此时中国的高教事业迅速成长，大学城数量不断增加和建设定型，形成美国高教中的主要特征。四是持续发展阶段，部分国家为满足教育需求而建立起若干高校城，如中国的人口超过数万人的国立大学、日本政府的筑波大学城等典型。今天，在某些发达国家，为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大学城的行为已经开始产生。

国外大学城的持续繁荣发展离不开其具有的一些特点。首先是由于高校的学生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巨大，所以高校和所在的社会构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社区。因此，在美国的波士顿城区内聚集着包含了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全球知名高校在内的六十多所高校，而如此巨大的大学群就构成了规模较大的大学城。大学城与普通高等院校最主要的不同点是面积很大，一般有几个学院构成，在校师生的数量是城市人数的比较高的比率。新型城市化也是外国大学城的另一种主要特征，外国许多大学城在小城镇中，城镇人口约为十万以下，而且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很大。这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有关，例如“美国赠地学院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其高等教育发展的根基，此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规划建设也都在城镇之中。

在国外，他们常把“大学城”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表明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十分紧密。而剑桥正因为在城市化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再加之其学术活动中心的强大力量，也促进了其他现代产业的发展，从而促使了剑桥在快速发展与兴盛的地区中，形成了巨大的城市中心。而学校作为一个城镇的基础组成部分，城镇中心能够开展多种教学项目与科技开发业务。今天，很多人都可以在高校城内就业，在大学城生活。因此社区业中产生了不少为高校提供公共服务的新产业，另外还有不少其他依托于高校而发展的新产业。整个城区的服务业、商贸、会展业等在大学城的引领下，实现了协调发展。

(三) 国内大学城的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时代，国内高校出于应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的迫切需要，开始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因为历史发展的因素，目前中国高校大多集中于东部经济发展区域的省会城市，教育资源分布极为不均。一个新兴都市深感资源的匮乏，通过兴建大学城的方式，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城市经济的增长 [3] 。

基于社会学的观点，建立大学城实质上是一个基础建设工程，而当地的区域发展水平也是其开发的坚实基础，而大学城的建设也从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大学成长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问题，因此也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强力支持。中国的大学城正是按照这个主动建设的方向而快速兴起的。上海市松江大学城，广州番禺区大学城等是国内建成较早，较为成熟的一批大学城。这些大学城均采取了图书资料资源共享、实验室设备共同开放、互聘教师、开展技术合作和校际合作，突破了原来封闭式的办学方式，做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地方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促进作用。

二零零二年，为实现河南高教的跨越式发展，河南省委、省政府确定在郑州市东部规划建立龙子湖高等教育园 [3] 。学校城内的主要配套服务设施有商业超市、酒店、招待所、影剧院等，公共设施方面还有国际学术交流管理中心、大型图文信息中心等。为在校同学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休息娱乐空间等服务。龙子湖大学城高等院校云集，必将给中原经济区开发建设带来更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 [4] 。但是，由于高校之间缺乏一些有效沟通，如何实现高校之间的交流，实现资源共享，打造河南“教育与人才高地”就显得十分重要。

国内的仍有许多尚在构建的大学城，依据社会学视角，大学城的构建应着重考虑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中国的资源配置的相对单一性、手段行政性和政策倾向性强。由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成本大和社会效用小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给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带来了巨大发展的机会，政府和高校应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为知识经济时代培养更多的人才。

3. 大学城对城市发展的功能剖析

(一) 人才聚集为城市发展产生科研成果

大学城的建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城市建设现代化程度，为当地培育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思想观念的先进劳动者，并使产、学、研结合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为能够从根本上提高的科学文化能力。大学城的聚合效应说的是多个高校聚合到一个会比独立存在的一个高校带来更大的影响。高校的聚合包括人才培养的聚合、教学资源的聚合以及生产技术的聚合。在这样一个共享平台，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可以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产生跨学科的科研成果。

128公路经过高科技园区与硅谷，都是在二战时期和之后，在美国军工研发和军事采购帮助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拜杜法案》对学术研究与产业研究的解禁与提倡，激活这两个大学科技园区不断适应社会转型需要，成为世界高科技的中心。《拜杜法案》是美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学校和公司在持续、保护或联邦费用补助研究活动中所取得发明专利，鼓励高校培育新型技术产业，鼓励高校和中小企业进行联合交流 [5] 。美国政府在二战后一直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颁布各类法案促进高等教育园区化，多方面聚集人才，致力于产学研合作和区域协同发展，不断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一座高标准的大学城必定包容了众多不同类别的高等院校，各种高等教育在学院城内开展办学，自由交流。依靠学校各种各样的办学优势，把优势专业、品牌专科放在学校城内发展，把优秀的办学传统、创新的教育管理模式持续保持和发扬光大。大学城内有各具特色的专业领域，有风格各异的专家教授。这种教育方法彼此融合，对有利于打破传统单纯的教学方式，对培育富有创造意识的高素质复合人才，和形成跨学科的科研成果大有益处。大学城不仅要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源”“创新源”和尖端产业孵化引擎，更要成为城市未来的活力中心 [6] 。

(二) 大学资源为城市发展提升经济效应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由效率驱动转向了创新驱动。吉本斯博士还指出，在世界知识产出模式大转变的背景下，各学科间的边界正在消失，越来越开放性的组织结构日益凸显。在新的组合中，不同的信息与资源将会以全新的方法进行集成 [7] 。作为实现高教产业功能的主要载体，大学城的建设将是一个投入很大的开放式组织结构。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这一重大投入所形成的整体经济效益将是成倍增长的，其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影响和贡献将非常明显。比如，浙江省政府投资建设了六个高等教育园区，总投入将超过一百亿，其中对宁波高等教育园区的总投入将接近三十亿元。这就一定会推动经济综合效益的提高，所以大学城的建设最终也将完成高教的产业功能。依据社会学的角度，人口集中是大学城的主要特征所在，而人口的高度集中也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空间，进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

在社会学中，这种高等学校形成在空间上的集群组织，有助于区域的资源共享，产学结合。作为强大的人才培养和科技源，大学城为该市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智力和科技保障，将更有力的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例如，珠海市在2001年实施创新发展规划，中山大学等著名院校均在此办学，高校园区基本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链，先后落户了各大软件园及科技园。

(三) 大学文化为城市发展辐射观念价值

大学城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下形成的一种制度化的实体形态，是对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建设高校科技园区是大学城的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这种功能除了体现在教育和经济上，还体现在城市文化上。因此，宁波市政府在高等教育园区规划时就明确提出，将打造“集教学、文化发展、观光、生态建设于一身的综合性高等教育工业园区”。这就显示出了大学城的辐射效应。这种辐射不止体现在科学技术方面和经济效益方面，还体现在文化价值和大学精神上。如郑州龙子湖大学城的建立，不但担当着继承发展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教育事业的历史重担，更承载着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初始时期，学校被看作是培养教化的主要机构。在工业革命以后，学校不仅成为传授知识的殿堂，而且被看作是科学的核心，成为知识发展的动力。20世纪出现以后，学校被看作是一个服务组织，在各个领域提供知识支援。大学的理念在更新，大学城的功能也被持续扩充。现今的大学城拥有的这种独特设施不但可以提升城市人口素质，而且能够塑造古城的人文内涵。因此，大学城的图书馆，运动场地等文化体育资源应该面向周边地区提供，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需要，传播思想价值，进而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大学城的绿色景观既能够让广大市民共享，也影响了这些使用者的行为习惯和思考方法，并经过了环境熏陶、榜样示范，从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风气。高等教育也是先进文明的一个反映，大学城在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为学子们提供高品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在广泛地宣传世界先进文明，从而提升了城市的人文品味，并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

4. 结语

国内许多大学城建设的成功例子证明，高等教育产业聚集地的建立，对教育高地打造、增加经济效益都有着重要性。高校发展的集聚不但促进高等教育层次的提升，而且对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推动高等教育行业分工、调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地方生产力的层次等领域均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大学城对于整个社会意义重大，它不仅承载着经济振兴的使命，更承载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盼，莘莘学子对未来的渴求。针对短缺的高等学校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政府以“大学生建设”为重点，对高等学校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造。然而，改革的道路必定是坎坷的，当地政府还要考虑国家政策，避免因政策问题而陷入舆论漩涡。依据社会学的角度，大学城从计划建设到正式建成，必须全方位地考虑各种社会因素。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高等教育进行理论分析，让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对于大学城各高校来说，高校及管理层要树立开放共享的合作观念，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彻底打破封闭狭隘的教育模式，通过取长补短来发挥整体功能。对于本校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高校应实施重点培养计划。对于本校必须要开设但重要程度较低的课程，则可以通过高校资源共享来解决。政府要帮助各大高校树立教育资源共享的理念，大家共同经营高校共同体，才能对城市发挥最大的教育价值。

对于政府来说，由于高校之间存在利益纷争，高校很难自主实现资源共享。这就需要政府作为权威的一方，对大学城教育资源的发展方向进行总体调控，发挥领导和整合的作用。由政府出面进行协调，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体制和服务平台，对园区教学资源进行统一规划、集中管理。比如，统一管理图书馆和体育场等文化设施，对教育资源进行统一管理。不同发展阶段的园区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学城应进行不同的规划。实践离不开科学思想的引领，学校和城市的联系要相互依赖并共同创造发展。政府和教育部门应组织有关专家对大学城的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大学城的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决策性建议。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很多教育模式都处在初步探索中。在科教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兴建大学城的热潮只增不减，原因除了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外，还与教育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是社会全面发展需要面对的难题，社会阶层的流动与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密切相关 [8] 。因而，大学城的建设，对于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实现教育权利平等和构建和谐社会来说非常重要。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发展，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优势阶层中往往拥有大量优秀的学生教学资源。职业和教育收入对于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也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大学城的建设虽然无法改变这种固化的现象，但是能够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对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在中国兴办大学城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二种，一是由地方政府部门直接资助，二是进行的银行贷款。这对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往往因为政策的问题导致大学城的建设出现困境。要确保大学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寻求多样化的资本筹措渠道。积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开发，推动科学技术向客户的经营利益实现转移，进而实现知识效益的最大化。大学城的建立为中国城市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既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也迎接着全新的挑战。

中国的大学城建设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大学城建设的立足点 [9] 。对于如何走好中国自己的大学城建设之路的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学角度进行思考，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优势的发展模式。

文章引用

杨 轩. 社会学视域下大学城功能与城市发展研究
Study on the Fun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J]. 教育进展, 2024, 14(02): 1287-129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19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