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10  No. 02 ( 2021 ), Article ID: 40640 , 10 pages
10.12677/ASS.2021.102060

汉纳·鄂兰公共领域之言说行动意涵

徐暄景

广亚学校财团法人育达科技大学,台湾 苗栗

收稿日期:2021年1月13日;录用日期:2021年2月18日;发布日期:2021年2月25日

摘要

汉纳·鄂兰以“行动的生命”界定人之境况三样式——劳动、制造、行动。其中“行动”是唯一无须中介,直接和他人产生互动,并且和多元性对应的活动;也是个人启动新事务的天赋能力。行动演示的空间在公共领域,行动者如同演员,必须以言说来揭示“我是谁”,同时“言说使人成为政治性的存在”。此思维其实反映鄂兰将亚里士多德献身城邦政治事务的行为视为美德,更是实践。公共领域是鄂兰高度原创性的概念,但此一空间并非无条件的存在,需要仰赖人以行动去建构。事实上,鄂兰并没有设定“言说行动”的术语,然而,文章捕捉鄂兰赋予行动与言说重任,乃试图撷取其论著扣连“行动”所延展并界定的显著概念,诸如公共性、自由、权力、思考等,进而建构其公共领域的“言说行动”意涵。

关键词

汉纳·鄂兰,行动的生命,公共领域,言说行动

Hannah Arendt’s Theory of Speech-Act Implication in Public Realm

Hsuan-Jing Hsu

General Education Centre, Yu-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oli Taiwan

Received: Jan. 13th, 2021; accepted: Feb. 18th, 2021; published: Feb. 25th, 2021

ABSTRACT

Hannah Arendt distinguishe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activity based on Vita Active that comprise labor, work, and action. Among them, “action” is the only activity that takes place directly with others without intermediary, and corresponds to the human condition of plurality. Action also means the innat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start new things. The space where action display is public realm, actors in the realm are like the actors who must speak to reveal “who I am”, and at the same time, “speech is what makes man a political being”. This thinking actually reflects Arendt regards Aristotle’s “the life devoted to the matters of the polis” as the virtue, and even more the praxis. One of Arendt’s most original conceptions is the idea of public realm. Public realm does not exist naturally; they need to be artificially created by actors. Actually, Arendt does not set the term—“speech act”; however, the researcher captures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action and speech which Arendt empowers. The researcher therefore attempts to extract the significant concepts linking to “action” from the Arendt’s readings, such as publicity, freedom, power, and thinking, etc. so as to construct the underlying meaning of “speech act” in the public realm formulated by Hannah Arendt.

Keywords:Hannah Arendt, Vita Active, Public Realm, Speech Act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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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构“言说行动”

本文主旨在探讨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 1906~1975)论述公民以公共领域(public realm)为平台的“行动”(action),暨行动所延展出“言说行动”(speech act)的意涵。事实上,鄂兰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特定称之为“言说行动”的专词。本文审思鄂兰原著,以及相关研究文献后,设定以“言说行动”意涵来体现其公共领域之政治性,源于几项依据:

1) “言说行动”原是语言学界发展出来的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叶成为学术专词,此概念另扩展“话语即行动”(utterances are actions)以及“展演式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的意涵。但言说/语言所牵涉到行动/行为的联动,在西方早已有悠久的理路,为西方知识社群长期所探索;而论及言说与政治性、公共性的联结,此意涵实可远溯至古希腊时期,希哲苏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柏拉图(Plátōn, 429~347 BC)、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 384~322 BC)师生间的对话与辩证,以及他们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雄辩和说服。鄂兰崇敬希哲言语表意的自由,将言说视为是品德、勇气、责任的表现,这为她界定“人之境况”(human condition)在“行动”这个层次的角色,具有相当的启发1

2) 鄂兰设定人之境况所体现之“行动的生命”(vita activa),有三项生命的样式:劳动(labor)、制造(work)、行动,其中只有行动能和言说结合,也唯有行动能跟其他人产生互动( [1], p. 7);人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并同言说,进而创造与提升人自身的价值。人透过行动与言说所产生的价值,认知了“我是谁”(who I am),更重要的是,“言说使人成为政治性的存在”(speech is what makes man a political being) ( [1], p. 3)。人之政治性表现,反映鄂兰受到亚里士多德界定生命内容的影响——致力于城邦事务的政治生活2

3) 原本希哲时期美好的人之境况,并非仅仅只是参与政治生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发展,私领域成为人类生活的重心,人最终为了劳动和制造,成为工具人(homo faber),如同柏拉图所说的工具器物(instrumentalizer) ( [1], pp. 153-158)。希哲时期美好的人之境况,后来还能保全阵地的,仅存“献身城邦事务”(注释2);因此,鄂兰将亚里士多德对美善与生命永恒的追求,回归到“沉思的生命”(vita contemplative)予以安顿,那已成为哲思。再将献身城邦事务与政治生活,转化为“行动的生命”之“行动”( [1], p. 16)。然而,鄂兰并非区分“行动的生命”和“沉思的生命”的高下,而是交待这是历史的转变,以及两者分别代表外显与内隐的活动。她持续保留了人类实质生命的“行动”意义,透过言说为触媒,开辟一个让人可以透过言说表达的场域——公共领域,镶嵌公共与多元(pluralism)的元素(相对于劳动与制造的单调性)于其中,从根本上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人平等而独特的差异(equality and distinction) ( [1], p. 175)。人之独特性又透过语言和行为而展现,每个人在公共领域都扮演其特定的角色(agent) ( [1], p. 184),是行动者也是演员(actor)。

那么,如何建构鄂兰之“言说行动”?究其政治哲学论述,透过几项要素串联。

首先,确认公共性(publicity)。鄂兰的公共性界定,是指公开出现、所有人可见闻的最大可能的公共性(widest possible publicty),这构成实象(reality),以及公共领域具有将人整合于关注共同事务的社区性质( [1], pp. 50-58)。诚然,鄂兰理想地预设行动所关注者是为共通事务,对于人之立场与观点的差异,倾向本能的认知与接纳,将焦点放在共同关注的“对象”(object),以此作为最大可能的公共性( [1], pp. 50-58)。公共领域的事物既是人尽皆知与所见,有联结亦有分隔,言说行动与沟通互动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因而让公共性象征人类的创造。至于对于人与人沟通所形成“我众”何以重要,本文审思鄂兰在检视过往与未来所存在的鸿沟时,认为她指出“‘公众(public)’这项资产的消逝,不再于历史环境或现实逆境,而是没有意识公众出现或实际存在的法统,因为历史并不对其未来给与担保”( [2], p. 6)的论点,即在呼吁“公共自由”(public freedom)的消逝;能为此解套的,便是言说与行动。

回顾言说的公共意涵,在西方具有深刻的思络,诸如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分析自我与他者的互动、维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1889~1951)探讨私语言的不可互动性,以及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海德格尔所重视的相互主观认证(intersubjectism)等,皆意指语言的功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批判语言学也强调语言暨语言能力在互动的情境中才能够学习,语言结构是响应社会结构的产物。类似的情形,鄂兰从“人之境况”延展出言说行动的政治性效益,初始建基于个人行动为开端,公共展现(public appearance)为历程,最终目标在避免极权主义再兴。更明确地说,鄂兰把极权和暴力视为一体,暴力令人沉默;但是,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存在,原本就拥有言说的动力( [3], p. 19)!3简言之,当人若非受制于极权政治领域(political realm)而噤声,那么受制于私域生命如劳动与制造,变得汲汲营营于生活的事务,丧失思考,不再言说,失去改变“不好”现状的动力,同样不再是自由。

其次,坚持自由(freedom)。前述鄂兰设定人以行动向公共领域展现自己开始,即表示人拥有自由,而行动本身是政治性质的,因此自由可说是等同于政治。就鄂兰的历史观察,她人认为“只有在危机或革命时期,[平时]很少成为政治行动之直接目标的‘自由’,实际上[正是]人类共同生活在政治组织的理由”4;换言之,“政治的理由就是自由,其经验的场域即行动”( [3], p. 28; [4], p. 146)。这让我们看到鄂兰的务实性,她所指的自由与行动乃是配套措施,并非泛指自由意识,行动就是实践性(praxis);同时也可以看到鄂兰崇敬的希腊城邦(polis),乃是将政治视为重要且尊荣的,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透过言说与行动的自由,将自己展现为政治生活的一个角色。鄂兰或多或少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采取行动就是自由的表征。鄂兰还说:“自由作为行动固有的本质”(freedom as inherent of action),在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的“技巧”(virtù)概念给予最佳的说明,因为那是人走向世界之前不需伪装即存在的( [4], p. 153)。那么,究竟这个“技巧”所指为何?鄂兰指出:那是“精湛的技艺”(virtuosity),一种归因于表演艺术(permorming art)的“卓越”(excellence),这区隔了制造的创作艺术(as distinguish from creative art of making) (ibid.)5。鄂兰当是将表演与自由挂钩,表演是行动的另一代名词,自由则与生俱来;她肯定人都有表演的本能,并合理化行动就是表演,表演即是卓越。

再者,认知权力(power)。鄂兰的权力观,出现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也出现在论及暴力与革命的论述中6。在论及人之境况的行动时,鄂兰即已指称行动是唯一可以和人产生互动,并且需要以言说来表态的一种活动;行动亦是自由的,自由让人在公共领域中发挥“权力”,这是公共领域赖以存在的依据,象征言说行动者展现于其中的潜在空间,而且只有当言说和行动不分开的情形,权力才能实现( [1], p. 200, 204)。在论革命时,鄂兰重申行动是唯一要求展现多元性的;而权力是人能相互关联的唯一特质,藉由承诺和守信结合于根本的行动中,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之中,可说是人类最高的能力( [3], p. 175)。在论述暴力时,鄂兰以相当篇幅说明权力、力量(strength)、武力(force)、权威(authority)与暴力(violence)的差异( [5], pp. 142-146),再为“权力代表人的能力”(power corresponds to the human ability) ( [5], p. 143)定位;权力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被施予的,而是待发挥的,而且是找到展现的平台。这再度呼应了鄂兰所主张:权力显然是“我能”(I-can),而且这是自我(ego),无论是现今或过去,对于自身是受束缚还是需求的一种自知力。“当‘我能’(I-can)与‘我愿’(I-will)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自由才能应验”(only where the I-will and the I-can coincide does go freedom come to pass) ( [2], p. 160)。如此看来,权力作为人的潜在能力,实与自由靠拢,同时透过“言说行动”方能展现。最后,权力虽存在每一个个体中,但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向广众开放的空间,人的权力也当是人集结在一起才能以尽事功的,是以群体之名而赋权的(empowered by certain number of people to act in their name) [5]。

最后,鄂兰“言说行动”的实践以公共领域为平台,同时确立公共领域的政治性与公共性无法分立之原则,人的价值是为政治而行动;当人判断何者为众人共同拥有的时候,便开始与他人共享世界和经验,行动者即演员,可彰显自由与权力。此意味个体觉醒自身可以改变什么的期望,也是个体不再挟制在仅仅只为了谋生而活动的私域中,能进阶到将自己推向外界的公域,展现权力与自由,建构具有政治意涵的公共领域。鄂兰的权力观指涉公民所创发的力量,这便超越了人民单纯享有权利(rights)的被动态,转而体现为公民自主走向公共领域的主动态。若再将此意涵援引来解释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现象,如此一来,民主化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兴盛的结果,也是原因;公民社会发达促使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从封闭、控制、极权,走向开放、自由、多元与共享。

2. 再思概念架构7

2.1. 言说行动

“言说行动”原本是语言学的概念意涵,自语言学研究者——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 1911~1960)和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 1932~)提出“话语即行动”(utterances are actions)的观点后,为言说行动理论(speech act theory)奠定动态的基础。奥斯汀的言说行动理论有三种类型,其中意向行动(illocutionary act)最富有语言复杂与多变特质,言说者企图让听者了解话语背后所蕴藏的意义,透过执行(行动)来达成说话目的8,此意涵对本文建构鄂兰“言说行动”有所增益。“话语即行动”的观点扩展言语纯粹作为表述功能的影响力,奥斯汀另以“表演式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概念深化“话语即行动”意涵( [6], p. 40)。“表演式话语”概念铺垫“言说行动”理论,在“意向行动”意涵的展延。后来约翰·塞尔在“意向行动”意涵的基础上,另发展“间接言说行动”(indirect speech act)概念,意指说话者与聆听者在沟通过程当中,内容超出他们赖以说出真实话语之背景信息,是因为语言和非语言因素,让互动的双方呈现理性和推理连结的言说行动结果,这样的互动过程便创造出话语重建的意义( [6], p. 78)。因此,约翰·塞尔的“言说行动”便不只是符号、字句,或语言意向成份,还要纳入言说行动的产出(production) ( [7], pp. 253-254)。那么,因言说所产生的当再成为“话语即行动”的循环。

“话语即行动”意涵既是言说与行动配搭,言语是行动的前导,亦是行动的实质,这种观点对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带来启发。论述分析的精神旨要在呈现主体本身对言说与行动的辩证意义,超越纯粹的“言说-意向”逻辑;其内涵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9亦有所联结,建构主义同样重视语言的功能与角色,将语言视为建构经验的门路,生活世界存在各种可能的建构方案(alternative),语言是最根本者( [8], p. 48)。论述分析的原始内涵,和语言学有所关联 [9] [10] [11],其吸引力也是来自于语言、行动与知识的关联( [8], p. 1)。从论述分析原理探讨主体互动、语言和权力关联者,经常以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论点为例。福柯解释知识的历史,找到权力概念可作为知识如何被建构的原因。他在《知识考古学》 [12] 提出知识、权力与论述的联结,以论述式的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串连获取知识的意念(will to knowledge)以及展现权力的意念(will to power)。

然而,将语言与行动的实质关系,呈现具有动态实践意义的论述,当以鄂兰的“言说行动”,以及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的“沟通行动理论”为代表。当探析鄂兰的“言说”时,其意涵颇为跳跃;鄂兰并不去解构语言本身,而是主张直接将使用语言的权力发挥到公共领域之中,进而串连“行动”,以紧扣对“人”(who)要完成什么的关切。鄂兰指出“对我是谁的论述,必须透过言说,并藉由行动设定[个人]新的开始,这让人得以触及现存的网络,并即刻能被[他人]感受到”,她进而表示“开启的新的序章,最终将以独特的生活故事出现在新进者的前面,并且独特地影响着那些随之而来者的生活故事”( [1], p. 184)。如此可见,鄂兰怀抱理想的期许,我们再度看到她孺慕希哲以辩论或雄辩所造就的秀异不凡,这些美德(virtue)的源泉就是“言说”与“行动”!这也不只是鄂兰对古希哲的崇敬,更是对现代人臻于美善的期望–人必须借着言说行动,得以创造自身的故事。究其源头,鄂兰回扣“行动的生命”,要人从劳动与制造中脱拔而出,更有进者,“言说使人成为政治性的存在”,并且言说与行动势必紧密结合的理由是:“无言的行动不算行动,因为那不再有演员,行动者如同演员所是,只有在行动者同时是说话者的情形上才有可能”( [1], pp. 178-179)。

2.2. 公共领域

鄂兰的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概念架构的意涵,在于从它而出或从与之配套的概念而来者,都意味着其存在的必然与必要性。笼统地说,鄂兰将私域和公域分离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人之境况的三种样态分别存于私域和公域,它们都代表人类[文明]世界的活动,皆也其适切的位置(proper location) ( [1], p. 73);但其中只有“政治‘行动’”是鄂兰所关切的。政治“行动”与“言说行动”意通,需要透过公共领域的平台来体现。聚焦“行动”的探讨,实则一体的两面,也是关注相对于行动的其他人类活动–劳动与制作,这些捆绑人类生命的活动,不能再令其阻碍人的价值!同样的,探讨公共领域,当从鄂兰对“公共领域终结”的焦虑来审思。若纯粹从概念意涵来看,鄂兰定义的公共领域,大致包含几项特征:一、公共领域与“公共性”相关联,公共性既是人皆能听闻之“实象”,公共领域代表人在世界为了显现自己所存在的空间(the space the world which men need in order to appear) ( [1], p. 208)。二、鄂兰对人在公共空间的现身,赋与“合而不同”的意义,所合者在于处于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不同者在于人的差异以及所处“位置”的不同。三、鄂兰的公共领域具有既相关又分离的“间存”(in-between)特征,而且并不能防止人彼此的竞争( [1], p. 52)。

然而,若从公共领域的定位来看,鄂兰观照的却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现代性,威胁公共领域。她最早问世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指出西方文明进程中的“潜伏的历史暗流”,造成极权主义出现的机缘;资本主义酝酿的经济化与工具化世界观,以及资产阶级的竞争与寡占(占有式的个人主义)造成政治冷漠,甚至敌视公共生活( [13], pp. 23-24)。在《论革命》时,鄂兰对于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并不表全然的肯定;她在紧扣公共性的前提上,指出美国革命的初衷在革命后丧失了,最后公共自由(public freedom)被消极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所取代,公众快乐(public happiness)变成追逐快乐(persuit of happiness) ( [3], pp. 126-128)。鄂兰针砭当代的政治体制造成公共领域或公共参与的破坏,然而,在针对人处于公域中的自由时,鄂兰呈现她对语言操纵的逆向式思辩,她说“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是自由选择的;相对的,不参与的人是自我排除的,置身于政治事务以外的人享有的是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ies)。”( [3], pp. 279-208)。这段话精髓仍是紧扣公共领域“行动”的要义,行动与自由(freedom)是相伴随的,不采取行动的另一种自由(liberty)并非参与政治;换言之,那种自由并不能改变什么!

延展“公共领域”的概念架构,鄂兰的公共领域还可开拓出几项类型。一、竞技场式公域——行动者以表现秀异的争胜,肯定自身的成就10。二、结社式公域——类似协议式民主,公民在无数个公共空间中参与政治。三、剧场式公域——行动者如同演员,并且行动的成就感还来自公共喝彩(admiration)。竞技场式和剧场式的公共领域是鄂兰在《人之境况》所揭示的,结社式代表《论革命》响应Thomas Jefferson倡议的社区制度。另有析论鄂兰的行动理论暨公共领域有两个不同的理论进程:一为美学式的、注重行动者展现自我德性的活动,这代表“剧场性格的政治观”;另一则为尝试建构一个市民共同参与、互为主体的协同行动理论,这代表“市民协同行动的政治观” [14]。还有从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历史诠释建立的公共领域模式,是所谓的“争胜模式的公共领域”,对美国革命的历史解释为脉络的,是“沟通与互为主体的公共空间”( [13], p. 77)。

2.3. 行动者

最后,鄂兰对公共领域的阐述,脱离不了行动的主角——行动者/演员(actor)。鄂兰并没有预设公域或言说的理性,但认为人跳脱劳动与工作层次,在公领域的行动是自由的,行动以政治取向为前提,政治的要素是权力,权力的彰显是为解决问题;并以多元差异为条件,人自然会沟通。鄂兰对行动者的期许,如同人尽其才、善尽其责。鄂兰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反扑的是极权政体“巨大–人”的面向(one Man of gigantic dimensions) ( [15], p. 164)。因此,论述人的自由时,企求人从宰制中解放,此过程必然牵涉政治,不管是隐含的或明示的意义上,无法不谈人之自由( [4], p. 28)。重申“政治的理由是自由,政治经验的场域是行动”、“自由是人共同生活于一个政治组织的理由;在危机时代或革命热潮,自由甚至成为政治行动的目标”、“自由与行动其实是同一件事”( [2], p. 146)。

鄂兰关注人的价值,这种价值需要被显现。人之特质在公共领域展现是最重要的,此为精神的领域(spiritual realm)。同时呼应个体殊异性,强调行动者能够在公共领域被他人看见与听见,才显“真实”( [1], p. 50. also see Villa cited Arendt, 1957, in 1992: 716 [16] )。个体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容或表现的勇气,以及为展现赢取荣耀感的意志。勇气意味着个体将自身推向世界,开始自己与他人的共享;这是个体离开私我躲藏之所,进而披露与揭示自己为英雄( [1], p. 186)。如此构成的公域强调行动者在“具体自由”(tangible freedom)的空间内展现自身,这是一个能让身体跟受法律约束的工作或劳动场域区隔开来的独立空间,同时政治性的公共领域标志。“行动”乃是建基于多元与法律平等(isonomy),在此条件上,个体彼此争论并试图说服他人,没有武力与暴力( [16], pp. 713-714)。

个体在公共领域(或公开)的“表演”,是语言或言说将人的意图呈现出来,这时也才能够辨认每一个言说者的差异。这已跳脱每个个体在能力、禀赋、素养和缺陷的框架,每个人在这些方面有多少记点或分数根本不重要,或者依凭这些标准去定义谁较有成就也变得敷浅!“我是谁”呈现的是各种殊异特质的人,人因采取行动将自己推向公众,那么,一方面必须承担别人怎么去看待这种差异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正视他人的殊异,才能变得接纳多元性。一如前述,行动者之“行”必当与“言”结合。这当是有言之行(speech-act),如果把行动是为开端的能力是呼应生生不息这个事实,那么言谈就对应于“人之独特性”,换言之,也就是对应多元性这个人类条件( [17], p. 215)。就“显示一己之特性”来讲,言行所显示的“我”并不是“我是什么”(what I am),而是“我是谁”(who I am)。在行为者的一言一行会流露出自己独有的特质,包括才能、禀赋、素养、缺陷,以遗刻意表现或隐瞒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要鼓起勇气,冒险去展现自己是谁( [17], pp. 215-126)。鄂兰的人之言说行动者,勇气似乎成为护身符,所要彰显的是个体能行动、能表意的生命力,有别于劳动与工作的制造。

鄂兰对行动者的论述,还不仅是现身于公共领域有勇气的人,或演员,同时也是观看者(spectator)。鄂兰在最后的著作《心灵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彷佛呼应人之境况的行动,对人之角色及其思想和意志,进行更多的探讨,并再申人作为行动者的义务。她认为每个人该扮演自己的戏份就必须执行(must enact his part);当作为观看者时,他可以观览整出戏,即行动者从置身于内,拔身而出到游戏场外的定位时,他不仅变成竞赛中的评判者,同时掌握与理解竞技场的情境。相对的,表演者的关键性在透过观众舆论而获得名声,演得如何,端赖观看者深有同感(depends on the spectator’s it-seems-to-me),这便展现出表演者本身的正统(doxa) ( [18], pp. 94-95)。最后,鄂兰回归到“人类”(mankind)的概念,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当人类理念成为行动和判断的原则时,人因此可被称之为文明的或有人性的人类( [18], p. 271)。

3. 结论

本文览阅鄂兰论著,试图忠实且系统地呈现其原著内容,以建构鄂兰公共领域之“言说行动”意涵。其言说行动的目标,是对人之角色的期望,抑或是对人存在为世界性(worldliness)的拔脱11。鄂兰“言说行动”证成的根本,在人采取行动,将天赋拥有的素质发挥出来,并透过公共领域的平台,以言说达成政治性的存在;人脱离私域,以行动和言说将自己推向世界,个体展现自我如演员,进而创造不朽(immortality)。“言说行动”不仅仅是人的执行,其表征的背后蕴藏人的特质,这些特质是驱动力;“自由”是驱动力之一。“为了自由,人必定设法从生活的需求解放出来”( [4], p. 28)、“自由是行动固有的本质”( [2], p. 153)。人自由主动进入公共场域,积极参与政治事务,透过言说与他人互动,不落于单一。“言说行动”因而表现为多元性,人不仅认知彼此的“独特性”,更同时在扮演行动者、演员,以及观看者的多重身份中流转,展现自我的同时,亦看见他者。行动并非鲁莽,是受到本能意志(willing)与权力表现欲的趋使,如此“权力”是“言说行动”的另一驱动力;权力概念是鄂兰对数个相似却区隔的概念,如力量、武力、权威、暴力等,几经定义之后,所蒸馏出人之条件的要素。鄂兰的权力观和公域挂钩,因为公共性的意涵即在于公众可见闻,且为共同关注的政治参与;人无法做出未经公共的他人所认可的行为,此论述逻辑在杜绝未经多元检视而存在的极权主义。因此,“权力是人能相互关联的唯一特质,藉由承诺和守信结合于根本的行动中,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之中,可说是人类最高的能力”( [3], p. 175)。

建构鄂兰“言说行动”的概念架构,本文以“思考”(thinking)概念收束。鄂兰“言说行动”的底蕴,当回归最根本的趋动力——“思考”。切莫忘初衷,鄂兰崇仰的是亚里士多德之“沉思的生命”——关心美善、献身政治事务、如哲学家关怀事物之永恒(eternity)。然最后还能保留的仅“献身政治事务”;鄂兰以人之境况三样式的行动,借代为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又必然透过言说表达。前期论著《人之境况》开辟了行动的理想型(ideal type),《论革命》则省思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结果,益加赋予行动重责大任,认为行动要能发挥到建立好的政治体制,鄂兰针砭革命后的体制已丧失所有人行动的意义,甚或不再存有总体的快乐。鄂兰另以“判断”(judgment/judging)当作行动的根基。在最后的论著《心灵的生命》,她将人的内心活动区分为思考、意志和判断。关于思考与判断的关系,她以意识(consciousness)和良知(conscience)来形容;“如果思想——意即我们内在无声的对话——体现了我们意识中同中有异,一分为二的情境,从而产生了良知这个副产品;那么判断——所谓思考解放作用下的副产品——可以说实现了思考活动,使得思考得以在现象世界中彰显出来。”( [17], p. 239)。思考如同“言说行动”的触媒,如果思考能体现良知,那么,判断就与良知靠拢,言说行动便于理、于良知,有所依据。

鄂兰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在一个专访的纪录片当中12,以强烈的辩证式说法展现。她说:“想法并不危险,危险的是思考;我认为不思考则更危险。”(There are no dangerous thoughts, thinking itself is dangerous. I think non-thinking is even more dangerous) (2005)。此辩证式论点是鄂兰以“邪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指称纳粹执行者之不思考所犯下罪行的表示。“邪恶的平庸”是鄂兰创发的用词,其后的半个世纪,人们对此比喻,进行过无数次道德与政治的辩论;此一创新用语,甚至让鄂兰面临“平庸的”对待之挫折与排挤。鄂兰真正的用意,并非为纳粹行径找平凡的下台阶,她的论述仍在于紧扣对人之为人的特质,以人之放弃思考所产生的恶果,就是让极权统治者能以陈腔烂调(cliché)寄托于其中。因此,她说:“邪恶是表面现象,要抗拒邪恶就要思考,避免被日常事务的表象所迷惑;去接触日常生活以外所存在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人愈肤浅就愈有可能屈服邪恶,这就是邪恶的平庸性。”。当鄂兰批判人之不思考,如同纳粹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像个邪恶平庸的小丑时,其比喻乃意指人之欠缺思考,所呈现平庸混沌如“非人之条件”。“思考是最自由纯粹的人类活动” [19]。

如此,想法只是如同日常生活的一般念头,思考才是人准备“上演”的动力,思考会带来冲击甚至颠覆,它因而是危险的(力量);然而,如果放弃思考,反而陷入“工具性的思维”(instrumental thinking),便要承担被宰制的风险。鄂兰政治哲学论述的启端(第一本论著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回应欧洲极权主义存在的手段,即控制人的创新与思考,结果演变成极端的邪恶。相对的,她经常以古希腊城邦政治为念,强调人之价值;鄂兰的论述方式倾向透过建立与解释许多相对或相仿的概念,再以纯粹化特定的概念意义,来建构论理。看待鄂兰的论述当展以开放容纳的思维,不在于追究其逻辑,而在于掌握其立论的盘石。以本文试图建构其公共领域之“言说行动”意涵的思辨历程来说,便发现鄂兰创发了其论述的语言转向,微观经验体会与宏观历史史实,交错辩证,论述远近交织,并经常以唯一(the only)定格其论述要义。据此,或许可以说,其“言说行动”是思考的外衣,当我们视“言说行动”与公共领域的联动关系为理所当然之际,亦无须预设行动者的理性与否;因为,自由的展演代表公众权力,公众之多元与独特俱存,就不至于落入绝对独夫式的暴力。即使鄂兰还是声明“思考不可避免的带来破坏,对已建立的标准、价值与规范有所侵蚀”( [18], p. 175);但一如她借着苏格拉底似乎说过的——“我所激起的思考之流,若将您从睡梦中摇醒,使您全然清醒而有生机;但您可能会发现,除了困惑什么都无法补捉,那么您所能做的,就是跟其他人分享您这样的经验。” [18]。

最后,鄂兰的论述并不在于索求认同,较多的是将自己当作演员,展演她希望如是的。在某种程度上,鄂兰的学理可能阻隔了他者与她处于共通历史思维进程(progression)的层次,也或许鄂兰定位自身为“沉思的生命”者,处于浪漫而理想的视界中,期许美好的、人道的与道德的“人之条件”。但事实上,鄂兰思维的后坐力,近年来反而益加显现,学界拾回鄂兰思想,重新强化其论述对当代思维的重要,对反思当代政权与世界民主发展、观察民主萧条现象,以及民主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批判思维,无疑是赖以为据的好素材。教育领域的研究,学者重申“和鄂兰一起批判鄂兰”(think with Arendt against Arendt)13的立场,试图从鄂兰的思维找到与补足其思想应用于教育的意义;特别是鄂兰的教学式权威(pedagogical authority)的概念,引发教育界反省主流教育,进而促使对民主社会提供真切的思辨 [20]。此外,鄂兰敏锐指陈之当代政治生活最深刻的问题、困惑与危机,这些现象至今并未消失;甚至极权统治的遗序并未全然消失,当今国际政治问题如难民与人权议题,实反映出国家统治权的崩坏;鄂兰的政治哲学观为人们点亮批判的视角。总之,鄂兰独树一格的政治哲学思维是划时代的。

文章引用

徐暄景. 汉纳•鄂兰公共领域之言说行动意涵
Hannah Arendt’s Theory of Speech-Act Implication in Public Realm[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02): 410-41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206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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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NOTES

    1鄂兰在《人之境况》将人类“行动的生命”区分为三种样式:劳动、制造、行动。劳动是人体生物过程相关的活动;制造提供的是“人为的世界”(“artificial” world of things);行动是唯一直接发生在人我之间,并且能对应“多元性”(plurality)的活动。参阅Hannah Arendt,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7。

    2鄂兰指出亚里士多德定义人类生命有三项主要的内容:关心美善、献身城邦(政治)事务、如哲学家关怀事物之永恒。参阅The Human Condition. op cit. pp. 12-13。

    3鄂兰的《人之境况》,成书于1958年,是她问世论著中,展现基础但全面的政治哲学代表作。藉由希哲热衷政治事务的美德,肯定人的本能与价值当藉由公共领域来展现,希腊哲学家知识分子展露头角的舞台便是在公开的场域。基于此,“公共性”成为鄂兰论著的重要概念自是无疑。但论及公共性不能彰显的原因,早在鄂兰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她表达了现代性政治思维的自由主义政治,反而形成资产阶级不信赖,甚至敌视公共事务的天性,反政治性格让人仅关注特殊利益,人际关系趋于隔绝,造成极权主义的崛起(按:萧高彦《崇高与美善的政治——评蔡英文著<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汉纳·鄂兰的政治思想>》,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2(2):199)。此外,在1963年的《论革命》,鄂兰持续将她所崇敬的希腊政治生活,作为人之所以为政治性与言说表意的意义,她甚至认为即使战争或革命并不完全是暴力决定的;但极权主义造成的伤害是从律法到生活种切都令人陷入沉默,这般沉默让政治领域的暴力逼近(参阅On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p. 18.)。

    4鄂兰论及自由透过行动而实践的论述,相同的内容分别出现在1960年以及1968年的论著。原文内容为:Freedom, moreover, is not only one among the many problems and phenomena of the political realm properly speaking,such as justice, or power, or equality; freedom, which only seldom—in times of crisis or revolution—becomes the direct aim of political action, is actually the reason that men live together i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t all. The raison d'être of political is freedom, and its field of experience is action. 参阅Freedom and Politics: A Lecture. Chicago Review, 14(1): 28-46. p. 28 (1960)、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p. 146 (1968)。

    5鄂兰即使指出马基雅维利所论已存在于人内在的某种技能,并将之视为人因而可以精湛表演的潜力;但是,在《论革命》(1963),鄂兰论及人之现身于公众时,是否真切表现的问题时,她提到伪善(hypocrisy)也可能是人的特质。鄂兰以苏格拉底和马基雅维利作为相对的论点,苏格拉底说:“做你希望显现于他人面前的样子”(Be as you would wish to appear to others),马基雅维利说:“展现你希望显现的样子”(Appears as you may wish to be)。鄂兰认为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可能有伪善之嫌。参阅On Revolution. Op cit. p.101。

    6鄂兰较深刻论述权力观的专章,包括The Himan Condition (1958)“行动”(action)、On Revolution (1963)“论自由宪政”(constitutiolibertatis)、Between Past and Future (1968)“何谓自由?”(what is freedom?)、Crisis of the Republic (1972)“论暴力”(on violence)。

    7概念架构是研究问题之性质与范围的雏型,可以是未经验证的普遍性理论,它可以作为研究的指引。参阅吕亚力,2000,初版九刷,政治学方法论,台北市:三民书局,页50。任何政治概念架构或模型的建立,无论在概念界定,假设建立及统合解释上,皆能增进对政治现象的知识,同时是能“自我修正”并具备充足理由的设计。参阅胡佛,1998,方法与理论,台北市:三民书局,页6-7。

    8“意向行动”是奥斯汀界定话语的三要素之一。话语要素代表话语的层次,包括表意行动、意向行动和语导行动。其中“意向行动”是说话者意图透过话语合理化其行动,强调话语背后的意图,以及言说者企图达成特定目标的语言意涵;“表意行动”是言说者直截表达话语;“语导行动”是透过指引所产生各种可能的表达形式。参阅John Langshaw Austin,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pp. 94-108。

    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期间,建构主义被冠以各种称法–批判心理学、论述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到了二十世纪末叶,较统一的称法是“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当今社会建构主义成为支撑相关联分析方法的理论指标(theoretical orientation)。参阅Vivien Burr. 2003. 2nd e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New York: Routledge. Ch1.

    10 Seyla Benhabib在归纳当代西方公共领域的特质,亦提出三种模式,包括以鄂兰为代表之“争胜式”(agonistic)公共领域、传统自由主义之“法制式”(legalistic)公共领域,以及象征哈伯马斯沟通理论的“辩论式”(discursive)公共领域。“争胜式”公共领域模式乃是以《人之境况》所论述的公共领域意涵为蓝本。参阅Seyla Benhabib. 1992. “Models of Public Space: Han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ürgen Habermas” In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IT Press. pp. 73-98。

    11鄂兰所称的“世界性”(worldiness),意味政治瓦解的现象,反映为劳动和制造的活动现象。

    12Ada Ushpiz执导. Vita Activa: The Spirit of Hannah Arendt (DVD).中译《汉纳鄂兰:思想的行动》,2005,佳映娱乐发行。

    13引自Seyla Benhabib, “Judgment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Politics in Arendt’s Thought,” Political theory, vol. 16, no.1 (February 1988): 31. 参阅Mordechai Gordon. 2018. Hannah Arendt and Education: Renewing Our Common World. Introduction.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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