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言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3年3月31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25日

摘要

本文通过深入解析孟子的修辞观，主要体现在修辞对言语的时间、地点、对象以及形式和内容的剖析上，并从东西方文化发展的角度上分析了佩雷尔曼的修辞学与孟子修辞的异同点，采用刘洁2020年的抗疫演讲作为参考案例，分析了孟子修辞学和佩雷尔曼修辞思想在现代论辩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孟子修辞学和修辞思想在现代论辩中既有融合的趋势，又有差异点。这为研究修辞学在现代论辩中的应用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

孟子，佩雷尔曼，修辞

Comparison of Mencius’ and Perelman’s Rhetorical Thought

—Taking Jie Liu’s 2020 Anti-Epidemic Speech as an Example

Shuyan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r. 31^st, 2023; accepted: May 16^th, 2023; published: May 25^th, 2023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Mencius’ view of rhetoric in depth. It focuses on rhetoric’s analysis of the time, place and object of speech, as well as its form and content.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erelman’s rhetoric and Mencius’ rhetoric are analysed. Taking Jie Liu’s 2020 anti-epidemic speech as a reference case, the application of Mencius’ rhetoric and Perelman’s rhetorical ideas in modern argumentation is analysed. Results show that Mencius’ rhetoric and rhetorical thought have both integration tendencies and differences in modern argumentation. Th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tudying how to apply rhetoric in modern argumentation.

Keywords:Mencius, Perelman, Rhetoric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纵观中西方历史，修辞学思想都可以在两方文化发展的初期窥见端倪。中国可以追溯至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西方则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古希腊时期。虽然这均属古典修辞学的范畴，但这些思想无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中叶，西方掀起的修辞学大变革将修辞最根本的功用之一——论辩与劝说带回了广大学者的视野中，并以此为中心，研究至今。无独有偶，中国古典修辞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但由古语“修辞立其诚”这一言观之，虽也含有劝说的功效，不过更加强调传意的准确。

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其修辞思想中均包含着重社会实用的功能 [1] [2] 。自2019年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人民在抗击灾难的同时，各国政府与民众在舆论场上的较量持续不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论辩。作为话语技巧的研究，论辩可以改变人们思想对所表达观点的认同程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活动。这种脱离传统形式逻辑限制、以劝说为主要目的的论辩，往往包含着多层次、多角度的修辞思想。本文以孟子与比利时修辞学家佩雷尔曼的修辞思想为出发点，参考刘洁2020年抗疫演讲为实例，分析其中选用的修辞技巧，并分析修辞思想与运用手法上的异同。

2. 中西修辞思想的发展与异同

追本溯源，修辞是为交际实践而生的，而交际又是最基本，人类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修辞思想在分处世界两级的两个迥异的文化中，在这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活动的影响下，不同文化逐渐发展出了独特的修辞思想，其发展的具体脉络也是百花齐放。不过，之所以孟子与几千年后的当代，佩雷尔曼的修辞思想能够产生对比，又无疑体现了它们之间的共性。因此，中西修辞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立足点之一。

2.1. 中西修辞思想的不同发展脉络

为了研究中西方修辞学的产生差异的原因，需要明晰修辞学的发展过程。西方修辞学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诞生之初，被视作一种演说和论辩的手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修辞学也在变化，从口语社会逐渐过渡到文字写作社会。此时的修辞学更加关注布局莫一篇和文体风格。尤其是部分地区，修辞学只学习和研究其修辞风格 [3] [4] 。一直到二战后，伯克、佩雷尔曼等人提出“新修辞学”概念后，西方修辞研究才渐渐回归对言语论辩的研究。

中国修辞学的历史同样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中国与西方修辞学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中国修辞学自诞生以来，就强调语言所包含的心诚，要求演说者使用的修辞话语真实可靠，本心要真诚。只是依靠花言巧语进行劝说并不可取。这与西方古典修辞学“论辩手段”这一定位产生了差异。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虽然孟子一生都在不停地论辩，但却称自己不好辩。今天的学者，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 [5] [6] 。这种对修辞功能认识和用途的不同，也导致了现代社会中西方修辞学在发展上的不同、中西方修辞技巧的不同。

2.2. 中西修辞思想的相似点

除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发展所导致的差异，中西修辞思想也具备诸多共同之处。东方和西方的修辞学，两者都强调修辞学需要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古希腊学者伊索克拉底就曾提倡，一个好的演说者要同时具备政治学和修辞学知识，应将公共生活的行为作为理想，这样他才能在参与国家事务时发挥重要的作用。20世纪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对人类语言本质的分析后认为，通过理性的论辩话语和修辞能够解决人类社会迫切的实际问题。中国修辞思想也包含了类似的逻辑。孟子通过修辞与辩论传递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正是这一点的最佳佐证。

实际上，中西方的修辞基本原则都可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诉诸”进行简单分类。中国儒学家所主张的言行一致，与古希腊学者认为的劝说归于宣传，其实都属于道德诉诸；而中国“情从于理”的思想以及西方“情盖过理”的观点，虽有差异，但也仍均可归类于情感诉诸。最后，中国的“事实胜于雄辩”与西方的“海纳百川”的想法进行对比后，发现这也是理想诉诸的体现。总之，中西方修辞学家都持有同一种观点，也就是“正道终将胜出” [7] [8] 。

3. 孟子与佩雷尔曼修辞思想之比较

本文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孟子和佩雷尔曼进行修辞学的研究，采用先分开叙述再横向对比的方法，消除了时间跨度的概念。

3.1. 孟子的修辞思想

孟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故而在其思想和学说的提出也隐藏着儒家文化。其中，孟子修辞思想的核心体现在思想、语言和社会的贡献方面。

思想上主要体现于孟子对言语思想内容的重视，如后人编撰的《孟子——尽心下》一章中所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可见孟子认为，言语要浅显易懂，且要包含深刻的教育意义，即“善言”。至于修辞的言语理解，孟子也有深层次的理解。孟子十分重视言辞的正当性、全面性，并在《公孙丑上》一章中，给出了四种不应采纳，要明辨的言辞：“彼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片面的言辞、过分的言辞、回避的言辞与邪道的言辞。孟子还认为，这些错误的言辞如果被君王所采纳，便会影响其政治决策，对整个国家产生不良的影响，而这也反映了孟子修辞思想中对社会功用的看法。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君王施行“仁政”，认为只能通过修辞与论辩说服君王听取上文提到的“善言”，才能将“仁政”推行下去。《滕文公下》中，“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这一句，正是孟子这一思想最好的体现。此外，孟子也希望实现“行仁义之道，安太平之世”这种报答社会、造福人民的目标 [9] [10] [11] 。孟子同时也相当注重修辞技巧的选用，在劝说中大量使用比喻、排比、对比等修辞格，既柔和了言语的棱角，也拉近了听者与演说者(孟子)的距离。根据佩雷尔曼的观点，就是“创造了在场”，为如今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提供了很高的研究意义与参考价值。

孟子修辞思想的关键是通过内容合理、引人入胜、极富修辞的论辩来实现劝说目的。而“善言”是其中的关键，这也是与西方强调说服的修辞观重要的不同之一。

3.2. 佩雷尔曼的修辞思想

作为西方开创“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佩雷尔曼一改哲学界以传统三段论为主导的论辩方式，提出了以非形式逻辑为主，面向日常生活领域，适用于数学之外语言的论辩模式。佩雷尔曼首先将“论证”与“证明”进行分离，认为数学的形式逻辑推演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限制性，即在文学、艺术，乃至关键的辩论等领域重形式，轻变通的形式逻辑难以在人文学科中发挥应有的价值。佩雷尔曼也阐述了自己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即不具有必然性和自证性 [12] 。论辩指的是演说者通过各种方式，向听众传达自己观点，并且实现劝说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众的背景纷繁复杂，面对论辩时的反映也是各不相同，不具备一致性，对结果进行量化是很难实现的。佩雷尔曼这种非形式逻辑的观点，为新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拓宽了修辞的定义，使其更能解决一般的现实问题。

佩雷尔曼关注论辩所面向的听众，并提出了著名的“听众中心论”。他认为，一切演说与论辩都是要说给人听的。若演讲与辩论只是出于对演说者自身的考虑，而没有为听众着想，那这样的沟通便是失败的。佩雷尔曼认为，听众是演说者内心构造的概念，且可分为“普遍听众”与“特殊听众”两类。其中，普遍听众是一大重点。佩雷尔曼还认为，论辩也是对合理性、真实性的一种解释，而普遍听众就可以成为衡量标准。论辩的质量是由普遍听众界定的，只有普遍听众认为好的论辩才是好的，这就显现了一种理性意识 [13] [14] 。此外，普遍听众与特定听众的相互作用也大有裨益。普遍听众能够为特定听众起到形成理性论辩的作用，避免特定听众受演讲者左右，形成偏见。

佩雷尔曼强调，在论辩过程中针对不同听众创造“在场”概念，创造重要性的必要。换一句话说，为听众创造出能够想象到的，目前不在场的情景，让听众确定了情景的在场并接受，演说者就能对听众意识产生影响，达到劝说的目的 [15] 。除此之外，佩雷尔曼也提出了两大论辩的技巧，即“关联技巧”和“分离技巧”。前者旨在关注演说者的出发点与结论(观点)，意图在两者当中创建某种联系；后者则时常用于将观点一分为二的情况。

综上所述，无论是孟子，还是佩雷尔曼的修辞思想，都为现代社会修辞学研究或一般辩论中起到重要影响，修辞学与论辩在实际使用中交融互通。本文以2020年刘洁发表在社交媒体上一段有关疫情的演讲稿为例，分析孟子与佩雷尔曼修辞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应用。

4. 刘洁演讲蕴含的修辞思想

刘洁在2020年发表的这篇结合时事的演讲传递出了孟子和佩雷尔曼的修辞思想，是对中西思想的有机结合，以达到最佳劝说效果。

4.1. 孟子修辞思想的实际应用

上文中提到，孟子修辞核心思想体现在思想、语言和社会的贡献方面。演讲中刘洁大量使用浅显易懂的英语成分，以主谓宾结构的简单句为主，鲜有复合从句，便于听众把握演讲的核心观点，符合孟子修辞思想中言语浅显易懂的要求。其次，她首先抓住了孟子所提倡的“善言”这一核心。演讲的题目就通过“Thank You World”向听众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确定了整篇演讲积极的基调。而演讲中也反复出现了“Thank You”，虽然看似有“淫辞”，即浮夸言辞之嫌，但刘洁也针对不同国家和个人道出了感谢的原因，如针对蒙古的“Thank you for gifting us with so many sheep”，表明本次演讲经过了充分的背景知识准备，而非不分青红皂白，一昧地去迎合奉承。这凸显了孟子修辞观中言语善良、真诚的要求。

此外，演讲也十分关注对社会的贡献。刘洁的演讲不仅保持了感谢与积极的态度，也向全球人民传播了互助和团结精神。演讲中提到“And that means we could only have a bright future when we are united as one”，以此提倡全球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疫情。不仅如此，刘洁在演讲中也正如同孟子那样，有远大的政治理念，希望将中国的关怀之心推及全球，也展现出了大国担当，敢于承担世界责任之心。正如演讲中说到：“contribute to the world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这是孟子的修辞思想熏陶下的诞生的言辞与思想的结合。

最后，刘洁也相当注意修辞格的使用。不同于西方的非形式逻辑论辩，这篇演讲中更多采用孟子的修辞格例如，最为典型的便是比喻和排比。先以排比为例，演讲中一连出现了七次“Thank you for”句型。这种排比不仅表现出感激之情，也加重了文章语气所蕴含的情感，更具气势，让听众更易为之动情；这同时也为下文起到劝说功能的部分进行铺垫，降低听众接受的难度。比喻在演讲中也有所出现，如“You not just light up the buildings, but also our hearts”，将点亮大楼的灯比作点亮人们的心胸，寓意着燃起希望，明显是孟子修辞思想的一种体现。

4.2. 佩雷尔曼修辞思想的实际应用

刘洁演讲中佩雷尔曼修辞思想的应用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听众中心论，二是在场的概念 [16] [17] 。佩雷尔曼认为，考虑特定听众的意见和价值可以区分修辞论辩和其他方式的论辩。在本次演讲中，也有很多针对特定听众的内容。上文多次提到的“Thank You”，其面向的对象就是在抗疫时曾为中国提供过支持与鼓励的国家和各界人士，而这一部分听众(“国家”则是指其“国民”)就是有意愿，也有能力支持中国以及全球抗疫的“特殊听众”。当然，演讲也注重一般民众，并试图取得普通民众的认同，其中讲到“And that’s what connect us together…despite the different colors of our skin and the different language we speak”。就算肤色与语言有所差异，人类也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疫情并“win this war in the end”——赢得最终的胜利。这种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合乎道德与理性的论辩正是刘洁获得普遍听众理解与赞同的重要方式。此外，特定听众与普遍听众对于演讲言辞的对比，也能明显察觉演讲者的真诚，显然是为了诉求听众的赞同。

佩雷尔曼修辞思想的“在场”观点也是刘洁演讲所关注的一点，而在场则主要有选择和呈现两大实现途径(朱琳、袁影，2016) [16] 。正是因此，演讲才特别注重在场事物的选择。演讲最后提到的歌词“United nations on the march. With flags unfurled…”。这出自《联合国歌》，是团结与和平的象征。选择此为对象，无疑是考虑到了塑造在场的最佳方式，而呈现其实主要就体现在修辞格的使用上，与孟子修辞观中所叙述的不谋而合。

5. 结语

通过以孟子与佩雷尔曼的修辞思想为出发点，以刘洁演讲为例进行分析后，本研究发现，中西修辞思想对当今面向广大听众的论辩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呈现一种中西交融的情况，为后续修辞学的实用研究提供了参考意义。不过在其他论辩语料中，其他修辞学家思想的应用仍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文章引用

张舒言. 孟子与佩雷尔曼修辞思想之对比——以刘洁2020年抗疫演讲为例
Comparison of Mencius’ and Perelman’s Rhetorical Thought—Taking Jie Liu’s 2020 Anti-Epidemic Speech as an Example[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5): 2032-203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527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