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15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22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29日

摘要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写作素材，创造了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她对于女性的思考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无论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反思，还是对于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独特见解，都表达了她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因而，本文通过分析严歌苓作品集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从而探究其共同特质。

关键词

严歌苓，女性形象，共同特质

Interpret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Yan Geling’s Works

Yuan Q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Nov. 15^th, 2022; accepted: Dec. 22^nd, 2022; published: Dec. 29^th, 2022

ABSTRACT

The female images in Yan Geling’s works are rich and colorful. With her own life experience as the writing material, she has created different types of female imag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Her thinking about women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Whether it is her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or her unique views on the colli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she expresses her concern about the plight of women’s survival.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ve female images in Yan Geling’s works, so as to explore their common traits.

Keywords:Yan Geling, Female Image, Common Trait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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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严歌苓作为当代知名的女作家，她用细腻的文字和新颖的视角描写不同阶层、不同时期的女性所遭遇的困境，歌颂了女性身上的坚毅品质。在严歌苓文学道路中，她丰富的经历为之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早期的参军经历致使她写下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多部以部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是以她在文工团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其后，她赴美留学的经历让她体会到了处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环境下海外求学者的艰辛，致使她创作出《少女小渔》、《扶桑》等一系列刻画女性远离故土、海外漂泊，虽然受到社会、男权等各方面的压迫，但仍然保持坚韧和仁慈的形象。21世纪以来，严歌苓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到了新中国早期发展道路探索阶段的历史，写下了《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多部作品，将女性的命运与时代的变化相联系，通过描写女性的遭遇透视历史的风云变幻，更显家国情怀。可以说，严歌苓不同时期的作品刻画了不同的女性形象，但是都彰显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在遭遇苦难时所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的品质。

2. 严歌苓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类

本文选取严歌苓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旧时期的农村妇女形象、新时期处于社会底层地位的边缘女性形象和战争环境下的女性形象。

2.1. 旧时期的农村妇女形象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把写作视角从女兵身上转向农村妇女的转型之作。它以正在经历抗日战争的河南农村为故事背景，时间跨度从1940年到1980年，从抗战时期到文革结束，以寡妇王葡萄把被扣上地主恶霸帽子的公爹藏于地窖为主线，期间讲述了王葡萄与不同男性的爱情故事，着重笔墨刻画了王葡萄的农村日常生活，展现旧时期中国农村的乡土风貌，具有乡土叙事的风格。将农村浓缩为当前政治动荡的社会的缩影，展现出处于旧社会的底层人物生活的苦难。

王葡萄有着悲惨的身世，从小没有父母，被他的公爹孙怀清买来当童养媳。然而这些并没有让王葡萄失去纯真，即便是在困境下也能熠熠生辉，散发出属于农村女性特有的淳朴与美好。对于王葡萄来说，正如她的名字“葡萄”，多汁而又甜蜜，极具生命力 [1]。王葡萄与其他一般女性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她是寡妇，但是她从不畏惧别人的目光，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也从不迎合他人，只是遵守自己的本心。在政治方面，她并不是思想觉悟高尚的人，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她不懂革命，也不懂政权，在她眼里政权的更替不过是绑脚布颜色的变换。“葡萄从门缝看出去，都是同样的人腿，不过是绑腿布不一样罢了。有时是灰色，有时是黄色，有时不灰不黄，和这里的泥土一个色。”( [2]: p. 23)在王葡萄的眼里，任何复杂的事物、任何丑恶的人心都不值得她放在心上，无论是多艰难的生存环境，对她最重要的不过是好好活着。在爱情方面，王葡萄并不像传统封建女性那样保守，书中男性角色像朱梅、孙少勇、春喜、五合、老朴，都是王葡萄勇敢追求爱情，享受真挚爱恋的象征。从表面上来看，王葡萄似乎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屈从于男性，然而实际上正是葡萄给予了他们心灵上的救赎，这也是严歌苓对于男权统治下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存在的抨击。在亲情中，王葡萄重情重义，知恩图报。葡萄将收养他的公爹孙怀清当作自己亲爹，偷偷地救下本应该被批斗的公公并藏在地窖，甚至在饥荒时期扛起了整个家。王葡萄在苦难中表现出的积极向上、宽容仁爱的品质向每一个读者展现出了农村妇女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韧性。

2.2. 新时期处于社会底层地位的边缘女性形象

严歌苓笔下塑造了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女性形象，其中《谁家有女初长成》是新时期女性的代表。小说的上卷主要讲述了农村女孩潘巧巧向往大都市的繁华，想要脱离农村来大城市打工，结果被人贩子陈国栋拐卖给一对兄弟，最后沦为杀夫的悲惨命运。巧巧作为农村的女性，她读书少，但是仍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巧巧的一生都在和命运不断的抗争，作为农村女该，巧巧渴望去深圳，即便是当流水线的女工，她也把深圳当作是天堂般的好，这是巧巧对于家乡的父母们把女孩们当作一张张汇款单的反抗。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女孩的命运像商品一样，成为她们父母的兑换券。巧巧这样的女孩子就这样成为城乡双重的边缘人 [3]。在被人贩子拐卖到大宏兄弟家时，巧巧经历了从反抗到认命的过程。然而在巧巧得知二宏奸污她并且是在大宏的合谋下以后，巧巧再也不能够安慰自己接受现实。小说的下卷讲述了被通缉的巧巧来到了偏僻的军营，她的勤劳、善良、温柔得到了军营中官兵的青睐。在这里，巧巧从一个杀人犯变成了天使，她作为农村姑娘的细心、柔软彰显了出来，变成了她最本真的样子。在上卷中，巧巧面临的更多是恶毒的人贩子、违背人伦的大宏兄弟，巧巧成为了反抗封建文化和男权压迫的贫弱女性的代表。在下卷中，巧巧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关心，勇敢的追求爱情，并且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从这里可以看出城乡间教育差距让巧巧这样的农村女孩变得愚昧无知，这也是她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总而言之，巧巧悲惨的命运是源于整个时代的，在当时女性地位低下、缺乏独立意识的时期，她渴望改变自己农村女孩的命运，但由于自身知识匮乏，见识浅薄，受到外界欲望的蛊惑，最终逃不过沦为杀人犯，断送了自己的出路。严歌苓对于底层边缘女性的思考，不仅仅让我们惋惜她们悲惨的命运，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底层女性在受到不合理对待以及屈辱婚姻时勇于反抗的精神。

2.3. 战争环境下的女性形象

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描写战争环境下女性的代表之作。小说讲述了十三位秦淮河风尘女子代替女学生赴死的悲壮故事。全书以女学生书娟的视角入手，以孟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和以赵玉墨为代表的妓女，因为战争，使得两个完全不同身份的群体聚集在了教堂。小说前期着重笔墨写女学生和妓女的针锋相对，在女学生眼里，这些秦淮女子就是“低贱”、“肮脏”，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风尘女人。后面教堂收容了逃出刑场的军人，通过这些受伤的士兵，大家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与不仁，尤其是带给女性的是非人般的折磨。豆蔻作为十三钗里年纪最小的，为了给受伤的小士兵王浦生取琴弦弹琵琶曲，最后被凌辱致死。小说的转折点也是高潮所在，日本军官邀请女学生参加宴会，谁都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而玉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自愿代替女学生，她们换上了学生装，正如书中所说：“除了扮我们自己扮不像，我们扮谁都像” [4]。她们因为生活所迫沦为风尘女子，在英勇就义时却扮演着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角色，作者笔下的女性用调侃、揶揄的话侧面诉说了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不仅仅肉体上的侮辱，更是尊严和精神的摧毁。女学生们从一开始的蔑视和唾弃这些妓女，到后来被她们所感动以及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她们会冒出窑姐们的口头禅，会觉得男人女人不就那么一回事，这与小说开头书娟因为自己初潮而厌恶以及看到玉墨和陌生男军官跳舞觉得羞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这些拥有大义、善良却本身跌落在尘埃中的风尘女子们拯救了女学生的灵魂，这也是女性思想的解放。

同样是描述战争的《小姨多鹤》相比起《金陵十三钗》来说，它虽然没有惨烈的战场描写，但是通篇无不看出战争对于女性的残酷。《小姨多鹤》中最出彩的两个女性便是多鹤和小环。这两位女性可以说性格截然不同，小环性格霸道，嘴巴也不饶人，但是她本性善良，能够慢慢地理解并同情异国他乡的多鹤，虽然她与多鹤以及她的丈夫张俭三个人存在畸形的关系，但是小环身为女性，能够站在多鹤的立场上，与多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多鹤，因为战争而流落在中国，被卖到张俭家成为生孩子的工具，在战后反日情绪高涨的中国，多鹤的身份让她深受鄙夷和歧视。虽然在异国漂泊，但是多鹤仍然具有民族特色，她作为日本女人，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谦逊有礼，逢人就鞠躬弯腰问好。她勤劳，在张家总是把衣服熨的平整，把地擦的锃亮；她默默无闻，从不计较什么，多鹤为张家生儿育女，甚至在没有利用价值后惨遭抛弃，然而多鹤不畏艰难重回孩子身边，表现出她顽强的生命力以及作为母亲对于孩子的爱。

3. 严歌苓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共同特质

严歌苓作品中对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女性的描写是鲜明而又具有共通性的。可以说严歌苓更侧重刻画女性在苦难的命运下所表现出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和母性。

3.1. 追求爱情的自由

严歌苓小说中爱情是表现女性鲜明特征的重要话题。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是热烈且自由的，尤其在封建传统的社会背景下，爱情和婚姻都是屈从于男性的，这就凸显出严歌苓对于女性勇敢追求爱情行为的赞赏与敬佩。《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被买来当童养媳，后来成了寡妇，但这并不影响葡萄对于自由恋爱的向往。在充满封建思想的时代，女性不能主导自己的婚姻，尤其是寡妇，更是遭人冷眼相待。葡萄不畏世俗的眼光，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正如书中写道：“她那一刻疯了一样喜爱他。她不承认自己也这样喜爱过琴师、少勇”( [2]: p. 161)。无论是朱梅还是少勇、春喜，葡萄能够活在当下，把握当下的幸福。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总是离不开与性相关的描写。在严歌苓笔下，她把女性的身体比作能够容纳百川的沃土，称王葡萄为“真正的尤物”，这并不是对女性身体的鄙视，相反，可以看出严歌苓对于女性身体上原始力量的赞叹，女性有能够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同样地在严歌苓小说《扶桑》中，小说讲述了被拐卖到旧金山沦落为妓女的扶桑与白人克里斯之间的爱情故事。扶桑被迫沦为妓女，遭遇了种种苦难，却仍然用痴、呆、傻的态度对待所遭遇的困境，正是这种豁达而又淡然的态度吸引着克里斯，而扶桑，虽然失去了肉体的自由，却仍然把心中最纯洁、最真挚的情感留给克里斯。小说歌颂了这种跨越种族、阶层、国籍的爱情，扶桑作为东方女性，代表着中华文化，而与白人克里斯的爱情则是象征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同时也象征着在西方文明的蔑视下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能够得到长远的流传和发展。

3.2. 苦难中对生命的敬畏

严歌苓作品中处于底层的边缘女性都有着敬畏生命的态度。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女性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她们被压迫，甚至被暴力地对待，尤其是在战争中，女性所受的压迫与屈辱更甚。《金陵十三钗》就是女性在战争环境下，她们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深受冷眼，然而她们敬畏生命，对待战争中鲜活生命的流失，她们扼腕叹息。她们惧怕死亡，但是最终却有着拯救他人生命的大义，她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对他人生命的拯救，更是对于自己精神上的解放。正是她们心怀大爱，敢于牺牲自我，让生命的延续有了高尚的价值。王葡萄对于生命的敬畏在于无论她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好好活着”是她生活的态度。在闹饥荒的时候，王葡萄捕鱼、挖树皮，正是她顽强的生命力让人们好奇葡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水嫩嫩的，她用柔弱的身躯，在艰难困苦中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3.3. 母性

“母性”是严歌苓笔下女性所拥有的共同特质，无论是被称作“地母”的王葡萄，还是具有旺盛孕育能力的多鹤，在她们身上，都有着能够孕育众生的宽广胸怀。这里的母性并不仅仅作为生理意义上母亲对孩子的爱，它是最高的雌性，是最广博的母爱，意味着生命的再造能力、对弱小者无私的哺育和对众生的悲悯、宽恕和慰藉 [5]。

王葡萄的母性体现在对于男性的救赎。在小说中，男性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征服女性的角色，而是在母性的庇护下得到救赎。多鹤因为战争流落在异国，她被当作生孩子的工具而存在。然而多鹤并没有停止对于不公命运的抗争，她用骨子里的坚韧和宽容让身边的人真心接受她。从小环和张俭对待多鹤的态度从前期的厌恶到后面成为了温馨的一家人，这些变化都是多鹤母性救赎的体现。多鹤身上的母性体现在她的谦卑、隐忍以及能够包容伤害过她的人，这也象征着母性能够化解战争带给两国人民的伤痛。

4. 结论

严歌苓作为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出发，能够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境，尤其是结合中国发展历史，将女性置于政治斗争、异国文化等特殊的环境下，生动活泼地展现出女性对于爱情自由的追求、苦难中对生命的敬畏和母性，彰显女性独特的魅力。通过对严歌苓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解读，为今后文学作品如何积极地探索女性生存之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文章引用

祁 媛. 严歌苓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Yan Geling’s Works[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4): 617-621.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409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