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24日；录用日期：2020年12月24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31日

摘要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朝代的兴替和四时的更代均有应用。《吕氏春秋·应同》论朝代兴替就采用了邹衍的五行说，这点已有很多学者证实，王梦鸥教授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尚待探讨的问题是《月令》所载一年四时的更代是否根据邹衍的五行说。若从五行与四时的关系着手，五行与四时直接相配，但原来应是四时与四方，五行则与五方或五位相配。五行与四时的相配是通过五方或五位的，最初相配时未能完全整齐划一，这显而易见。但更重要的是在实行时的模式并不一致。在土与中央相配的过程中，《月令》里的土在一年之中不占任何时间。到了《淮南子·时则训》才把夏季最后一个原属火的六月拨归土。《淮南子》这个处理办法似乎和邹衍的五行说一致。可见《月令》在处理五行与四时关系时采取的是与邹衍不同的手法。

关键词

吕氏春秋，月令，邹衍五行说

Whether the “Yüe-ling” in Lü-Shi-Chun-Qiu Re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ve Rotatory Ascendants Which Applies to the Seasons of the Year

Chen Ru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Nov. 24^th, 2020; accepted: Dec. 24^th, 2020; published: Dec. 31^st, 2020

ABSTRACT

Zou Yan (邹衍)’s theory of the Cycle of the Five Virtues (五德), in other words, the Five Rotatory Ascendants (五行说), has two applications. In the first instance, it applies to the succession of dynasties. In the second, it applies to the seasons of the year. That the “Ying-tong” (应同) chapter of Lü-Shi-Chun-Qiu has incorporated the former application has been shown by previous scholars, particularly Professor Wang Mengou (王梦鸥). What remains to be investigated is whether the “Yüe-ling” (月令) represents the latter application. The investigation approaches the problem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of the Five Ascendants with the Four Seasons, and although it is commonly assumed that they were directly correlat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riginally the Four Seas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Four Positions (四方) and the Five Ascendants with the Five Positions (五方，五位). The Five Ascendants were, then, superimposed on to the Four Positions and in turn on to the Four Seasons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he Five Positions.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lack of any attempt at integrating the two. Here,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lack of uniformity in the practice. Tu (土, earth) which is correlated with zhongyang (中央, center) is not given a period of time of its own in the “Yüe-ling” whereas in the “Shizexun” (时则训) of Huai-nan-zi (淮南子), the last month of summer is taken from huo (火, fire) and given to tu (土, earth).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practice of Huai-nan-zi is in agreement with what Zou Yan advocated. Thus the “Yüe-ling” seems to have followed a method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at followed by Zou Yan in the correlation of the wu-xing (五行) with the Four Seasons.

Keywords:Lü-Shi-Chun-Qiu, “Yüe-ling” (Monthly Ordinances) Chapter, The Five Rotatory Asc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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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三十年代，梁启超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1] 和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2] 先后引发起学术界对邹衍与五行说的讨论，自此不少学者都相信，《吕氏春秋》书中的一些观点，与邹衍有关系。顾氏认为，邹氏书虽不传，但其五行说却保存于《吕氏春秋·应同》的首段。此段所保存的是朝代应五行而兴替之说。王梦鸥教授在1966年出版了《邹衍遗说考》，对邹衍作了深入研究，认为邹衍五行说可区分为二：(甲)小五行，(乙)大五行。小五行指四时更代，大五行指朝代兴替。 [3] 顾颉刚着眼的只是大五行。徐复观在1975年出版了其巨著《两汉思想史》的卷二，开头一章题为《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 [4] 详论邹衍对《吕氏春秋》的影响。徐氏跟以前的学者一样，都认为《吕氏春秋·应同》叙朝代兴替及其十二纪按月令排序，是受了邹衍的影响。但徐氏的关注重点与以前的学者有所不同。徐氏的着眼点是政治与学术。他认为《吕氏春秋》重视月令尤胜于朝代更替。邹衍透过《吕氏春秋》对后世发挥影响，主要也在这方面。徐氏指出，十二月令分成十二纪，邹氏之学便成了此部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此部在《吕氏春秋》中至为重要，其余八览，六论两部，仅属附庸。《吕氏春秋》所可能受邹衍影响者，只限于若干部分，其中大五行说见于《应同》篇首段，小五行说见于《月令》，但由于从前学者(特别是王梦鸥教授)已详论过《应同》篇结合了邹衍的观点，本文所论将限于十二纪所构成的《月令》。后文都将简写为《吕氏春秋·月令》。

2. 考据

《月令》乃历学之作，它既讲每个月份出现的自然现象，又讲每个月份的政事所宜。应注意的是《月令》在这方面的内容是与《大戴礼记》第四十七篇《夏小正》同一源流的。《夏小正》所记每个月份的资料甚为简略，可见其时代久远。至于它是否编于夏朝，则难以断言。在此之上，有时还会套上五行之说。其表述有若干方式，本文要讨论的是，《月令》中所用的这些方式，是否就是邹衍所用的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五行与四时的相配关系。要进一步了解这问题，也许应该涉猎一下在《月令》之前出现的历书。

《逸周书》和《管子》中有不少历学材料。《逸周书》第五十一至五十三这三篇均与历学有关。第五十一篇《周月解》，顾名思义，讲的是周历中的月份。它把一岁分成春、夏、秋、冬四时，各有孟、仲、季三个月份，所用名称与《吕氏春秋·月令》相同。每月复各有其气节。

《周月解》 [5] 云：

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在《吕氏春秋》中，生、长、收、藏是“纪”部四个组成部分的隐藏主题。《周月解》提及：

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

并进一步解释：

一文一质，示不相沿。

文中虽提及“阴阳”，但没有提到“五行”。

《时训解》第五十二看来与《周月解》第五十一是同一篇。主要分别是《周月解》分一岁为十二“中气”，《时训解》分一岁为二十四“气”，即十二“中气”加十二“节气”。篇中述及各“气”的自然现象，与《吕氏春秋·月令》所述大致相同。

《月令解》第五十三已佚。魏征在《谏录》 [6] 中尝云：

《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文中提及的古《月令》，很可能就是指《逸周书》的《月令解》。果真如此，则魏征视《吕氏春秋·月令》为出于《逸周书·月令解》。由于《逸周书》第五十一、五十二两篇大量内容都保存于《吕氏春秋·月令》，这样推测也许不会错。如此一来，《吕氏春秋·月令》便与《逸周书》的历学文献一脉相承。他们之间有一个相异点值得一提。《逸周书·时训解》和《吕氏春秋·月令》都接受一个共同原则，认为自然现象与人间行为之表现于君王之礼节及施政之举措者，彼此之间有互动关系。不同的是，根据《时训解》，任何自然异象都会对人事有不利的影响，而根据《吕氏春秋·月令》则刚好相反：君王所为及政令之不应时者，都会招致自然灾异。

《管子》书中的历学材料较《逸周书》所载尤为丰富，其中《幼官》第八、《幼官图》第九、《四时》第四十、《五行》第四十一、《轻重己》第八十五等五篇都与历学有关。此外，《七臣七主》第五十二和《禁藏》第五十三两篇也有历学材料，但由于与本文所论无关，故置而不论。

本文所论乃岁时与五行之相配关系，《幼官》等五篇俱与此有关。其中《五行》第四十一所采用的方法较为简单，本文即由此篇入手，在《五行》篇中，一岁并非分为四时十二个月，而是分为五期，各有七十二日。木、火、土、金、水各主一期。各期在文中均以“X行御”的公式出之，X即在该期居主导的五行元素。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五行，《五行》篇舍惯用的一岁四时而采用一岁五期。

《轻重己》第八十五分一岁为四时，各有九十一日，四时各与一色相配。此篇有一特点值得注意。今先列其配对如下：

春 夏 秋 冬

青 黄 白 黑

（木） （土） （金） （水）

此与习用的相配方式不同。一般的相配如下所列：

春 夏 秋 冬

青 赤 黄 白 黑

（东：木） （南：火） （中：土） （西：金） （北：水）

《轻重己》所作的改动，是以黄(土)代赤(火)以配夏。这样的改动，显然是为了否定赤(火)作为朝代的正统地位。只有王莽会有这样改动的动机。 [7] 王莽在政治上作伪，与本文毫无关系，但他改动了五行其他事类的惯常配对关系，涉及大部分的历学文献，则与本文大有关系。

五行与许多事物有配对关系，其中最常见的是五方与四时。正因为这种配对关系常见，有些学者干脆假设四时与五方很早便相配，这其实大有疑问。有证据显示，最初四时与四方相配，五方则与五行相配。这样的配搭，最早见于《淮南子·时则训》 [8]，其中有一段文字题曰“五位”。

五位

〔Ha1〕 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扶）（榑）木之地，青（土）〔丘〕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Ha2〕 其令曰：挺群禁，开闭阖，通穷窒，达障塞，行优游，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宣（出）〔库〕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

〔Hb1〕 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Hb2〕 其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忧疲疾，出大禄，行大赏，起毁宗，立无后，封建侯，立贤辅。

〔Hc1〕 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Hc2〕 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溥汜无私，正静以和，行稃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所〕归。

〔Hd1〕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Hd2〕 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谨著聚，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雝溪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

〔He1〕 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He2〕 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徙，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门〕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蚤闭晏开，以索奸人，〔奸人〕已德（“德”读为“得”），执之必固。天节已几，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

这段文字共有(a)，(b)，(c)，(d)，(e)五组，讲的是五方。每组又分为(1)、(2)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五方的地理区域的界限。应该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五行。第二部分一律以“其令曰”开始。令人惊奇的是，在五方之下的“令”，与历学文献中在月与时之下的“令”相同。如果说《淮南子·时则训》中的“令”与时序完全无涉，只适用于某些地理区域，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唯一的结论是，“令”的出现，隐然与四时相关，也因此便可以把岁之四时与五方联系起来。此外，五方与五色的关系也很密切，这种关系在《吕氏春秋·月令》中也可找到。

《淮南子·时则训》处理五方的手法令人联想起《幼官》第八所用手法。《管子》书中值得留意的是，其《幼官图》第九与《幼官》第八内文相同，只是篇目一有图字一无图字。由于《幼官图》篇目中有“图”字，读者可能会得到一个印象，以为两篇中只有此篇的文字原本是以图表的形式出现的。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幼官》第八篇目中并无“图”字，但其内文确曾提及“图”，并言及其图中相关部分的位置：

（1）此居于图方中

（2）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3）此居于图南方方外

（4）此居于图西方方外

（5）此居于图北方方外

（6）此居于图方中

（7）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8）此居于图南方方外

（9）此居于图西方方外

（10）此居于图北方方外

《幼官图》进一步把(1)至(5)称为“本图”，把(6)至(10)称为“副图”。由此可知其内文原本是排成图表形式的，四方和中央各有一组文字，每组文字有两部分。可能按原来阅读各组文字的先后次序，每组文字的两部分是相毗邻的；但现在书页文字是直线排列的，这样一来一组文字的两部分便分开了。《幼官图》跟《淮南子》的文字还有一样不同。《幼官图》的每一组文字都明确提到四时。由此本文可以得到两个结论：(1) 五方明显与四时相关联；(2) 二者的相配关系是用图标来表达的。

（夏）

南

中

（春）东 西（秋）

央

北

（冬）

这样四时与五方之间便有基本上的区别。四时是线性的概念，五方则是二维的概念。由于是线性的，四时相替便代表了一岁，其间不容相插一个时季。四方由于是空间的，便容许加插“中央”一方。因此在把四时配对五方时，如何安顿“中央”便成了问题。一个办法是像《吕氏春秋》那样不给“中央”分配时月。另一个办法是像《淮南子》那样把夏的“季夏”分出来让给“中央”。这两种安排显然都不理想。

《尚书大传》 [9] 可以找到上引《淮南子》文段的另一版本，其文如下：

〔Sa1〕 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勾芒司之。

〔Sa2〕 自冬日至数四十六日,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阶八等,青税八乘,旗旐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乐也。

〔Sa3a〕 孟春之月,御青阳左个,祷用牡,索祀于艮隅。貌必恭,厥休时雨,朔令曰：挺群禁,开闭阖,通穷（室）〔窒〕,达障塞,待优游。其禁：毋伐林木。

〔Sa3b〕 仲春之月,御青阳正室,牲先脾,设主于户,索祀于震正。朔令曰：弃（怒）〔怨〕恶,解役罪,免（优）〔忧〕患,休罚刑,（闭）〔开〕关梁。其禁：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

〔Sa3c〕 季春之月,御青阳右个,荐用鲔,索祀于巽隅。朔令曰：宣库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九门磔禳,出疫于郊,以禳春气。

〔Sb1〕 南方之极,自北户南至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

〔Sb2〕 自春分数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阶七等,赤税七乘,旗旐尚赤,田车载弓,号曰助天养。倡之以征,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乐也。

〔Sb3a〕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尝麦用彘,索祀于巽隅。视必明,厥休时燠。朔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举力农。其禁：毋隳防。

〔Sb3b〕 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设主于竈。索祀于离正。朔令曰：振贫穷,惠孤寡,虑休疾,出大禄,行大赏。其禁：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乃令民雩。

〔Sb3c〕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设主于中溜,索祀于坤隅。思必睿，厥休时风。朔令曰：起毁宗,立无后,封废国,立贤辅,恤丧疾。

〔Sc1〕 中央之极,自昆仑中至大室之野。帝黄帝、神后土司之。

〔Sc2〕 土王之日,祷用牲,迎中气于中室。乐用黄钟之宫,为民祈福,命世妇治服章,令民口虐。其禁：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

〔Sd1〕 西方之极,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

〔Sd2〕 自夏日至数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旌旄尚白,田车载兵,号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

〔Sd3a〕 孟秋之月,御总章左个,尝谷用犬,索祀于坤隅,言必从,厥休时阳。朔令曰：审用法,备盗贼,禁奸邪,饬群牧,谨贮聚。其禁：毋弛戎备。

〔Sd3b〕 仲秋之月,御总章正室,牲先肝,设主于门,索祀于兑正。朔令曰：谨功筑,遏沟渎,修囷仓,决刑狱，趣收敛。其禁：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竟。乃令民畋醵,庶虻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

〔Sd3c〕 季秋之月,御总章右个,荐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门闾,陈兵甲,戒百官,诛不法,除道成梁,以利农夫。

〔Se1〕 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积雪之野。帝颛顼、神玄冥司之。

〔Se2〕 自秋分数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旗旄尚黑,田车载甲铁,号曰助天诛，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

〔Se3a〕 孟冬之月,御玄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于乾隅,听必聪,厥休时寒。朔令曰：申群禁,修障塞,毕积聚,系牛马,收泽赋。其禁：毋作淫巧。

〔Se3b〕 仲冬之月,御玄堂正室,牲先肾,设主于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搜外徙,止夜乐,诛诈伪,省酝酿,谨闭关。其禁：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逆天时。乃令民罢土功。

〔Se3c〕 季冬之月,御玄堂右个,荐用鱼,索祀于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农器,收稭薪,筑囹圄,谨盖藏。乃大傩以禳疾。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

此文显然是上引《淮南子》文的繁本。其中五组文字的开头部分都与《淮南子》相类似(Sa1，Sb1，Sc1，Sd1，Se1，各自与Ha1，Hb1，Hc1，Hd1，He1相类似)。这些相类似的文句可以并排如下：

H 淮南子·时则训

S 尚书大传

五位

〔Ha1〕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扶）（榑）

〔Sa1〕东方之极自碣石 东至日出

H（榑）木之地青（土）〔丘〕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

S榑木之 野帝太皞神勾芒 司之

H二千里

S

〔Hb1〕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

〔Sb1〕南方之极自北户 南至 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

H 之所司 者万二千里

S 司之

〔Hc1〕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 众民之野五

〔Sc1〕中央之极自昆仑 中至大室之野

H 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 黄帝

S 帝黄帝神

H 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S 后土 司之

〔Hd1〕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

〔Sd1〕西方之极自 流沙 西至三危之

H 野少皞蓐收之所司 者万二千里

S 野帝少皞神蓐收 司之

〔He1〕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 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

〔Se1〕北方之极自 丁令北至 积雪

H 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 者万二千里

S 之野帝颛顼神玄冥 司之

随后的一段文字，在《淮南子》中并无相类的文段；如果把它从其余的文字中抽出来，便如下排列:

〔东方〕〔Sa2〕 自冬日至数四十六日,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阶八等,青税八乘,旗旐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乐也。

〔南方〕〔Sb2〕 自春分数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阶七等,赤税七乘,旗旐尚赤,田车载弓,号曰助天养。倡之以征,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乐也。

〔中央〕〔Sc2〕 土王之日,祷用牲,迎中气于中室。乐用黄钟之宫

〔西方〕〔Sd2〕 自夏日至数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旌旄尚白,田车载兵,号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

〔北方〕〔Se2〕 自秋分数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旗旄尚黑,田车载甲铁,号曰助天诛，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

《尚书大传》这段多出来的文字，除了中央之外，每一方都讲到迎接各该时季到来之礼。因此四时就和四方相配。迎迓四时也见于《月令》 [10]：

（1）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於东郊。

（2）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3）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4）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虽则如此，两者之间仍有不少相异之处，足以说明它们来源不同。首先，在《尚书大传》中，叙述每一时季将尽之季，都会讲到迎时之礼的音乐，如：“此迎春之乐也。”《吕氏春秋》则不见这样的话。其次，在《吕氏春秋》中，迎时之礼在四方之郊(东郊、南郊、西郊、北郊)举行；但在《尚书大传》中，其礼却是在四方之堂(东堂、南堂、西堂、北堂)举行的。两者在讲到“中央”时所展示的差异则颇为惹人注目。在《吕氏春秋》中，祭祀的祭品是献给“中溜”的。不同时季的祭品是献给家宅中的不同部分的——其祀户、其祀灶、其祀门、其祀行；在这整套祭品中，给“中溜”的祭品是居中位的。在《尚书大传》中，迎“中气”的地方则是在中室。既说是“迎中气”，则其礼自属于迎时。王国维曾把四“堂”、中室与“明堂”区分出来，他当然做得对。 [11] 应当说明，“四方”所迎的是时季，“中央”所迎的是中气。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中央的一段短文，显然是被任意挪移到一段关于四方与四时的文段里去的。挪移的人完全没有做过使两段文段看起来整齐划一的功夫。最关键之处是，有关中央有“土王之日”这样一句，明显是把中央与五行之“土”联系起来，但四方与其他四行则没有这种联系。唯一与所有五方联系的是五音，但其所展现的统一性却是表面的而非实际的。在与四方相配时，角、徵、商、羽各自以“倡之以X”的句式出现。另一方面，中央之“宫”则以“乐用黄钟之宫”之句出之，行文与其他各音各不相同。由此本文仍然得到同一结论：此文段原本只是把四方与四时相配。那一小段关于中央的文字，清楚地提到“土”，一定是来自一段以五方配五行的文字。这段文字被挪移到讲四方四时的那段文字后，没有经过使其整齐划一的工序。此事可能出现得很早，甚至早于《月令》，《月令》中所有每五成套的事物，全都经过齐一化，因此中央之味为甘，其气为香，其数为五，其牲主于中溜，牲先心。

此文段中提到迎四时是为了助天发挥其与时相配之功。春“号曰助天生”，夏“号曰助天养”，秋“号曰助天收”，冬“号曰助天诛”。此处以“诛”代替常用的“藏”。四时中的天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过好几次。《阳尊阴卑》 [12] 篇中说：

春主生，夏主养，（冬主藏，秋主收）〔秋主收，冬主藏〕。

《四时之副》篇说：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凉以杀，冬寒以藏。

上述引文中，四时之功都概括成一个特点，但也有概括为两个特点的。《循天之道》篇云：

故天地之化，春气生，而百物皆出，夏气养，而百物皆长，秋气杀，而百物皆死，冬气收，而百物皆藏。

附带一提，在标明每个时季之功能的一对特点，第一个是言其过程，第二个是言其结果。这和《五行对》篇所说可能有些关系：

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

此句特别之处是给“季夏”标出其独立功能。显然这是继把“土”配给“季夏”之后，尝试给它分配一项独具的功能。因此时季之功能便成了五种一套。这样一来，它便把原来属于整个夏的两个特点的其中一个分配给了季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它一方面说明，借制作“五种一套”的手法以使四时与五行彻底整合的过程在董仲舒的时代仍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尝试有些并非那么成功，而给四时配上五种功能以及把季夏独立出来的尝试则从未流行过。

上列五段文字中的第三组(即Sa3，Sb3，Sc3，Sd3，Se3)也很值得留意。它与本文上引《淮南子》引文的第2组(Ha2，Hb2，Hc2，Hd2，He2)是相应的。

H 淮南子·时则训

S 尚书大传

〔Ha2〕 其令曰挺群

〔Sa3〕 孟春之月御青阳左个祷用牡索祀于艮隅貌必恭厥休时雨朔令曰挺群

H 禁开闭阖通穷 窒达障塞行优游

S 禁开闭阖通穷（室）〔窒〕达障塞待优游其禁毋伐林木

H 弃 怨恶

S 仲春之月御青阳正室牲先脾设主于户索祀于震正朔令曰弃（怒）〔怨〕恶

H 解役罪免 忧患休罚刑 开关梁

S 解役罪免（优）〔忧〕患休罚刑（闭）〔开〕关梁其禁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

H

S 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

H 宣（出）〔库〕财和外怨

S 季春之月御青阳右个荐用鲔索祀于巽隅朔令曰宣 库财和外怨

H 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

S 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九门磔禳出疫于郊以禳春气

〔Hb2〕 其令曰爵有

〔Sb3〕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尝麦用彘索祀于巽隅视必明厥休时燠朔令曰爵有

H 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

S 德赏有功惠贤良 举力农其禁毋隳防

H 振贫穷惠孤

S 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设主于竈索祀于离正朔令曰振贫穷惠孤

H 寡忧疲疾出大禄行大赏

S 寡虑休疾出大禄行大赏其禁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乃令民雩

H

S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设主于中溜索祀于坤隅思必睿厥休时风

H 起毁宗立无后封建侯立贤辅

S 朔令曰起毁宗立无后封废国立贤辅恤丧疾

〔Hc2〕 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溥汜无私正静以和行稃

〔Sc2〕

H 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所〕归

S 为民祈福命世妇治服章令民

H

S 口虐其禁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

〔Hd2〕 其令曰审

〔Sd3〕 孟秋之月御总章左个尝谷用犬索祀于坤隅言必从厥休时阳朔令曰审

H 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谨著聚

S 用法 备盗贼禁奸邪饬群牧谨贮聚其禁毋弛戎备

H 修城

S 仲秋之月御总章正室牲先肝设主于门索祀于兑正朔令曰谨功筑

H 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止流水雝溪谷

S 遏沟渎 修囷仓决刑狱趣收敛其禁好攻

H

S 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竟乃令民畋醵庶虻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

H

S 灾

H 守门闾陈兵

S 季秋之月御总章右个荐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门闾陈兵

H 甲选百官诛不法

S 甲戒百官诛不法除道成梁以利农夫

〔He2〕 其令曰申

〔Se3〕 孟冬之月御玄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于乾隅听必聪厥休时寒朔令曰申

H 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

S 群禁 修障塞 毕积聚系牛马收泽赋其禁毋作淫巧

H 禁外徙断罚

S 仲冬之月御玄堂正室牲先肾设主于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搜外徙

H 刑杀当罪闭(关)〔门〕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 蚤闭晏开以索

S 止 夜乐诛诈伪省酝酿谨闭关

H 奸人〔奸人〕已德执之必固天节已几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

S

H 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

S 其禁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逆天时乃令民罢土功

H

S 季冬之月御玄堂右个荐用鱼索祀于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农器收稭薪筑

H

S 囹圄谨盖藏乃大傩以禳疾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

上引《淮南子》之文，每一时季都列出几项“令”，其结尾也都提到“禁”。“令”一律以“其令曰”开始，这里的“其”肯定是指第(1)组文字开头提到的“方”位。因此，虽然没有清楚说明这些“令”属于哪个时季，它们本质上都有时季的含义。《尚书大传》则弥补了这个缺失。在每组一“方”之下，“令”分成三部分，各属一个时季中的一个月份。例如“东”之“令”分别隶属“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及“季春之月”。君主要遵守之礼有好几样，如在明堂中所居何室，祭祀中用牺牲的哪一样内脏等。《吕氏春秋》所述与此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其余八卦的关系。兹列表如下：

孟春 （艮）

东 仲春 震

东南 季春 巽

孟夏 （巽）

南 仲夏 离

西南 季夏 坤

孟秋 （坤）

西 仲秋 兑

西北 季秋 乾

孟冬 （乾）

北 仲冬 坎

季东 艮

八卦与“方”位的配对关系是直接清楚的，因为“方”有东、南、西、北四正方，还有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维，加起来是八方。但若要透过八方把八卦和十二个月份相配便有困难。《尚书大传》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每个正方代表一个月份，每维代表两个月份。配得正方的月份，独占一卦；共配一维的两个月份，也共配一卦。这一再说明了八卦原本与八方相配，只有透过八方中的四维，八卦才能与十二个月相配。因此方位在八卦与十二个月份的相配上起了关键作用，正如方位在五行与四时相配上起了关键作用一样。至于五行，与本文所论有关而不得不提的是，“中央”备受冷落，与八卦完全沾不上关系。

这一再展示了，把五行框架加在历法之上，其结果难免龃龉。至此可以回头再看《管子》。《管子·四时》 [13] 篇有一段是论“土”的：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日掌赏，赏为暑。岁掌和，和为雨。

引文开头看来是要确立两点：中央属土，土之德是辅助四时之来去。它给人一个此土即五行之土的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段结尾说：“此谓岁德。”显示中央虽曰为土，其德则非土德，却是岁德。

（1）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此谓星德。

（2）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人）〔火〕与气。……此谓日德。

（3）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此谓辰德。

（4）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此谓月德。

于此清晰可见，四方也称为星、日、辰、月。因此“中央曰土”的“土”是配对后剩下的奇零。还有，文中提及四方与五行的关系，常会涉及一些其他东西，如“木与骨”、“火与气”、“金与甲”、“水与血”等。这显示这里提及的五行之名，其地位只是若干特征中的一个特征，与完整的五行说中作为“主德”者大不相同。

与《尚书大传》的第(2)组文字一样，《四时》篇是把四时与五行暂时相配的例子。其中的“中央曰土”及“土德”等文被挪移到其他文段中，但却显得并不协调。

在《管子》书中可以看到五方配四时的例子。其中有些是不明显的，因为文中并无提及四季。这看来像是标示了以五行配四时的过程的起步阶段。早期的一项尝试，见于《四时》篇。上文提到，篇中除了把“土”与中央等同之外，其他四“行”都不被视为要素，只是几样并列事物中的一项而已。

要把五行有系统地套进历学中，便要靠《吕氏春秋》的《月令》。在《月令》中木、火、金、水被视为支配势力，此从“盛德在X”一语可见。X是五行中的一行。使《吕氏春秋·月令》与《淮南子·时则训》判然为二的，是对“中央土”的处理手法。《礼记》与《吕氏春秋》之文在这点上并无差异。徐复观(1975：17)认为其间有差异，其实他错了。《吕氏春秋》内文据十二个月份分成十二部分，徐氏受到误导，错把“中央土”一段文字视为《吕氏春秋》季夏的附文，其实这是楔在《礼记》夏秋二季之间的一段独立文字。

“土”在《月令》中未获分月份作为其主月，而在《时则训》中，火被夺去季夏一月，转而授予土，而土因而得以有其自己的影响范围。这项差别在断定《月令》是否反映邹衍的观点时关系重大。

古代中国有改火之习。每季之初都要改用一种新木重新钻木取火。《周礼·夏官·司爟》和《论语·阳货》中都曾提及。郑玄《周礼》注 [14] 说：

郑司农说以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注中依据东汉初年大司农郑众之说，把一段关于在不同季节用不同树木取火的文字断定为邹衍的话。

这段邹衍之言也曾为李善在注《文选》时所引用。 [15] 虽然李善没有提及郑众，他看来是以郑玄为依据的。

何晏的《论语集解》 [16] 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马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

一般人对此文的理解是，文中从“有更火之文”到“冬取槐檀之火”一段文字，据马融所言，是出于《周书·月令》。

裴骃《史记集解》中也有一段相同的何晏集解之文，不同者是他称“马融”而非今日所见何晏《论语集解》所称的“马”。 [17]

这样，上述被指为邹衍说的那段话便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它与五行配时季的问题是否有关。其二是：这段文字其实是否出自以邹衍命名的《邹子》。

先看这段文字的作者为谁的问题。郑众归之于《邹子》，马融则归之于《周书·月令》。首先得记住，郑众活跃于东汉初年，马融则活跃于东汉末年。其次，马融那段话的意思有明显的疑点。他说“《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到底他的意思是说整段文字都出于《周书》，还是说《周书》中有“更火”一词？在本文看来后一种说法可能是更合理的。果真如此，“春取榆柳之火”到“冬取槐檀之火”之后便应是对“更火”一词的解释。此所以马融以“故曰改火也”作结。至于文段出处，马融并无交代。即使这个看法不能接受，也还有其他理据可用：此文段虽见于《周书》，却也见于《邹子》。分析结果是：这段文字出于邹衍，是无可置疑的。

邹衍这段文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四时各有其木以供取火，季夏却是独有其木的一个月份。这个五段分法自然会令人联想起“五行”的分类。起码皇侃为何晏《论语集解》所做的疏文 [18] 中就接受了这样的联想。皇侃说：

更犹改也。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

皇侃依据树木的颜色把不同时季用不同之木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他依据黄色把季夏与“土”联系起来。由此可见，邹衍认为，“中央土”与“季夏”是相配的。这个配对是《时则训》所采用的，《吕氏春秋·月令》(或《礼记》论此事)则不加采用。

3. 结论

经过长篇累牍的讨论，本文至此终于得到结论：代表邹衍所倡的“小五行”之说的，是《淮南子·时则训》，而非《吕氏春秋·月令》。因此《吕氏春秋》只是吸收了邹衍“大五行”的学说。至于《月令》所吸收的“小五行”之说，与邹衍所提出的在形式上有所分别。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上文的论述已展示四时与五方相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粗率地由一个任意挪移到另一个去，发展到后来较为令人满意的二者的整合。邹衍只是代表了这个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他并不是完成整合的人。如果像《吕氏春秋·月令》这样的历书完全采用了邹衍所提倡的做法，那才是令人惊奇的事。

文章引用

汝 琛. 《吕氏春秋》中的月令及邹衍的五行说
Whether the “Yüe-ling” in Lü-Shi-Chun-Qiu Re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ve Rotatory Ascendants Which Applies to the Seasons of the Year[J]. 国学, 2020, 08(04): 61-73.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0.8401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