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 concept and the model of ethnic identity, even more we enumerated numerous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is topic. Numbers of researchers considered that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was defined from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the past. However, researchers added the aspect of behavior in the concept of the ethnic group. The dimension of ethnic identity scale contained self-verification, ethnic group attitudes, sense of the ethnic ascription and ethnic involved. But we noticed that some scales are only suitable to some special ethnic groups at present. Moreover, the model of ethnic identity had gone through a process which from negative attitude to positive attitud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ethnic group identity also found that the ethnic identity could regulate people’s well-being and health.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ethnic identity and combine the scale of ethnic identity to further exploration.

Keywords:Ethnic Identity, Measurement, Developing Model, Regulating Effect

民族认同的概念、模型和实证研究述评

肖子伦¹，李书慧²

¹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²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收稿日期：2017年1月25日；录用日期：2017年2月13日；发布日期：2017年2月16日

摘 要

本文主要对民族认同的概念、模型和实证研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民族认同的早期概念主要从情感、认知成分进行定义，后期概念的定义增加了行为方面的内容；民族认同的测量量表基本上都是基于自我确认、民族态度、民族归属感和民族涉入这四个维度，并有少数量表仅用于特定民族；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型都大体经过消极到积极的过程；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民族认同对幸福感、健康有调节作用。未来研究需要对民族认同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理清，并对民族认同的测量进行统一，以进一步探索民族认同的作用。

关键词 :民族认同，测量方法，发展模型，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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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认同的概念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关注民族问题，美国少数民族群体要求在社会上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并爆发了民族运动。由此，民族认同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有关民族认同研究的数量不断增加。关于“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的界定，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理论，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提出过自己关于民族认同的理解。

社会学家Tajfel是民族认同研究的早期人物之一，他强调民族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Taijfel, 1981)。民族认同是从对社会群体关系的认知中分离出来的，并且与这种关系认知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情感联结。而许多民族认同研究者都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Phinney (1990)在总结和分析前20年的民族认同研究后，提出民族认同的定义应该包含以下四个部分：本民族的自我认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积极的态度(positive attitude)和民族卷入(ethnic involvement)，该定义包含了态度、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的内容。Carla. J.等(1998)则指出民族认同并没有行为成分，仅仅是一种认知，这种认知有三个内容：一是对本民族的信念，二是对本民族的态度，三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承认。

国内有研究者指出，民族认同首先是对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同，其次是民族的自然文化认同，可以反映人们对以文化联系起来的群体归属，从而带来了相互之间的亲近感(贺金瑞&燕继荣，2008)。史慧颖(2007)指出，民族认同是在多民族国家里，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民族身份的统一。由于民族身份是社会身份(群体身份)的一种，因此可认为社会认同的理论和结论普适于民族认同。王希恩(1997)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将自己归属为某一具有独特文化的民族，并在认知上与该文化保持一致，对该民族有较高的依恋情感，常常分享该文化；这一概念分别对应了认知(与文化保持一致)、情感(依恋)和行为(分享)三个方面。而张诗亚(2005)指出民族认同就是找到本民族的独特精神，这种独特精神对该民族非常重要，就像是一个人的独特性。这一说法暗示并强调了民族认同的情感支持作用，认为个体通过民族认同可以获得自豪感、价值感、安全感以及尊严。

民族认同概念在研究之初侧重情感、认知成分，随后的学者在定义过程中又加入了行为的成分。目前研究者对民族认同的定义都有一定的共识，即民族认同有认知、情感、行为共三个成分，只是注重的方面有所不同。其中Phinney提出的民族认同的定义得到较多认可，并根据该定义编制了民族认同问卷。

2. 民族认同的模型构建

研究者根据相关概念，对民族认同的结构做了进一步探索，构建其发展模型，编制测量工具。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根据相关民族认同理论和工具探索民族认同的功能与作用，并反过来促进民族理论的发展。

2.1. 民族认同的测量

关于民族认同的测量，主要有问卷法，访谈法，实验法，田野调查等方法。目前使用较多的方法主要是问卷法。其中，使用较多的问卷主要有Phinney (1992)编制的民族认同量表(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MEIM)。该量表使用四点记分，总共14个项目，包含三个维度：归属感和对本民族的态度，民族行为与习俗，探索和承诺的民族认同。MEIM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且有效的问卷(Umana-Taylor et al., 2006)。

Umana等人在2004年指出，在Phinney的民族认同理论中，肯定(affirmation)和实现(achievement)是民族认同中两个独立的方面。但在量表编制中并未对二者进行区分，因此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矛盾。他们针对这一问题，开发了民族认同量表(Ethnic Identity Scale)。该量表有三个分量表：探索(exploration) (7个项目)、决心(resolution) (4个项目)、肯定(affirmation) (6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4 =完全符合)。MEIM和EIS量表并非只适用于某一个少数民族，对所有少数民族群体都适用。

但是，MEIM量表偏重行为成分的测量而忽视了情感，认知成分(史慧颖，2009)，在此基础上，史慧颖编制了具有更普遍性的适合国内现状的民族认同测量问卷。该问卷分为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两个分量表，其中，本民族认同问卷包含本民族文化认同，本民族归属感和本民族社会认同共三个维度，13题；中华民族认同量表包含社会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归属感两个维度，11题。问卷使用5点记分，其中本民族认同量表信度为0.78，中华民族认同量表信度为0.77，总量表信度为0.87。由于该量表既能测量本民族认同，也能测量中华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所以该量表在国内的民族认同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例如，龚丽娟(2009)发现，彝族大学生整体认同状况积极，既有较高的本民族认同，又有较高的中华民族认同;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呈高度正相关，且本民族认同高于中华民族认同。另外，还有中国学者编制了针对某一特定民族的民族认同量表，如万明钢等在2004年编制了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量表(TUEI)。该量表根据Jackson的认同发展模型编制，有三个维度：主流文化认同(7个项目)、消极的民族认同(9个项目)、积极的民族认同(6个项目)，共22题。

2.2. 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型

Cross (1971)最早提出了民族认同模型，他认为非洲裔民族认同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前遭遇(preencounter)、遭遇(encounter)、沉没-浮现(immersion-emers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当非洲裔民族处于前遭遇阶段时，就会有意或无意贬低非洲裔群体，同时重视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旦进入遭遇阶段，非洲裔一方面会经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并对他们以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造成挑战；另一方面非洲裔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并重新解释自己周围的世界。在沉没-浮现阶段，非洲裔开始形成了一种自豪感，但是对非洲裔群体的内化的积极态度仍然是很细微的。在模型的最后一个阶段——内化阶段，非洲裔原有的认同与新形成的认同之间已经不存在冲突，他们内心反黑情绪变得更加机动、灵活，也获得一种安全感。

1975年Jackson建立了非洲裔认同发展模型。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该模型与Cross的模型较为相似。与Cross模型的第一阶段前遭遇阶段一致，Jackson的第一阶段——被动接受阶段(passive-acceptance)，指个体全部接受、服从主流文化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包括自我价值观。第二个阶段——主动抵制阶段(active-resistance)，个体不再接受主流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而是拒绝和抵制它们。在第三阶段——重新定位阶段(redirection)，这一阶段的个体开始尝试确立自己的目标，甚至组建非洲裔机构和社团，重新确定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孤立的时期。随后个体减少了对非洲裔的愤怒，并且认同了他们和他们的文化。最后的内化阶段(internalization)与Cross模型的最后阶段相同，非洲裔个体的内心都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并且对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态度和看法都趋于理性。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关注非洲裔以外的少数民族——美籍华人。Sue等人(1971)是最早提出美籍华人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的学者。他们将其分为三类种类型：第一类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他们同化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抵制外来文化，始终坚信老旧和传统。第二类美籍华人大学生则积极地融入白人的社会，试图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少数民族的消极态度，但这样可能会产生自恨的心理，这种类型叫做边缘人(marginal person)。第三种类型是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他们已经形成了积极的民族认同观，对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具有清醒的认识。

Helms (1981)提出的白人认同发展模型是最详细的。她指出该模型发展需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种族主义的抛弃，第二阶段是重新界定非种族主义。Helms进一步将这两个阶段分为六种具体的民族认同状态(racial identity statues)，分别是接触(contact)，指没有种族意识，更对偏见和歧视没有概念；崩溃(disintegration)，个体开始陷入两难境地，坚信自己是非种族主义者，却无法做到与少数民族联姻，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重整(reintegration)，个体为了缓解内心冲突带来的焦虑，接受了主流文化的观点——白人优越的信念，认为少数民族低人一等；假性独立(pseudo-independence)，是第二阶段的开始，个体开始理解、接受少数民族，但仍存在种族主义；沉没–浮现(immersion-emersion)，开始对种族主义有了新的理解，真诚面对自己的种族主义观点，并积极地加入反种族主义活动中去；最后一个阶段是自主(autonomy)，个体不再对自身的种族主义有内疚，承认民族和文化差异，重视多元文化。

不管是非洲裔、亚裔还是白人的民族认同，其发展都是由消极到积极，并最终能够理智地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另一文化的关系。对民族认同发展阶段的划分，不仅有利于认清民族认同，还有利于实践工作的开展，例如在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心理咨询或健康辅导过程中，就可以根据其认同发展模型进行有效并有针对性的指导。但现有的民族认同模型都是针对不同少数民族群体，甚至是同一个群体有不同的模型，模型与模型之间难以进行比较。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发展通用的民族认同模型，有利于对各群体进行横向比较，进一步了解民族认同的发展。

3. 民族认同的实证研究

3.1. 民族认同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的实证研究陆续发现民族认同与个体幸福感有关。杨宝珊(2009)以817名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结果发现民族认同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随后有学者探索民族认同的某一成分与幸福感有何相关，Syed等人(2013)研究发现，在民族认同的双因素模型中，参与性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探索与幸福感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不仅如此，民族认同还与自身健康有一定相关，Schmidt等人(2014)对22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民族认同感、同伴关系、团体关系得分较低的学生，其幸福感的得分也更低，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的天数也更少。

3.2. 民族认同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有研究发现民族认同调节了歧视对于抑郁症状的负面影响(Yip, Gee, & Takeuchi, 2008)。Zhang等(2009)对年轻的非洲裔妇女进行研究，发现民族认同具有调节作用。民族认同感高的非洲裔妇女，在观看带有理想的苗条形体的音乐视频时，表现出更小的体像障碍和瘦身驱动力。

Holmes等人(2009)以欧裔和非裔美国少年为被试，发现民族认同在他们的自我价值、社会目标和进攻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民族认同对欧裔美国少年的进攻行为和自我价值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但预测非裔美国人的进攻行为时，民族认同和支配性社会目标，报仇倾向的社会目标的直接主效应不显著。

另外，也有研究指出，民族认同也和幸福感有关。Molix和Bettencourt (2010)发现民族认同是幸福感的预测因子。Smith和Silva (2011)通过对民族认同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元分析发现，维持一个高水平的民族认同与幸福感有积极相关。在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幸福的研究中，也有研究发现民族认同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朝鲜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总分对心理幸福感有较强的预测作用(石晓帆，2012)；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张爱萍，2012)。目前研究都显示了少数民族幸福感和其民族认同存在高度相关。

4. 研究展望

首先，未来研究仍需对民族认同的基本定义进行辨析，对概念的确定是民族认同研究的基础。对民族认同的定义不同，民族认同理论也会不同，进而导致测量方法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研究结果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横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也不应忽视我国民族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生活地区大多交通不便，所以其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陆和沿海地区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少数民族不断迁徙到汉区，“各个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王希恩，2015)”，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几乎都有汉族居民，在那些经济较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其中的汉族居民又常是这地区经济的主要联系者(费孝通，1980)”。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很多民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过分强调始祖、血缘，对当代民族并无太大意义”(都永浩，2008)，故我国少数民族的差异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文化，风俗的差异。

另外，何涛(2011)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认同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少数民族认同带有一定的利益倾向。我国在自愿的基础上，注重少数民族个体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个人心理认同。因此，我国公民可根据相关政策和原则成为某一民族。然而因为我国对少数民族有一定的优惠政策(高考加分等)，导致了以下情况的发生：汉族成员在与少数民族成员组建家庭后，他们的子女会申报为少数民族；而不同的少数民族组建家庭后，其子女则会申报为人口较少的民族，因为成为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意味着享受的优惠政策更多。这就要求国内进行民族认同的界定与测量时，应考虑我们民族定义的特殊性，以制定出符合我国生态效度的问卷。

其次，纵向研究在未来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实证研究在类型上局限于相关研究、中介作用研究和调节作用的研究，在样本上多数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主。但是无论是国内外的民族认同纵向研究，还是有关认同发展过程的研究，数量都较少。另外，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也有利于了解民族认同发展过程，构建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国内研究应注重对少数民族的纵向研究，以构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并在此模型基础上编制民族认同问卷。纵向数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文化、双文化、多元文化中，行为卷入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影响民族认同，以及民族认同和心理调节之间的相互影响。

最后，期待出现更多民族认同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以及跨文化研究。虽然目前民族认同的研究数量较为丰富，但类型较为单一。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出的结果也有所差异，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并且，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对少数民族的定义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的类型也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民族认同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国内有关少数民族认同的研究，基本都是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民族认同及其某些成分的具体作用，而这也有利于民族认同的跨文化研究的进行。

文章引用

肖子伦,李书慧. 民族认同的概念、模型和实证研究述评
The Concept, Mode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f Ethnic Identity[J]. 心理学进展, 2017, 07(02): 158-163.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7.72019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