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re are great disparitie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Xinjia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conflict, using reasonable degree, system model, system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model should be used to analysis of efficiency of South Xinjiang and North Xinjiang region, and to analyze the system of mandatory supp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in the social transaction cost difference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how to influenc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and puts forward the Xinjiang'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of system interven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Xinjiang regional economic harmonious development.

Keywords:Rational Degree System Model, Social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 Efficiency

理性博弈、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率

—基于完备理性人假设的理性度—制度模型

李建生^*，杜宇飞

¹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7年4月17日；录用日期：2017年4月27日；发布日期：2017年4月30日

摘 要

新疆南北疆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不均衡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本文试应用理性度——制度模型，将文明与制度的冲突在模型中应用来分析南疆和北疆所处的效率区域，并分析制度的供应造成的社会交易费用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差异，从而提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建议，以更好地促进新疆区域间经济发展。

关键词 :理性度—制度模型，社会交易费用，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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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疆经济建设发展呈现出南北疆两级分化的明显差异的特征。国内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南北疆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此论证不充分，日本和德国也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但是其综合国力极其强大。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宗教文化的因素，其认为北疆的汉族文化高于南疆的少数民族文化造成了南北疆的发展差异，此论证不完备，因为文化不仅仅是狭义的知识。本文认为宗教文明与基于汉族儒法等文化产生的制度的冲突，这种文明的博弈产生了大量的社会交易费用，进而影响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

在新疆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南北疆在密度、距离和分割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其中，密度和距离的差异与中央政府长期的治理新疆的策略有关。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更大的分割因素既有历史文化的因素，也有现实理性自负的存在；既有自然地理的分割，也有人为制度的分割。具体包括：禀赋约束，距离约束，地理分割，制度分割，宗教分割，民族分割，治理分割，市场分割。

(一)、制度约束

1）历史原因

季发展，张安福(2011) [1] 认为，清政府实施“重北轻南”的治疆战略，推动了北疆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逐渐超过南疆，从而对今日的南北疆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北疆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逐渐拉开差距，在经历民国时期后，南北疆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变得更加明晰化；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工业体系和商业体系仍然偏重于北疆，在发展战略和政策上也体现出北疆优先的趋势，南北疆之间原有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现实政策原因

汪存华等(2013) [2] 用改革进程、政府消费和城市化作为政策因素的实际指标的实证结果表明，北疆与南疆在政策优势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上述文献表明，从清朝到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重北轻南”的治疆策略。而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南北疆的策略才有所公平对待。这意味着南疆相对于北疆而言，经济基础有着较大的差异。再加上资源禀赋的原因，南北疆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二)、禀赋约束

资源禀赋原因：

汪存华等(2013) [3] 认为，南、北疆的先天资源(如自然资源)、后天资源(如文化)及动态资源(如资本)等资源禀赋的空间非均质分布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于鸿君、马庆林(2009) [4] 认为，各省资源承载力和发展潜力存在差异，当产生外部冲击时，各省由于区情互不相同，会面临不同的“失业—通胀压力”组合，而各省对经济调控政策的差异化需求和中央统一供给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地区差距拉大。这表明，虽然中央政府对待南北疆的政策是较为公平的，但由于中央集权的存在导致地方政府调控政策的刚性难以做到因地制宜从而限制了落后地区的追赶的步伐。

(三)、距离约束

新疆地域辽阔，各地州之间的距离大。“据统计，新疆城市间平均距离近1000千米，相当于内地跨省的距离。乌鲁木齐距离各地州所在城市的平均距离为724千米，距喀什1100千米，和田市1509千米，最远到昆仑山下民丰县城的公路里程2277千米。新疆县与县之间的距离平均也长达400公里。” [5]

(四)、地理分割、宗教分割与民族分割

绿洲城市的分散性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独有的分割特征。包括距离造成的新疆与内地市场的分割，南北疆城市在空间与经济活动上的分割，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宗教文化分割也交织叠加在其中，这使得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南疆地区发展严重受阻。

(五)、治理分割及市场分割

新疆的治理体系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地方两种治理模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带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这种模式在经济体制上是一种被秦晖称之为“命令经济”的模式，而地方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整体上偏向计划经济的模式。模式的异质性实际上是一种治理分割，治理模式的差异又导致了市场的分割及资源的浪费等诸多弊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功能更多的是中央采取的地方分权制衡策略，防止新疆各项权力集中引发问题。但在客观上阻碍了新疆经济的发展，而中央又援助新疆，这反映了中央对新疆的控制策略的中心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此种策略的前提是过于贫穷或过于富裕都是新疆不稳定的策略。

综上，新疆的各地州、兵团分割有时是一种，有时是几种的叠加。约束越多越落后，如喀什等。而制度越公正越有效越能克服上述各种分割。如美国和巴西等南美国家的对比。这些国家建立之初都比美国的条件好，唯一的是美国的制度改变后，美国超过了这些国家。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制度的改进既能克服空间距离及自然资源的等地理约束又能克服民族宗教文化等人文约束，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2. 理性度—制度模型

模型简介：

本模型根据波士顿矩阵改造而来，纵轴代表理性鞅测度简称理性度。理性鞅测度指理性人的理性程度。横轴代表制度公平鞅测度简称制度公平度。本模型认为一般决定社会效率的因素有两个:即理性人的理性度与社会制度的公平度。制度公平度是决定社会效率的外在因素。理性人的理性度是决定社会效率的内在要素。两者既相互影响，又互为条件：理性人理性度高，制度公平度高可以显示社会发展的良好前景，交易费用低，社会运行更有效率；如果仅有理性人理性度高而没有公平的制度，交易费用高，社会运行的效率也是低下。相反，制度的公平度较高而理性人的理性度较低，社会运行也不是最有效率。通过以上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会出现四种不同性质的效率类型：1）理性人理性度高，制度公平度低(问题区域)；3）、理性人理性度低，制度公平度低(瘦狗区域)；2）、理性人理性度低，制度公平度高(现金牛区域)；4）、理性人理性度高，制度公平度高(明星区域)。(见图1) [6]

纵轴理性鞅测度既包括动机的完备又暗含认知能力。即动机有高低的位阶，每一个动机位阶内涵的认知能力(感性与理性)从低到高递增在认知能力上，完备理性人的认知能力皆为有限认知能力。完备动机从下到上依次为纯粹利他、本能利他、机会主义倾向、自利利他及纯粹理性五种基本类型。机会主义分为假言机会主义和定言机会主义。假言机会主义是有条件的机会主义，而定言机会主义是无条件的机会主义。利他主导型包括纯粹利他、本能利他与假言机会主义；利己主导型包括定言机会主义、自利利他和纯粹理性。这些层次从逻辑内涵上来讲是满足互斥性、有序性及完备性。(见图2)横轴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3. 理性度—制度模型下完备理性人策略选择

(一)、完备理性人交易策略的抽象表达

市场交易为最优交易策略的动机层次是：纯粹利他、自利利他、纯粹理性。非市场交易为最优交易

图1. 制度公平鞅测度

图2. 完备理性人动机图解 [7]

策略的动机层次是：本能利他和机会主义。纯粹利他因其对自身的利益诉求较为淡化，这体现的是道家的行为哲学，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因而其很少洞察到他人的利益诉求，并主动推动利益的交换，因此，其不能选择最优非市场交易策略从而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本能利他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更多的体现的是儒家的出世哲学。这就使得在非市场交易中要求其揣摩他人的利益诉求并主动达成交易，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情商”。机会主义则谋求非交易策略中的无偿“掠夺”策略。制度既包括非正式制度(道德、乡规民约)也包括正式制度。

在制度公平度低的社会中，占优的非市场交易策略。如东方式的“关系”(寻租行为)，西方式的“掠夺”(海盗或殖民)在制度公平度高的社会中，占优的是市场交易策略。保护各种理性动机，进而保护人格分工，保护自发的专业分工，社会专业化程度不断演进，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在制度公平度低的社会中，占优的非市场交易策略。在这种策略中，纯粹利他及纯粹理性受到抑制，由于二者遵循定言法则，很难转化为其他动机，因而遭受福利损失。而本能利他及自利利他遵循假言法则，二者会向机会主义转化，本能利他转化为假言机会主义，自利利他转化为定言机会主义。非市场交易的环境要求人们进行完备理性人格的分工，利益最大化的约束要求人们同时具备多种理性动机，并能够根据具体的约束条件合理分配理性动机的比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物质生产技术水平。

理性人的决策行为可以分为两种：边际决策与超边际决策。边际决策是一种鞅决策，是一种公平交易行为。鞅为公平之意，非鞅即非公平。交易的标的物按照市场定价或约定俗成的规则交易(日本人如果受惠，第一反应是可耻，如果真的需要，将来也会加倍偿还 [8] )；而超边际决策是一种非鞅决策，这种决策是不直接创造价值的价值转移(通过权力等各种优势地位而形成的价值单方面转移)，在这种决策行为中交易者双方中有一方会获得超额收益。这包括民间借贷的零利率行为，实际上一方已经承担了通货膨胀的损失，如果本金不还，就血本无归了。而因借贷打官司的费用则又变成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依照图2的完备理性人动机图解，我们来分别阐述各理性层次的决策策略。总体而言，每个理性层次都可分为鞅决策与非鞅决策(超边际决策)。其中，纯粹利他层次的鞅决策遵循非人格市场交易原则，其概率为，而其非鞅决策则为舍己利人决策，表现为效用的净损失，其概率为；本能利他层次鞅决策同鞅遵循非人格市场交易原则，其决策概率为，非鞅决策又分为两类，一种是面向陌生人的非鞅决策，其效用总和大于0，一种是面向熟人社会圈子，其总效用收敛于0，非鞅决策概率为；机会主义分为假言机会主义和定言机会主义：其中，假言机会主义和定言机会主义的鞅决策概率分别为和，假言机会主义的非鞅决策和本能利他具有相似性，其概率为，而定言机会主义非鞅决策效用为正，其概率为；自利利他层次的鞅决策同样遵循非人格的市场交易原则，其决策概率为，非鞅决策分为两类：其一为有制度约束，其效用收敛于0，其二为无制度约束，其效用为正，概率为；纯粹理性层次鞅决策同样遵循非人格的市场交易原则，其概率为，而其非鞅决策效用收敛于0，其概率为。自上而下共有6个抽象动机层次，而每个层次又包含鞅决策效用和非鞅决策效用及其对应的概率，社会总效用等于每个层次鞅决策与其对应概率的乘积减交易费用(内生加外生)。对社会而言，鞅决策产生的费用为外生的交易费用；非鞅决策产生的费用为内生交易费用；机会主义的净收益=纯粹利他的净损失；机会主义的净收益=(纯粹理性损失+纯粹利他损失)/2。

(二)、完备理性人交易策略的现实表达

图3说明：定言主体的意思是无条件的主体，不因条件变化而变化，鞅决策概率和非鞅决策概率分别见上表；假言主体则为有条件的主体，其决策根据不同的条件而作出不同的决策，其鞅决策概率为，非鞅决策分为四类即纯粹利他、本能利他、机会主义、自利利他，其概率分别为、、、。

其对应的效用表达分别为：、、、。

图3. 完备理性人抽象决策概率在现实决策中的应用

在现实中，社会总效用等于鞅决策效用减去交易费用，混合型主体的非鞅效用之和等于0，而在定言主体中，机会主义的净收益效益等于纯粹理性主体与纯粹利他主体总损失效用之和。

混合型理性表达：

在利他主导型社会中，以儒家文化为例,人与人的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亲疏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的特征先天地具有狭隘性和封闭性，在其圈子内部具有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礼乐制度。处理个人与集体冲突的方法为“兵和礼”。一般以“大局为重”令个人放弃个人利益，倘若不奏效则残酷镇压，直至肉体消灭，在某些历史时期，还曾出现精神摧残。由于这种非正式制度自身不能很好折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很难形成跨时空的广泛的文化圈，难以形成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

在利己主导型社会中，以基督教文化为例，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上帝则存在于彼岸世界，上帝以其广博之爱恩泽世人。这使得基督教极具包容性和平等性。因而，这种非正式制度能够更好的制约机会主义，形成正如亚当斯密所言的自利利他的社会理性，而且这种自利利他的理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易兼容并包而形成“扩展秩序”。

现实中人的总数：；纯粹理性主体、纯粹利他主体 、机会主义主体及混合型主体的集合为：

;；;

纯粹理性主体、纯粹利他主体、机会主义主体及混合型主体的总收益、平均收益及非鞅收益分别为：

；；，

；；，

；；

；

；，(假设服从鞅过程)

社会期望收益为：

为帕累托最优；，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假设短期，制度是外生的。

设机会主义的收益—生产率为α，纯粹利他的收益—生产率β，纯粹理性的收益—生产率为γ，那么社会生产增长为：机会主义的净收益*α—纯粹利他的净损失*β—纯粹理性净损失*γ < 0；因为纯粹利他和纯粹理性的比较优势为生产性能力，而机会主义的比较优势是非生产性的能力；当然，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收益可能转化为消费力，成为需求中拉动生产的增量，转化率依然值得商榷，可能转化为国外消费或按照机会主义乘数进一步形成机会主义的扩散如贪官的钱经过洗钱进入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去利用优势地位去赚钱；而转化率取决于其真实需求及机会主义收益转为消费的制度环境；(机会主义收益包括制度认可的收益和制度不认可的收益。

；

其中，是内生交易费用，其为制度的函数，其中一部分为无谓损失，一部分转化为机会主义收益；为纯粹理性主体的非鞅决策净收益；为纯粹利他主体的非鞅决策净收益；为机会主义主体的非鞅决策净收益；，其为机会主义主体收益生产转化率；，其为纯粹利他主体的收益生产转化率；，其为纯粹理性主体的收益生产转化率；其为机会主义主体的收益消费转化率。

当制度向公平方向演进时，其作用首先是制约了机会主义决策行为(包括国家和个人)，也就是说保护了纯粹利他和纯粹理性的净收益，从而降低了社会的内生交易费用，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性收益，促进了社会分工与演进。

4. 理性度—制度模型假设在南、北疆的理论应用

(一)、南疆完备理性人博弈与经济效率区域

1、理性人之间博弈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南疆为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这些少数民族绝大部分都是信仰宗教的。因此，在理性度的构成上，极少部分的纯粹理性者能自为地按照定言法则行事。大部分信众只是按照教义规定去行事，因而构成自利利他层次。这是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还有部分按照机会主义法则行事。总体而言，理性人之间的内生交易费用较低。

2、理性人与制度博弈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制度引致的理性人交互交易费用)

在宏观制度低公平度条件下，南疆少数民族由于其宗教信仰的原因，其对低公平制度的“应激——反应”所生成的理性为挑战性理性。这种挑战性理性对各种微观制度或表现为消极不遵从或表现为明示反抗，那么政府为了维护制度必然会付出较大的维稳成本，不但产生大量的内生交易费用，而且抑制了社会的分工，结果使得经济效率低下。而随着外部制度水平的提高，当进入明星区域时，南疆各族人民与制度冲突而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大大降低，社会分工也不断演进。在历史上，美国、英国、法、德、日等西方强国，这些国家政治上是二元制的即宗教和世俗王权的博弈。宗教信众以道德法则为定言命令，他们对世俗王权的各种宏观与微观制度进行各种挑战与抵抗即挑战性理性的“应激——反应”模式。在宗教和世俗王权的长期交互博弈中，最后二者形成了稳定均衡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世俗政治制度必须是分权与制衡的民主制度。而制度又必须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种交互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在历史上，我们称之为宗教革命或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他们奠定了成熟明星区域的特征的基础。

综上，南疆社会发展取决于理性人与制度的交互，当制度为低公平度时，此时为问题区域，对应的是南疆的兵团；当制度向高高公平度转化后，对应的是南疆地州。

(二)、北疆完备理性人博弈与经济效率区域

1）理性人之间博弈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北疆大部分为内地移民的汉族。汉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而儒家休戚与共的利他主义哲学为其生存哲学。在宏观制度低公平制度的前提下，北疆兵团处于瘦狗区域。北疆汉族聚居区从内地移民迁入大量的汉族。汉族群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邓晓芒认为儒家道德是一种结构性伪善 [9] 。他认为，儒家学说在主观上是排斥伪善的，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形成了结构性伪善的人格结构。这种人格结构的危害是人没有原则和立场，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关系远近为半径画圆，形成了数个同心圆，对每一层次的行事原则随圈子不同而不断变化。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极端行为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必然是“怯于公益，勇于私斗”的。于是，在理性人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内生交易费用。

2）理性人与制度博弈的内生交易费用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理性人对低公平制度的“应激——反应”所生成的理性为适应性理性。在这种理性下，社会阶层中的精英阶层与普通公众阶层陷入博弈之中。当精英阶层在获取资源上取得优势时，社会就趋于稳定，经济也能稳定发展；当精英阶层不能在获取资源上取得优势，他们会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而与制度合作。当精英阶层采取了结构性伪善下的适应性理性与低公平制度的合作时，那么合作方从制度受益。他们转而成为维护制度的力量。此时，社会便趋于稳定。其他的大部分人普通公众分担了经济低效率的福利损失。由于精英阶层与沉默的普通大众占绝大部分，这也就抵消了极少部分人挑战制度的制度成本，这与同处于低制度供应下的南疆兵团而言，就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内生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因此，在此区域对应的是北疆的兵团。而当随着制度公平度的提高到现金牛区域时，理性人之间的博弈费用不变，而理性人与制度的博弈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降低，社会效率提升。此时，现金牛区域对应的是北疆地州。进一步，我们可以举例，香港地区便是现金牛区域的代表。由于其在制度上处于高公平度，即其市场化程度高，因而降低了社会制度运行的内生交易费用，同时制度的高公平度也克服了儒家思想中的结构性伪善在应用中的缺陷，使得社会制度扩大了调整范围，儒家规则调整范围缩小到家庭层面。同时，还能很好发挥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5. 制度变迁对经济效率提升的经验证据

(一)、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证据

下面中的表1为我们提供了低制度水平下的兵团的证据,在低制度水平下,低理性度的北疆的得分总体上要高于高理性度的南疆。

表1中，从4师~12师位于北疆，而其余位于南疆。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疆的兵团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要高于南疆兵团，这体现了由于正式制度引致理性人的内生交易费用在南疆较为严重，这严重阻碍了南疆兵团的发展。

(二)、来自自治区各地州的经验证据

而在地州这部分，据表2可知，如果剔除克拉玛依、乌鲁木齐、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些极端值，南疆地州的平均发展速度和相对发展水平是高于北疆各地州的，这说明了在制度变迁对南疆的作用远远大于对北疆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制度变迁就使得南疆上述地区实现了从清朝到改革开放前造成的南北疆差距的赶超。随着制度公平度的提高，制度的改进会克服资源禀赋的差异并弥合政策导向的差异，并实现全面超越，甚至恢复“汉唐气象”。

上述体现在理性度—制度模型中，可以用下图4来反映。

表1. 兵团各师域团场发展水平的综合测评得分 [10]

表2. 新疆各地州平均发展速度与相对发展水平 [11]

注解：标★为南疆地州。

图4. 理性度—制度模型实际应用

6. 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制度变迁在新疆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切实落实民族平等的方针政策，即对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这种平等包括就业、上学、文体活动、迁徙等各个社会层面；

第二、切实做好地区之间的公平制度建立的工作，不能有区域歧视；

总之，公平制度的建立，社会交易效率得以提高，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社会达到角点解均衡，形成分工的网络效应，社会成员消费多样化程度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提高。

基金项目

新疆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及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格雷欣法则与其逆法则转换机制建模及其应用”(XJUFE2016KO57)。

文章引用

李建生,杜宇飞. 理性博弈、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率—基于完备理性人假设的理性度—制度模型
Rational Game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Based on the Complete System of Rational Hypothesis of Rational-Model[J]. 金融, 2017, 07(02): 83-92. http://dx.doi.org/10.12677/FIN.2017.72010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