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2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30日

摘要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该著作通过讲述苔丝·德北菲尔德在遇到亚雷·德伯维尔和安吉尔·克莱尔之后的悲惨生活，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法律、道德以及宗教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本文基于米歇尔·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对文中苔丝的身体所受到的规训与压迫进行剖析，探究造成苔丝人生悲剧的原因。首先，在福柯的全景敞视视域下，由于女性习惯并内化集体凝视与个体凝视，苔丝的穿着打扮与外貌特征迎合并受限于男性的审美标准。其次，就话语权力而言，苔丝对于男权话语及父母话语的无力反抗体现女性对社会阶级、知识和刻板规则的屈服。再者，在规训空间内，苔丝的顺从行为与内疚态度均反映女性身体的顺从。鉴于此，本文得出结论：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受到父权社会的束缚，女性身体受到权力与话语的压迫，最终变得驯顺。

关键词

《德伯家的苔丝》，女性身体，凝视，话语压迫，规训控制

Female Body Writing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Liya Tong, Qianqian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Apr. 12^th, 2023; accepted: May 16^th, 2023; published: May 30^th, 2023

ABSTRACT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by English realistic writer Thomas Hardy, which profoundly criticizes the constraints and oppression on females stemming from social law, morality and religion in the Victorian era through Tess Durbeyfield’s miserable life after meeting Alec d’Urberville and Angel Clare. On the basis of Michel Foucault’s power and discours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ol and oppression to which Tess’s body is subjected and explores the root causes of Tess’s tragic life.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panopticism, women are accustomed to and internalize the collective gaze and individual gaze. Thus, Tess tends to meet and confine herself to male aesthetic standards. Secondly, in terms of discourse and power, Tess’s powerless resistance to male-dominated discourse and parental discourse reflects females’ submission to social hierarchy, knowledge and stereotyped norms. Furthermore, in the disciplined space, Tess’s docile body is represented by her submissive behavior and guilty attitude. In view of thi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n the Victorian era, women are manipulated by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ultimately their bodies become docile due to the oppression of power and discourse.

Keywords: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Female Body, Gaze, Discourse Oppression, Disciplinary Control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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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国诗人与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目睹维多利亚时代的兴衰，通过大量作品对工业社会的弊端与陋习进行有力批判。哈代的现实主义巅峰之作《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在学界极受重视，其研究涉及隐喻、象征、女性主义、反叛精神等众多领域。然而，鲜有学者分析文本中苔丝的身体书写，深入探讨女性驯顺身体的社会成因。因此，本文基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与话语理论(the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剖析苔丝被凝视的身体、被压迫的身体与被驯顺的身体，进而探究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及女性身体的悲剧意义。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权力是变动的、生产的、无处不在的。以监狱、工厂、医院、学校为例，福柯借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阐述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运作机制。在规训空间(disciplinary space)内，规训权力操控并限制被监视的身体。随着规训机制渗入社会运作的各个方面，规训社会发展为“一个放大的、更趋完善的环形监狱” [1] ，无处不在的监视与压迫塑造并控制“犯人”的身体。规训权力具有自动性，即权力通过规训机制自动产生，因此权力主体并非固定，个人或群体可以通过话语(discourse)攫取权力。话语是权力在特定环境下诞生的产物，仅属于社会中占据一定地位的个人或群体。话语的生产者往往是话语的主导者，对话语的接收者产生话语压迫(discourse oppression)。

《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父权社会即为典型的环形监狱。女性身体被囚禁在人们的目光监狱中，受到集体凝视或个体凝视的束缚。男权话语以及父母话语的主导者压迫着女性身体，使之变得顺从。随着规训权力渗入到家庭及工作场所，女性身体受到更微观的操控，从而变得驯顺。基于此，本文运用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对文本中苔丝的身体书写进行研究，借以深入剖析维多利亚时期父权社会中被话语权力与规训权利束缚与压迫的女性悲剧。

2. 全景敞视主义下被凝视的女性身体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由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理念发展而来。在全景敞视构成中，监督者对犯人身体的监视无处不在。在《德伯家的苔丝》一书中，男性作为父权社会的纪律制定者，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位于社会等级的高层。由于“纪律是等级监视的工具” [2] ，男性制定对女性身体的审美标准，并站在由社会地位构建的中心瞭望塔上注视女性犯人，其穿着打扮、一举一动无时不处于监督者的监视之下。

随着等级监视与审美标准的出现，社会包括女性自身对于女性被囚禁、被监视、被控制的身体都习以为常。《德伯家的苔丝》中许多有关苔丝身体的描述均基于男性视角的审美标准，如苔丝红润性感的嘴唇必然引起一个男人的性欲，即便他的内心相对纯洁；苔丝散发的女性成熟气息则意味着她“超凡脱俗的美显示出的肉欲” [3] 。对女性身体的注视犹如目光监狱，监督者们站在中心瞭望塔上，监视、控制着女性身体。

女性身体是集体凝视的对象。在父权社会中，“对女性的评价标准是聚焦于身体的，女性被贬损或被赞扬直接与身体有关” [4] 。根据男性审美标准，只有像苔丝一样年轻纯洁的女孩才可称为美女，而一些中老年妇女由于头发灰白和满脸皱纹则被当作怪诞可怜的底层生物。由于人们对纯洁女性的偏好，在马洛特村五朔节舞会(May-Day dance)上，所有女性都必须穿着白色连衣裙，其穿着打扮与舞动身姿成为集体凝视的狂欢。虽然女性俱乐部才是五朔节舞会的唯一主办方，即舞会的主角本应是女性自身，但事实上，女性身体成为路人注视的对象，女性成为任由男性挑拣的舞伴。

在全景敞视视角下，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催生女性身体的规训机制(disciplinary mechanism)，不仅大众以男性审美标准凝视女性身体，女性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受到男性欣赏的女性需要拥有美貌” [4] 。无论是突出纯洁气质的白色连衣裙，还是显露丰满体态的天鹅绒外套，苔丝的装扮无不反映男性的审美标准与女性刻意取悦的集体凝视。她们甘于服从身体规训机制，甚至热衷于互相之间的外貌竞争。当村中女孩迎接从特里兰奇庄园回来的苔丝时，深谙全景敞视规训机制的苔丝穿上亚力克送的华丽裙装，极尽享受女孩们对她的赞美与嫉妒。此外，女性也熟知头发作为“最具可塑性的东西” [5] ，极具“象征性和表现性”，最易吸引集体凝视。比如，苔丝常将头发梳理整齐，以显示她拥有男性欣赏的纯洁与美丽。在五朔节舞会和特里兰奇庄园，她又长又密的深棕色秀发被精心装扮的丝带衬托得分外夺目，她不仅轻松得到同伴的赞美，还成功收获男性的倾慕。

相较集体凝视，对女性身体的个体凝视更能体现层级差异。对亚力克而言，苔丝的身体无异于一个仅供凝视的物体，而并非具有思想和个性的个体。他经常躲在暗处凝视苔丝的身体，并发表露骨的评论，展现他对苔丝身体的欲望。当他们第一次在特里兰奇庄园见面时，亚力克透过帐篷里弥漫的缕缕烟雾凝视着苔丝阳光下娇嫩的玫瑰色嘴唇。福柯认为，“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2] 。通过烟雾，亚力克构建起一面单向镜，居高临下地从暗处凝视位于明处的苔丝，垂涎和渴望亲吻苔丝的嘴唇；而苔丝处于充足光线之下，无从察觉监督者的暗中凝视，显而易见地成为被捕捉的囚禁者。除了烟雾，亚力克还经常通过常春藤丛和房间的窗帘监督苔丝，凝视着苔丝因吹口哨而撅起来的唇瓣。于他而言，苔丝的身体只是他捕捉的猎物，这猎物的嘴唇激起的只是上位者的性欲和征服欲。

文本中的另一男性安吉尔对苔丝身体的个体凝视更像是对景观的审视。保拉·拉比诺维茨(Paula Rabinowitz)提出，女性身体是针对男性观众建构的一种景观 [6] 。在安吉尔眼中，苔丝的身体是一个美好的景观，代表纯洁的外表与高尚的道德。站在社会地位和高道德标准建立起来的中心瞭望塔上，安吉尔长久地凝视苔丝的身体：“她的那张嘴……不知道天底下有没有能同它相比的。她的中部微微向上掀起的红色上唇，就连最没有激情的青年男子见了也要神魂颠倒，痴迷如醉，为之疯狂。” [3] 注视着这美丽身体的一部分，安吉尔看到的是美丽纯洁的景观，想到的是夏娃、伊丽莎白等历史著名女性。这种联想基于他心中对农场主妻子的期望，他需要的是一个像这些名人一样符合道德标准的美丽身体。正因如此，他拒绝接受苔丝被亚力克玷污过的身体，他对苔丝身体的所谓“欣赏”也在得知她悲惨遭遇之后变成了唾弃与嫌恶：被糟蹋过的景观绝不适合存在于他的农场。

3. 话语权力下被压迫的女性身体

由于“权力本质上是话语性的” [7] ，话语承载着权力，对话语权力范围内的人造成压迫。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是话语权力的掌控者与主体，女性则沦为话语权力的对象与客体。在权力压迫下，“话语决定了什么是可以感知的和经验的，进而影响了什么是可以说的和可以做的” [8] 。在小说的父权话语语境中，亚力克、安吉尔以及苔丝的父母掌握着话语权力，控制着苔丝的身体，决定着苔丝的言语和行为。

首先，苔丝的身体顺服于亚力克的权利话语压迫。面对强势话语权力时，被压迫者一般倾向于保持沉默，这种失语更加剧了压迫者对被压迫者“行为的限制” [7] 。亚力克的雄厚财力与庄园主地位决定了他强大的话语权。面对他的话语威压，作为女仆的苔丝不仅言语受限，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屈服。例如，苔丝原欲拒绝亚力克的草莓投喂，但听闻亚力克一句“废话”之后，她原本拒绝的语言真成了“废话”，抗拒瞬间化为屈从的行为，女孩默默张嘴吃下了草莓 [3] 。此外，面对亚力克“过来”的命令，苔丝依然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她的身体做出妥协，接受亚力克的强吻 [3] 。诚如汪民安所言，“权力通过语言，在创造法则的同时，也控制了对象” [1] 。通过权利，亚力克制定特里兰奇庄园的话语规则，他的语言等同于至高无上的命令，而苔丝身处不公平的法则中，无力反抗，被迫失语，身体只能选择顺服。

其次，苔丝的身体顺从于安吉尔的知识话语压迫。“知识被权力生产出来，随即它又产生权力功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权力” [9] 。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安吉尔受过良好教育，与贫民出身的苔丝相比，安吉尔掌握着绝对的知识话语权力。深信知识承载权力的苔丝将安吉尔的话视为“上帝的话语” [3] ，任由男人的言语压迫与荡妇羞辱。知道苔丝曾被强奸之后，安吉尔像对待“猫和狗” [3] 一样反复质问强奸细节，以此讽刺和侮辱苔丝。安吉尔话语的不断重复大大增强其规训力量，与此同时愈发加剧苔丝已内化的审美规则与规训机制带来的压迫感。她不仅将失去贞操归咎于自身罪过，更加重了对安吉尔的愧疚与臣服，甚至不顾尊严，卑微地跪在男人脚下寻求原谅：“我会听从你的话，就像你的一个可怜的奴隶一样，甚至你要我去死我也会这么做。” [10]

再次，苔丝的身体屈从于父母的教育话语压迫。福柯指出，任何教育系统都是通过知识和权力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的政治方式 [10] 。在家庭这个小型教育系统内，子女受父母话语的影响，行为也常被父母操纵。在德北菲尔德家，苔丝爱慕虚荣的父亲约翰(John Durbeyfield)拥有绝对话语权，而渴盼发财的母亲琼(Joan Durbeyfield)则极善劝说。由于“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效果” [7] ，听到父亲的说教“那位年轻的朋友会喜欢上和他同宗的一位漂亮姑娘” [3] 以及母亲的反复规劝“你一定要去那认这门亲戚” [3] ，苔丝习惯性地不曾辩驳，她的“喉咙似乎被噎住了” [3] 。除了沉默，女孩选择屈从于父母的教育话语压迫，出发去特里兰奇庄园工作，由此导致后续的悲剧命运。

4. 规训权力下被驯顺的女性身体

福柯对于规训权利进行了明确阐释：“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们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他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 [2] 在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等级与性别优势赋予男性的绝对权利衍生为制约与压迫女性身体的陈规陋习，这种规训权利在封闭空间内发挥到极致：“要将规训对象的空间隔离和封闭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纪律的顺利实施。” [1] 对女性而言，家庭和工作场所，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封闭的规训空间，她们无处躲避规训权利的压迫，身体不得不被纪律驯服。

家庭是驯服苔丝身体的首个规训空间。由于权力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地位高的一方自动成为拥有特权的主体，而地位低者则成为缺乏权利的客体。在家庭这个微型封闭空间内，父母与苔丝的亲子关系直接将苔丝置于权力客体的地位。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懒惰，苔丝自小就担负起改善家庭困境的责任。当家中唯一的马匹在路上被撞死时，苔丝感到十分自责与愧疚。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认为，内疚使人变得顺从且容易被控制 [11] 。苔丝的自责源自家庭这个规训空间约定俗成的纪律，即作为子女的她必须为家庭带来财富，这种纪律时刻约束着她的行为与身体。因此，苔丝的父母无需对苔丝实施暴力即可让她在规训空间内变得驯顺。出于愧疚，苔丝在家中对父母言听计从。听到母亲要求她精心打扮取悦有钱的亲戚，她毫无抵触地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妈妈。” [3] 在家庭的规训权力之下，苔丝自觉受制于规训空间的纪律，从未尝试拥有身体的主体性。

特里兰奇庄园是驯服苔丝身体的又一规训空间。正如福柯所说，“纪律是一种等级艺术” [2] 。目睹亚力克庄园的华美与壮观，苔丝在感叹这座建筑的奢华与富贵之余，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封闭空间的固有纪律。作为农民阶级及女仆，苔丝自动将自己归为庄园规训权利与纪律控制的权利客体。面对亚力克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与胁迫，如逼喂草莓、用玫瑰花装饰身体，苔丝自愿妥协，不但半推半就吃下草莓，还顺从地让亚力克将花戴在她的胸前，心甘情愿地保证封闭空间内“纪律的顺利实施” [1] 。在特里兰奇庄园中，雇主地位赋予亚力克无上特权，他无需施暴便可任意控制和改造苔丝的身体。而遭受亚力克权利控制的苔丝不仅有着驯顺的身体，内心也完全认同与接受特权阶级对自己的操纵与改造。

马洛特村是驯服苔丝身体的最大规训空间。受女性贞操纪律的影响，村民们对苔丝被强奸的遭遇议论纷纷，这种微分权力(infinitesimal power)对女性身体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尤其善于改造一个人的“姿势和态度” [2] 。首先被驯服的是苔丝的姿态。伴随贞操纪律萌生的强大羞耻感与罪恶感，苔丝无法摆脱自我道德谴责，她确认自己是一个失去贞洁的罪恶化身。由于纪律“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的关系” [2] ，马洛特村长期存在的刻板纪律通过人心攻击来约束思想，通过行为控制来压制反抗。面对压倒性的贞操纪律，曾经活泼开朗的苔丝甚至连微弱的反抗心思都不曾有过，被规训权力完全掌控的苔丝举止迷茫，步履蹒跚，时常独自徘徊于黑暗与静谧之中。

其次，苔丝的态度也被马洛特村空间驯服。由于规训权力的控制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 [2] ，马洛特村民无止境的非议与指责使得苔丝的痛苦与日俱增。鉴于规训空间的纪律严密“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马洛特村扎根人心的贞操纪律使得苔丝的情绪长时间处于低落状态，自认罪孽深重的她失去了往日的精气神，她痛苦、悲伤、后悔、愤怒，被驯服的身体在态度转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母亲讲述强奸遭遇时她后悔而悲痛，回应安吉尔问责时她害怕又愧疚，面对亚力克的索求时她冷漠而无动于衷。一个天真纯洁的女性就此湮灭，余下的只是一具自卑、痛苦、迷惘、失语的躯壳。

5. 结论

《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苔丝是维多利亚时期传统而自尊、坚强却不幸的女性代言人。尽管有着姣好的容貌与妩媚的身姿，但由于以亚力克为代表的权贵人士的压迫，以安吉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伤害，以父母为代表的虚荣小人物的胁迫，苔丝饱受折磨的身体最终归于死亡。通过苔丝的身体书写研究，本文得出结论：在父权语境下，女性身体是被凝视的身体、被压迫的身体、被驯服的身体。话语权利与规训权利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对规训纪律的内化与接受，造就了女性的权利客体地位与无尽的历史悲剧。

文章引用

童丽娅,陈千谦. 《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性身体书写
Female Body Writing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J].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2023, 05(02): 97-102. https://doi.org/10.12677/OETPR.2023.5200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