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4 No.04(2015), Article ID:16473,5 pages
10.12677/ASS.2015.44033

The Debate on the Issue of “Armed to Defend the Soviet Union”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ntang Zou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Nov. 15th, 2015; accepted: Dec. 1st, 2015; published: Dec. 4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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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a fierce debate on the issue of “armed to defend the Soviet un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olicy is based on the Soviet union’s interests as the center, whi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tactfully declined and resist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olicy.

Keywords: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bate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问题上的争论

邹金堂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5年11月15日;录用日期:2015年12月1日;发布日期:2015年12月4日

摘 要

全面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以苏联利益为中心,而中共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对共产国际的这些政策进行了婉拒和抵制。

关键词 :共产国际,中共,争论

1. 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分歧

1.1. 皖南事变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共产国际七大以后,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但中共与共产国际仍保持着一种融洽的关系。到了皖南事变前后一段时间,这种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皖南事变前夕,苏、德关系因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的成立而日趋紧张。为了确保东部边界的安全以全力应付德国,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更加重视和大力支援南京国民政府,欲借蒋介石的力量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这种做法虽然支援了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成为皖南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0年秋,国际形势处于新的变动时期。苏、英、美反法西斯阵线及德、意、日法西斯阵线为了各自的利益,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有了不同的变化。9月,德、意、日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使日本开始实施南下或北上计划。日本开始改变策略,对蒋介石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本的战略扩张严重威胁了英、美的利益与安全,压力最大的是苏联。为此,苏联继续给中国以贷款及物资等大量援助,斯大林还亲自致电蒋介石,表示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英、美及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更加助长了蒋介石加强反共的气焰,其正如中共在1941年4月18日所指出:“自去年9月27日三国同盟条约后,国民党认为国际形势于他们有利,认为日美斗争尖锐化,日本已不敢攻华,美国必积极援华,而苏联亦非借重他不可,遂放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造成皖南事变。”[1] 。

此时国共关系的继续恶化引起了中共的高度警惕。中共初步拟定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的具体方案,并以此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则认为中共这种政策过“左”,夸大了投降和分裂的危险。对此,中共一方面不断向共产国际进一步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一方面却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际的指示,承认此次投降危机已被制止,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2] 。

1.2. 皖南事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施压

皖南事变发生后,季米特洛夫又一再来电给中共,同意“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件(即皖南事变)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传”[3] 的观点,要求中共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只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还要求中共为缓和与国民党的关系作某些让步。

共产国际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他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坚持必须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中共的方针应该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 [2] ,即必须“以攻势打退攻势”,然后才能谈得上逼蒋抗日。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作了妥协。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保证决不会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他又约见周恩来,答应提前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中共有理有节的斗争,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2.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中共对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指示的抵制

2.1. 中共对苏联战场的积极支持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从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全局出发,认为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能够为苏联在远东地区建立屏障,能够使苏联解除后顾之忧,能够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从而能够集中主力对付德国法西斯,因此对共产国际支持苏联的指示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号召中国人民“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4] 7月7日,中共在发表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在反法西斯战争方面“我们与苏联是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并相应提出了“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 [5] 等10大任务,即中共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4] 。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以日本可能撕毁《苏日中立条约》,从背后进攻苏联为借口,要求八路军迅速对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日本采取牵制行动。中共充分理解援助苏联的必要性,表示将作出一切努力来援助苏联。毛泽东等于6月30日命令八路军加紧制定破路和收集情报两项计划,以迟滞日军可能的攻苏行动。7月2日,毛泽东等电告彭德怀:如日本进攻苏联,八路军须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这种配合主要是战略的,而不是战役的和战术的。

2.2. 中共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错误指示的婉拒

然而,中共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和要求并不是完全盲从。苏联方面根据日军调动的情报,几度呼吁中共派部队去袭击日军集结地。中共拒绝了这种脱离实际的要求,并请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并转告联共(布)中央:中共已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对日军采取大规模行动则不太可能,这是因为日军和八路军的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方人力、物力、弹药日益困难,所以中共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蛮干,则存在着中共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个结果对苏联对中共都是不利的。

1942年5月,苏联再度得到日本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消息后,再次紧急呼吁中共派八路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牵制日军。6月1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指责中共还没有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目前的局势绝对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并从自己方面避免发生一切可能导致这种关系更加紧张的做法” [3]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联还派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化名孙平),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飞赴延安,敦促中共与国民党结束内战,联合行动。这些都说明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共“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 [6] 。此后,苏联数次要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并几次与中共磋商八路军行动问题,但都没有结果。中共明确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防止反共为辅;想方设法渡过目前的困难,再才有可能采取一些大的军事行动。

3. 中共与共产国际争论的焦点

如上所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保卫苏联”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意见分歧,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彼此的战略出发点不同。

3.1. 共产国际以苏联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战略是为了苏联本国利益的需要而无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为了“保卫苏联”,不顾中共的实际困难,不考虑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脱离实际地要求中共动用全部武装力量,采取冒险行动,这正是“苏联利益中心”的实质。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始终认为国民党力量比中共力量强大,是中国抗战的主体力量,抗战胜利后只能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中心的中华民国。在他们看来,“中共领导不惜同国民党濒于破裂,而无视这一政策对解放事业的危害。这种做法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区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很容易把驻在特区的少数军队消灭掉,然后摧毁中共的党政机构。中共的领导政策真叫人吃惊!” [6] 。因此他们认为,向国民党作出让步,竭尽全力保卫苏联是中共不可推卸的天经地义的选择。

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对各国党的特殊条件和利益考虑得更少。他们认为,目前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一切可能的行动来支援苏联、保卫苏联、打击苏联的敌人。只有保证苏联取得胜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才有可能 [7] 。在他们看来,各国党无条件地服从“保卫苏联”的需要,才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否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从上述观点出发,在苏德战争之初,苏军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苏联要求苏联周边的所有被德军占领的国家的共产党不择手段地去“向兵工厂、仓库、油库(油、汽油等等)、飞机场放火、摧毁并破坏铁路、电话电报系统,不让敌人运输军队和军需品(或任何物资)”,“采取一切方法恐吓敌人,使其感到处于包围之中” [8]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成败的确关系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然而不能以此断言,只有保证苏联的利益才能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以至要求中共不惜牺牲本民族和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来维护苏联的利益。片面强调苏联一国的利益,就使得苏联能够在“世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世界无产阶级保卫祖国”的所谓国际主义口号下,推行其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共产国际的错误恰恰在于使国际主义变成为了一国利益而牺牲别国利益的挡箭牌,使国际共运遭到民族利己主义的侵蚀,助长了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恶性发展。

从上可见,在是否保卫和支援苏联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共与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在如何保卫苏联、如何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在实践中发生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坚持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正确地和策略地处理了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确地协调了“保卫苏联”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其既非国民党所攻击的不要祖国的“国际主义者”,又不是季米特洛夫所认为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历史证明,中共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3.2. 中共以符合中华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中共的战略出发点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其战略目标是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中共认为,由于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2] 。由于中国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在客观上已经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然而这种援助必须顾及当时的具体形势和具体条件,要作长远打算,坚持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敌后根据地,否则便成了不顾民族利益的冒险主义者。从这种认识出发,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 [4] 。

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1940年秋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实力损失严重,加之日军集中力量对八路军进行军事报复,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实行“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并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政策。另一方面,中共面临军事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顽固派、日军及伪军三股势力的夹攻,抗日敌后根据地进入了空前困难时期,八路军的人数和根据地的面积、人口都大为减少,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八路军以落后的装备为“保卫苏联”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势必遭灭顶之灾,这正好中了蒋介石集团“借刀杀人”的诡计。而正是由于中共有力地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国革命才避免了这种灾难性后果。

1941年7月,苏联为防止日本从东线进攻,以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要求中共派八路军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突破日本军队的集结,破坏铁路,断绝这些地区的交通。但此时中共正处于严重困难局面,日本以在华的64%的兵力扫荡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配合日寇进攻陕甘宁边区,加上边区遭到水、旱、虫灾,抗战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在优势敌人的包围下同敌人决战,只能得到被敌人歼灭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苏联实行战略上的配合,具体行动上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决不贸然行动。这些都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文章引用

邹金堂.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问题上的争论
The Debate on the Issue of “Armed to Defend the Soviet Union”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J]. 社会科学前沿, 2015, 04(04): 225-229.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5.44033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六大以来(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1163.

  2.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65, 782, 520-521.

  3.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19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124, 285.

  4.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06, 806, 806.

  5. 5.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3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53, 156.

  6. 6. 弗拉基米洛夫. 延安日记[M]. 吕文镜, 吴名祺,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33, 30.

  7. 7. 季米特洛夫.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1941年6月22日[J]. 苏共历史问题, 1982(6): 25.

  8. 8. 斯蒂芬•克利索德. 苏南关系, 1939-1973 [M]. 河南师大外语系英语翻译组,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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