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5 No.02(2016), Article ID:17453,7 pages
10.12677/ASS.2016.52032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Quality and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Yin Liang, Mingxing 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Received: Apr. 4th, 2016; accepted: Apr. 21st, 2016; published: Apr. 28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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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value conflicts and moral belief confusion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system. Therefor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quality and civilization degree becomes the inevitable subject to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the way of liberal arts, etiquette, golden mean, harmony culture, cultural diversity,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are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hey can be a person’s quality indicators to forecast its civilization degree including individual civilizatio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ivilization. The results of 2200 random sampl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 1) The totality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quality and civilization degre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namely the higher the person’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quality,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2) The relevancy of the culture quality of each index and the civilization degree presen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we analyses the related reasons.

Keywords: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Quality,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Relationships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与当代文明的关系研究

梁尹,安明星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2016年4月4日;录用日期:2016年4月21日;发布日期:2016年4月28日

摘 要

基于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以及道德信仰的迷茫,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为此,探讨当代人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及其与文明程度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课题。据以往研究,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和合文化、多元文化、义文化和孝文化均为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作为人的素养指标来预测其包含个体文明、社会文明和环境文明在内的文明程度。2200份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总体上与文明程度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即人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素养越高,其文明程度就越高。2) 文化素养各指标与文明程度的相关度呈现出显著差异,并就相关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现代文明,关系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形态的变迁,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及发展。这种社会形态的变迁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然而,在旧的价值观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尚未确立的今天,自然出现人们价值的迷失,故而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冷漠、自私自利、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呈下滑趋势。

面对市场经济及现代化带来的道德文明的困境,世界许多国家纷纷从传统文明中寻求答案。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其优秀传统文化对修补当代道德文明的缺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要提高人们所在环境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这一路径。因此,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既要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君子、礼仪、中庸之道、义、孝等良好传统,又要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合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之梦。

2.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的关系

2.1. 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与文明程度

余秋雨在《君子之道》一书中认为,君子之道即君子坦荡荡,无忧无惧,是为国家为他人;礼仪之道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单位、一个人都要建立简单易行的礼节,如孝道是每个人必须做到的礼仪;中庸之道的“中”取中间值、“庸”取平常态,反对一切极端主义 [1] 。余秋雨进而认为,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其中。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与文明素养的内在关系分别是价值取向、行为规范、思维方式,这三道是我国传统文化对于人自身文明素养的要求,是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精髓的提炼和集合。因此,本文认为:

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与文明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的素养越高,文明程度越高。

2.2. 和合文化与文明程度

老子在论述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之后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2王弼注之曰:“物以和为常,故知和则得常也。不皦不昧,不温不凉,此常也。无形不可得而见,曰明也。” [2] 意思就是认识淳和的道理叫作“常”,知道“常”的叫作“明”。说明了“和”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状态。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合精神是我国文化素养的精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和合的合,指结合、融合、合作 [3] 。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二是指自然与精神相统一;三指人与自然共存亡。在当今社会,在不断的培养和学习和合文化的过程中,人们所处环境的个人修养和文明程度就会不断提升,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

和合文化与文明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和合文化的素养越高,文明程度越高。

2.3. 多元文化和文明程度

多元文化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民族对其它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故而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事实上,我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就当代中国而言,56个民族和平共处就是多元文化的表征;就我国传统文化而言,“儒、释、道”三教合一就是多元文化的集中体现 [4] ,经过历史的检验,儒家入世文化提倡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生的价值,讲求人与人的和谐;道家的出世文化则重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在人与道的合一中发掘人生的价值,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的来世文化则关心人的生老病死,在克制欲望、追求涅槃境界的过程中体现今生的价值,讲求个体心灵的和谐。

当今世界已经走进民主、自由、开放的时代,资讯发达,交通便捷,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说明各国人民往来越来越密切了。与此同时,我国已处于全球化的发展时代,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互相尊重、相互促进,不断丰富、更新和发展,多元文明和谐共存,使得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因此本文认为:

多元文化与文明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多元文化的素养越高,文明程度越高。

2.4. 义、孝与文明程度

孔子说:“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义”于个人而言是诚实守信,于社会而言是正义正气。舍生取义,义重利轻,是修身齐家、不断完善自我的最高境界 [5] 。“义”也就是指大义、正义、公平、公正、公道。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

古人说,“百善孝为先”。一切善行都是从孝开始做起。孔子首创私学,把“孝”放在教学首位,说“孝”是道德的根本。“孝”就是孝心、孝敬、孝道,主要是对父母、长辈之“孝”,强调长幼有序。孝是人世间一种最高尚、最美好的情感,是人一生中最深刻的亲情,它是人的根、人的本,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崇尚传承的理念。

孝、义是充分彰显人道、科学、民主的新型伦理道德,既有利于家庭的和睦稳定、个人的健康发展,又有利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本文认为:

义、孝与文明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人们具有的义、孝素养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

3. 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研究分析,可以列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指标体系,包括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和合文化、多元文化、义文化和孝文化。同时,所在环境的文明程度囊括了个体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指标,如表1

3.1. 问卷设计

按照表1指标体系,分别为每个二级指标设计出相对应的问题。如“君子之道”的三个指标“天下为公、坦荡进取、成人之美”的相应问题分别为“相信一个人富不算富,只有大家都富起来,自己才能生活更好”、“别人说我是一个乐观坦荡的人”、“我曾经有几次帮助别人后的快乐体验”。本问卷共有35个问题,每个问题均采用李克特的四级度量尺度:“1、2、3、4”分别代表“符合、比较符合、不太符合、不符合”加以度量。预测相关系数(双侧)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为了进一步探讨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的个体差异情况,问卷在“基本情况”部分列出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历、职业、信仰、居住地7个人口统计变量,用于了解被调查者的个体差异情况。

3.2. 问卷调查

2014年至2015年3月,作者分别在北京、山西、辽宁、重庆、广西、海南以及河北省7省市进行了数据收集。在确定了调查对象之后,利用假期时间,在各地发放问卷,当场作答后即收回。本调查共发放问卷2200份,最终回收2101份,回收率95.50%,最终进入数据分析的有2101份。调研对象的特征主要是青年居多、学历较高,基本满足本次调研目的。

4. 数据分析

为了验证本问卷的有效性、适用性,我们首先应用SPSS9.0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与文明程度的关系。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调查问卷分析的各个项目的显著性均达到0.01以上,表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各个指标与文明程度呈显著正相关的特征,应证了问卷预测的正确性。

表2给出了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及其各变量与文明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及其七个变量与文明程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01)。

根据表2中文化素养各变量与文明程度之间相关关系的各个数据,我们做出了文化素养中的各变量与现代文明之间关系的柱形图,如图1

图1中可以看出,孝与文明程度的关系最为显著,因为孔子曰:“百善孝为先”。人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把孝放在首位,孝是一切善行的开端。孝在人们心中始终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孝”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维系家庭、安定社会、繁荣文化以及培育爱国之心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孝亲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也是晚辈应尽的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孙中山先生说:“讲伦理道德,敬老人是道德教育的起点,也是道德修养的起点,它既能展现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又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如果我们建立起新型孝道,加强孝道建设,使孩子由尊敬父母进而推广到全社会的尊老爱幼,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提高了,社会风气就会大大改观,社会环境就会安定祥和,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 [6] 。正是孝文化的这种历史作用,使得它不仅对中国传统政治、教化等有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民间艺术等都有巨大的影响。

Table 1.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rrent civilization

表1.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指标体系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rrent civilization

表2. 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与文明行为相关表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rrent civilization

图1. 文化素养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与文明程度的关系第二显著的是君子之道。余秋雨曾说,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其中。君子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人格模式,一个不了解君子之道的人,就无法认清自己是谁。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追求君子之道,中国人的灵魂便找到了故乡,这也是建立现代社会和谐的文明秩序、重塑国民性格必不可少的条件。

与文明程度的关系第三显著的是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3,古人对“义”的道德要求可见一斑。传统“义”的积极内涵对诚信与责任比较重视,强调人们的一言一行有责任感,要求一诺千斤,不见利忘义,行为光明磊落,不挟私危害他人、社会等。因此,当代“义”的主要落脚点在于讲求责任感,即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等。同时“义”含有尊重别人、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和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的意思,也是尊重自己,守住自己的本份。

与文明程度的关系第四显著的是和合文化。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从孔子的“和而不同”出发,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提出了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内部等关系的观点和准则。因此,研究、弘扬和推广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对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与文明程度的关系第五显著的是礼仪之道。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礼仪大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子曰:人无礼,无以立。礼仪是一个人是否有道德的基本评价标准,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能力。礼仪是一种行为规范,古人云,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凡事不能乱了规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礼仪之道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礼仪是人际关系和谐发展的调节器,是个人、组织外在素质与内在修养的集中表现。礼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需要我们在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中不断继承和发扬。

与文明程度的关系第六显著的是多元文化。不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人类文化宝库,人类文化是在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平衡中不断发展的。多元文化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认为不同文化间应平等相处,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比其他文化更优秀,不能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标准之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多元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融合,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引起社会的冲突,进而冲击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多元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

中庸则与文明程度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最低,究其原因我们知道,中庸就是做事不走极端,既不优秀也不落后,无欲无求,满足于现状。《中庸》中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就是要求我们在不同的境遇,时刻保持恰当、中庸的处理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庸的这一思想,要求个人和集体或社会的利益两兼顾,不能过分强调集体或社会利益,忽视个人利益,或者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或社会利益。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个体利益最大化取向把人都变成了对名和利的无节制追求,使得人们不能把握个人与集体、自私与利他、私德与公德等矛盾之间的平衡,久而久之这才产生了当代不文明现象。因此中庸对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促进作用最不明显。但中庸与文明程度的相关性最低并不表示中庸之道不能被提倡,中庸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是在这几个指标的对比下与文明程度的关系最不显著,实质上中庸对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有促进作用。

5.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人的优秀传统文化素养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其中,按关系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孝文化、君子之道、义文化、和合文化、礼仪之道、多元文化和中庸之道。该结论不仅验证了我国关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伟大战略的英明性、正确性和必要性,也表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解决社会转型时期诸如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各种不文明现象的重要路径。此外,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各指标与文明程度的排序也为当代有针对性的重构与振兴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当然,鉴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本文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诸如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其指标体系的建构及其操作定义等尚待进一步探讨;样本规模的局限性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结论的有效性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以后未来研究的完善和深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X087)。

文章引用

梁 尹,安明星.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与当代文明的关系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Quality and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05(02): 221-227.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203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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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王弼. 王弼集校释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46.

  3. 3. 吴志杰, 王育平. 和合认识论——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1, 32(3): 87-91.

  4. 4. 李四龙.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42-51.

  5. 5. 赵斐容. 忠孝仁义传统思想之于当前思政工作的几点思考[J]. 井冈山学院学报, 2007, 28(7): 110-113.

  6. 6. 孙中山. 民族主义第六讲, 孙中山选集(下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650.

  7. NOTES

    1《老子》第四十二章。

    2《老子》第五十五章。

    3孟子《孟子·告子上》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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