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9月8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30日；发布日期：2022年10月8日

摘要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得人们对于幸福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然而经济条件越好是否意味着越幸福是值得探究的。本文利用2018年CGSS微观数据，采用Logit嵌套模型分析居民的社会阶层地位、家庭经济状况和政治参与对于生活幸福的感知。性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对于生活幸福的影响效果显著。社会阶级地位提升，幸福感增强；政治参与也会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而家庭经济状况在超过平均水平后居民的幸福感不再有明显的提升。因此，生活幸福感并不是完全通过金钱衡量，社会价值、社会尊重是相对于金钱更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衡量指标。本文对于居民如何去衡量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提供借鉴，并为幸福感衡量指标的构建提供创新性贡献。

关键词

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因素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

—Based on CGSS (2018) Data Analysis

Xiyu Xu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Sep. 8^th, 2022; accepted: Sep. 30^th, 2022; published: Oct. 8^th, 2022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society has made people have a higher level of pursuit of happiness. However, it is worth exploring whether better economic conditions mean more happiness. This paper uses the CGSS micro data in 2018 and uses the Logit nested model to analyze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life happiness based on their social class status,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ender, health status and marital status as control variabl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ife happiness.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class status will increase the sense of happin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ll also improve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residents; and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residents will no longer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family economic status exceeds the average level. Therefore, happiness in life is not entirely measured by money, but social value and social respect are more valuable and meaningful indicators than money.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sidents on how to measure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and provides innova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ppiness measurement indicators.

Keywords:Happiness, Socioeconomic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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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为生活奋斗的目标。根据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所考察的15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在2016~2021年排在第83、79、93、94、84位，可见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排在世界的中等水平。国家从顶层设计的层面也提出过关于国民幸福的考量，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将民生改进、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社会前进的重要考核内容，并改进考核的方法。2017年十九大以来，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将进一步改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可见，国家已经对国民幸福的衡量发生方向上的转移，从经济总量的增加转移为生活品质的提高。因此，经济状况对幸福的影响是否还存在是值得研究的。

人们所创造的财富越多是否意味着生活越幸福？根据“伊斯特林悖论”，经济收入被作为影响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 [1]。经济状况越好确实能创造更好的生活，社会阶层与经济收入状况也有一定的相关性，而社会阶级地位越高幸福感也会相应地增加 [2] [3]，由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对所处的不同阶层的感知也会对居民的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对幸福感的感知。另外，幸福感是与心理的满足直接相关的一种主观感受，在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政治参与会对个人的心理满足感产生一定的相关性 [4]。国家一直重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将嵌入顶层设计中，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办实事”“干大事”“建立幸福工程”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新闻媒体界也对广大居民发起过关于“您幸福吗”的提问，因此幸福既是一种对生活的客观评价，也是心理的主观感知。物质经济基础是生活幸福的保障，但是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当下，经济状况是否是生活幸福的主要衡量指标？此衍生出的阶层划分和政治参与度对于个人的幸福影响是如何的？

2.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幸福感从心理学领域逐渐扩展到了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后，幸福感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5]。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对自身的生活品质进行的整体评价，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综合水平进行的心理评估，具有情感、认知的全面性和评价的主观性，跨越时间的长期稳定性和整体性 [6]。目前已有的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分为微观的个体层面和宏观的经济层面，从个体层面而言，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婚姻和住房情况都会对个人的幸福感产生影响；从宏观层面而言，国家经济的整体增长水平 [7]、政治的稳定和民主 [8] 对居民整体幸福产生影响。本文主要是从微观的层面探究居民幸福的影响因素。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已有的研究一般通过收入水平、工作情况以及教育程度等因素进行衡量 [9]。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物质需求的满足是较低层次的需求，而精神需求是较高层次的需求，只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才能被进一步满足，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感 [10]。人的物质层面的需求一般通过经济的收入去满足，而精神层面的满足则需要更高层次的要求，本文根据已有的文献分析出，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能够反应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并且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

首先，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增大，社会阶层也出现越来越大的分化。根据已有的研究，对社会阶级的认同和阶级的提升对个人的幸福有正向的相关性 [11]。与客观的社会阶层，即收入、职业等，个体主观层面上对于幸福的感知，即与同辈和周围人之间的比较对个人的幸福影响是更大的 [12]。吴丽民(2010)通过对浙江省城镇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发现除了收入能够对居民的幸福产生影响，由此产生的阶级地位和社会状况也会对幸福的感知产生不同的影响 [13]。闰丙金(2012)通过对解释变量的逐个分析，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发现与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相比，社会阶级地位对个人的幸福呈现更为明显的影响 [14]。另外，毛小平和罗建文(2012)通过建立多层次的模型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经济状况、贫富分化、受教育水平以及工作状况等由此产生的阶级的分化对于个人的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 [15]。根据已有的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阶层越高的居民越幸福。

第二，经济的状况是影响个人幸福的主要作用因素，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对于居民的幸福感是呈现显著正向影响的 [16]。裴志军(2010)通过对浙江农村幸福感的研究，经济的收入对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17]，因此经济的水平仍然是对于个人幸福比较重要的考量指标。但是已有的学者持有不完全认同的看法，并通过研究发现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幸福感之间是呈现倒U型关系的 [18]，并且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对于个人幸福感的作用是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关系 [19]。刑占军(2011)发现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受到时间的影响，当经济水平提高，短时间对个人的心理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幸福感较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会下降 [20]。为此，根据已有的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经济状况越好的居民越幸福，但随着收入再提高，幸福感会降低。

第三，政治的参与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已有的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围绕年龄、收入、性别、教育水平、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 [21] [22] [23]。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 [24]。在政府的决策之前，如果公民能够表达自身的政策意愿和利益诉求，从而能够化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对于个人心理的满足感和幸福度的感知就能够产生影响。武颖(2016)通过研究青年的政治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政治参与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对自身能力的感知、胜任力、成就感以及自信心的提升都会对青年的幸福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呈现正相关性 [25]。另外，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认为，“追求幸福”具有双重意义，即私人福利以及公共幸福的权利 [26]。政治参与属于公共幸福的范畴，公民能够享有公共权力的分享而参与公共场域，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而言，畅通的公共参与渠道不仅能够让公民实现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能够提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实现了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感的提升 [27]。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政治参与度越高的居民越幸福。

已有的关于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大多将经济的状况、社会参与分开单独研究，或是只是研究经济状况和阶级差异对个人幸福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公共利益层面的政治参与对社会地位的影响，从而反应在对幸福的影响之上。另外，已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缺乏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幸福感进行验证，本文采取实证的方式验证，并选取相关的变量进行稳健性的检验。

3.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3.1. 数据说明

本文得到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 2018”)。该调查涵盖了对居民基本情况、经济收入水平、阶级地位和社会参与程度以及居民工作情况等，与本研究的主题相契合。运用Stata 14.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剔除缺失值和无效数据，共得到12209个有效样本。

3.2.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居民对于生活幸福感的认知，通过“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判断居民在主观上对于自身幸福的感知。对于不幸福的赋值为0，对于幸福的赋值为1，前者为参照对象。

2) 解释变量

假设1为个人所处的社会阶级层次对幸福的影响。根据已有的研究的操作方法 [28]，通过询问“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这一问题，用主观测量的方式对居民的幸福感进行感知，赋值为“上层 = 1，中层 = 2，下层 = 3”，以主观上处于上层的居民为参照组。

假设2为经济状况对幸福的影响。通过询问“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这一问题，用主观的测量法判断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于个人幸福的影响，赋值为“低于平均水平 = 1，平均水平 = 2，高于平均水平 = 3”，以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为参照组。

假设3为政治参与能力对居民个人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询问“上次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你是否参加了投票？”来判断，将变量赋值为“未参加 = 0，参加 = 1”，以未参加的居民为参照组。

3) 控制变量

为了估计的准确性，根据上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性别的赋值为“女性 = 0，男性 = 1”，以男性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的赋值为“未受教育 = 0，受初等教育 = 1，受中等教育 = 2，受高等教育 = 3”，以未受教育居民为参照组；健康状况的赋值为“不健康 = 0，一般健康 = 1，健康 = 2”，以感知自身不健康的居民为参照组；婚姻状况赋值为“无配偶 = 0，有配偶 = 1”，以无配偶的居民为参照组。

所有变量的特征描述见表1。

3.3. 模型设定

鉴于因变量“对个人幸福感的认知”是二分类变量，本文采用Logit嵌套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假定如下：

$p=F\left(y=1/x\right)F\left({\beta }_0+{\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beta }_i{x}_i}\right)=\frac{1}{1+{\exp }^{-y}}=\frac{1}{1+{\exp }^{-\left({\beta }_0+{\displaystyle {\sum }_{i=0}^n{\beta }_i{x}_i}\right)}}$ (1)

模型的发生比为：

$\ln \left(\frac{p}{1-p}\right)={\beta }_0+{\beta }_1{x}_1+{\beta }_2{x}_2+\cdots +{\beta }_i{x}_i={\beta }_0+{\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n}{\sum }}{\beta }_i{x}_i}$ (2)

上述公式中，p代表居民感知幸福程度的概率，y是因变量“对幸福的感知”，x表示1中第i个影响对居民幸福感感知的自变量，n表示自变量的个数， ${\beta }_0$ 为常数， ${\beta }_i$ 表示第i个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以控制变量模型为基准模型，依次将个人社会地位、居民家庭的经济状况、政治参与能力三个自变量纳入设定的模型中，去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4.1. 个体特征对个人幸福的感知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在模型中不能显著影响人们对于幸福程度的感知。另外，性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对个人幸福的感知从模型1到模型4中具有显著性。女性对生活幸福的感知要高于男性，从模型1中看出，女性认为生活幸福的感知是男性的3.2倍；对于健康状况而言，一般健康和健康的居民认为生活幸福的感知是相对于不健康的居民的5.8倍和17.2倍；对于婚姻状况而言，有配偶的居民认为幸福的感知是没有配偶的7.6倍。因此，性别、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居民对于幸福的感知。

4.2. 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人幸福的感知的影响

为验证假设1，模型2中加入了“居民对社会阶层感知”这一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认为社会阶层低于平均水平的居民，社会阶层处于平均水平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居民更容易感知幸福，模型2、模型3、模型4中“社会阶级水平”变量显著为负。计算发生比可以得出，认为自身处于高于平均水平以上的社会阶层的居民认为生活幸福的感知是相对于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居民3.9和10.2倍。因此，对于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对于幸福感越强的假设成立，因此假设1成立。

4.3. 社会阶级地位对个人幸福的感知的影响

为验证假设2，模型3中加入了“家庭经济状况”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均显著且为正，相较于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居民认为生活更加幸福。计算发生比，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平均水平的居民、高于平均水平的居民是低于平均水平居民的10.7和6.2倍。因此，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幸福程度最高，能验证假设，随着收入的增长，生活的幸福程度逐渐提升，并且随着收入再增加幸福感降低。因此，假设2成立。

4.4. 政治参与度对个人幸福的感知的影响

为验证假设3，模型4中加入了“政治参与度”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无法实现政治参与的居民，能够实现政治参与的老年人更能感受到幸福，变量系数呈现显著且为正。计算发生比可以得出，实现政治参与的居民认为生活更为幸福的感知是没有政治参与的居民的6.4倍。因此，政治参与能够让居民感受到更为幸福，假设3成立。

表2. Logit模型分析结果

^***p < 0.01，^**p < 0.05，^*p < 0.1。

5.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补充变量和分样本回归法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见表3)。为避免回归的偏误，证实居民对个人幸福感的感知的确受到前文已有的变量影响，本文新增居民社会公平的感知和对工作自由度的感知进行稳健性检验。对社会公平的感知的测量源于“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公不公平？”问题的回答，具体包括公平和不公平的回答。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的公平程度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作用因素。为进一步验证家庭经济状况对于幸福的影响，加入工作自由度的变量，对工作自由程度的测量源于“在您目前的工作中，您在多大程度上能自主决定您工作的具体方式”，将会操作化为能自主和不能自主两项，判断个人的工作自由度对于幸福的感知能否有影响。将两个新增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中模型5与模型6所示。另外，还需要将混合样本按照城乡分布差别分为两个子样本，通过对子样本的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居民幸福感知的影响因素。由于户口所在地具有客观性，更容易测量，结果的可信度更高。具体结果如表3中模型7和模型8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在新加入控制变量之后，模型5、模型6能够维持Logit嵌套模型相关结论的显著性。在模型7中，除了性别的影响，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均显著影响居民对于幸福程度的感知，且阶层越高越幸福，收入中等水平的居民最幸福，以上与前文的结论一致，而对于政治参与则呈现不显著，有待进一步考量。这可能和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有很大的关系，即农村居民自身知识和文化素养不足以及在2006年农村的税收改革之后，表现出的治理能力弱化和自治能力的衰退，城市化导致的农村村民更为重视以去城市务工赚钱为身份地位和幸福感的衡量标准。模型8中通过对城市子样本的检验，与以上的Logit回归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的结论，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p < 0.01，^**p < 0.05，^*p < 0.1。

6. 结论和启示

本文使用CGSS2018的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从社会经济地位的层面出发，考察居民对于生活幸福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个人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的评价是影响幸福感的，总体而言，随着个人对自身社会阶级地位评价结果的提升，即等级越高，越能感知到生活幸福。二是家庭经济状况影响个人对于幸福的感知，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内得到提升，但是超过一定的程度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递减，中等收入家庭的幸福感最强，高于家庭经济状况高于平均水平的家庭。三是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居民的个人幸福相关。结果显示，能够实现政治参与的居民相对于不能实现的居民有更高的幸福感。

通过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健康、婚姻和个人的幸福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学历和个人的幸福相关性并不显著。另外，处于中等的家庭经济收入的家庭幸福感最高，社会地位越高，越受人尊敬确实能够获得更高的幸福感，政治的参与也能让人获得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更幸福。因此，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人带来基本的幸福，但是并不是越有钱越幸福，赚更多的钱往往要以牺牲健康、婚姻为代价，善待自身，也是善待家人，不要将金钱作为幸福唯一的衡量标准。

文章引用

徐锡雨. 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 (2018)数据分析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Based on CGSS (2018) Data Analysis[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10): 6869-6878.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072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