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English Patient, a novel written by Sri Lankan Canadian novelist Michael Ondaatje, relates the private histories of four marginalized characters involved in the WWII, and presents their confrontation with and challenge of the fallacy of conventional history. In this novel, Ondaatje employs multiple viewpoints, intersection and juxtaposition of historical episodes, historical re-in- scription, which serve to deconstruct the conventional history and construct the imagined history of Ondaatj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this paper examines Ondaatje’s viewpoint on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English Patient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historical juxtaposition, historical re-inscription, selective inattention to conventional history.

Keywords:The English Patient, History, Juxtaposition, Re-Inscription, Selective Inattention

历史并置、改写与选择性漠视：论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的历史再现

孟玲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2017年2月24日；录用日期：2017年3月14日；发布日期：2017年3月20日

摘 要

亚裔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讲述了二战时期四位普通参战人员的个人历史，以及各自如何走出传统历史误区的故事。翁达杰在创作中充分利用了叙述视角转换、历史穿插和并置、历史改写等形式解构了传统历史，并建构了作者想象中的真实历史。笔者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出发，以历史并置、历史改写、历史选择性漠视为线索分析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呈现的历史面貌。

关键词 :《英国病人》，历史，并置，改写，选择性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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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2年，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出版后即荣获当年英语小说最高奖——布克小说奖。《英国病人》的巨大成功是因为它聚合了诸如战争、历史、殖民与后殖民、爱情、背叛、死亡、多元文化等元素，而对历史的审视和思考历来是翁达杰创作中的重要议题。正如批评家戈德曼所说，“历史的美丽失败者是加拿大文学特别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 [1] 。1943年出生在斯里兰卡的翁达杰于1962年移民到加拿大，作为移民中的边缘人，“他常从被边缘化的历史人物的角度创作” [1] 。1970年出版的《小子比利作品》假托美国历史上出现的草莽英雄比利，并加以想象对美国历史进行戏仿来探讨美国梦的暴力特征。1987年在代表作《身着狮皮》中翁达杰虚构了一个寻找失踪了的百万富翁的新加拿大移民和一些次要人物，并展现了他们是如何“演绎出一出非官方书写的历史和人生的大戏” [2] 。

在1992出版的《英国病人》中，翁达杰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历史的关注和思考。奥尔马希随身携带着希罗多德的《历史》(The Histories)，它在小说中的反复出现使得历史这一主题格外突出。翁达杰将小说背景投置于二战结束前，运用了叙述视角转换、蒙太奇等叙事方式谱写了四位普通参战人员的个人历史，以及各自如何走出传统历史误区的故事。小说中，病人奥尔马希、护士哈娜、小偷卡拉瓦焦和工兵基普逐步挖掘回忆的深井，通过历史并置、历史改写或漠视书本中的历史转而付诸情感和艺术的方式与传统历史进行对抗。

纵观相关文学评论，学界对《英国病人》中的历史主题给予肯定。马琳·戈德曼(Marlene Goldman)主要从圣经天启寓言的角度批判了战争旨在切断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以此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谬误，并指出“人类历史进程是非进步的而是倒退的” [1] 。戈德曼褒扬奥尔马希对知识和历史的痴迷，相信“人类能够从过去攫取极为重要的知识来报答那些历史的无名小辈” [1] 。艾米·诺瓦克则借助德里达的幽灵学，将被抹去的历史比喻成心灵创伤，其幽灵般的存在让人捉摸不透却又有认识的必要和指导意义。诺瓦克指出，“叙述历史的创伤不仅会对我们之于过去的认识造成威胁，……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和我们应对历史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许我们无法理解对那段历史的责任但我们必须尝试着去理解” [3] 。

这些学者更关注历史对现在及未来的意义，但这些只是历史观的一面，且国内就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表现的历史观这一议题发表的论文较少，因此笔者认为这部作品的历史主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和余地。本文尝试从历史并置、历史改写、历史选择性漠视三个方面入手，探讨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对历史的再现。

2. 历史并置

小说中叙述者有意强调历史的非线性和迂回发展。如果历史发展是线性的、不断进步的，那么不同历史时间中由于矛盾和冲突引发的焚烧之火就不会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焚烧之火意象如诺瓦克笔下的幽灵一样，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出现却又无法消灭，比如二战时于着火的飞机中幸免于难但又烧得满目全非的奥尔马希；二战中位于那不勒斯的“欧洲最丰实的中世纪文物珍藏已经在市政府档案局里被烧毁了”(p. 239)¹；1497年萨伏那洛拉发动的“焚烧虚妄”运动²。小说的副标题“有时候是一团火”更是引起了笔者对焚烧之火意象的关注。

除了历史上反复上演的焚烧之火在小说文本空间中的并列，叙述者将小说中二战结束前几个月的时间与中世纪并置在一起了。他把二战当作中世纪战争，“在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意大利经历了最后一场中世纪的战争”(p. 57)；将凯瑟琳当作中世纪战争的受害者，“她仰面躺着，那姿态像中世纪的死人”(p. 148)。叙述者还将二战时期的场景和中世纪联系起来，打破历史不断进步的谬误，对二战带来世界进步的假想极尽讽刺，如“(基普)面前是一条中世纪的小路，而他——一个年轻人——从事着这个世纪所创造的奇特职业”(p. 237)。将二战和中世纪并置起来，打破了传统历史线性发展的幻想，“一种掩盖社会结构有着重要分裂和冲突的幻想” [4] 。事实上，历史的确呈现的不是一种线性的、不断进步的发展，而是重复的、迂回的。多种声音相互制约或产生冲突，从而构成了历史的重复、迂回和非线性发展进程。

时间空间化的历史并置手法曾遭受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理查·勒翰的批判，“历史事件的并置将人类困境推向一个修辞上的难题，将时间冻结，向共时性妥协，并在静止的修辞中寻找意义” [5] 。但笔者认为这种并置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历史的流动性，相反它凸显了历史的反复性、非线性以及与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将历史事件并置交织的表现手法与现代派作家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在本质上并无差异。既然人的意识能打破时空的束缚而相互交织，那么构成人类记忆和意识内容的历史事件也能够被并置起来。在《英国病人》中，相似的历史事件被并置于叙述者笔下，犹如人的记忆和意识同样具有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能使感觉的现在与过去不可分割。而且历史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历史既然是文本的，那么文本阐释规则也可以用于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并置便呈现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再者，历史的并置手法不但没有磨灭历史局部向前发展的特点，而恰好能建立起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能让人们在过去中寻找启示，并说明历史对现在及未来的连续性。叙述者对不同历史时间中焚烧之火的并置、对二战和中世纪战争的并置，仿佛一幅幅错视画派画家呈现的作品，不仅能够使读者对焚烧之火和战争所形成的时间空间化画面产生审美吸引，而且能够激发读者对轮回的焚烧之火和战争进行深思。

小说中“英国病人”奥尔马希也将二战场景和中世纪末期联系起来。他将他们现居的毁于二战的圣吉洛拉莫别墅看作是意大利著名世家麦迪奇的别墅之一，将他疗伤的房间看作是麦迪奇家族门客波利齐亚诺的房间。奥尔马希对哈纳说道，“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墙上的这个喷水池。皮科、洛伦佐、波利齐亚诺和那个年轻的米开朗基罗。他们一手托着旧世界，一手托着新世界”(p. 49)。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这个房间里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自由地交流思想。但随后的“焚烧虚妄”运动焚烧了书籍、地图、柏拉图的雕像等文明的象征，“中世纪的焚烧虚妄给人们带来了毁灭，并预示着和平和文明的终结” [1] 。

小说叙述者和奥尔马希都将二战时期和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初期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二战战火尤其是日本原子弹爆炸是在重蹈文艺复兴时期的那场悲哀的“焚烧虚妄”运动，法西斯主义是要终结人类文明和和平。瓦尔特·本雅明将法西斯主义归因于人类固执地相信人类是会进步的，批判借以战争建立全新世界的极端暴力行为。他批判抛开历史，只朝向未来的做法，强调“历史包含着一个指南或一张地图，如果这个指南或地图能得到恰当的解读便能给人类带来指导意义” [1] 。历史事件的反复性即现代社会的焚烧之火二战的爆发印证了本雅明的观点。历史不是一味向前发展的，其反复性为历史并置提供前提，而历史并置能把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搭建起来，能呼唤人们对反复出现的焚烧之火进行深思，在过去(文艺复兴的焚烧运动)中给现在(二战)和未来寻找启示。但与此同时，笔者反对本雅明和萨伏那洛拉将希望全部寄托于过去，而对未来进步持消极观念的做法。只关注过去，就容易导致又一次的“焚烧虚妄”运动，从而抑制社会的发展；只关注未来，那么打着建立全新世界口号的二战就容易再次发生，正如戈德曼所说，“一味朝向未来的和自私自利的认知方式会招致天启灾难” [1] 。因此，在处理过去与未来的关系时，应该持有辩证的观点，借用翁达杰的话，就是要“一手托着旧世界，一手托着新世界”(p. 49)。

3. 历史改写

小说中的四位人物从属于下属群体——病人、护士、窃贼和锡克族工兵。斯皮瓦克在《下属群体能说话吗?》中指出，下属群体“没有历史。历史是受到法律、政治经济和西方意识形态支配的，只有欧洲才是历史的主体” [6] 。四位边缘人物在成为废墟的圣吉罗拉莫别墅中承受着战争和传统历史带来的创伤。但奥尔马希和哈娜通过改写历史，卡拉瓦焦和基普通过对书本中记载的历史表现出的漠视，走出了传统历史的误区，颠覆了唯一的、权威的、统治阶层的官方历史，并重建了复数的、修撰的、共有的多元历史。

3.1. 奥尔马希的历史改写

像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一样，奥尔马希认为历史是“搜集旁据，来证明一个主要论点”(p. 100)。奥尔马希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塞满了地图和文章，断断续续地补充、遮盖与拼贴使得书的厚度已是原来的两倍。其断断续续的形式意指历史本身就是多种来源拼凑而成，不管是观念一致亦或对立。奥尔马希改写后的历史呈现出历史的碎片性，打破了传统历史的秩序，因其“秩序都是由作者整理的……克劳狄、尼禄当权的时候，史学家们心存恐惧，篡改了他们的历史；而在他们死后，史学家们怀着萌发的仇恨重写历史”(pp. 77-78)。

在奥尔马希看来，传统历史拉起“真理”的虎皮，其所谓的秩序包裹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威。他将传统历史从冠冕堂皇的宝座上一把拽了下来，撕下了统治阶级管辖的传统历史的“客观”面具，打破了秩序，添加了下属人物的主观历史：“书中记录的全是战前的事，三十年代的埃及和利比亚沙漠，中间插有他写的蝇头小字，介绍岩洞笔画和画廊艺术，以及游记”(p. 81)。奥尔马希对历史进行了补充或抹去，从而实现了从“历史”到“历史修撰”的转变，其中一个关键的变化是：“‘历史’的‘文本性’被突破了，原先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 [7] 。奥尔马希的个人历史书写与改写原有历史的行为瓦解了旧历史主义赋予传统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和秩序，突破了历史和被认作是虚构再现的文学之间的界限。历史的文本性在此得到体现，意指“批评主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中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 [8] 。

虽然奥尔马希对随身携带的《历史》所做的许多具体补充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遮盖的内容却是与战争相关的，“他把浅棕色的烟纸贴在《历史》的章节里，遮盖记录着他不感兴趣的战争的内容”(p. 150)。除此之外，奥尔马希认为《历史》充满了假定的谎言，所以“当他发现了似是谎言的真理时，他会拿出胶水瓶”(p. 213)。奥尔马希抹去了他不感兴趣的部分和他认为有悖于真理的内容，表露出他对权力冲突所填充的历史的不满和对传统历史质疑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奥尔马希对《历史》补充的具体内容在小说中并未做详细交代，但他口述历史的内容和行为却构成了小说的来龙去脉。奥尔马希虽然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全身几乎不能动弹，但还有一张喋喋不休讲述历史的嘴。护士们议论道，“他倒是说话，他说个没完”(p. 23)。卡拉瓦焦也对他说，“现在，在你开始讲述你的历史之前，我要放《我的罗曼史》”(pp. 90-91)。

像希罗多德一样“从一个绿洲旅行到另一个绿洲旅行，像交换种子一样交流传说”(p. 100)，奥尔马希将他所熟知的麦迪奇家族历史、沙漠历史、他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以及他与勘探队共有的经历等等以口头的形式交流着。他讲述的沙漠形象和传统历史中的贫瘠沙漠文明形象截然不同：过往沙漠的游牧民族创造了繁多文化，但他们对此没有占有欲，“在这片沙漠中，不知流传着多少失落的历史……不让外人知道”(p. 116)。如沙漠中的风，其实是“早在坎特伯雷存在之前，便被赋予了上百个不断变化的名字，远在欧洲与东方战争签定条约之前便存在了。它的旅行队，那奇怪而又杂乱的盛宴和文化，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东西”(p. 119)。奥尔马希断定沙漠拥有璀璨的历史，且先于欧洲历史存在着。这些从不属于谁或不受谁控制的悠久丰富的历史，对欧洲统治阶层管辖下的、抹杀其余矛盾对立话语的传统历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和冲击。哈娜曾说“歌者只能用声音来与权势的大山抗争。那是唯一肯定的东西。声音是唯一没有遭到破坏的东西”(p. 234)。奥尔马希即使神经系统都烧坏了，却借以没有遭到压迫的声音来替代书写，与传统历史的权势大山进行抗争。奥尔马希渴望着不属于谁也从不受控于谁的“共有的历史”(p. 227)。虽说是口述历史，但奥尔马希的口述行为却是对烧伤前改写历史行为的继续，是对其历史态度的宣读和分享，更加体现出了奥尔马希对传统历史的批判和对共有历史的渴望。

3.2. 哈娜的历史改写

奥尔马希对希罗多德《历史》的改写似乎将哈娜也带入了历史改写的世界。哈娜把自己想象成作家，“会拿起铅笔和笔记本，带着心爱的小猫，躺在床上写作。陌生人和爱人永远都不会穿过那扇上锁的房门”(p. 41)。她为奥尔马希念书，即使病人睡着了也会继续读下去，因为书之于哈娜是“唯一通往外界的门。它们成了她的半个世界”(p. 4)。书本砌成了哈娜的世界。在她二十岁的这一年，哈娜把二十本书充当阶梯，修好了通向奥尔马希这一书籍圣殿象征的台阶。除了阅读之外，哈娜在小说中共书写了四次：前两次在有具体书名的空白页上书写；第三次的书写是在随意挑选不知名书本的空白页上书写；第四次书写则是回信给继母卡莱拉。

3.2.1. 前两次改写：文本续写

哈娜的第一次书写发生在父亲的朋友卡拉瓦焦的突然出现之后。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书后的空白页，她写下了关于她非血亲叔叔的一小段话。《最后的莫希干人》以两个女儿科拉和艾丽丝·门罗寻找父亲帕特里克·门罗为线索讲述了英法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一段冲突和斗争。而哈娜的父亲帕特里克、生母艾丽丝和继母科拉与小说人名的重合，以及寻找父亲的主题，都使得哈娜对《最后的莫希干人》产生了共鸣。小说中帕特里克的朋友在战争的纷乱中保护了帕特里克的两个女儿，并带着她们成功找到了父亲。尽管哈娜已不能找回在战争中被烧死的父亲，但是卡拉瓦焦的出现却给她带来了治愈丧父创伤的良药：“由于某种原因，我得到了我父亲这位朋友的照料”(p. 52)。

哈娜的第二次书写发生在锡克族工兵基普的出现之后。《吉姆》描写了爱尔兰小伙子吉姆在与西藏喇嘛一起在拉合尔寻找圣河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多元文化和殖民冲突。哈娜把自己比作吉姆，在“英国病人”奥尔马希和锡克族工兵基普的故事中成长。她在《吉姆》书后的空白页上写下了基普给她讲述的拉合尔博物馆门外的参参玛炮故事。像奥尔马希一样，哈娜将和别人交流得来的故事写进相关的小说中作为补充。在这两次书写之后，哈娜都会“合上书，爬上椅子，把这本书安稳地放在书架高处隐蔽的地方”(p. 100)。

与奥尔马希对《历史》的补充不同的是，哈娜的这两次书写所依托的都是文学作品。奥尔马希对《历史》的改写展现了历史的文本性，哈娜在文学作品上的补充书写则展现了文学的历史性。文学的历史性是指“个人体验的文学表达宗是具有特殊历史性的，总是能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某种矛盾现象” [8] 。哈娜借以这两本小说与其本人相似的历史背景，进行个人历史书写，在其边缘处境中发出了自己的历史声音和意识形态话语。与奥尔马希对个人历史的补充和对非客观真实的历史的抹去一样，哈娜对冠以虚拟特征的文学作品加以真实历史书写同样地“淡化了以往对文学与历史的硬性划分” [9] 。正如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海登·怀特所讲，“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 [10] 。

3.2.2. 后两次书写：独立书写

不同于前两次书写，哈娜在第三次书写中闭着眼睛随意挑选了一本书名不得而知的诗集，而且书写完后她没有再将书本藏到隐蔽的地方。从前两次到第三次书写的转变折射出哈娜的内心变化——哈娜打开了封闭的内心世界，与基普相爱了。哈娜心想，“如果那真是肉体的诱惑，如果这一切与她对基普的爱有关”(p. 105)。哈娜在这次独立书写中，记录下了基普对拉合尔的描述和她对基普的印象：

“他说拉合尔是座古城。伦敦与拉合尔相比算是个新兴的城市。……他说他们一向了解火药。早在十七世纪，宫廷油画上就描绘了施放烟火的场景。……英国人说他是个身为勇士的圣徒。但是他有一种特殊的幽默感，比他的举止更加粗暴。……他说拉合尔有十三道城门——以圣徒、国王或他们向往的地方命名。平房(bungalow)这个词出自孟加拉语。”(p. 80)

她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只给自己留下那个目击者，那个听众，那个‘他’的声音”(p. 150)。她倾向于用第三人称客观的角度记录他人的言论，而用第一人称写下内心感受。而且这个第三人称正是以基普的角度来记录真正来自下属群体的声音。萨义德指出，“下属群体的历史事实上是印度官方历史所缺失的一种叙述” [11] 。西方世界掌控了经济军事力量，同时也掌控了话语权。哈娜记录了来自殖民地印度的基普的叙述，是对英国殖民地印度历史的一种对抗和补充。

第三次书写没有以任何书本内容为依托，相反，哈娜开启了她的独立历史书写。传统历史作为西方世界话语权的表征之一，西方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拥有历史。然而，拉合尔比伦敦拥有更悠久的历史。从广义上讲，拉合尔和伦敦分别象征着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因此，哈娜的第二句话便瓦解了西方人将自己看成是历史主体的幻想。在17世纪，西方世界拥有巴洛克风格的宫廷和宗教绘画。而拉合尔同样也拥有描绘当时莫卧尔王朝，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作品。拉合尔这座古城拥有十三道城门，通向四面八方。这一切都表明拉合尔是一个交通、经济和文化中心。另外，哈娜记录了“平房”(bungalow)一词的来源。平房意指一种来自于孟加拉乡村亚洲风格的建筑。从词源上讲³，平房这个词首先于1696年在英语中出现，用来描述乘坐远东印度公司轮船过来的英国殖民水手在印度殖民时期所居住的房子，随后该词语的使用被拓展开来指代英国统治官员在印度居住时的宽敞房屋或官邸。英国殖民者凭借他们的话语权创造和推广了这个来源于孟加拉的“平房”一词，抹去了它的孟加拉起源。在印度，人们利用起源于中国的火药施放出美丽的烟花，而西方殖民者却将火药制成战争武器进行扩张和殖民。

哈娜的第三次书写从基普这个下属人物的角度出发，客观地记录了她所听到的、观察到的事情。其形式与内容是在对抗西方统治阶层赋予传统历史的话语权，与抹去边缘声音，遮盖暴力、侵略、压迫的传统历史进行对抗。哈娜借用任意一书本的空白处记录了下属人物(基普)和拉合尔的历史，而且不再遮掩。在《英国病人》结尾处，哈娜终于给曾给自己寄来若干封信的继母回信了。她在第四次书写也就是回信中坦然地谈起了在战火中牺牲的父亲，倾诉了深埋内心的感受。经过四次历史书写⁴，从文本续写到独立书写再到提笔回信，从束之高阁到不再隐藏，哈娜走出了传统历史的误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最终完成了个体历史话语的书写过程。

4. 选择性漠视

如果说哈娜从书写和阅读中治愈了传统历史所带来的创伤，那么卡拉瓦焦和基普对于书本(传统历史话语载体)表现出的厌恶则是明显的。卡拉瓦焦自住进圣吉罗拉莫别墅后，他基本没有翻过书了，“对他来说，书是那么神秘”(p. 67)。当他对哈娜讲起他曾读过英国情报人员的床头读物《蝴蝶梦》时，哈娜的第一反应是“你会读书？”(p. 142)，卡拉瓦焦的回答是，“谢谢你，你真看得起我”(142)。在卡拉瓦焦眼里，书本可以被统治阶层当作一种战争武器——传递密码信息的情报读物。没有武装能力的书本在战争中从文明和智慧的象征被降格成了武装力量斗争的手段。

基普也是“不相信书本”(p. 94)，书本不仅成为了情报读物，且时常会被埋有引信。当他听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基普愤怒地对“英国病人”奥尔马希发出了控告，“是因为你们拥有历史和印刷厂的缘故”(p. 246)。凭借着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权力，欧洲帝国在历史上掌控着话语权。格林布拉特指出，“印刷技术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行走的权力技术” [12] 。“可以行走的”是指书本的大量印刷将大量的“读者从熟悉的地方带到国外” [13] 。印刷术被解读成权力技术，实际上是在批判英国在印度殖民时期的做法，英国政府出版了大量烙有西方意识形态的书籍，将印度知识分子培养成麦卡锡的孩子。在作品中，基普指控奥尔马希说，“我受到的教育往往来自你们的国家。你们那毫不起眼的白人岛国，用自己的习俗、礼仪、书籍、官员、理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其它地方”(p. 246)。

卡拉瓦焦和基普对于历史改写毫无兴趣可言，他们将历史及其书本载体看成是西方统治阶层对他们的压迫和夺取话语权的手段。出于对书本、对传统历史的不信任，基普将静止的壁画和雕像当作他的庇护所，比如：彼埃罗的圣母像和“真正的十字架传奇”、圣母玛利亚雕像、圣乔凡尼教堂的圣母与天使壁画、米开郎其罗在西斯廷礼拜堂创作的以赛亚壁画，等等。基普反战争统治者在书本中埋有引信的做法，将手持步枪的瞄准器当作望远镜去欣赏艺术，寻找慰藉。壁画和雕像不仅能让基普找到平静以此暂时抽离无处不在、随时可能被触碰的炸弹引信所带来的焦虑，“他(基普)必须保持不动”(88)。除此之外，它们能让基普感受到“人际间的亲近” [13] 关系，“黑暗之中的脸(圣母)看来更像他所认识的某个人。一个姐妹。以后某天的一个女儿⁵”(p. 67)。另外，基普还把壁画和雕像看作连接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的桥梁。他能在玛利亚的雕像中看到自己的未来，也能在“彼埃罗的壁画里找到同代人的面孔”(p. 58)。

彼埃罗的“真正的十字架传奇”描述了示巴女王在梦中得到了关于当初通往西亚罗池上的桥梁的启示：该桥梁由塞进死掉的亚当的嘴里的善恶树树枝变成，以后将会被做成十字架用于钉死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随后有天使报喜预示了耶稣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人类，带来希望和胜利。康斯坦丁大帝也在梦中得到启示——据此徽号(十字架)必胜，于是他携带十字架出征，并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打败了罗马暴君马克森提。同样地，当基普在进行危险重重的桥梁修复工作时，他会“把脸贴在淤泥上，想到示巴女王的脸庞”(p. 58)，想到彼埃罗的“真正的十字架传奇”，在壁画中找到希望。这些创作于过去的壁画和雕像宛如做成圣十字架的桥梁一样,在基普面临危险时能让他有所寄托，不至于那么绝望，看到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本雅明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希望人在危险关头时，过去的意向能够出乎意料地闪现在他眼前” [1] ，因为历史能在危难关头给人带来希望，让大家看到未来。然而，二战时桥梁被纷纷炸毁，象征着连接过去与将来的桥梁的断裂，象征着复活的希望被毁灭。正如本雅明所预测的那样，二战造成的毁灭不能带来天启的重生，而是万劫不复。同样地，戈德曼也指出,“二战为人类占据了一个有利地势让人们俯视他们现在所在的危险位置。而这一危险位置在他们俩(本雅明和翁达杰)看来就是要毁灭所有过去痕迹的天启风暴” [1] 。所以，基普在修复桥梁时发出如此感慨，“这个女人(示巴女王)总有一天会明白桥梁的忧伤”(p. 58)，这是因为基普深谙桥梁的价值：桥梁连接起过去与未来，给人类带来指导、希望和慰藉。

5. 结论

从历史并置这一方面来看，小说叙述者和奥尔马希对不同时间段发生的类似历史事件相提并论，将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建立起来，让过去给现在和未来提供指导意义，并说明了历史前行的道路是非线性的、迂回的。如海登·怀特所言，“很多历史真实只能通过虚构再现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这些方式主要包括修辞技巧、比喻、数据、词语与思想的纲要等” [10] 。可以说，历史并置和现代派作家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将历史事件交织并置的创新表现手法如实地再现了历史原本的面貌，而将历史事件并置的创新实验则打破了文学和历史的界限。

与此同时，从奥尔马希和哈娜通过改写历史这一方面来看，文学和历史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得传统历史一直标榜的客观性、权威性轰然倒塌。历史不再被看成是与文学主观性的截然对立面，历史具有文本性，而文本也具有历史性，历史和文学一样总会表现出社会和物质之间的冲突。叙述者将多种声音涵括在历史的非线性框架之中，凸显了历史的片段性、无序性和共有性。历史的选择性漠视这一层面的分析则强调了卡拉瓦焦和基普对对统治阶级管辖的传统历史的颠覆。其中基普不仅从漠视中颠覆了权力，也从过去的壁画和雕像中看到了未来和希望。历史正如“真正的十字架传奇”中的十字架桥梁一样，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在危难关头给人们启示和光明。

作为加拿大移民中的边缘人，翁达杰特别关注历史中的边缘人物，常在作品中表露出对历史的思考和个人见解。从上述分析看来，他在《英国病人》一书中再现的历史在以上三个方面可见一斑：历史的发展是迂回的、非线性的，它能给人们带来希望，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连续性和指导意义。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是多元的、修撰的、共有的，它解构了统治阶层赋予传统历史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同时它也淡化了传统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硬性划分。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同文本一样，在新的时代亟需新的呈现方式，而翁达杰站在时代的前沿，借助历史并置和历史改写的手法，生动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文章引用

孟 玲. 历史并置、改写与选择性漠视：论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的历史再现
Juxtaposition, Re-Inscription and Selective Inattention: Michael Ondaatje’s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The English Patient[J]. 世界文学研究, 2017, 05(01): 16-24.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7.51003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