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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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年1月27日；修回日期：2014年2月28日；录用日期：2014年3月10日

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战争的失败迫使日本现代化道路的中断，同时，战后改革的实施又是日本国家发展新的起点。战后日本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在整个60年代，日本经济以年均10.9%的速度增长，并于1968年超过了当时的西德，一跃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强国”。今天的日本，仍然是世界重要经济体，在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么，是什么促使一个曾遭受战争严重破坏、曾经被国际体系以及国际法所“排斥”和“约束”的战败国实现迅速崛起的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定的政治建构可以对经济基础起到积极推动或者消极破坏性的作用。二战后日本新型体制的确立以及历届内阁内政外交的开展，对于日本经济的腾飞以及日本大国化道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孙晓光先生的《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1945~2011)》，对于二战后日本历届内阁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内容、特点及影响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总结，是了解战后日本政治外交政策、探究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外交发展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全面性著述。

本书共分十个章节，作者以时间为轴，对战后以来日本政治、外交体制及其内容的变化，进行了细数。

战后日本国家的发展，历经了战后初期新型体制的确立——经济高速增长——政治外交重大变革——政治外交的调整、探索，这样一个发展历程，针对每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及特点，作者进行了分析及说明。

2. 战后日本新型体制的确立

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的起点以及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确立，都是建立在“旧金山体制”基础之上的。所谓“旧金山体制”，是指以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以美国结束对日军事占领日本获得“独立”，但同时又规定美国可以在日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为主要内容的日美合作机制。这一体制的确立，对于战后日本国家发展，对于地区乃至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展开，都带来了巨大影响。那么，这一战略是如何确立的，具有哪些国际、国内背景？其确立过程中又面临哪些阻力？有关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战后日本政治发展及其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1945~2011)》一书中，孙晓光先生对于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具体描述，认为旧金山体制“虽然为日本在法律上的独立和安全提供了保障，但也遗留下诸多问题”，“虽然《旧金山合约》在逻辑上规定是日本投降条件的《波兹坦公告》之继续，但战争责任却以‘温和’的方式处置”，“从而留下了严重影响与周边各国关系的战争责任为题”。诸如此类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书中非常多见，这既是作者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刻洞察，也是作者多年研习日本政治与外交的一个见证。

在“旧金山体制”确立过程中，“以亲英美派职业外交家著称”的吉田茂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吉田茂，本书中也有具体介绍，认为其“是战前日本政治向战后日本政治转变的桥梁”。对日本历位首相及重要政治家的详细介绍，是本书的一大重要特点，这对于了解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延续及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关于吉田茂，特别是其确立起来的对战后日本政治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保守本流”路线，在本书中，作者进行了重点介绍。保守主义是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主线，也是日本内政外交政策中所表现的出来的主要特征。保守主义路线及其政策的确立，对日本经济的迅速腾飞、政治领域“五五体制”的确立，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战后初期的日本保守主义路线，作者进行了区分，即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保守本流”和以岸信介为代表的“保守旁流”路线。关于吉田茂的“保守本流”路线，作者概括其主要内容为：继承传统、重民主政治、依靠美国、轻军备、坚持和平宪法和重视官僚的主导作用，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内容或者特征，也正是战后日本政治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轨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保守本流”路线对战后日本政治的重要意义。当然，“保守本流”路线所带给日本的，不仅仅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还有一些消极影响或者说是负面作用，比如，长期困扰日本政治发展的“政、官、财”一体化以及“金权政治”的产生，另外，外交领域“政治三流”的困境，都与这一路线的确立及发展有着重要联系。吉田茂虽然较早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确立的日本国家发展路线，却在一直发挥着影响与作用。对吉田路线继承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太平正芳、宫泽喜一等人，都在战后日本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他们，作者在书中用“吉田学校”来加以概括，这是对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线路比较清晰的一种划分与总结，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体现，对于我们普通读者宏观把握战后日本政治发展脉络，无疑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1947年《日本国宪法》(又称“和平宪法”)，构成了战后日本新型体制的另一重要基础。

战后《日本国宪法》的颁布与实施，是日本国家重新发展以及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但对于这部宪法，日本国内一直不乏质疑的声音，最近在2005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还正式公布了该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草案，要求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日本自卫军，抛弃了现行宪法中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三军等武装力量的规定。虽然最终没有获得通过，但修宪与护宪之争，这一战后日本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又一次表现出来。战后初期，在日本政坛当中就存在这种要求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势力，其中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为代表。“早在1952年9月12日，鸠山重返政界第一次发表演说时，就提出了修改宪法、日苏邦交正常化问题”，至于曾经的甲级战犯岸信介，修宪更是使其“具有妖怪般的活力的源泉”，是他执政时期一直孜孜以求的“事业”。在《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1945~2011)》一书中，作者对于这些“竭力”修宪的代表及其行为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与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战后日本政治发展历程中的这一重要“现象”，具有很大帮助。

关于日本的“修宪”，不仅关系日本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日本国家对于侵华战争、二战的基本认知与态度问题，对未来中日关系、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又面临双方崛起过程中带来的安全困境激化这一“瓶颈”，再加上日本国内民族保守主义势力日益强大的背景，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都在推动日本向实际“修宪”这一危险道路上前进。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研习日本政治与外交的读者，了解并熟悉战后日本“修宪”的动向及表现，就显得十分必要。本书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不错的路径。

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是战后初期确立的日本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

民主改革之后的日本，其政党制度确立了多党制类型，但冷战时期日本多党制的发展，却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1955~1993年)，这是违背现代政党政治自由竞争、轮流执政的一种实践。在战后日本民主制度与民主精神都日趋完备与提升的背景下，这一现象是如何最终产生的？其“合理性”或曰“合法性”基础又是如何建构的？这都是我们了解战后日本政治生态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认为“日本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以及“政权的更迭不在政党之间，而在派系之间”，是保持这种“一党优位制”政党体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特别表现在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意识，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构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虽然对于现在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是存在不满的，但对于所谓的“变迁”，他们是更加恐惧的。“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收入构成了自民党能够实现一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同时自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轮换，又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日本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的心理诉求。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这一日本多党政治典型特征的形成。

这一时期确立起来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其内容及特征对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3.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确立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是战后日本国家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时期。

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实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推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该计划下，池田内阁采取了引入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以及增加公共投资等措施，促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使日本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迅速增长。经济的成功保证了政治的稳定，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保守政治的黄金时代”，秉承保守主义路线的日本自民党获得有史以来最高得票率就是佐证。当然，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衍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通货膨胀、两级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关注日本政治，不能不了解其经济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因为其构成了日本政治变化发展的基础。

另外，对于这一时期日本重要首相，比如池田勇人以及佐藤荣作，他们施政重点及其内外政策，作者都进行了细致的总结与介绍。特别是对于佐藤荣作，这一战后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进行了重点介绍。佐藤内阁在外交领域的重要贡献，表现在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以及收回冲绳行政权问题上面。特别是将“促使美国归还冲绳行政权”作为其任内的主要外交任务，为实现这一目的，佐藤在任内推行了亲美、反华的政策。最终在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冲绳行政权正式归还日本。但是，对于佐藤认为“标志着日本真正脱离了战后这个概念”的《归还冲绳协定》，日本所获得的也仅仅是冲绳行政权，“庞大的美军基地几乎都保持不变，冲绳仍然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这也使日本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冲绳行政权的归还完全是一个骗局。甚至在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冲绳驻军问题，都是影响日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焦点。

但无论如何，佐藤荣作实现了战后最长时间的执政，对日本政治、外交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归还冲绳行政权，也成为了战后日本对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发展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其在战后日本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本书中，作者对于这一重要人物及其内外政策的内容及特点，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说明，特别是对于为促使美国归还冲绳行政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及所面对的压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后日本发展关键时期的政治生态。

4. 日本政治外交的重大转折时期

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政治外交进入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坛重要代表人物，是秉承新保守主义路线的中曾根康弘。

新保守主义社会政治思潮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之下，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是什么？与英美新保守主义有无差别？对于这些疑问，作者在书中进行了具体说明：“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去除战败国的痕迹，构建‘后战后’国家体制，为此制定或修改法律法规，调整国内政策与外交安全战略，重整军事力量及相关国家体制”。中曾根这种“新保守主义”路线的实践，具体表现为其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及实施。

对于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其实早在60年代末就曾提出“过渡到政治大国”的口号。在70年代日本跻身经济大国行列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新的姿态迈向国际社会，最终在中曾根上台后，在1983年7月30日向他的故乡群马县选民发表讲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大国”的口号——“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是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标志着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调整。日本这一战略的提出，或者说促使日本国家战略发生转变的背景是什么？在本书中，作者从经济发展、日美关系、日本内外环境和国内舆论的变化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说明。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奠基了日本政治的转折。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1955~1973这18年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8%，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2倍，翻了两番多；1985年底日本称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国外净资产达1300亿美元；1987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强国，日本强烈要求改变“政治侏儒”的形象，同时，随着国家经济利益的全球扩张，日本也感到有必要通过政治大国地位来加以保护。“经济成长路线的完成，为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书中作者如是总结道。

另外，在书中作者还着重强调了国内舆论环境的变化，对日本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提出政治大国战略进行了具体解析。这在其他相关著述中是很少涉及的，这也是本书作者对于相关领域研究进一步完善的表现。战后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人民主权”这一思想在制度中得到具体体现，“舆论环境对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进程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有关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很多重要问题上，日本各主要媒体往往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舆论环境的改变构成了日本政府对外政策调整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所有这些，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日本政治重大变革举措的实施。

5. 日本政治外交的调整、探索时期

进入九十年代后，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带来了日本政坛的地震——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五五体制”瓦解，日本多党制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日本政治外交也进入到一个新的调整、探索时期。

“五五体制”曾长期主导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最终在九十年代初瓦解，有哪些因素导致这一变化的呢？在本书中，作者从“自民党政治腐败”、“自民党的组织结构不利于有能力的领导人脱颖而出”、“自民党的一党统治体制已经僵化”等三个方面来加以总结。哲学中也讲求从内外因的角度来探究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对于自民党统治的终结，内部因素显然是主要原因。在战后日本政治长期发展过程当中，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失去了政党间的轮换与更替，作为一个执政党，其“适应性”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降低。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很好说明这一问题。亨廷顿认为一个政党能否长久，适应性是一个衡量的主要指标。适应性可从年度、代际和职能三个方面来衡量。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其“统治体制”日益僵化，对社会环境的监控能力、党内精英群体对变革的共识等，都在不同程度的减弱。“五五体制”自身问题，最终导致其走向了瓦解。

“五五体制”瓦解后的联合政权推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其中包括非常关键的选举制度改革。改革后的日本选举制度，采取了“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的选举制度，在全国进行了新的选区划分，这对于继续推动日本多党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本书中，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日本政治改革的各项举措，进行了具体解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举改革大旗组建内阁的小泉，在任内推行了多项重大举措，其中最重要的要属邮政民营化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对本国的邮政事业进行了改革，邮政事业民营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日本国内，日本邮政事业已经严重妨碍了民间企业的活动，压迫和排挤了民间部门的事业发展。总之，无论从国际大环境还是从日本国内实际情况来看，都到了对日本的邮政事业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了。关于日本邮政民营化改革，在小泉1992年担任宫泽喜一内阁的邮政大臣时，就曾提出这一项政策，但因遭到邮政省相关官员的阻碍而未能成行。最终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后，这项改革被真正执行起来。

另外，说到小泉纯一郎，其在任内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并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重大消极影响，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有哪些社会背景？其连续多次参拜又是如何实现的？关于这些问题，在本书中作者给我们进行了很好解答：“小泉的这种行为不仅是个人政治理念的表现，也是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是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表现”。确实，在日本选举政治当中，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这样一项对于日本周边外交带来重大消极影响的行为，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在书中，作者还通过相关数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可见作者作于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把握是相当深刻的。

本书关于日本政治的介绍，一直延续到2011年的野田佳彦内阁，这走在了当前相关学术研究的前沿。

历经半个多世纪时间的发展，日本政治体制、经济状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以战后日本历届内阁为线索，对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外交体制变迁、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总结与评价。对于本书特点，我国著名日本史专家周颂伦教授认为，其对“各阶段日本政治外交的定位准确”，“对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的发展轨迹有序地予以展开”。当然，对于日本政治外交这样一个宽泛的课题，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对于相关细节的把握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特别是随着各种新的史料的陆续被发掘，对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的分析与总结，也成为了一个需要被不断完善的课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低潮期，特别是伴随着中日“两强并立”这一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当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在该地区这一特征正在日趋明显，给双方关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中日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更好指导双方关系的发展，了解战后以来日本政治与外交的变迁就显得尤为重要。孙晓光先生的《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1945~2011)》一书，以专业化的视角，对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分析和总结，对我们了解战后日本政治发展、获得相关专业知识，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