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8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9日

摘要

在9、10世纪之交，西里西亚人、小波兰人、大波兰人等部落开始生活在波兰平原上。尽管在语言、宗教信仰方面有若干共性，这些部落未能因此凝聚成一个整体。从梅什科开始，历代王公以大波兰为基地对各部展开征服，形成皮亚斯特王朝对波兰的统治。此后，原本一盘散沙的部落在王朝政治体内开始不自觉形成以“波兰人”(Polanie)为名的政治身份。从10世纪晚期开始，基督教在波兰土地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对“波兰人”的身份建构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政治和宗教层面，“波兰人”身份从无到有，其内涵多元复杂。与此同时，“波兰人”身份在历史语境中不断清晰明确，既是与德意志人等“他者”相区别的自称，也是外族冠以的他称。

关键词

“波兰人”，皮亚斯特王朝，拉丁基督教，身份认同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on Identity of “Polanie” in the Piasts

Duqing Jin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Oct. 8^th, 2023; accepted: Oct. 19^th, 2023; published: Jan. 9^th, 2024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9th and 10th centuries, the Slezanie, the Wiślanie, the Polanie, and other west Slavic tribes began living on the Polish plain. Despite several commonalities in language and religious beliefs, these tribes failed to coalesce as a single entity. From Mieszko onwards, successive princes used Great Poland as the base for conquering the various tribes, resulting in the Piasts rule over Poland. Since then, the tribes, which had been scattered together, began to unconsciously develop a political identity within the dynastic entity of politics under the name of “Polanie”. From the late 10th century onwards,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in Poland played an invalua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Polanie”. At both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vels, the identity of “Polanie” has grown from scratch, and its connotations are diverse and complex.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ntity of “Polanie” became clearer and clearer in historical contexts, both as a self-designation in distinction from the “other”, especially the Germans, and as a term of otherness for foreigners.

Keywords:“Polanie”, The Piasts, Latin Christendom,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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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语言不通，我国世界史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波兰关注不够。西方学界对波兰早期历史的研究，重在探讨皈依基督教的重要影响¹。相比之下，如“波兰人”(Polanie)如何在众多西斯拉夫部落中脱颖而出，其族名最终演化为地名等问题尚缺乏探讨。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中世纪，回到波兰中世纪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皮亚斯特王朝”时代，从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交往长时段地考察“波兰人”身份的形成与变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皮亚斯特王朝对早期波兰的征服出发，探讨其于波兰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2. 9、10世纪波兰土地上的西斯拉夫人诸部

由于时间久远，史料记载漫漶不清，学界一直未能准确把握自古以来活动在波兰平原的众多族群。自公元5世纪末起，斯拉夫人迁入中欧东部，6世纪后半叶开始向西扩散到易北河以东地区。而这些迁入易北河、维斯瓦河流域和波希米亚地区的斯拉夫人，根据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一般被定性为西斯拉夫人。

公元9世纪，西方日耳曼编年史家愈益关注易北河以东的西斯拉夫人。威勒蒂人(Veletians)、雷达里人(Redarii)、阿博德里特人(Abodrites)等毗邻易北河的部落为西欧所熟悉。9世纪后半叶，匿名作家即现在俗称的巴伐利亚地理学家(Geographus Bavarus)其视野进一步往东延伸，记载了当时中东欧58个部落名称，包括诸多斯拉夫部落。据此，有学者认为小波兰人(Vuislane)、西里西亚人(Sleenzane)等西斯拉夫部落当时已经生活在波兰平原上 [1] [2] 。

遗憾的是，上述文献都没有记载波兰土地上的这些西斯拉夫部落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迁徙至此。迄至9、10世纪之交，文献资料可以证实，维斯瓦人(Wislanie，亦作维斯拉人，或称小波兰人Małopolska)、莱赫人(Lechici/Lenchitsane，亦作连奇昌人)、马佐维人(Mazovians/Mazowszanie)、库雅维人(Kujavians)、波美拉尼亚人(Pomeranians/Pomorze)、大波兰人(Wielkopolska)和西里西亚人等部落已经定居在波兰大平原。

西里西亚人分布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又分为沃波累人、高文息采人、贾道什人、博勃舍人等部落，其活动区域毗邻德意志王国和捷克。大波兰王公梅什科(Mieszko I，966~992年在位)征服各邦之前，西里西亚人与易北河斯拉夫人的一支——卢萨西亚(Lusatia)人过从甚密，在今弗罗茨瓦夫(Wrocław)发现了该时期的两处定居点。西里西亚土地肥沃，交通便捷，自然条件优渥。也因与捷克人、德意志人相邻，它历来是纷争之地。

波美拉尼亚人，意为“海滨居民”，散居于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由于该地区所处纬度高，境内多冰山及河流，加之远离波兰平原腹地，波美拉尼亚人与其他部落联系不多。

库亚维人和马佐维人则活动于维斯瓦河河畔。巴伐利亚地理学家提到，库亚维人在9世纪中叶实力强大，其时大波兰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2] 。嗣后，库亚维人与大波兰人一起最先作为征服各邦的旗手。马佐维人地处东北，毗邻普鲁士和罗斯公国，时常与周邻发生武力冲突。

小波兰人分布在维斯瓦河中上游。5世纪之前，小波兰地区的居民是卢萨西亚文化(Lusatian Culture)人群 [3] 。7世纪开始，维斯瓦人定居于此，并在瓦维尔(Wawel)建立了据点。到公元10世纪，小波兰地区相继由大摩拉维亚王国的普热米斯尔家族(the Přemyslids)和波希米亚统治。因地处捷克通往罗斯公国商路的必经之地，克拉科夫(Cracow城市名，下同)、桑多梅日(Sandomierz)、卢布林(Lublin)等沿途城市较为繁荣。

大波兰人约于8世纪定居瓦尔塔河(Warta River)流域的波兰平原腹地。如今对波兰人的称呼——“Polanie”，在梅什科征服各部前专指大波兰地区的西斯拉夫部落。9世纪起，以格涅兹诺(Gniezno)和奥斯特罗–列德尼基(Ostrow Lednicki)为核心的皮亚斯特王朝开始统治大波兰地区。10世纪以降，大波兰王公力量逐渐增强，到梅什科时，皮亚斯特王朝终于登上历史舞台。

上述诸部通过语言——“Słowo”，可以与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及其他西斯拉夫人无障碍交流 [4] 。不仅如此，他们视说日耳曼语的诸多人群如萨克逊人、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和洛林人为“哑人”(Niemcy)，意思是其语言完全听不懂。此外，前基督教时期，波兰地域上的诸西斯拉夫人部落和其他斯拉夫族群同属一个多神教系统，崇信万物有灵，对山区、河流和森林等自然事物赋予精神寄托。他们可能共同信奉雷神佩伦。此外还有三名全斯拉夫神：斯瓦罗格、达日季博格与维列斯 [5] 。以部落为单位，部落则会通过各自信奉的部落神、甚或祖先崇拜、农事崇拜以及巫医术和祛病法术来表达其共同体意识。据班贝格主教奥托(Bishop Otto of Bamberg)记载，波美拉尼亚地区的什切青人(Szczecin)主要信奉特里格拉夫神(Triglav)，沃尔加斯特人(Wolgast)信奉战神格罗维特(Gerovit)，在沃林(Wolin)则建有纪念凯撒的神庙。由于缺乏文字史料，且同时期的考古发掘也未能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对波兰其他地区的原始信仰了解不多 [6] 。但通过上述波美拉尼亚的地域与部落信仰，可以想见，当时波兰诸部大都信奉各自的部落神，并以此为纽带凝聚各部落人群、增强认同。

由是观之，上述各部落在语言文化上有相当共性，可以互相交流，并与“哑人”——德意志人相区别，宗教上同属多神信仰系统。然而，这些共性未能天然形成一种亲缘关系，更没有让这些部落凝聚成一个整体。当时，这些西斯拉夫部落成员身份囿于部落，以各自信奉的神邸为中心凝聚，并未产生超越部落的共同身份。他们彼此之间攻伐不断，冲突频率不亚于他们和日耳曼人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次数。

3. 皮亚斯特王朝治下“波兰人”身份的发端

在以梅什科大公为代表的皮亚斯特王朝统治之前，小波兰、西里西亚等南部波兰因地处商路要道，一度发展起国家组织 [2] 。在同时期文献中，东邻对之以“Lachy”相称，即为证明。然而，因受制于南部的大摩拉维亚帝国和波希米亚，小波兰等并没有崛起。

相比之下，大波兰地区后来居上。从9世纪下半叶，王公梅什科由格涅兹诺和波兹南两座城堡(grody)发迹，开始逐渐征服各部，大波兰自此崛起 [7] 。到10世纪中期，皮亚斯特王朝(The Piasts)下辖地域已颇为可观。大波兰王公之所以能相对顺利地完成征服，一方面其军事实力相对于其他部落更为雄厚。大约在960年代，阿拉伯犹太商人易卜拉欣·伊本·雅库布(Ibrâhîm ibn Ya’qûb)在游记中记载，当时梅什科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财税体系，并且拥有成体系的堡垒网络以及一支有3000名骑兵的常备军 [8] 。而同时代的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尚只有5000名骑兵，由此看见，易卜拉欣的表述虽有夸张之嫌，但也从侧面说明梅什科实力强劲。正是凭借这支军队，梅什科从波希米亚手中夺回了西里西亚。另一方面，自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开始，西欧帝国即企图以传播基督教之名征服西斯拉夫族群，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则身体力行，力图向易北河以东扩张。如此一来，面临西方强大压力的若干西斯拉夫部落为求自保，也开始主动归附梅什科 [9] 。

在古代没有领土主权概念，各个人群在互相斗争过程中，王国疆域变动不居，波兰当时的情况也不例外 [10] 。那时，大公对各地的影响力与各地距大公驻跸地的距离成反比，它频繁遭遇臣属、谋逆者或敌人的背叛或进攻，控制地域时有变化。因地处偏远，波兰大公往往对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以及马佐维鞭长莫及，对红鲁塞尼亚(Red Ruthenia)的征服也屡遭挫折，直到14世纪才得以实现 [11] 。尽管未能有效控制边远地区，但自梅什科大公起，皮亚斯特王朝已基本确立对波兰大部分土地的控制。梅什科一世于950年代兼并了马佐维，一度征服了波美拉尼亚并建立了格但斯克这个港口城市，以巩固在维斯瓦河口的统治。在990年，他攻占且吞并了西里西亚。博莱斯瓦夫一世(Bolesław I，992~1025年在位)则从波希米亚夺取了克拉科夫和南方内陆地区，把皮亚斯特王朝控制的土地扩展到喀尔巴阡山脉，同时他还深入到易北河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 [7] 。

迄至992年，波兰在向教宗提交的文件——Dagome Iudex中，指出了波兰政治体当时的地理边界：她北起波罗的海，东接罗斯(Russe)，经小波兰地区(Craccoa)南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西至上西里西亚地区的西斯拉夫人部落Milzeni (Milze) [12] 。无独有偶，12世纪高卢无名氏在《波兰大公本纪》(Gesta Principum Polonorum)中对波兰四至的界定与之基本相似 [13] 。这两份文献在时间上相隔约2个世纪，但对波兰“边界”的描述没有太大差异。由此看来，皮亚斯特王朝辖下的区域已基本稳定，无论“波兰人”自己，抑或外部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认可。

伴随着对外征服地域的扩大与稳固，“波兰人”之名也开始出现，其外延也在变化。当然，这个政治体最初并不以“波兰人”称谓扬名于世。在梅什科一世统治时期，日耳曼编年史家往往用各种冗长的表达如“斯拉夫人的大公”“梅什科的王国”“利奇卡维基”(Licikaviki)等描述梅什科及其王国 [2] 。自11世纪始，“Polani”“Poloni”“Poleni”“Polonia”等不同拼写的“波兰人”称谓在文献记载中时有所见。博莱斯瓦夫一世也发行了刻有“PRINCES POLONIE”(即Princeps Polonie，波兰统治者)字样的第纳尔(denar)钱币 [14] 。其实，从词源来说，“波兰人”最初仅指生活在大波兰地区的西斯拉夫人部落，即扬·杜古斯在编年史中所记叙的：“波兰人是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居民(Polanye-id est campestres)”。随着大公征服地域与人群的扩大，“波兰人”一词的外延也随之不断扩大，从“大波兰人”这一个部落称谓转变为兼指地区与人群的广义称谓，既可以指皮亚斯特王朝控制的地区，又可指称王朝治下的各部人群。普莱辛斯基认为，在传统社会，族名是区别于其他人群的重要标志，是共同体的身份标识，有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 [14] 。换言之，因大波兰人的武力征服，“波兰人”词义发生了迁移，从部落名称转化成为地名，用以指称整个波兰区域，同时也成为这些部落人群的共同身份标识。不仅如此，除作为波兰诸部的自称，“波兰人”也成为拉丁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德意志人从他者角度对这片地域和人群冠以的称谓 [9] 。

总之，以梅什科大公为代表的皮亚斯特王朝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了超部落的、统一政治实体，这是“波兰人”共同政治身份形成的历史起点。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梅什科通过武力征服形成的政治实体只不过是诸多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波兰人”这一称谓也并不比“马佐维人”、“库雅维人”等部落名称看上去更有生命力。然而，新整合起的波兰各部毕竟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随着基督教传播以及共同波兰文化的形成，这一共同身份逐渐稳定下来。

4. 文化宗教领域“波兰人”身份的强化

从奥托一世开始历代德意志国王力图向易北河以东扩张，这在政治、宗教上对西斯拉夫人群造成了巨大威胁。首当其冲的易北河斯拉夫人虽一度奋起反抗，最终仍不免改宗基督教并被德意志人同化。反观波兰，梅什科大公则于966年在妻子杜布拉娃(信仰基督教的波希米亚公主)影响下，独立自主地从波西米亚引入基督教，并率领民众主动皈依。塞布拉(Cebula)等现代学者认为波兰作为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波兰大公改宗基督教是同步的 [15] 。换言之，改宗基督教于波兰国家形成意义重大。作为一神教，基督教在当时能够打破传统地域部落的藩篱，促进部落之上波兰政治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波兰大公的统治，增加其与神圣罗马帝国抗衡的筹码。

嗣后，历任大公大都积极推动完善教会组织体系。997年，凭借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的亲密关系及教皇的大力支持，在普鲁士传教殉难的沃伊捷赫在波兰被封为圣阿达尔贝特(St. Adalbert)，成为波兰历史上首位圣徒² [16] 。此举意义重大，直接促成了格涅兹诺在公元1000年召开的大公会议上被擢升为大主教区 [17] 。与此同时，教皇允准在波兰本土另外建立克拉科夫(Kraków)、弗罗茨瓦夫和科沃布热格(Kołobrzeg)三座主教区。因此，波兰在建国不久即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教会，大公有权任命本土教区的教职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波兰宗教和政治的独立，使其不像易北河斯拉夫人、波希米亚人一样受制于神圣罗马帝国。

受11世纪教皇革命影响，波兰教阶体制愈益严密，教会法规愈发规范，上下级教区管束更加严格，基督教日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6] 。12~13世纪间，本笃会、普里蒙特瑞会、西多会等修会相继落户波兰。如此一来，(大)主教区、修道院、教堂遍布波兰本土重要城市，完善而严密的教会组织体系对波兰影响无微不至。因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各部先前以部落信仰构建的认同在法理上再无根基，信仰基础渐趋式微。相反，由大波兰王公征服形成的“波兰人”政治身份在基督教影响下不断为普通民众接纳，成为民众跨越地域与部落之外的最大范围的共同归属。换言之，成体系的教会组织和功能各异的宗教建筑作为当时首要的通信和控制网络使民众对“波兰人”为名的身份认同逐渐加深 [10] 。

随着拉丁基督教深入传播，基督教也在宗教文化精神内涵上锻造了波兰民族文化和心理。在基督教的强势传播下，旧有部落宗教并非完全消亡，而是以种种沉潜的形式与新宗教混融，往昔的农事和节期也往往依附于基督教的节期 [5] 。换言之，波兰诸部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基督教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互相交织，共生共存。不过，基督教的影响在波兰愈来愈大，波兰也逐渐融入拉丁基督教世界，从12~13世纪开始波兰与西欧各地的政治走向趋向一致，“作战的人”和“祈祷的人”在波兰政治中的作用颇为显著 [10] 。依照“文化跟着宗教走”的原则，皈依基督教之后，拉丁语在波兰广泛应用，成为王国标准语言。在文化上不同于东方的罗斯，波兰开始倒向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Latin Christendom)，并用拉丁文书写本国的英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 [10] 。依靠教会组织的学校，文化和教育在波兰更大范围地展开。日益完善的教区网络为波兰人提供了接受圣礼、表达虔诚和忏悔的规范场所。婚姻作为极其重要的家庭事务，之后也被纳入天主教婚姻中，需要遵照教规在牧师主持下举行仪式。总之，基督教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无微不至。也就是说，基督教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影响波兰，从最深层形塑着民众的内心世界，创造了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族文化，由此锻造出共同的民族精神和心理。

罗伯特·巴特利特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教会是拉丁欧洲边境族裔竞争的战场；教士界定者共同体，并为其代言，种族出身是决定神职任命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司铎在布道等工作时使用的俗语甚至被认为在维持族裔-政治认同方面有关键意义 [18] 。皮亚斯特王朝时期，波兰教会面对外族殖民和王朝分裂，维系了民众的民族身份，使“波兰人”与“他者”族群相区别。自从皈依天主教后，波兰在文化和宗教上与东方的罗斯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且这种差异一直被波兰人强调，并作为族群身份的标志凸显。对此，学者波特发现，在波兰宗教和人们的民族意识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85%的波兰人至今仍通过其天主教徒身份来强调他们与“东正教”、“俄罗斯”、“东方”、“犹太人”的区别 [19] 。

作为西斯拉夫人的一支，“波兰人”对西方的“Niemcy”也保有一贯的警惕和排斥。13世纪，当德意志人、犹太人、意大利人藉由“东进运动”(Ostsiedlung/Ostbewegung)大批涌入波兰时，“波兰人”在教会带领下明言要与这些“外国人”保持距离。至14世纪初，“波兰人”对自己身份认识愈益清晰，甚至用非官方的波兰语作为甄别自我与他者的工具。1311年，德意志市民发动叛乱，波希米亚趁机占领了克拉科夫城。次年波兰军队夺回该城后，为清除叛徒，所有聚集的市民被要求说一段波兰语绕口令来证实身份，说不出来的则被悉数斩首。显然，在教会影响下，“波兰人”“波兰语”等颇具现代意义的民族因子不断生发。

与西方文德人(Wends)³在日耳曼人武力胁迫下被动皈依没有话语权不同，从966年梅什科主动皈依基督教起波兰就对本国基督教化事业掌握充分的话语权。从波希米亚自主引入基督教阻止了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对波兰宗教和政治施加影响，抑制了神圣罗马帝国对波兰的渗透。尽管如此，神圣罗马帝国一直试图将波兰变成附庸，而波兰则针锋相对，与之斗争，力图保持独立。在同时代的日耳曼作家笔下，双方斗争中势力的此消彼长通过波兰统治者不断变化的头衔——公爵、王公或国王可以体现出来 [10] 。在王朝分裂前，与教宗结盟抗衡神圣罗马帝国是波兰大公惯常使用的外交手段。972年，教皇约翰十三世接受了梅什科大公长子博莱斯瓦夫的一撮头发，答应做他的教父，此即意味着双方达成联盟 [9] 。

1138年博莱斯瓦夫三世(Bolesław III，1102~38年在位)去世后，波兰先前完整的政治实体分裂成诸多公国，外国势力纷纷卷入波兰内部权力争夺。在此期间，教会凭借严密的教阶体制和完善的教会组织体系不仅巩固了自身地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代替国家来维护波兰独立 [16] 。在13世纪，面对德意志殖民运动的进逼，波兰主教一再呼吁保持本土教会纯洁以避免日耳曼化。1285年，在文奇察(Łęczyca)的教会会议上，波兰主教们郑重决定只有“波兰人”才能担任教会学校的老师，意在自主培养教职人员，排除外国势力对波兰的渗透和干涉。在须文卡(Jakub Swinka)任格涅兹诺大主教(1283~1314年)时，为遏止波兰人民和教会德意志化，他颁布教省法令，规定教士必须用波兰语向民众布道。不仅如此，他还在与亲德意志的克拉科夫主教约翰的博弈中获胜，约翰于1308年被停职 [18] 。身为大主教，须文卡在宗教、政治上影响举足轻重，而他躬身垂范引导了民众维护波兰独立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波兰被波希米亚和德意志人蚕食，此时各地公爵亦纷纷向当地主教靠拢。1311~1312年起义时，克拉科夫当局以“不时髦”的波兰语为手段剿灭城内的德意志人，为“波兰人”正名。在之后一个世纪中，克拉科夫又逐渐恢复波兰化面貌。有数据显示从1390~1470年，波兰人出身的新市民在城市总人口占比中从25%上升至60%，德意志居民则成了少数，克拉克夫因此不再是一座位于波兰的德意志城市 [18] 。由此可见，在王朝分裂时期，正是在波兰教会主导下，“波兰人”的身份内涵不断丰富，民族意识不断清晰，从而在长时间内维持了民族独立。

5. 结语

综上，在“波兰人”出现之前，定居波兰平原的西斯拉夫诸部在语言、文化上有许多共性，但并未因此凝聚成一个整体。随着大波兰王公武力征服确立皮亚斯特王朝在波兰的统治，原本一盘散沙的部落开始不自觉形成了以“波兰人”为名的政治身份。在此过程中，原本仅指称大波兰人的“Polanie”词义发生延伸，由族名进阶为地名，既指称整个波兰地域，也指称这片地域上的所有人群。这是“波兰人”身份形成的起点。

不仅如此，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境中，“波兰人”身份的内涵逐渐丰富。以梅什科大公为首的皮亚斯特王朝对波兰的统治并不稳固，它只是新近征服的部落的松散联盟；之后王朝分裂，各地公爵互相斗争，普通民众一盘散沙，难以在政治上统一。然而，随着基督教深入传播，民族教会成立，开始在国家政治组织之外发挥作用。在教会主导下，“波兰人”不仅是由王朝国家型塑的不自觉的政治身份，还是由基督教会主导的自我意识鲜明的自称族名，与德意志人等他者形成明显区别。可以说，波兰人以“波兰人”之名凝聚自我共识，是中世纪皮亚斯特王朝留下的重要的历史遗产。

基金项目

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中古波兰共同身份认同形成研究”(2022KYCX012Z)。

文章引用

靳杜卿. 皮亚斯特王朝波兰共同身份认同形成管窥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on Identity of “Polanie” in the Piasts[J]. 历史学研究, 2024, 12(01): 15-22.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4.12100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