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7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29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7日

摘要

幸福是哲学永恒的话题之一，也是人类所追求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幸福观强调幸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以及劳动与享受的统一，在幸福的实现方式上对于老年群体具有积极的契合性与创新性。在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已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各种现实问题，如经济、社会、健康、家庭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本文以马克思幸福观为理论基础，从四个方面指出老年人幸福感的主要存在问题，从而提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对策。

关键词

马克思幸福观，老年人，幸福感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Well-Being of Aging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View of Happiness

Guoqiang Ma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Nov. 27^th, 2023; accepted: Jan. 29^th, 2024; published: Feb. 7^th, 2024

ABSTRACT

Happiness is one of the eternal topics in philosophy, and it is also the ultimate goal pursued by human beings. Marx’s view of happiness emphasizes that happiness is the uni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labor and enjoyment, which has positive compat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realization of happiness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 aging phenomenon, how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today’s social research. Due to various practic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social, health, family and other factors,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Therefore, based on Marx’s view of happines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from four aspect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Keywords:Marx’s View of Happiness, The Elderly,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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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等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与实践上总结前人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幸福理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幸福观认为幸福是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必须通过实践活动获得幸福，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但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法真正实现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未解决，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老年人幸福感问题已成为党和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只有充分厘清马克思幸福观的主要内容，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幸福观，才能意识到马克思幸福观不仅可以为当前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提供思想引领，更是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理论依据，这对于提升我国老年人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2. 马克思幸福观的主要内容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同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现实任务相联系的，都能找到其思想的源头。马克思幸福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石，是一种批判地吸收了人类历史上关于幸福理论的科学幸福观。马克思幸福观从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这一内在驱动力出发，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废除私有制，并在不断丰富发展的社会中通过实践满足自身需要，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一) 幸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能够被人们所切身体会到的、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幸福，而幸福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人，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马克思认为幸福除了主观性，还具有相应的客观性，只有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才能实现幸福的真正内在意义 [1] 。

马克思认为，主观是指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思想和认识，客观是指不以人的意识而转移的一切客观存在，而二者的辩证统一是让人们的思想认识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符合。因此，幸福作为个体对生活环境和状态是否符合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情绪化体验，无法摆脱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但是社会关系给予的精神支持可以帮助个体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物质支持可以帮助个体在已有客观物质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新条件、建立新联系 [2] 。

(二) 幸福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提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财富的生产和物质财富的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马克思强调：“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生活。但是为了能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3] 。

当个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相对于较低层次的物质需求来说，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精神需要的满足，认为只有精神得到满足，人才会拥有持久的幸福体验。同时，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作为个体认知功能的保护因素，可以帮助个体正确认识自我价值，提高个体自尊自信水平，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满足个体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2] 。

(三) 幸福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 。马克思幸福观认为社会幸福决定个人幸福，个人幸福促进社会幸福，所以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是辩证统一的。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个体在实践中实现自身而全面的发展时，也应该努力为社会奉献，在社会发展中体会到更高层次的幸福感，从而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提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5] ，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6] 。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立志于为广大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终生，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以此实现全社会的幸福。

(四) 幸福是劳动与享受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7] 。这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指的是劳动，因此劳动是人类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人类创造幸福的基本途径。劳动不仅为自身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在享受劳动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从而让自己收获幸福。

马克思幸福观主张把劳动与享受统一起来，认为劳动是实现幸福的前提，而幸福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达到的结果。由于人的生存需要必须通过劳动实践来实现和满足，并且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享受过程，这一过程既可以满足人类物质层面的需要，又可以让人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精神层面的升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8] 。因此，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幸福，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劳动与享受的辩证统一关系。

3. 老龄化人口幸福感的主要存在问题

(一) 经济方面

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水平，同时也是决定老年人幸福感的最直接原因。相对剥夺理论提出 [9] ，当人们将自己与某种事物或某种参照物的处境进行对比时，如果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产生一种剥夺感。在相对福利经济学中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和周围人群一同增长，那么他不会感到幸福，但如果比其他人收入增幅低或者不变，那么他会产生不平衡心理，相对剥夺感上升，从而降低幸福感。对老年群体而言，当与周围群体进行收入比较时，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会使老人产生相对剥夺感，幸福感也由此降低。马克思经济论中也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收入相对于同龄群体较高会带来自信与自尊，也会使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

如果经济水平下降，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也随之降低，对家庭及社会的依赖性增强，在经济上依赖配偶或者子女，必然会影响到老年人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观念，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如图1代表着我国65周岁老年人口抚养比¹，反映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子女抚养，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而这一现象在高龄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这种巨大的落差感会使心理承受能力差的老年人起着很强的负效应，同时也会使老年人担心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以及养老问题，进而导致降低老年人的幸福感，增强其孤独感。

图1. 2012年~2022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二) 社会方面

社会交往与老年人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持续活动理论 [10] 是针对老年人的一种老化理论，老年群体如果想享有幸福快乐的老年生活，就必须保持与社会的接触。进入老年阶段后，老年群体的生活状态、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幸福感，但不同人格和不同群体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所具有的敏感度和适应能力程度都不同，这就需要个体去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状态，多与社会进行接触，保持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

当老年人身处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会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因为社会因素中的公共服务会提供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措施，如养老金、福利津贴、医疗保险等措施均可以提供经济支持，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增强他们的经济安全感和稳定感。老年人在经济方面得到保障，拥有充足的退休金或社会福利，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就会感到安心和满足，有助于产生幸福感。研究表明 [11] ，主观幸福感各指标与社会支持各维度的相关性都达到显著水平。社会支持各维度中除了主观支持外，均对主观幸福感各指标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从进入回归的影响程度来看，支持利用度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大。

(三) 健康方面

健康自评是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作出主观评估，他们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评价通常是对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总和，反映了老年人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 [12] 。如果老年人面对生活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时，他们对自身的健康自评也会向着好的方向评价，幸福感也由此提升；如果老年人表现出消极悲观的态度，则身体若有轻微的不适感也会让他们感到自身的健康状况变差，进而导致幸福感的降低。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²中明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要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重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13] 提到人身安全、避免遭受痛苦、身体健康等是个体对安全的需求，是一项较为基础性的需求。拥有较好的身体素质、自理能力和疾病控制是老年人获得幸福感的保证，多数老人表示生病住院既影响个人生活，又给子女带来麻烦，可以看出患病会极大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身体健康能够减轻老人的精神压力，因为身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行动、自我照顾和日常活动有很大影响。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年龄与健康状况呈负相关，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其健康状况逐渐下降，经常会有老年人在晚年伴随着各种疾病，因此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十分重要 [14] 。

(四) 家庭方面

子女关系、婚姻质量也是决定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代际支持理论 [15] 是指家庭内部子代与父代之间代际资源的双向流动理论。家庭代际支持主要是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其中，经济支持是指亲代与子代之间提供物质方面的支持，如父母会为子女在买房买车方面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是指亲代与子代之间提供家务劳动等帮助，如老年人年事已高生活难以自理，就需要子女抽出时间去照顾父母；精神慰藉是指亲代与子代之间进行情感交流，增进家庭亲情，如子女在外地上学或者工作，父母或者子女都可以通过微信、QQ等社交平台相互联系。

婚姻质量则反映了婚姻状况，有偶同居、子女孝顺的和睦家庭老年人孤独感、焦虑较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远远高于丧偶、离婚或分居的老年人。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中发布的《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现状》³指出，婚姻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否是再婚，处于婚姻状态的老年人在社会支持方面的状况都要显著好于单身或丧偶的老人。和配偶同居，或和配偶、子女同居的老人在该方面的状况也要明显好于仅仅和子女同居的老人。这意味着配偶在社会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提升老龄化人口幸福感的对策

(一) 提高老人经济地位，改善老年生活质量

经济水平及地位的提高是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有效途径，老年人社会经济的地位提高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进而提升幸福感，而生活质量可以从制度、收入以及职业等方面反映出来。老年群体在社会中作为弱势群体，若能再次投入到社会中利用自身的能力实现社会价值，会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增强自信心重获自我，并且减轻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压力。

第一，在制度上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保障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尤其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的老年人。对于退休后的老年人可以鼓励他们去参加老年大学和社区举办的文化活动和讲座等，多普及互联网的知识，利用网络加强家人与社会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填满退休生活的空虚，而且还能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促进老年人保持丰富多彩的生活。

第二，在收入上对于城市老人可以适当提升他们的养老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对于农村生活困难或有特殊需求的老人可以给予相应补贴以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第三，在职业上可为老年人提供就业资源，创造再就业的机会，提供一些简单轻松的工作，这样不仅满足了收入需求，而且还能提高老年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实现老有所为。

(二)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要使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政府必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解决老年人养老能力弱、养老体系单一等问题，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保障待遇。

第一，从法律上完善养老制度，以法律手段保护老人权益和身心健康，从而达到改善老年人生活品质的目的。

第二，制订并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计划，提高社会医疗服务功能，积极开展社区老年保健、心理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满足老年人的特殊卫生服务需求，促进并维护老年人身心健康。

第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组织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老年活动，建立社会养老支持系统，支持老年社区组织的发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娱乐设施，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第四，举办特色老年文化活动，中华文化蕴含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根和脉。在各民族文化特色十分鲜明的地区，应结合各地区文化特色，举办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满足老人精神需求，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赓续。同时，老年文化活动的形式要不断更新，征求广大老人们的真实想法，积极发挥老年人的主体作用，提高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三) 推进医养结合模式，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目前，大多数老年人面临着“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收入不高的老人来说，他们在患病后支付能力会受到限制，导致小病拖成大病，这对老人的生活质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推动更加完善的医养结合模式，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扩大老年医疗服务的普及范围，解决老年人“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第一，通过医疗机构内设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医养双方合作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医疗机构受托管理运营养老机构等方式，打造医养结合新模式，进一步完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与合作医院间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机制。

第二，通过官方公众号进行推广，促进老年人参与医疗保险，实现在线登记，提高办事效率和便利性，为患有特殊疾病的老年人建立商业健康保险，减低老年人的经济负担。

第三，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增强医务人员医学素养，加大对老年人健康知识的宣传，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设立老年服务第三产业、家庭服务等，使老人能够更及时、方便地就医。

(四) 增强家庭养老意识，消除隔代交流隔阂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其状况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有直接的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水平与情绪反应、情绪干预和行为控制息息相关，尤其是家庭成员对刺激的情感反应和情感介入程度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

第一，在当前社会中，子女能够为父母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主要依靠经济支持，但要有效地提高老人的幸福感，还需要给予父母更多的服务性帮助，如给予父母情感支持与尊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老人的幸福感。

第二，对于留守或空巢老人，要经常打电话询问，保持紧密的联系，许多老人还不能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可能会找不到自身价值所在，这时子女应支持鼓励父母参加老年大学和老年活动，培养退休生活的兴趣爱好，也可以找同龄人谈心，缓解自身的负面情绪。

第三，许多子女由于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去看望老人，有时过年才会带着孩子拜访老人，导致隔辈亲情淡漠，因此要多培养隔代之间的感情，比如孩子在放假的期间将其送到老人那里，这样不仅可以消除隔代交流隔阂，也能缓解老人的孤独感，从而提升老人的幸福感。

5. 结语

当前，我国已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历史进程，但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如何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已成为不可忽视且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始终遵循以马克思幸福观为科学理论指导，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前提下，不断借鉴和吸收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论精髓，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幸福观，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达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辩证统一，真正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为。

文章引用

马国强. 马克思幸福观视域下老龄化人口幸福感的对策研究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Well-Being of Aging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View of Happiness[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01): 16-22.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100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