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3年1月17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14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23日

摘要

根据施耐德有关后殖民英语发展变体的理论，新英语的产生经历基础阶段、外规范稳定阶段、本土化阶段、内规范稳定阶段和分化阶段五个阶段，而马来西亚英语目前处于第三阶段本土化进程。因此，本文主要从英语殖民历史对马来西亚的影响进行分析，并结合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主要历史和语言、教育政策，探讨英语在马来西亚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地位变化。

关键词

英语变体，马来西亚，后殖民英语，施耐德

A Study of English Varieties in Malaysia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Peiru Zho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Jan. 17^th, 2023; accepted: Feb. 14^th, 2023; published: Feb. 23^rd, 2023

ABSTRACT

According to Schneider’s theory of post-colonial English development variants, the emergence of New English has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Foundation, Exonormative Stabilization, Nativization, Endonormative Stabi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Malaysian English is nowadays in the third phase, Nativiz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nglish colonial history on Malaysia, and combines the main history,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olicy of Malaysia since its independence to discuss the actual use of English in Malaysia and the changes in its status.

Keywords:English Variant, Malaysia, Postcolonial English, Schneider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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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东南亚地区毗邻中国西南地区，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重要海上通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推进领域，在我国外交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位于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联邦于1974年5月31日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双方合作关系逐渐步入全面发展，在农业、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对马来西亚的深入研究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历时角度，对马来西亚独特多语现象中的英语变体加以分析，以期对该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教育政策等方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1. 英语变体理论介绍

随着英语的广泛使用，语言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英语已成为一种由不同国家和民族使用，吸收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的“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英语的复数形式指世界各地使用的不同英语变体，也是融合不同国家多元文化的载体。新英语变体的使用，益于不同的使用者基于国情和自身需要来构建和表达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1] 。在世界英语的研究中，Kachru提出的“三大同轴圈”(three concentric circles)划分模式获得广泛认可。他主要根据历史发展，把英语分为核心圈、外围圈和扩展圈，分别指把英语作为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作为外来语三种模式学习和使用的地区。马来西亚英语处于外围圈，其英语是标准发展型(norm-developing)的区域英语变体。

施耐德 [2] [3] (Edgar W. Schneider)提出的后殖民英语变体演变的动态模式(dynamic model of the evolution of post colonial varieties)进一步认为，在前英国殖民地，后殖民英语遵循一个基本一致的发展过程，因为英语在整个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历史中往往都经历了被动学习和重新定位的演变过程。新英语变体(New English)的产生经历的基本统一的过程，可以具体描述为五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基础阶段(Foundation)、外规范稳定阶段(Exonormative Stabilization)、本土化阶段(Nativization)、内规范稳定阶段(Endonormative Stabilization)和分化阶段(Differentiation)。

施耐德 [2] [3] 认为，在每一个阶段，可以观察并指出四个不同参数的表现，它们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这四个不同的参数是：a. 语言外因素，如历史事件和政治局势；b. 特征同一性结构；c. 接触环境的社会语言学决定因素；d. 结构效应。其中，a和b二者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语言外因素导致了对象国特征性的身份建构，这些反过来表现在接触环境的社会语言学决定因素(语言接触条件、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中，从而导致特定的建构效应，最终以所涉及的语言变体的形式出现。因此，各阶段四个参数的分析，对英语变体的具体阶段特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2. 马来西亚本土英语研究综述概述

“新英语”英语变体相关研究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外成为语言学界研究的热门方向，本世纪初期，国内也开始出现相关研究。部分学者对马来西亚的英语做出了针对性研究，例如，许丽芹在Kachru的世界英语理论基础上以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等具体语言现象为例，研究了处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新英语语言变体，认为各种新英语都自成体系、自有独特的当地文化特色 [1] ；邹长虹从主题性空间视野的角度对马来西亚英语的词汇语法等特点进行了分析 [3] ；柯永红分析了马来西亚的多语现象及其特点，指出英国殖民统治与马来西亚英语间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和关系 [4] ；李洁麟从历史角度将马来西亚语言政策分为五个历史发展阶段，分别分析了各阶段的英语使用情况，并认为语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黄愉和陈玉莲对东盟国家英语的语音变体进行了深入研究 [6] 。此后，部分学者从马来西亚及东盟国家的英语研究出发，对比探讨我国的英语情况和未来英语教育的发展方向，例如，陈兵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多语理论模式分析了东盟国家语言状况，并以此研究了广西面向东盟的外语战略 [7] ；张居设通过东盟国家当代英语教育政策的对比分析，对中国英语教育提出了建议 [8] ；王晓梅通过回顾马来西亚建国之后的语言规划历程，分析了马来西亚英语教数理政策失败的原因，认为国家应统筹并充分利用语言资源的配置，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益处 [9] 。

施耐德 [2] [3] 将当代马来西亚英语置于本土化阶段。处于本土化阶段的英语变体，最核心特征为：从当地语言中转移语音和语法特征，从而产生新的本土化英语变体。本文对施耐德的观点持赞同意见，结合马来西亚的历史和语言政策、实际使用情况等现状，从历时的视角对该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并尝试对马来西亚英语变体的进一步发展进行分析和思考。

2. 马来西亚英语变体历时分析

2.1. 基础阶段

马来西亚版图被南中国海分隔为马来半岛(简称西马)和加里曼丹岛(简称东马)两部分，马来半岛是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从16世纪初开始，马来半岛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占领。英国人在1786年开始统治“海峡殖民地”，1824年以马来半岛作为其殖民地的统治中心，到1914年完全控制马来半岛。二战中，马来半岛、沙捞越、沙巴被日本占领。战后英国恢复殖民统治，直到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英国的殖民统治才正式结束。从历史事件分析可以看出，英国殖民统治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占比很大，对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例如，马来西亚在政治制度方面沿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在法律体系方面沿袭英国普通法，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等。

殖民时期的政策变化对英语变体的出现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殖民初期，英国政府的霸权只针对贸易服务，仅派遣“顾问”担任名义上的首脑，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管辖，对马来半岛内地各邦采取不干涉政策。当时英语仅作为贵族和精英阶层的语言在马来西亚传播，目的是培养当地精英为殖民统治服务。而殖民统治者往往对于原住民语言文化持有一定的歧视心理，也对当地语言直接采用放弃的态度 [10] 。因此，当时推行的英语教育政策排斥普通阶层人民，对马来西亚有一定的分裂作用。同时，出于统治需要，英语从马来西亚当地的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等语言中借用地名、动植物名称，在词汇方面为英语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打好基础。马来西亚的精英阶层基本可以完全使用英语完成行政工作。

在此时期，马来西亚作为被殖民地，其自身身份构建逐步完成。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可知当时的马来西亚英语与标准的英式英语大致相同，涉及内容主要偏重于使用价值，仅在具有当地特色的食品、地名、民族特色文化现象等词汇有细微区别。而在被殖民地的马来西亚，仅有上层贵族或社会精英具有学习和使用英语的社会环境，大部分本土人民仍然使用本族语言，仅偶尔接触到英语。但我们仍可以认为，马来西亚英语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基础建立。

2.2. 外规范稳定阶段

2.2.1. 英国殖民中后期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英国资本家对马来半岛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兴趣日益浓厚，加上欧洲列强纷纷加快远东扩张的进程，1870年后，英国对马来半岛内地事物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并逐渐介入。随着殖民统治的继续，英国的影响力和权力从沿海相对发达的地区向内地缓慢扩散。此时，仅限于精英阶层的文化输出已不能满足英国的统治需要，英国希望能够全方面建立宗主国的政治权威、更大幅度地强化自身语言的优势地位，同时还希望输出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传播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因此，英国将英语设置为马来西亚官方语言，积极建设英语教学，从语言政策上强制提高英语的地位。马来西亚的英语变体开始朝第二阶段外规范时期过渡。

殖民统治稳定后，英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由基督教传教团和政府共同经营的英语中等学校在19世纪早期的海峡定居地建立，逐渐扩展到马来各州。这些机构的目标是严格的功利主义，服务于英国人的利益：培养一批具有行政和服务职能的当地精英。因此，英语被确立为行政、教育和法律的语言，殖民统治者的英语提供了语言标准和规范，英语使用者接受标准英国英语的外在规范。当时的马来西亚英语主要限于社会地位较高的领域和语言社区。

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马来西亚英语的推广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马来西亚的锡矿和橡胶产业十分发达，甚至可以进行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促使马来西亚人口出现了阶段性大规模流动，加快了英语的传播过程。英语在马来西亚的使用范围从行政领域扩大到经济贸易领域，从上层精英扩散到商贸相关阶层，也促进了马来西亚英语的本地化过程。

二战前，英国殖民政府将马来亚分成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三个行政区域进行统治，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使马来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当地的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三大民族长期分离，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各自独立，即使各自民族主义思想觉醒，但在马来亚的政治运动也具有明确的分散性、种族性和外向性 [11] ，主要矛头也并未对准英国帝国主义，为其殖民统治的巩固和英语的传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总的来说，在殖民统治稳定后，原本的马来西亚基础英语已不能满足英国扩大影响力的需求，马来西亚英语的内容从基础行政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教育、进出口贸易、宗教、文化等领域，使用人群从社会上层发展到中层，完成了由英国主导、强制推动的外规范进程，进入到第二阶段变体。

2.2.2. 独立后

马来西亚独立后，以巫统为首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十分重视马来西亚土著的生存状况和身份认同，同时希望摆脱殖民历史遗留的影响。当时的语言政策着力于提高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同时尤其重视国民教育 [5] 。随着1957年宪法的颁布，英语的作用开始被削弱。除马来语外，英语被保留为共同官方语言，但明确的意图是将马来语发展成为一种国家语言，并计划在十年过渡期后取消英语的特殊地位。1967年，马来西亚制定了国家与研发，确立马来语是唯一的国语及官方语。1970年的新经济政策旨在全方位提高马来西亚本土民众和本土文化的地位，英语地位再次下降。从语言政策来说，马来西亚英语的发展经历了一段相对低潮的时期。

从使用领域来看，马来西亚英语在前期发展过程中，主要影响力在较为发达的城市中。然而，马来西亚本地土著仍有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地区，在英语大力推广的时候很少作为受益者受到影响。马来西亚独立后，语言政策对本族语言一直保持高度重视，因此英语在马来西亚的农村地区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马来西亚政府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试图用本族语替代英语的原有地位，但由于英语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影响深远，已经从马来西亚贵族和精英阶层逐步进入马来西亚市民阶层，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仍然是必要的交流手段，其重要地位仍没有被彻底颠覆。在地理位置相对较远的加里曼丹岛(东马)区域，偏废英语的政策推行也受到了较大的阻碍。

3. 马来西亚英语变体现阶段及未来趋势分析

现阶段，马来西亚英语也称为马来西亚标准英语(MySE)，是源自英国英语的一种英语型态，这个名称除在教育有关的讨论外，很少在正式场合使用。

相对于标准英式英语，在马来西亚使用更加广泛的是一种名为大马式英语(Manglish)的口语化的英语形式，在词汇、发音等方面均带有很重的马来语、华语以及泰米尔语的影响。大马式英语的出现，标志着马来西亚英语进入第三阶段——本土化时期。

3.1. 马来西亚英语地位再次变化的历史原因

1990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新的国家发展政策，英语的重要性被重新审视。2002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尼(Mahathir Mohamad)决策，将英语作为数理科目的教学用语，以满足新世纪信息科技时代的发展需求。

首先，英语重新得到重视，与马来西亚的国情现实和历史趋势密不可分。20世纪后期，世界各国发展形势总体十分良好，英语逐渐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从经济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在全球的市场竞争力并不理想。为了提高自身实力，学习全球通用语言是快速发展的要素。而从马来西亚国民的角度上讲，具有国际通用语言能力也能谋得更好的职业优势。国家政策和个人因素的双重内驱力使马来西亚英语重新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其次，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马来语自身的地位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重建和巩固，已经作为马来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重拾英语已经无法对马来人本族语言文化的地位构成威胁。而殖民经历中，伴随着英语推广遗留的文化、价值观及宗教信仰仍保留有一定的影响力，马来西亚与英国也保持着松散的联系。在马来西亚人民习惯也更加希望国家文化继续保持多元特色的情况下，大多马来人对英语、马来语双官方语的现象并不排斥。

另外，马来西亚的种族构成较为特殊，三分之二为马来西亚土著，三分之一为华人或印度人 [12] ，其中，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十分突出，在经济实力上占有相对优势的地位。为了更好的达到盈利的商业目标，相对于东南亚土著文明，移居而来马来西亚的华裔和印度裔居民更倾向于便于与国际贸易环境接轨的英国的教育和文化，这对英语的再次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外来移民也促使马来西亚英语走向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同时融入汉语和印度民族语言特征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3.2. 马来西亚英语现状

即使在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着力削弱英语地位的时期，由于英语已经具有的深远影响力，政策的推行时常遇到困境。被废除官方语言地位之后，英语仍在马来西亚的城市生活中广泛被使用。随着英语地位的重新构建，马来西亚英语焕发新生，被广泛使用于行政、工商、科技、教育、服务与媒体等行业 [4] 。即使身处偏远农村，得益于新时代高速发展的信息科技，人民被动习得英语的条件十分优厚。同时，英语作为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数理科目教学用语，占据整个教学科目系统的半壁江山，英语的影响力在新一代教育政策下的青少年中格外突出。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的双重影响，使马来西亚英语逐渐变为全国性的大众语言 [13] 。

马来西亚的种族比例也较为特殊，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构成马来西亚主要的民族。不同民族文化中的特征词汇往往随着外来移民的定居保留下来，成为马来西亚人共同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在马来语、英语、汉语、泰米尔语的相互影响下，现代马来人最自然直接的表达方式往往是多语言混合表达，语码转换和语码混合作为一种无标记的交际手段出现。多个语种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这是马来西亚十分有特色的多元共存语言现象。

此外，多名学者发现，马来西亚英语在各级语言组织中都经历了结构性本土化。马来人的文化认同来源于王室、伊斯兰教和马来语三个部分。保证本土语言地位的现代情境下，重新构建的英语地位已经不具有之前的精英色彩，与此相反，带有马来西亚本地口音的英语口语在当地享有隐蔽的威望。特别是非马来人后裔的学生说，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民族母语更普遍地被承认为国家遗产和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大马式英语”有一种自豪感和亲和力。其主要特征例如：语音特征中的元音合并、重音转移；语法特征中的选择补语结构、添加亚洲特色的语气词等 [3] 。马来西亚英语在本土化阶段的演变已十分成熟。

3.3. 马来西亚英语未来发展趋势

根据施耐德的后殖民英语阶段发展的理论，马来西亚英语在经历第三阶段的本地化之后，会向第四阶段内规范和第五阶段的分化趋近。从一些马来西亚的语言细节来看，这种趋势已可见端倪：部分马来西亚的学者已经开始讨论制定马来西亚特色英语的规范内标准；而马来西亚英语在广泛使用的过程中，也开始逐渐出现不同的本地化变体，例如正式场合往往使用较为标准的英式英语，而日常生活中则常使用混合亚洲语言特色的非标准变体。

某些学者认为，由于英语的变体，逐渐衍生出了偏离标准英语的土英语，把美国英语、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韩国英语、马来西亚英语等的形成说成是英语全球化的尴尬，是英语发生变异的结果，并且失去了光彩。在马来西亚，政府为了促进国民在国际经贸市场中的竞争力，期望都能拥有一口流利英语，号召大家摈弃马来西亚本土英语。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尽管马来西亚英语的表达方式不太规范，不地道，但是它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语言特色和风格，既符合马来西亚本国国情，又能满足国家交际的需要，表达又特别亲切、自如，是值得推崇的。马来西亚的语言规划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充分利用语言资源，发挥其内在和外在价值，不仅可以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同时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稳定，于民于国均大有裨益 [9] 。

4. 结语

马来西亚英语变体的具体进程与其历史渊源密不可分，各阶段的语言政策和实际语言现象均为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情况、语言和教育政策、种族关系等种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本土化阶段的马来西亚英语，具有从当地语言中转移语音和语法特征的多元文化特色，符合后殖民英语变体的动态演变模式。下一阶段的内规范和分化发展进程，也将根据文化和发展需要不断调试和变化。

文章引用

钟佩如. 历时视角下马来西亚英语变体研究
A Study of English Varieties in Malaysia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2): 538-544.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207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