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卉，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30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19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6日

摘要

基于对23个国家的食品安全分数与政治信任分数的相关性测量，我们发现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具体原因是食品安全治理在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之间发挥重要纽带作用，食品安全治理会影响民众对政治制度、国际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信任度。政治信任源于治理绩效，民众对食品安全治理绩效的感知最终影响整体的政治信任度。但是，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和落实过程经常被食品企业干扰和扭曲，可能会侵蚀政治信任。

关键词

食品安全，政治信任，绩效感知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Food Safety and Political Trust

—Based on GFSI and WVS Survey Data

Hui Zhou, Tongshun Che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Dec. 30^th, 2021; accepted: Jan. 19^th, 2022; published: Jan. 26^th, 2022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ood safety scores and political trust scores in 23 countries, we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ood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The specific reason is that food safety gover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link between food safety and political trust. Food safety governance will affect the people’s trust in political syste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groups. Political trust stems from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people’s perception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ultimately affects the overall political trust. However, in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systems are often disrupted and distorted by food companies, which may erode political trust.

Keywords:Food Security, Political Trust, Performance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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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08年12月，爱尔兰政府通报，该国食品安全局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被宰杀的生猪遭到二恶英严重污染并可能已经出口到其他25个国家；2008年9月，法国宝怡乐婴幼儿乳品企业宣布召回一批婴幼儿“防吐助消化”奶粉，这一批次产品被怀疑受到沙门氏菌污染；2015年4月，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宣布，美国多人食用蓝铃(Blue Bell)公司冰淇淋后，感染单增李斯特菌而患病就医，部分人死亡……食品安全的系列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仍然长期存在，给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威胁。获取足够的安全又营养的食物是维持生命和保证健康的关键，很多种疾病都是因人们食用了含有寄生虫、化学物质、有害细菌或病毒等不安全的食品导致的。据统计，每年全世界约有6亿人因为食用了不安全食品而患病，并有42万人死亡 [1]。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后，通常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由此引申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以美国为例，《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的前身《凯文法案》，其起草背景是2001年美国一位年仅两岁的小男孩凯文食用了牛肉汉堡并在12天后去世，原因是小男孩食用的汉堡里的牛肉出现了O517-H7型埃舍里希氏大肠杆菌。其实早在1998年，美国农业部就出台过针对沙门氏菌和O517-H7型埃舍里希氏大肠杆菌微生物检测制度，规定若多次检测不合格，农业部就责令相关厂房停产。但是，被肉类和家禽类协会起诉，认为农业部没有资格要求厂房停产。美国对于肉类质量的监管不完善，促使凯文悲剧的发生。原本应该对民众的饮食安全负责的农业部等机构，却因为受到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制衡，而难以发挥其监管作用。凯文去世后，其母亲得知这背后的利益关系，曾提到：“相信政府可以保护我们，但是它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到” [2]。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并没有因为凯文事件而结束，其后仍有人受害于此，同样，这种事件也不限于美国。当民众逐渐认清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后，是否会影响其对所处国家的整体信任度？本研究试图探讨食品安全治理与政治信任的相关性，基于现实和相关数据库的分析探究两者关系的普遍规律，并尝试对这一规律进行解释，探究其背后原因。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同时进一步分析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子维度的关系，我们首先确定了研究的数据来源，尽量扩大数据范围并增强测量结果的代表性，然后对政治信任划分测量指标进行计算，最后得出测量结果并检验假设。

2. 数据获取

为了客观分析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基于世界性大样本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两个数据库，其一是全球粮食安全指数(Global Food Security Index，简称GFSI)。这一数据库由经济学人智库构建和管理，本文采用了GFSI2020年的数据，即第九版指数。它评估了113个国家或地区的食品可承受型、可获得性、食品质量与安全性、自然资源和抵御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的定量和定性基准模型，一共由59个指标构建而成，衡量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动因。为了更具针对性地研究各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数据，本文选取了粮食安全指数中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指数”)这一板块作为数据来源。食品安全指数是一个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较为直观的评价，一般而言，食品安全治理较为完善的国家，相应的食品安全指数也比较高。所以本研究将食品安全指数作为反映国家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代表，开展进一步分析。GFSI中将食品安全指数共划分为15个指标，主要包括国家膳食指南、国家营养计划或战略、营养标签与营养检测、食品安全机制的设立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的供应等。

其二是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波(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本轮调查的时间为2017年至2020年中期，联合数据集涵盖了79个国家和地区的实地调查结果。调查问卷中的信任(trust)板块中涉及的子维度主要考察的是民众对生活的社区环境和周边人的信任，更偏向于社会信任，而没有涉及到关于政治信任的核心要素。信心(confidence)部分基本上包含了政治信任要考察的所有子维度，例如对政府、政党、军队、法院等26个客体的信任程度。所以我们初步采用了“信心”这一板块的调查数据集作为分析各国政治信任程度的主要依据，并在后续进一步筛选。

3. 政治信任子维度和相关性测量模型

3.1. 划分政治信任子维度

在确定使用以上两个数据库之后，在保障两个数据库有效对接的前提下，本研究建立了一个由23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指数和政治信任程度组成的子数据集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WVS中，涵盖了对26个子维度的信任程度，我们首先将其划分为7个类别，主要包括对政治制度类因素(政府、政党、议会、公务员制度、选举、军队、警察、法院)的信任、对社会团体(工会、环保组织、妇女运动组织、慈善组织)的信任、对国际组织(区域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信任、对媒体(报刊、电视)的信任以及对经济主体(银行、大型企业)的信任。相比于其他学者对政治信任的分类，WVS中对于信任的划分种类更多且详细。为了保障政治信任来源的准确性，同时尽可能丰富政治信任的子维度，我们对这几个类别分别进行了筛选。

基于既有研究对政治信任来源及政治信任概念的定义，我们认为政治信任主要是民众对政治制度、政治共同体和政治行动者的政治绩效感知，是对所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种总体评估进而产生的对政治合法性的认识。影响政治信任的最基本、最直观的因素就是民众对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效果的评估，因而我们首先将民众对政治制度类因素的信任作为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路径，这也印证了米什勒等人提出的制度、文化是政治信任两大来源路径的理论。为了更严谨筛选影响政治信任的子维度，我们将民众对政治制度类因素的信任作为参照，分别计算另外6个类别与之的相关性，结果如表1。

表1. 民众对政治制度类别的信任与其他6个类别的相关性检验

民众对政治制度类别的信任与民众对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媒体、经济主体的信任之间分别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科研文化一类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与宗教类别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以推断，民众对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媒体及经济主体的信任也会增进其对政治制度类因素的信任。既有研究中都以民众对政治制度等因素的信任作为影响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仍将民众对政治制度类别的信任作为考察政治信任的主要子维度，同时基于相关性研究，将政治信任的子维度扩展为民众对政治制度、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媒体及经济主体的信任这5个类别。这种分类方法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政治信任子维度的丰富性和准确性，本文后续研究将以此为基础，详细分类和问卷见表2。

表2. 政治信任子维度分类及问卷 [3]

3.2. 计算政治信任各维度的百分比

关于政治信任的调查，23个国家的样本总量共计34,111份。23个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埃及、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日本、约旦、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秘鲁、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韩国、突尼斯、土耳其和乌克兰、美国。我们首先利用SPSS将这23个国家中，民众对24个政治信任子维度的信任程度分别进行了百分比统计。具体地，每个政治信任子维度设置了4个政治信任程度，包括“很信任”，“信任”，“不太信任”以及“很不信任”。对于每个国家的各个政治信任子维度的四个政治信任程度的百分比，可以符号化表示为{ $C_{n,k}^c$，$1\le c\le 23$，$1\le n\le 24$，$1\le k\le 4$ }。这里 表示不同国家， 表示不同政治信任子维度， 表示不同的政治信任程度，例如， $C_{2,3}^1$ 记录了第1个国家(澳大利亚)，民众在第2个问题(Q2:政党)的第3个政治信任程度(“不太信任”)的百分比。

3.3. 加权计算政治信任分数

为了全面体现不同信任程度的差异性，本文给4个政治信任程度分配不同的权重 ，以加权计算政治信任分数，来评估政治信任的强弱。

首先，我们通过赋予较高信任程度以更高的权重，可以细粒度地区分信任程度的不同层次。具体地，回答“很信任”为α₁ = 2，“信任”为α₂ = 1，“不太信任”为α₃ = −1，“很不信任”为α₄ = −2。我们依照对不同政治信任程度的百分比进行加权求和的方法，来对政治信任分数加以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政治信任子维度分数 $S_n^c={\displaystyle \underset{k=1}{\overset{4}{\sum }}{\alpha }_k{C}_{n,k}^c}$，对于任意c，k。

其次，为研究政治信任整体与食品安全治理之间的相关性，我们需要综合全部子维度的政治信任分数，计算各个国家的政治信任综合分数，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2：政治信任综合分数 = $S_{all}^c=\left({\displaystyle {\sum }_{n=1}^N{S}_n^c}\right)/N$，对于任意c。

最后，为研究上述5个不同政治信任类别与食品安全之间的相关性，我们需要综合各类别所包含的子维度的政治信任分数，计算各个国家在各个政治信任类别的政治信任分数，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3：类别M的政治信任分数 $S_{类别M}^c=\left({\displaystyle {\sum }_{n=1}^m{S}_n^c}\right)/m$，对于任意c， $1\le M\le 5$

3.4. 相关性系数测量方法

在计算了各国政治信任综合分数 $S_{all}=\left\{S_{all}^c,1\le c\le 23\right\}$ 、不同类别M的政治信任分数 $S_{类别M}=\left\{S_{类别M}^c,1\le c\le 23\right\}$ 的基础上，我们运用SPSS 23软件，将它们分别与各国的食品安全指数(Food Safety index) $FSI=\{FS{I}^c,1\le c\le 23\}$ 进行相关性分析，检验食品安全分数与政治信任分数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

我们采用一个统计学上常见的相关性评估方法，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来度量任意两种分数之间的相关性强弱。具体地，我们用 $\text{Pearson}\_\text{Corr}\left(X,Y\right)$ 来计算两个变量X，Y在一组数据点上的线性相关。这里，我们主要用来计算食品安全指数 与各种政治信任分数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即以食品安全指数FSI为其中一个变量X，其余的各种政治信任分数依次作为另一个变量Y，包括政治信任综合分数 $S_{all}$ 以及五种类别的政治信任子维度分数 $\left\{S_{类别M},1\le M\le 5\right\}$。最终测量得到的相关性系数在−1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正相关性越强，反之，越接近−1，表示负相关性越强。若结果趋近于0，则表示几乎没有相关性。

3.5. 测量结果

依照前文设计，我们首先根据公式1计算出了各国政治信任子维度的加权分数；其次基于公式2对每个国家的政治信任综合分数进行了计算；再次，以公式3为基础计算了类别M的政治信任分数；最后借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测量方法，测量各国政治信任分数、类别M的政治信任分数分别与食品安全指数的相关性。表3展示了政治信任与食品安全相关性的总体测量结果。

表3的结果显示，政治信任综合分数与食品安全分数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约为0.567，两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为正相关，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的正确性。政治信任的5个子维度类别中，民众对社会团体的信任度与食品安全的相关性最强，其次是民众对政治制度、国际组织的信任度与食品安全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而食品安全与民众对媒体和经济主体的信任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由此可以发现，国家食品安全状况主要与民众对社会团体、政治制度和国际组织的信任密切相关，在食品安全领域，政治信任的主要子维度来源于这三类。

4. 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的相关性分析

虽然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还没有充足的条件可以断言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存在明显因果关系。不过，我们可以基于相关性这一外在表象具体解释其内在原因。影响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包括民众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者等客体的绩效感知，而食品安全本质上也是这些政治信任客体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绩效表现。再结合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路径理论，以及既有研究中普遍将政治信任作为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后的一个影响对象作为考虑，我们可以初步判定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食品安全水平的高低可能影响政治信任度。相比于其他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食品安全更具体化地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了较为直观的展现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依照既有的测量结果，我们将细化后的政治信任子维度与食品安全相联系，以政治信任两大来源路径理论为基础，通过探寻食品安全对政治信任子维度的影响机理，进而解释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显著相关的内在影响因素。

4.1. 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的纽带是食品安全治理效果

通过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处理和监管等具体事件的了解，同时参考GFSI对食品质量与安全的考察指标，可以发现，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最根本因素就是国家食品安全治理。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情况直接影响了该国的食品安全现状，进而影响民众对食品安全的评估和对国家食品安全治理的成效感知发生改变。食品安全实际上只是食品安全治理的结果和外在表现，如果探讨食品安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其本质上就是食品安全治理对政治信任各子维度的影响。政治信任最重要的子维度也是民众对政治制度、政治行为者等政治因素的合法性的认可，食品安全治理恰好属于政治范畴，这也进一步佐证了食品安全治理与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契合性。食品安全治理是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建立联系并进一步分析内因的纽带，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表3. 关于政治信任与食品安全相关性的总体测量结果

当然，食品安全除了最根本的治理问题外，还存在其他多方面的关联因素。例如文化氛围、食品企业道德价值观、社会稳定、民众健康等。整个国家的食品安全状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日常饮食选择，民众会对本国食品安全的整体水平具有初步判断，同时形成对某类食品的偏好或疏离，这就成为一种饮食文化氛围。如果这种氛围在社会中大范围流行，逐渐内化为民众的基础价值观和对具体事务的态度，那么它已经成为了政治信任的文化主义来源路径之一。总之，食品安全涉及的因素中，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是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影响民众对食品安全相关制度、机构等的信任的主要因素。这也印证了制度主义是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的论断。除此之外，受到食品安全现状影响，民众的社会经历和文化观念也会相应发生改变，进而通过文化主义的途径影响政治信任。

4.2. 食品安全治理影响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食品安全治理的两个核心要素是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与这两个要素直接相关的就是食品安全制度的建设和落实。正如上文测量结果显示，食品安全与民众对政治制度类的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那么作为食品安全水平的内在决定因素——食品安全治理也会影响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食品安全影响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的主要方式是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政策的颁布实施，食品安全机构的设立等。制度的建立是进一步开展治理的前提和保障。测量结果发现，在政治制度类别中，民众对公务员制度的信任与食品安全正相关最显著，其次是民众对选举的信任。这体现了基本的制度设计和政治行动者的表现在信任构建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具体到食品安全领域，民众对所处社会中食品安全水平的整体感受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对食品制度和政策制定、食品安全相关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能力等的评价。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为提升本国的食品安全提供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和监管措施。

以美国为例，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出台了多部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主要包括：《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公共健康服务法》《禽类产品检查法》《蛋类产品检查法》《食品质量保护法》《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案》等。涉及到的具体执法、监督部门有美国农业部、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环保署以及各州农业部等。除此之外，美国会定期出台膳食指南，为国民的日常饮食选择提供建议和指导。相比于大多数国家来看，美国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相关设置已经较为完善，因而在我们所选取的23个国家中，其食品安全分数是最高的，达到了94.3分 [4]。其政治信任的分数排名第8，虽然属于政治信任中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与其食品安全分数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一方面是因为食品安全水平只是政治信任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并不能完全将食品安全水平与政治信任度进行对应；另一方面，即便只考虑食品安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要将食品安全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尤其是在美国，食品安全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会受到食品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食品政策可能由于未完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而受到民众的质疑，进而降低对相关的机构、制度和政策的信任度。当然，后者只存在于部分国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却又不可忽视。总体来看，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情况确实会影响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

4.3. 食品安全治理影响民众对国际组织的信任

很多国际组织都是国际社会的政治主体，也是政治信任的主要客体之一。拥有相同利益目标的国家达成合作协议，在具体事务的运作过程中共同开展工作，以全方位、高效率实现各参与国的共同目标。例如，旨在引领国际消除饥饿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超过194个成员国，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以实现所有人的粮食安全，确保人们能够定期获得充足、优质的食物，结束饥饿 [5]。当民众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之后，自然会增加对保障食品安全的国际组织等的信心，提升信任度。国际组织是以各国政府为参与主体的合作组织，民众对国际组织的信任，实际上也是对本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及工作能力的肯定。因此，在食品安全治理的影响下，民众对国际组织的信任度发生改变也会进一步导致政治信任度随之变化。

4.4. 食品安全治理影响民众对社会团体的信任

在既有研究中，对于政治信任子维度的划分多集中于政治制度类别，而较少探讨民众对社会团体的信任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本研究在证明了民众对社会团体的信任度与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后，将民众对社会团体的信任纳入到政治信任考察维度中。社会团体主要包括工会、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等，它们大多为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这类组织能够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帮助消费者、农民、工人等群体与食品企业和政府进行博弈，保护特定群体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鉴于此，社会团体在食品安全领域构建政治信任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是社会压力的排气阀，缓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保障民众的基本权益。可以说，社会团体是普通民众与食品企业这类掌握优势资源的精英群体进行博弈的有力帮手。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民众联系起来，以增强个体的力量，谋求更多的权益不受侵犯。

虽然社会团体不同于政治制度、政治共同体等具有政治性，但是在这23个国家中，它与政治信任是同向变化的，民众对于政治因素的态度也时常通过社会团体的系列活动表达出来。当非政府组织的系列行为能够帮助缓解社会压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时，民众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乃至当局政府的工作绩效感知也会整体提升。因此，民众对社会团体的信任度也侧面展现了政治信任度。

实际上，类似于环保运动组织、妇女运动组织和慈善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团体所开展的活动都会对社会现状产生影响。民众通过食品安全相关的社会活动接触到更多有关食品安全的具体信息，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提升其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当有关食品安全的社会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和数量后，就形成了一种流行的饮食文化或者基础价值观，民众关于特定的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经历和文化观念由此产生。在这一因素的推动下，构筑了政治信任的文化主义来源的一部分。因此，在食品安全治理的影响下，民众对社会团体的信任实际上从文化主义层面促成了政治信任的整体变化。同时，社会团体的特殊作用也印证了诺里斯提出的政治信任的来源之一是社会互动的理论，有关食品安全的社会互动会进一步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将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两个因素通过相关性测量的方式紧密联系起来，证明了两者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为进一步开展食品安全影响政治信任的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建立联系，其基本的逻辑关系是，在食品安全领域，食品安全水平的变化会导致政治信任三个主要子维度发生改变，而食品安全治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纽带作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通过食品安全水平表现出来，这两者都会对政治信任子维度产生影响。但是在美国这一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一规律并非按照理想状态发展，食品安全治理可能受到食品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扭曲。具体来说，本研究结论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通过政治信任的两大来源路径来进一步解释的，作为政治信任的两个主要来源，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之间并不排斥，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对政治信任的来源做出解释。

第二，政治信任源于治理绩效。政治信任的构建、侵蚀或者重塑的各个阶段，主要是来源于民众对治理绩效的感知。治理绩效涵盖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等很多内容，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结果，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 [6]。食品安全水平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稳定与否以及基本的民生保障措施密不可分，这些也是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本研究所探讨的在不同国家不同食品安全水平的背景下，民众对相关因素的信任度实际上就是他们对国家食品安全治理绩效的综合感知。

第三，西方国家食品企业扭曲食品安全治理。至少在美国这一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食品安全治理不完全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部分食品企业及其科研人员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食品企业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超出了正常范围，尤其是大型食品企业，会通过竞选捐款、金钱游说、“旋转门”游说、与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立企业联盟等方式加大食品企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导致很多食品政策在制定之初就背离了保护消费者健康与安全的目标，亵渎社会公平正义 [7]。当美国食品安全治理背后的这些利益关系被公之于众，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必然会受到影响。

文章引用

周 卉,程同顺. 食品安全与政治信任的国际比较——基于GFSI和WVS的调查数据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Food Safety and Political Trust—Based on GFSI and WVS Survey Data[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01): 209-21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3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