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 13  No. 05 ( 2023 ), Article ID: 65807 , 12 pages
10.12677/AP.2023.135231

儿童期虐待与高中生攻击行为: 执行功能的关系

刘小英,胡昌生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3年3月10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17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24日

摘要

为了探讨高中生的虐待经历、执行功能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执行功能失常问卷和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对532名高中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1) 儿童期虐待与执行功能、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均两两显著正相关;2) 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中起不同的中介作用。结论:儿童期虐待经历对高中生的反应性攻击、主动性攻击水平均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与不同形式攻击间起不同的中介作用,可基于个体儿童期受虐待经历和执行功能能力进行干预以降低攻击水平。

关键词

儿童期虐待,执行功能,反应性攻击行为,主动性攻击行为

Childhood Abus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Xiaoying Liu, Changsheng Hu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r. 10th, 2023; accepted: May 17th, 2023; published: May 24th, 2023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buse experience, executive function and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its mechanism, 532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the childhood abuse questionnaire, executive dysfunction questionnaire and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hildhood abus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ecutive dysfunction,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2) Executive function plays a differe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Conclusions: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xecutive function plays a differe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different forms of aggression. Therefore,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levels of aggression can be based on an individual’s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and executive functioning capacity.

Keywords:Childhood Abuse, Executive Dysfunction, Rea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 Proa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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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未成年违犯刑法的案件频频发生,他们的行为大多具有严重的暴力性和攻击性,青少年攻击和暴力行为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9)。攻击行为是意图伤害他人,且受伤害者力图避免的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暴力是攻击性行为的极端形式,可能会对目标造成过度的伤害。Dodge & Coie (1987)从功能(动机)上将攻击划分为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两种亚型。反应性攻击(Reactive Aggression)指个体在感受到外部的威胁或他人的敌意后做出的伤害他人的行为,这种攻击带有防御目的,并伴有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主动性攻击(Proactive Aggression)指个体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利益或者为了控制他人而主动发起的攻击行为,其行为带有计划性、工具性,并且在主动性攻击的过程中,攻击者一般不会有负面情绪的唤起(Miller & Lynam, 2006)。研究证实,早年的攻击性行为预示着青春期和成年期的一系列负面发展结果,包括物质依赖、心理健康、辍学、失业、同伴间暴力,甚至犯罪和监禁等(Fergusson et al., 2005; Moffitt et al., 2002)。

Bronfenbrenner (1979)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Ecosystem Theory)认为,个体的发展既会受到近端的微环境系统(例如,家庭、学校、同伴群体及邻居)中许多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远端的历史年代系统(例如,个体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的影响。儿童期虐待作为一种极端的负性成长经历(Wang et al., 2019),是指个体在儿童期经历的来自养育者或者主要照料者的各种忽视与虐待,并对其心理和生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痛苦和伤害,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身体忽视、情感忽视和性虐待5种形式。儿童期虐待是个体青春期以及成年后出现攻击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Auslander et al., 2016; Chen et al., 2017; Kang et al., 2021;俞国良,李森,2021)。根据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经历过虐待的个体在模糊情境中,更容易将他人的行为感知为威胁或者敌意,从而引发行凶报复、打架斗殴等攻击行为(Berkowitz, 1989)。从攻击的功能上来说,儿童期虐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以往大量研究表明,总体的虐待创伤经历是儿童反应性攻击的有效预测因素(Kolla et al., 2013; Steiner et al., 2011)。然而,有研究表明,精神变态特征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所经历的虐待类型的数量不仅是反应性攻击的危险因素,而且主动性攻击也随着虐待经历类型的增加而增加(Vahl et al., 2016)。并且,Li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儿童虐待与主动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均显著相关(Li et al., 2022)。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认为个体的社会行为源于强化和模仿。通过模仿,遭受虐待的儿童会认为攻击行为是一种达到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将其视为学习经验,在自身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中使用,进而通过模仿暴力以及相关认知的发展,增加儿童的主动性攻击行为。

然而,虐待经历并不会直接导致攻击行为。一般攻击理论认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个体的成长历史、情境等变量对其行为的影响,须通过个人因素起作用(比如执行功能)。低执行功能是公认的影响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Riccio et al., 2011; Rohlf et al., 2018)。研究表明,执行功能与大脑额叶功能有关,指的是在完成特定的目标、任务时负责协调、组织多种认知加工过程的认知神经功能(Diamond, 2013; Miyake & Friedman, 2012)。从本质上来说,执行功能障碍包括抑制、反应抑制、意向性、执行记忆等认知反应异常,此外,也涉及日常表象中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调适方面(Burgess et al., 1998)。Robbins (1998)将执行功能分为高低组,在研究中发现,低执行功能组被试不能使用环境线索灵活恰当地选择应对策略,从而容易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导致暴力行为增加,因此Robbins暗示了一个“低执行功能–高攻击模型”。然而,Riccio等人(2011)将攻击行为分为高攻击组和低攻击组,结合传统的执行功能神经心理测验和基于问卷的执行功能测量,结果表明,两组在执行功能的实验室测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父母评级上,行为调节和元认知出现了显著差异。相反,Lam等人(2020)的研究表明执行功能与攻击性负相关,特别是主动性攻击,而与反应性攻击的相关性不显著。

有研究表明,幼儿缺乏可靠、持续的照顾者会对大脑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认知、行为和社交等方面发展的持续缺陷(De-Bellis, 2005)。这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被忽视儿童的神经连接利用不足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生长改变。鉴于神经生物学结构和功能一直发育到青春期,特别是涉及高级认知功能的结构和功能,强调了与执行功能发展相关的风险(Crone, 2009)。Kirke-Smith等人(2014)的研究发现,控制智力和有情绪、行为困难的被试后,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对照组青少年相比,受虐待的青少年在一系列EF任务方面有损伤,包括执行负荷工作记忆、流畅性和抑制性任务。同样,Moreno-Manso等人(2021)以遭受虐待的7~16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遭受任何类型的虐待的人在认知灵活性、行为组织、计划和注意力相关的执行活动上都表现出困难,其中身体忽视对执行功能影响最大。基于先前研究,Letkiewicz等人(2021)采用多种EF测量方法,包括EF缺陷的生态敏感测量和基于任务的神经心理学评估,结果表明有童年虐待史的人执行功能受损,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有效地使用EF。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儿童期虐待、执行功能以及攻击行为两两之间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在总结以往的研究中发现。第一,虽然儿童虐待与反应性攻击的关系获得了一致的研究结果,但是其与主动性攻击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还存在不一致的结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儿童虐待与主动性攻击的关系。第二,目前关于儿童期虐待预测反应性攻击的心理机制尚不清楚,且以往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儿童和成人群体,在高中生中,本研究继续从认知功能的角度探讨之间的关系。第三,相比于问卷量表测量个体日常功能的结果,传统的实验室测量挖掘个体认知方面并不能显著预测一个孩子是否表现出低水平或高水平的攻击性,实际上,无法获得日常功能的测量结果可能会导致无法识别现实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Burgess et al., 1998)。鉴于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本研究假设儿童期虐待可以分别预测高中生的反应性、主动性攻击,以及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和反应性、主动性攻击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以揭示中学生不同形式攻击行为背后的共同影响因素,从而为预防和干预高中生的攻击行为提供指导思路。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重庆市某中学高中部,高一、高二、高三共600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当场回收,共回收550份,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532份,有效回收率为96.7%。被试年龄14~18岁(16.11 ± 0.94);其中男生220人(41.4%),女生312人(58.6%);高一210人(39.5%),高二178人(33.5%),高三144人(27.1%);独生子女209人(39.3%),非独生子女323人(60.7%)。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虐待问卷中文版

儿童期虐待问卷自Bernstein等(1994)编制以来被修订多次,现在被广泛使用的是修订后的儿童期虐待问卷简化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SF) (Bernstein et al., 2003)。本研究采用赵幸福等(2005)修订的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CTQ-SF)。量表由28个条目组成,主要包括五个分量表: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采用1~5级五点评分法。每个分量表在5~25分之间,总分在25~125分之间,各分量表以及问卷总分得分越高,反映儿童期相应分量表的虐待水平和总虐待水平越高。另有3个条目作为效度评价。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8。

2.2.2. 执行功能失常问卷

Burgess等(1998)编制的执行功能失常问卷(Dysexecutive Questionnaire, DEX)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的认可。本研究采用陈楚侨修订的DEX中文版问卷,研究表明DEX中文版适用于正常健康人群(Chan, 2001),且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Fish & Wilson, 2021)。问卷共20个条目,分为5个分量表:抑制、意向性、执行记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采用0 (从不)~4 (经常) 5级计分,DEX的分数范围:0~80分,得分越高表示执行功能越差。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2.2.3. 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

Raine等人(2006)编制的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包括两个维度,即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问卷共有23个项目,其中反应性攻击11个项目,如“在他人挑衅时,愤怒地做出回应”;主动性攻击12个项目,如“威胁和欺负某人”。采用3级频次计分,具体为“从不、有时、经常”三级,分别记“0,1和2”分,得分越高,表明从事这种行为的次数越多。累加每个维度项目得分的总和计为该分维度的分值,并计算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两个维度分值的和得到总攻击的分值,维度的得分和总分的分数越高,表明相应的攻击行为水平越高。付俊杰等人(2009)以817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RPQ)进行了修订。研究结果表明,中文版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基本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标准,修订后的问卷与原问卷具有相同的两因素结构。本研究中总量表和反应性、主动性攻击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0.83和0.79。

2.3.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描述统计以及相关分析,Mplus 7.0进行中介模型分析,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模型。根据Kelley的观点以人群心理变量得分由高到低的前27%人群(N = 144)和后27%人群(N = 144)为界限定义高低虐待组(Kelley, 1939),并以此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为避免研究方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在数据采集过程中,指导语强调本次调查的保密性。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度进行检验(Podsakoff et al., 2003)。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8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6.23%,远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相关

高儿童期虐待组相对于低儿童期虐待组的反应性攻击、主动性攻击以及执行功能水平都较高(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aggression, executive func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childhood abuse groups (M ± SD)

表1. 高低儿童期虐待组的攻击以及执行功能比较(M ± SD)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见表2。由结果可知,儿童期虐待与执行功能、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呈显著正相关;执行功能与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N = 532)

表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 = 532)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执行功能得分越高,执行功能越差。

3.2. 儿童期虐待通过执行功能影响高中生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建构以儿童期虐待为外生潜变量,执行功能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为内生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of executive function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图1. 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因为情感忽视与躯体忽视维度具有同源性(杨世昌,2006),根据统计理论的建议,将其建立双箭头关联。根据吴艳与温忠麟(2011)的建议,采用随机法对反应性攻击与主动性攻击两个量表的项目进行打包,各自生成3个观测指标,即反应1,反应2,反应3,主动1,主动2,主动3。利用极大似然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具体拟合指标如下,χ2/df = 3.47,TLI = 0.91,CFI = 0.93,RMSEA = 0.07,SRMR = 0.06。儿童期虐待对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5, p < 0.001; β = 0.40, p < 0.001);执行功能失常对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均显著(β = 0.47, p < 0.001; β = 0.18, p < 0.001);儿童期虐待正向预测执行功能失常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β = 0.47, p < 0.001)。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对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59%、18%。基于Bootstrapping法对中介作用的显著性进行分析,抽样次数为5000次,可信区间选用95%。模型结果显示,中介作用分析的每一条路径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且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对反应性攻击中的中介路径效应,与执行功能在儿童虐待对主动性攻击的中介路径效应相比,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显著性(β = 0.102, p < 0.05),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分别是0.16~0.32、0.21~0.16和0.077~0.136,均不包含0。

4. 讨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儿童期虐待、执行功能与高中生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的关系。将儿童期虐待经历得分前27%与后27%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高儿童期虐待组的反应性、主动性攻击以及执行功能失常问卷得分均高于低儿童期虐待组。进一步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儿童期虐待可以正向的预测反应性攻击行为(Kolla et al., 2013; Shields & Cicchetti, 1998; Vahl et al., 2016)。童年期虐待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引发的高度警惕和持续唤醒,会消耗心理能量,降低儿童有效调节情绪和行为的能力(王小凤等,2022)。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对他人的行为容易感知为敌意或者威胁,在被他人激惹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反应性攻击行为(李芮,夏凌翔,2021;Dodge, 2006)。此外,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儿童虐待与主动攻击的相互关联(Li et al., 2022),表明儿童期虐待可以预测高中生的主动性攻击行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攻击行为主要来自观察模仿和强化。先前的暴力暴露对增加攻击性认知、攻击性的规范性信念有显著影响,从而随着更频繁地暴露于刺激而强化攻击反应(Guerra et al., 2003)。经历过儿童期虐待的儿童,通过对他人的攻击行为进行观察、模仿以及强化,个体学习到攻击行为能够实现目标以及获得利益(Burton et al., 2002)。从而,更容易主动用攻击来解决问题,把攻击行为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

在中介分析模型中,执行功能分别在儿童期虐待与反应性攻击行为与主动性攻击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且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显著性。儿童期虐待会影响青少年的执行功能,与以往的研究一致(Mezzacappa et al., 2001; Kavanaugh & Holler, 2014),经历过中度或严重童年虐待的个体,其执行功能水平将低于那些没有,或经历过较低水平童年虐待的个体。研究表明,受虐待经历个体在思维灵活性、建立目标和注意力控制方面均存在困难(Moreno-Manso et al., 2021)。另外,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执行功能能够正向预测中学生的反应性攻击(Baker et al., 2019)。社会信息处理阶段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SIP),概述了从解释社会线索到生成和评估挑战性事件的可能解决方案的每个处理步骤。个体在模糊情境中编码、解释信息时,攻击性儿童被认为以更具敌意的方式解释模糊信息,并更频繁地注意敌意线索,而攻击反应的选择与集中注意力和抑制能力受损有关(Van Nieuwenhuijzen et al., 2017)。因而,低执行功能更可能引发与报复性有关的反应性攻击行为(White et al., 2013)。Lam等人(2020)的研究表明执行功能与主动性攻击呈负相关。与Lam等(2020)的研究结果相反,本研究发现,个体的执行功能水平正向预测其主动性攻击,执行功能得分较高的个体更可能表现出主动攻击,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对于执行功能的定义理解和所采用的研究工具不一致所导致的。执行功能与主动性攻击的关系可能与攻击反应的积极评价、决策与执行阶段有关,为了达到目的、获取利益等,存在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以及更为正向的结果期待的儿童,可能增加其主动攻击行为的频率(Lam et al., 2020)。

研究还发现,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与反应性攻击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高于其在儿童虐待与主动性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其中可能存在时间机制。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反应性攻击与较短的反应时间有关,在反应攻击中较少的认知干扰,主动攻击与更长的反应时间有关,存在更大的认知干扰,对于攻击的结果期待可能更为积极、正向(Baker et al., 2019)。高中生正值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快速发展的后期,加上高考等学业压力,其特征包括矛盾与冲动。因此,在面对生活刺激时(如父母虐待与忽视),更可能选择及时的情绪发泄或者冲动不考虑后果等,这正是反应性攻击的特征。随时时间的推移及个体的发展,由于个体的攻击性认知增加,认为攻击行为是获得利益、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行方式,从而可能增加其主动攻击的频率。鉴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暗含了一个环境——攻击的时间滞后模型(主动性攻击时间滞后模型),未来这需要纵向研究进一步证实。

结果提示我们,反应性攻击行为与主动性攻击行为包含共同的起源,比如儿童期虐待经历和个体的执行功能水平。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执行功能在儿童虐待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之间的作用程度不同。我们应该更多关注虐待儿童对其冲动性的攻击反应的影响机制,但也不能忽视虐待儿童主动模仿、学习攻击暴力的能力。对于经历过儿童期虐待的或者正在经历虐待的高中生,在家庭教育方面,可以采取防患于未然减少虐待儿童的家庭暴力教养方式,同时采取亡羊补牢等多种方式给受虐待经历的青少年予以关爱和帮助;学校和社会的相关机构也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教育、干预中学生注意力、自我控制的能力,增加其积极情绪体验等提高个体的执行功能水平,从而减少虐待儿童青少年的暴力攻击行为。

研究不足及未来方向。首先,尽管本研究是通过生态效度较好的执行功能失常问卷(DEX),来研究执行功能在儿童期虐待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但是仍存在主观性的特点,今后有必要结合神经测验任务,以及采用脑电和fMRI等技术进一步验证。其次,本研究的样本大多来自城市地区,最终的数据解释需谨慎。最后,儿童期虐待分别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的中介路径存在显著性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纳入时间机制或者可以尝试从冷、热执行功能的角度,以更加系统的检验和阐明执行功能在儿童虐待与反应性、主动性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调节机制。

文章引用

刘小英,胡昌生. 儿童期虐待与高中生攻击行为:执行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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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A: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

一、指导语: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条目,从每个条目后的三个选项中勾选(√)出最适合您本人情况的选项。

附录B:儿童期虐待问卷中文版

二、指导语:本问卷调查的是你儿童期(16岁以前)的成长经历。请根据你的经历在每个陈述后面最适合你情况的数字上划“√”。这些问卷是严格保密的,仅作为科学研究所用,所以对那些涉及你个人隐私的问题也请你如实作答。谢谢您的合作!

附录C:执行功能失常问卷

指导语:这份问卷旨在调查人们有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请仔细阅读下面的陈述,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勾选(√)出相应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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