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14日

摘要

明代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发展史上的一大高潮，藏书家的数量近乎宋元两代之和，藏书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亦是多不胜数。纵观明代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可发现当中体现出诸多独特的藏书思想：将藏书与家族文化建设相联系、秉持开放旷达的理念使知识得到共享、为实现文化事业的长久兴盛而悉心保护藏书、藏以致用的实践观、所藏之书既服务于学术又彰显藏书家的个性。相关藏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

明代，私家藏书，藏书思想

Analysis of the Ideas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Yating Li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Apr. 14^th, 2023; accepted: Jun. 5^th, 2023; published: Jun. 14^th, 2023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was a major climax in the history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in ancient China, with the number of bibliophiles nearly the sum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countless bibliophiles with more than 10,000 volumes.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ng in the Ming Dynasty, it can be found that many unique book collecting ideas are reflected: linking book collection with family cultural construction,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openness and openness to share knowledge, carefully protecting the collection for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putting the collection into practice, and the books in the collection serve both academia and highlight the personality of bibliophiles. The ideas of collecting book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t that time and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Ming Dynasty,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Ideas of Collecting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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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私家藏书在文化传承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关于明代私家藏书的研究大多将重心放在较为知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上，或是分析藏书家们的藏书实践与藏书影响，或是梳理这一时期私家藏书的基本发展脉络，对私家藏书事业发展过程中藏书家们的藏书思想言之略简。对此，本文拟在介绍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发展概况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寓于明代私家藏书事业中的藏书思想，进一步呈现明代文化事业的发展面貌。

2.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概述

中国古代的藏书主要有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这四类，其中私家藏书与私学相伴而生，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广收先世遗典”的孔子、“载文盈车”的墨翟、“其书五车”的惠施、“陈箧数十”的苏秦等人，都是早期私人藏书家的代表。藏书家与其所藏之书是私家藏书事业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数量的多寡很大程度上可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藏书事业的发展水平。晚清学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一书中涉及历代藏书家共1175人，其中唐至五代15人，宋代184人，辽朝1人，金朝4人，元代35人，明代427人，清代497人，朝代不明者12人 [1] 。而后当代学者范凤书经过细致考证，就历代藏书家的数量得出如下结果：魏晋南北朝102人、隋唐69人、五代十国43人、宋代700余人(藏书万卷以上213人)、辽金20余人、元代170余人(藏书万卷以上74人)、明代897人(藏书万卷以上231人)、清代2082人(藏书万卷以上543人) [2] 。从上述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宋代以前私家藏书处于缓慢兴起阶段，至宋代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明清两代则是私家藏书发展的鼎盛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印刷技术的发明与普及，以书籍为中心的文化活动获得了发展机遇，这就大大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而当藏书事业发展到相当程度时，藏书目录便会应运而生，较为切实地反映出藏书家的藏书数量、藏书范围与整个社会的藏书风气。五代以前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藏书家，但未有藏书目录流传于世；宋代有明确文献记载的私家藏书目录有64种，大多已亡佚；元代有文献可考的私家目录有9种，皆已失传；明代有明确的文献著录的私家藏书目录和题跋共计167种，48种流传存世；清代私家藏书目录共计670种，约350种流传存世 [3] 。私家藏书目录数量以明清两代为大宗，侧面说明了这一时期私家藏书事业的兴盛，与前文所述相契合。

3. 明代私家藏书的发展

就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明代私家藏书的发展虽不及清代鼎盛，但也是古代私家藏书事业发展的一大黄金期，藏书家的数量近乎宋元两代的总和，较前代呈现出直观的增长趋势；就明代自身而言，其私家藏书事业也是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状况。明前期处于起步阶段，藏书家的数量相对较少。朝代更迭使得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巨大的冲击，遭战火破坏的藏书与藏书楼多不胜数，文化事业相对停滞。这一时期普通人想要聚书和藏书无疑十分艰难，所以此时的藏书活动主要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且聚书和藏书都相对便利的官僚、贵族群体间开展，甚至产生了“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 [4] 的现象。周定王朱橚、宁献王朱权、晋庄王朱钟铉、太史公宋濂、内阁首辅杨士奇、文渊阁大学士丘濬、吏部侍郎叶盛等人为这一时期的知名藏书家。至明中期，明朝经济发展良好、政治较为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私家藏书进入繁盛阶段。藏书及藏书家的数量都明显增多，私家藏书数量甚至超越了管理废弛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楼也相继涌现。与前期官僚、贵族把控藏书事业的局面相比，这一阶段庶民阶层的作用力逐渐显现，明代231位藏书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中，半数都是布衣、处士、隐士、书贾、医者、乡绅、武弁、教谕、胥吏等中下阶层 [5] 。明朝后期外有边患、内有党争，私家藏书事业因社会动荡不免会难以为继，整体上随明朝国祚走下坡路。值得一提的是，有明一代江浙地区的藏书数量与藏书规模向来十分突出。《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中收录了有明一代358位藏书家，据学者徐凌志统计，当中江苏142人，浙江114人，福建22人，江西20人，上海19人，安徽7人，山东7人，河南６人，广东4人，山西4人，河北２人，湖北2人，陕西2人，四川2人，广西2人，甘肃１人，云南1人，海南1人 [6] 。江浙两省的藏书家约占全国总数的72%，占南方总数的76%。在经济发展、地理环境、文化积淀等因素的加持下，即便是明清鼎革之际，江浙地区的私家藏书事业仍然十分发达，出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藏书家，如钱谦益、赵用贤和赵琦美父子、黄居中和黄虞稷父子。

4. 寓于私家藏书事业中的藏书思想

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可谓是明代文化领域内的一大盛况，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藏书思想。

4.1. 文化建设，家族要事

藏书是一项费时、费力、费财的艰辛工程，仅依靠个人之力难以取得较大的成果，所以藏书多是家族行为，藏书的主体或为父子、或为兄弟、或为夫妻。纵观明代藏书万卷以上的231位大藏书家，不难发现当中相当一部分都出自藏书世家，而藏书世家的藏书行为与其家族文化建设是密切相关的。藏书世家的形成是累世之功，既要有宏富可观的藏书资源，又离不开认识到藏书事业重要性的藏书家。很多藏书世家都秉持“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文化发展理念，认为读书在家族文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有书可读的前提便是藏书。祁彪佳就曾谈到：“吾族自直菴公以诗书发祥，梅川公以簪缨步武嗣，后非读则耕，咸知守礼秉义。” [7] 所以山阴祁氏一门，特别是祁承爜、祁彪佳和祁理孙祖孙三代，文化素养深厚，著述颇丰，并建有澹生堂、八求楼、奕庆堂这几大赫赫有名的私家藏书楼。藏书家最基本的身份就是读书人，在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他们的眼光不单单投放在个人的文化素养训练上，而是会更多地投射到后代的培养教化上，力求发挥藏书在人才塑造方面的积极意义。藏书家们借助广博的藏书为家族成员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捷径和良好的文化学习环境，对其参加科举考取功名、著书立言等方面大有裨益，进而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不断夯实家族发展的文化根基。且藏书代代相传，很多时候传承的不仅是物质性的藏书，还有精神层面的家学。以藏书为媒介传递一定的价值观念，真正实现所谓的家族文化传承。此外，藏书还可促进家族成员与外部的文化交流，从而形成意趣相投的文化交流圈，推动家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如嘉兴项氏的项元汴建有天籁阁，不仅与丰道生等嘉兴本地文人过从甚密，与文寿承、彭孔嘉等苏州名士亦相交甚笃 [8] 。借助嘉兴和苏州这两个文化圈，项元汴搜集到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古籍，使得项氏一族的社会声望更为显著。

4.2. 开放旷达，知识共享

由于私家藏书是一笔独特且珍稀的私有财产，历代以来不少藏书家都坚守“独得为可矜，公诸为失策”的藏书传统。如明代藏书家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提到：“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 [9] 同时代的藏书家中不免会有许多人与祁承㸁观念类似，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开放旷达的藏书家，认为秘不示人并非真正好书之人该有的表现。如陈贞铉曾言：“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 [10] 明前期的藏书以官府藏书为主，文献典籍由文渊阁、秘书监、国子监等机构保存，藏书的阅读对象聚焦于皇室读者群、学士等官员读者群。私家藏书则是突破了这一狭窄的范围限制，那些秉持开放共享理念并加以实践的藏书家们使藏书的阅读群体进一步扩大，阅读对象覆盖至本人所在家族、邻里、友人、师门，甚至是陌生人。如江阴知名藏书家李如一：“遇秘册必贻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 [11] 一些藏书家更是将作为私人建筑的藏书楼对外开放，以便好学者前来观瞻并借阅。至晚明时期，藏书家之间互相传抄、借阅的风气愈发浓厚，书籍的流通问题得到更多藏书家们的关注。像是天一阁主人范钦虽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家规，但这并不影响他与其他藏书家进行互动，曾与王世贞相约每年交换书目进行对比，互相抄录各自所未得见的内容；梅鼎祚、焦竑、冯梦祯、赵元度四人约定各自搜访图书，每三年于金陵相会，共享各自的搜集成果；黄宗羲、许元溥、刘城三人结成“抄书社”，黄虞稷与丁雄飞结成“古欢社”；曹溶大力推崇实施“流通古书约”。明代藏书家乐与人共的藏书理念与具体实践使文献典籍的流通范围扩大，文化知识在不同群体间得到了共享，进一步发挥了藏书的社会功用。

4.3. 悉心呵护，保护为上

在明代私家藏书的发展过程中，为实现文化事业的长久兴盛，藏书家们多注重文献典籍的保护，且为此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有的藏书家认为藏书无人照看会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所以设置专职人员来管理藏书；有的藏书家则通过家规家训来达到藏书保护的目的，如杨士奇曾告诫子孙“祖宗所遗一应碑铭、行述、诗文稿草、片纸只字及家乘谱牒之类，并委鹓收掌爱护，不许损坏，但略有损坏，即是不孝” [12] ；有的藏书家则在藏书楼对外开放时对访客进行甄选和限制，客为佳流方可入。而藏书楼作为藏书的存放管理之处，对其加以保护无疑是实现藏书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防火与防潮两大难题多为藏书家所重视，所以明代许多藏书楼在选址、建材、内部构造等方面都颇有讲究。如虞守愚藏书数万卷，而后“贮之一楼，在池中央” [13] ；天一阁虽未临水而建，却也在楼下开凿了池塘以备灭火之用；丘濬主张使用金石材料来建造私人藏书楼，认为其“坚固耐久，非木土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为患” [14] ；高濂在建造藏书楼时“去地一丈有多，阁中循壁为厨二三层，壁间以板弥之，前后开窗……中设小炉，长令火气温郁” [15] ，从而营造干爽通风的藏书环境。此外，藏书能否得到保护关键还是在于藏书的使用者是否自发地珍惜爱护书籍。爱看书的人不少，懂得爱惜书的人却不多，所以一些藏书家秘不示人的藏书心态虽存在令人诟病之处，但不可否认这样确实降低了藏书污损和遗失的概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献古籍的保护与传播。

4.4. 传布典籍，藏以致用

明代的刻书业十分繁盛，民间刻书更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达到新高，许多藏书家都积极参与刻书活动。但藏书家们的私家刻书与书商的坊刻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书商刻书主要是为盈利，为节约成本往往粗制滥造，忽略文本的校勘从而产生许多讹误之处；藏书家刻书则以传布典籍为动机，以兴隆文化事业为终极 [16] ，他们会根据自身所收藏的善本对刻印内容进行反复校订，注重纸墨的质量和装帧形式。代表性的有沈与文的野竹斋刻书、胡文焕的文会堂刻书、吴勉学的师古斋刻书、浙江闵氏和凌氏的朱墨套印刻书、胡正言的十竹斋饾版印书。对于那些只以稿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珍本秘册，在难以大量刻印的情况下，藏书家们往往会雇佣他人抄录或亲自笔录，使其得以流传，为人所见。此外，明代很多藏书家都认为书籍应“藏”与“用”二者并重，藏书为读，读书为用。“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涴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 [17] 若只是一味地注重图书的大量收藏而不对其加以实际阅读和利用，再珍稀的秘本终究也只是记录了文字的纸张而已，再声名煊赫的藏书楼也与无人问津的书肆无差。许多藏书家充分利用藏书资源，于史料编纂方面大有作为，产生了一些史料价值颇高且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如王世贞对搜集的史料加以考订后将其汇编而成《弇山堂别集》，清代修《明史》时很多传记、志、表都出自该作；何乔远的《名山藏》是明代纪传体全史书，多取材于野史旧文，保存了许多罕见的明史资料；焦竑的《国朝献征录》收录明代人物甚多，且所引述的内容都有注明出处，为清代编写《明史·人物传》提供了重要帮助 [18] 。

4.5. 服务学术，彰显个性

明代藏书家中有很多都是精于学术且卓有成就的人，藏书既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又是为其学术研究服务的一样重要工具。许多藏书家在自身藏书实践的基础上对藏书建设的经验加以总结，有些还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方面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如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部分不仅梳理了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发展历程，还总结分析了历代学者于藏书目录研究方面的得失，进而构建出一个相对全面的目录学理论体系，为后世的目录学研究指明了方向；祁彪佳在《庚申整书略例四则》中提出了“因”“益”“通”“互”的书籍分类编目理论，其《澹生堂书目》就是该理论的具体实践，对后世图书馆学有着深刻影响；宋元刻书自明代开始便可遇不可求，而高濂对宋元旧本进行了细致比较，同时根据自身经验披露了当时书商造假宋版书的手法，相关版本鉴定的理论记述颇为后人所重视。此外，明代藏书家在藏书过程中既注重珍本、善本、经典文献、前贤诗文的收藏，又重视新兴文化，像是小说、戏曲、日用类书等作品和现实作用较强的科举考试用书的收藏明显增多。如祁彪佳的八求楼中收藏其本人所嗜好的传奇和杂剧类图书达709种 [19] ；高儒编撰《百川书志》时在史部下创设小史、野史、外史等类目，并将当时士大夫不屑于藏的小说、戏曲等书籍列入其中；臧懋循广泛搜藏散佚于各地的元杂剧，并将其与家中私藏互为参照加以校订，形成《元曲选》一百卷，现今传世的元杂剧多源自于此。藏书的选择鲜明地反映出藏书家们的兴趣爱好、治学旨趣、文化主张，彰显了个体独立性。

5. 结语

明代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藏书家们于书籍的抄录、编目、校雠、刊刻、保存、传播等方面卓有功绩，这些丰富的藏书活动背后亦蕴含着独特的藏书思想，在培养人才、赓续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藏书本质上是一项以书为基石、以人为核心的事业，藏书家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献典籍开展各项工作，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回答了时人及后世所藏何书、藏书为何、如何藏书的问题，相关藏书思想对于现今文化事业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文章引用

刘雅婷. 明代私家藏书事业中的藏书思想论析
Analysis of the Ideas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06): 2985-299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40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