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山东 济南

²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4年2月28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22日

摘要

文章在历史演变视角下，先整体梳理“梁祝传说”的嬗变过程，理解传说背后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再从济宁市马坡镇的地理位置、民风民俗、文化精神等方面，局部剖析“梁祝传说”的发展脉络，认为一个地区的民间传说，体现的是一个区域的社会身份认同；“梁祝传说”的传播实际是文本重构的过程，形成了纵向上的历史系统与横向上的地理系统，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角度。

关键词

历史演变视角，济宁“梁祝传说”，地域文化，民族国家，区域认同

On the “Legend of the Butterfly Lovers” in J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Yangyang Tan¹, Zhigang Liang²

¹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Shandong

²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Feb. 28^th, 2024; accepted: Apr. 9^th, 2024; published: Apr. 22^nd, 202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Legend of the Liang Zhu” is sorted out,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behind the legend is understood. Then from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Mapo town, Jining City, folk customs, cultural spiri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partial analysis of the “legend of the Butterfly Lovers”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xt, that regional folklore, reflects a regional social identity;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Legend of Liang Zhu” is actually a process of text reconstruction, forming a vertical historical system and a horizontal geographical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new Angle for the study of folk literature.

Keywords: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Jining “The Legend of the Butterfly Lovers”, Regional Culture, National State, Reg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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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历史演变的探讨，最初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方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顾劼刚先生围绕孟姜女故事提出了历史演变研究 ‎[1] 。以胡适的《史学进化论》为蓝本，又融会其古史学术思想，主张“以史学进化论之见地，观史学之传说”¹，试图从故事的变迁中，寻找流变的古史传说的通则 ‎[2] 。历史演变研究是一种兼具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历史演进”的视角分析民间传说，其学术思维和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这种学术研究方法，不仅对于民间文学、地域文化、社会历史学等研究领域来说角度新颖、意义重大，而且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起到了社会推动作用。

“历史演变研究”脱胎于胡适提出的“历史演进法”，是用“历史演进的视角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他的《水浒传——考证》推动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研究，推动了“历史演变研究”向民俗学的转移。如果说胡适的研究更侧重于纵向的历史对比，那么顾颉刚的《孟姜女传说》则侧重于横向的时空比较，在前人纵向的“历史演进法”的基础上扩充了横向上的地理因素，形成孟姜女传说的历史系统与地理系统。此后，他的“历史演变研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民间传说主要的研究范式。梁祝传说与孟姜女传说同属于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提名名单 ‎[3]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它是我国影响力最大的民间口头文学。

“梁祝传说”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80年代周静书、白石坚等先生在民俗理论和民间文学领域提供了丰富的梁祝文化史料；90年代《梁祝故事集》正式出版发行，《梁祝文化大观》再次掀起研究的国际热潮 ‎[4] ；二十一世纪以来，学界对梁祝诞生地的争论不绝于耳。

纵观近些年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对“梁祝传说”的起源、再造问题研究较多，而对传说作具体语境下区域性研究的成果较少。如果缺乏对“梁祝传说”局部的区域研究，那么对传说整体的分布、发展问题就会较为简略。因此，本文基于历史演变视角，整体梳理“梁祝传说”的历史语境，局部分析济宁地区的地理语境，以此形成“梁祝传说”的历史系统与地理系统，是对顾颉刚先生“历史演变研究”的进一步研究和补充，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民间传说的演变历程。

2. 历史语境下梁祝故事的嬗变：民族国家的发展史

“梁祝传说”历史悠久，经历了魏晋、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它的演变历程大致可分为魏晋萌芽阶段、唐宋雏形阶段、元明清成熟阶段。通过梳理“梁祝传说”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传说的演变：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国家认同逐步确立的过程。

2.1. 魏晋时代萌芽产生的“梁祝传说”

“梁祝传说”起源于魏晋的说法，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在南朝的《金楼子》和《善卷崇记》这两本书中，出现了最早有关梁祝故事的记载。《金楼子》是梁元帝箫绎在位期间所编纂的一部子书 ‎[5] 。目前已经散佚，无法直接得知有关梁祝文献的记载。但是明朝徐树丕的《识小录》中，出现了有关《金楼子》相关内容的记载：“依之，梁祝事异矣 ‎[6] ！”《会稽异闻》是一本记载会稽附近异志异闻的地方志，而魏晋时期的会稽郡就是浙江省的绍兴市和宁波市。徐树丕作为明末秀才，一直生活在南方一带。所以，“梁祝传说”起源于魏晋的说法较为广泛。

三国争雄、西晋内乱等社会动荡，引发南方流民大量北迁，在士族的影响下，传统的皇权受到严重挑战，相应地产生了持续三百多年的门阀政治现象。随着佛教、道教以及玄学的兴起，传统儒学逐渐衰落，世家大族为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普遍实行门阀士族制，讲求“门第相等”“身份相符”，而这一制度压制了人的真实欲望，限制了人们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进步思想观念，与“梁祝传说”的主旨不谋而合。此外，南北民族的交融使得外来文化大量传入中原地区，民族文化受到极大挑战。于是，人们开始出现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质疑与反思、对个体生命的思考与追求，产生了一个没有思想权威的时代 ‎[7]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性觉醒，追求自我爱情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应运而生。

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反对此观点，认为动乱纷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可能诞生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传说。古往今来，关于“梁祝传说”的来历，争论不休。1923年，历史学者顾劼刚先生曾在“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观点中提出：“研究古史，即使不能确知某件事的真伪，也能知道传说中最早的某件事的状态 ‎[8] 。”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确定“梁祝传说”缘起的具体时间，但是透过现有的文献，可得知“梁祝传说”传播的最早情况：传说在魏晋时期已经产生，但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故事雏形。

2.2. 唐代至宋代初步形成的“梁祝传说”

《梁祝传奇》的故事情节，在唐朝已经初见端倪。如初唐时期(公元705~732年)的《十道四蕃志》：“祝英台义妇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 ‎[9] ”。这段材料交代了祝英台与梁山伯死后埋葬在同一个陵墓里。《十道四蕃志》别名《十道志》，是唐武周梁载言所撰的一部地理总志，专门研究唐朝地区风俗，可信度较强。此时传说更偏向于祝英台的描写，着重强调了她的身份——“义妇”，这里的“义”并不是以往传统伦理上贞洁烈女的意思，而是强调重情重义。《说文解字》曾记载：“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 ‎[10] 。”“义”取自于“羊”，一“羊”和一“我”构成了情谊。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记载：“义者，度也。今威仪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 ‎[11] 。”由此可见，“义”字解释为重情重义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情谊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一直被历代王朝重视，而祝英台身上体现出来的“情谊”不只是忠贞坚定的爱情，更是一种超越时代、跨越阶层的生命哲学。

宋代时期的“梁祝传说”有一点值得注意：此时出现了传说变异的现象，比如祝英台出嫁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舟”而不是传统的“轿撵”，出行方式是走水路而不走陆路，因为“乘流西来，波涛勃兴”，这才得知前面是梁山伯新冢。而这一情节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政治上，两宋时期的政治中心东京和临安，二者都是临水而起，水对宋人出行变得至关重要 ‎[12] 。经济上，由于经济中心的南移，漕运发达，外任、赴考等活动主要依靠水运，极大地缩短了南北距离。文化上，宋代文人出游多选择水路，以减轻身体舟车劳顿之苦，如秦观贬谪走水路而行等。正是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为水路的发展提供了天生的屏障，因而传说中祝英台“乘舟出嫁”的情节就不难理解了。

2.3. 元明清时期成熟完善的“梁祝传说”

山东省济宁市邹县峄山上的梁祝石像上，有陈云琴的唱词《万寿宫梁祝像》：“信是荣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 ‎[13] 。”自统一全国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推行汉化措施，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加之少数民族的交融，“吴歌侬曲”“胡夷之曲”的流传，对元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梁祝传说”常以戏曲形式出现，如白朴杂剧《祝英台嫁梁山伯》。

明代，社会和民族矛盾尖锐，“梁祝传说”适应社会时代要求，常以小说、的形式在民间传播。如冯梦龙《古今小说》“祝英台为宜兴人，梁山伯为苏州人”交代了梁祝的身份来源，此时的传说大都加入了地裂、入坟、化蝶等部分丰富情节 ‎[14] 。除此以外，在戏曲方面也有所发展：一方面，明代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如朱从龙的《牡丹花开》、朱少端的《魂归》等。另一方面，出现了很多改编的戏本，如《访友》单出戏中，演奏出梁祝二人分别后，梁山伯前来问安祝英台的情节，融入了大量的科诨以及宾白，渲染出人物更加饱满的情感状态。可见，发展到此时的梁祝传奇，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情感表达上，都发展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到了清代，在传奇、戏曲、话本等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地方志文献。如徐时栋所著《光绪鄞县志》、吴骞所著《桃溪客语》等，都是民间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篇。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为祝英台立传的传记——道光年间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它以祝英台原型为底本，加入“以妹妻君”等情节改编而成。另外，《新刻祝英台全本》《新编金蝴蝶传》等说唱形式的梁祝刻本也在全国各地盛行 ‎[15] 。可见，元明清时期，“梁祝传说”的故事模型基本奠定。

从上述传说的纵向发展史，基本可以看出：千百年来，从传说的产生、发展、再到完善的动态过程，不仅是传说本身的演变，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正如安东尼·史密斯(A.Smith)的观点：坚持国族首先是基于民族核心(Ethnic Core)，然后再通过政治上的官僚整合和文化上的本土动员形成 ‎[16] 。不同时代下“梁祝传说”的变化与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它见证了一定时期的人类族群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进而形成“国族认同”，在此基础上，渐渐发展为“国家认同”的发展史。

3. 地理语境下济宁“梁祝传说”的嬗变：区域社会的认同

济宁的境域，春秋时属任州，明代时期，始属于邹县。千百年来，济宁“梁祝传说”的地理位置优越、民风民俗淳朴、文化精神深厚。通过局部剖析传说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梁祝传说”分布的地域性、内容的变异性、精神的传承性，理解济宁地区的社会身份认同。

3.1. 从济宁地区的地理位置考察，“梁祝传说”的分布具有地域性

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环境，造就了“梁祝传说”这一独特的人文空间。马坡镇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北部，紧靠微山湖，南与两镇接壤，西与鲁桥镇毗邻，地理位置优越。“峄山姻缘到世间成”“梁祝读书洞”等传说，流传于济宁市任城区、微山县、邹城市等地 ‎[17] 。如果说，只有文献的记载，恐怕难以作证这些地方志的准确性。但是，近年来济宁市新发现了梁祝墓，墓碑原文整理如下：

时南京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总督粮储新泰崔公讳文奎，道经顾兹废圮，其心拳拳，施于不报之地，乃托阴阳训术鲍恭干，昔有功于张秋，以奉禄，近有功于阙里，书以奏名。授今兹托无用其心哉！载度载谋，四界竖以石，周围缭以垣，阜其冢，妥神有祠，出入有扉，守祠有役。昔之不治者，今皆治之，昔之无有者，今皆有之。始于十年乙亥冬，终于今岁丙子春，恭干将复公命，请廷麟具其事之本末，岁月先后，文诸石。不得已而言曰：土帝降哀，不啬于人，惟人昏淫丧厥贞耳。独英台得天地之正气，萃扶舆之清淑，真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所守，生则明乎道义，没则吁天而逝。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本，不可泯也。噫！垂节义于千载之上，挽节义于千载之下，伊谁力欤？忠臣力也！忠臣谁欤？崔公之谓也。不然，太史尝以忠臣烈女同传。并皆记之。

丁酉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邹赵廷麟撰

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杨环书

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元额

卷里社 林户符孜

大明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吉日立

石匠 梁圭²

碑文展现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梁祝墓为重修，即“明正德年间，奉敕总督粮储新泰崔公讳文奎，道经顾兹废圮，其心拳拳”；再通过“始于十年乙亥冬，终于今岁丙子春，恭干将复公命，请廷麟具其事之本末，岁月先后，文诸石”等文字，便可得出此墓碑为奉旨官修。碑文提到的“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就是今天微山县马坡镇的马九村，包括东九、西九两个村落。除此之外，碑文记载的内容，也多与清代的《邹县志》《峄山志》有重合之处。根据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地下古史材料”能与“地上文字材料”相互印证能够互相印证 ‎[18] 。我们基本可以得知：明代以前，“梁祝传说”已经在济宁马坡镇流传广泛。由此可见：济宁不同地区关于“梁祝传说”的记载真实性较强，传说的分布具有地域性特点。

3.2. 从济宁地区的民风民俗考察，“梁祝传说”的内容具有变异性

所谓变异性，指的是传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原义发生变异的现象。比如当今“大学慕课”“B站”等APP层出不穷，其传播方面也由原来的娱乐化转向教育化，知识化，这就属于新媒体传播内容上的变异。同样，就“梁祝传说”的文化变异问题而言，主要体现在当地“梁、祝、马三姓不通婚”和“禁说禁唱梁祝故事”的民风民俗上。

“梁祝传说”的变异性，不仅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还与济宁地区的思想观念有很大关系。从清代民间叙事诗《梁山伯重整姻缘传》的唱词“不说英台姻缘，先说孔子设学堂”，到清代弹词《新东周大双蝴蝶》的道白“女儿告爹娘，儿闻鲁国孔仲尼，天下奇才，孔子宗师”，再到《梁祝文化大观》中收录的梁祝二人到尼山书院拜师的歌谣 ‎[19] 。除了文献资料的记载之外，还有实地距离的考量：微山县马坡镇离曲阜市约为108公里，明显受到孔孟文化的带动影响。老一辈的传承者认为祝英台没有遵从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再加上马家未娶到过门妻子而难堪的个人恩怨。所以说，这一地区一直保持三家互不通婚姻，禁唱梁祝故事的习俗。因此，可以推测出“梁祝传说”的演变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3.3. 从济宁地区的文化考察，“梁祝传说”的精神具有传承性

“梁祝传说”传承千年的原因，主要在于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和人文情怀。或许有人会质疑，“这些东西既看不见，也摸不着，都是人们虚构的，没有传承性而言。”就济宁地区的“梁祝传说”来说，马坡“梁祝”墓碑文中并没有梁祝“化蝶”的记载，二人“化蝶”的情节是存在艺术虚构性的。而虚构性又是民间传说的本质 ‎[20] 。在传播的过程中，为了增加可信度，获得更多听众的认同感，讲述人往往会把群体创作世代相传的口头叙事作品夸大叙述、融入个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但也正是因为虚构性的存在，民间传说才富有永恒的艺术性与感染力，这也是“梁祝传说”能历经千年仍魅力无穷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写道：“反映在生活中的文艺作品中，要是能且应高于一般的生活实际，有重点，有典型，有理想，因而更具有普适性。”人民生活是文学作品创作的源泉，一切艺术虚构或者文学改编都是为符合大众审美，其所传达的价值观和人文情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济宁地区的“梁祝传说”中，二人最后“化蝶飞舞”的情节寄托了人们追求自由美满的爱情、歌颂自强不息的生命以及提倡求知求学的情怀 ‎[21] 。“梁祝传说”的结局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其真、善、美的价值观是真实不变的。即使在现代的社会，由它传承而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高的道德追求。放眼全球来看，中国民间传说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所以说，要辩证地看待民间传说的虚构性问题。在充分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继续传承好“梁祝传说”的价值观和人文情怀。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济宁“梁祝传说”的嬗变，反映了这个地区地理位置、民风民俗以及文化传承的发展过程，见证了济宁整个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 ‎[22] 。“梁祝传说”的流传出现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而传承和变异的内容则增强了民间文学发展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4. 历史系统与地理系统：“梁祝传说”的传播过程

所谓“梁祝传说”的历史系统，指的是在“梁祝传说”的产生，发展与变异过程中，搭建起一个民族国家兴起与衰落的历史体系，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形态演变；所谓“梁祝传说”的地理系统，指的是各个年龄的叙述者对同一传说的反复演述，使得“梁祝传说”与当地济宁市方言融为一体，地域色彩浓厚，形成济宁地区的村落记忆，逐渐建构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村落民间文学体系。

每一个传说不只是传说，它不仅包括文字的记录，还有语言的作用。“说唱的文字永远只在说唱表演的时候存在。作为声音，让空气振动起来的文字，随着声音的无声而消失了。但是，我们搜集记录的文字，始终纹丝不动地摆在案头，它的存在，和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传说难以仅靠文字描述出来。

而文本则是文字的核心，法国结构理论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文本(text)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 ‎[23] 。”以“梁祝传说”为例，狭义的“文本”则是不同时期的文字形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一部文学作品，而广义的“文本”则是由“梁祝传说”某个人物、某段情节或者某个表情形成的多种符号象征。

在“梁祝传说”的传播过程中，文本和主题不断被重构。魏晋到明清以来，“梁祝传说”的文学母题一直是以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为主。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打破对“梁祝传说”的传统认知，更多的关注在人物个体上，作为封建时代的女子，赞扬祝英台坚贞不屈的生命意识与追求自由、幸福的反抗精神。在文本形式方面，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底本的戏曲、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比如1994年徐克执导的《梁祝》，保留了传说经典的“化蝶”情节，情感上重点突出祝英台的现代女权意识，丰富了新时代“梁祝传说”的思想内涵 ‎[24] 。

古代到当代文学中“祝英台”典型人物的内涵演变，本质上蕴含着时代的价值变化。在不同的传播时空里，传说文本折射的意识形象内涵不同。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门第观念、阶级意识较深，“违抗父母之命”被视为对儒家传统礼教的反抗，所以此时的“祝英台”承载了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批判。当代民间文学里“祝英台”的不同形象则体现对历史主体建构和地域文化的接纳，如济宁马坡镇的祝英台、峄山的祝英台、邹县的祝英台等。所以说，民间传说的流传实际上是一个文本重构的过程。

随着不同历史朝代的更迭，不断融入新的人物、图像、声音等符号形式，形成了多样化的故事版本：如鄞州版的“梁祝”被认为是一部从清官情节到爱情经典的演绎，如明州太守李茂城所撰的《义忠王庙记》记载：“太尉刘裕讨之，神乃梦裕以助，夜果烽燧荧煌，兵甲隐见，贼遁入海。裕嘉奏闻，帝以神助显雄，褒封‘义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庙焉 ‎[25] 。”这篇《庙记》除了叙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生平、籍贯之外，还详细地描绘了梁祝相遇、山伯探亲、英台哭丧等情节的细节。再比如上虞版的“梁祝”出现了《梁祝传奇》的经典情节，如《假扮求学》《同窗共读》《十八相送》等，但并未出现“梁祝化蝶”这样的艺术性情节 ‎[26] ，如张读的《宣室志》：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室，风涛不能入，问知山伯墓，祝登号凭吊，地忽逢裂陷，祝氏遂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仪女冢 ‎[27] 。

虽然这段文字不到200字，但是既交代了传说的发生时间为晋代，也较为清晰地记载了祝英台与梁山伯的身份、主要故事情节以及结局。由此可见，“梁祝传说”是一种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民俗作品，创作者需要对文本进行重新解构，结合时代环境不断重构，最终塑造成民众的集体记忆。

在文本重构的整个过程中，语言和文字也发生了变化：从书面语到口语，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这既折射了古代农耕文明到现代文明进步的过程，也重塑了人民对于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文化记忆。就济宁地区的“梁祝传说”而言，已经形成索绪尔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性“语言”。千百年来，在济宁地区内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和传播文学的活动，通过不同方式、不同地域的口头传承与书面记录，渐渐形成了济宁地区独一无二的“梁祝传说”。由此可见，“梁祝传说”的传播以语言和文字的方式表现，反映不同时空下历史与地理系统的演变过程。

5. 结语

关于顾劼刚先生的“历史演变研究”，为我们解读“梁祝传说”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从纵向来看，本文将梁祝传说的历史演进分为魏晋萌芽时期、唐宋初步发展时期、元明清成熟完善时期三个阶段，接着梳理了不同时期“梁祝传说”演变的特点：从梁祝起源地的争论到情节的变异再演进到形式的丰富。对于不同时代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演变，本文遵从顾颉刚“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传说研究原则，把梁祝传说的起源说转向意义说，从民族国家和地域文化的形成史角度肯定其重要价值。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史料的真伪，而是梁祝传说转变原因的考察，即“要在全部的历史之中寻出它变化的痕迹与原因 ‎[28] 。可见，历史语境下“梁祝传说”嬗变的过程，映射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

其次横向来看，把传说放到地理语境中，联系济宁地区的整体地理位置、民风民俗以及文化精神，具象分析梁祝传说分布的地域性、内容的变异性、精神的传承性，理解济宁地区的社会身份认同。同时，梳理出地理情境下“梁祝传说”的发展脉络，认为一个地区的民间传说，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的社会身份认同；最后，形成梁祝传说的历史系统与地理系统，理解从古至今“梁祝传说”的文本、主题、文字重构过程，认为“梁祝传说”的传播实际上是文本重构的过程，是语言和文字真正意义上的一次重构。由此阐释历史演变视角下梁祝传说的演变进程。

总之，不管是历史溯源、地域环境还是民俗习惯，“梁祝传说”的推广都与社会背景的发展息息相关，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与“梁祝传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化长期延续、不断发展再造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村落的生命形态、历史的文化记忆和社会的人文形态不断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梁祝传说”世代衍变、传承至今的奥秘所在。

不同年代的文化内涵，折射出不同年代的社会脉络。无论是传说纵向上的历史系统，还是横向上的地理系统，都反映了局部地域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历程。这些民间传说背后所蕴涵的深层寓意，无论其真伪如何，对于地域文化、社会历史学等领域来说，都意义非凡，为新时代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章引用

谭阳阳,梁志刚. 论历史演变视角下的济宁“梁祝传说”
On the “Legend of the Butterfly Lovers” in J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04): 230-23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429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