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收稿日期：2022年3月15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13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22日

摘要

在同胞日常互动交往中，拥有知识和技能较多的同胞(承担教授者角色)通过指导和直接教学，有目的地将知识和技能转移给拥有知识和技能较少的另一名同胞(承担学习者角色)，这种特殊的教学活动，即同胞教学行为。同胞教学行为的主要特点包括教学行为的自发性、性别差异性、教授者与学习者地位相对平等及教授知识的多样性。影响同胞教学行为的因素一共有六点，即年龄差距、心理理论、学习者的理解与模仿、同胞关系质量、教学任务的难度以及父母的支持。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同胞教学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特殊形式家庭的研究，深入考察同胞教学行为的弊端及其与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重视学校教育与同胞教学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提出正确的干预措施。

关键词

同胞教学行为，非正规教育，教授者，学习者

Sibling Teaching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Education

Linhan Pang, Xiaojun Cao^*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Received: Mar. 15^th, 2022; accepted: Apr. 13^th, 2022; published: Apr. 22^nd, 2022

ABSTRACT

In the daily interaction of sibling, one sibling with m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playing the role of teacher) transfe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tentionally to another sibling with less knowledge and skills (playing the role of learner) through guidance and direct instruction. This special teaching activity is called sibling teach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ibling teaching include spontaneity of teaching, gender difference, relative equality between teacher and learner, and diversity of teaching knowledge. There are six factors influencing sibling teaching: age gap, theory of mind, learner’s understanding and imitation,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difficulty of teaching task and parental support.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sibling teaching, the study of special forms of family, studying the flaws of sibling teaching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ep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putting forward correct intervention measures.

Keywords:Sibling Teaching, Informal Education, Teacher, Learner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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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二胎时代的到来，许多家庭已生育二胎，而孩子的教育是父母最关心的问题。在我国的家庭教育中，以往的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了家长对儿童的教育行为上，而对于同胞之间教育行为的研究极度稀缺。在认识到父母影响的同时，同胞教学行为也对儿童社会化和知识掌握水平的发展起着正向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同胞教学行为的特点以及影响因素，可以展示同胞互动对儿童知识的学习与社会化的积极影响，从而进一步使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了解非正规教育发挥的作用、重视家庭教育，努力创造一个能让同胞间产生积极互动的良好环境。同时，对于教育工作者在探索与开发多方面的教育渠道上也很有启发意义。

2. 概念界定：同胞教学行为

Ziv和Frye (2004)指出，认识到不同的人知识上的差异是教学的先决条件，人的教导行为源自于我们可以首先认识到其他人的无知，或者认为他人所掌握的知识的是错误的，然后试图通过演示、解释或讨论的方法来纠正他人知识上的缺陷。社会建构主义模式将教与学视为合作伙伴之间的双向协作交流过程，其中，两名同胞之间知识掌握水平的不平衡是关键，而不是权利的不平等(Segal et al., 2018)。儿童到了5岁，就能意识到教授者和学习者的知识掌握水平存在差异，这是决定教学效果的关键(Ziv et al., 2008)。

教学涉及到意图，教学只能通过其目标来得到充分的定义，这种教学依赖于人类看待他人观点的能力，教学的目的是让另一个人学习一种新的技能，获得知识，或加深他们的理解(Ziv & Frye, 2004)。王道俊和郭文安(2009)认为，教学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能动地学习知识以获得素质发展的活动。因此，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

综上可以总结出，当一名儿童决定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同胞，而同胞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时，有目的、有意识的同胞教学行为就发生了。两名儿童中，拥有知识和技能较多的同胞(承担教授者角色)通过指导和直接教学，有目的地将知识和技能转移给拥有知识和技能较少的另一名同胞(承担学习者角色)，这种现象叫做同胞教学行为。

3. 同胞教学行为的特点

3.1. 同胞教学行为的自发性

儿童之间知识的差异对教学活动至关重要，而不是权威或地位的差异(LeBlanc & Bearison, 2004)。Strauss和Ziv (2012)则认为教学是一种自然的认知活动，在生命早期就发生，不需要成人有意的指导。事实上，虽然儿童可以接触到教学，但他们很少被明确地教导如何教学，因此，儿童的知识、社会理解和教学方法源于与同胞、家长或者教育工作者的持续互动(Carpendale & Lewis, 2004)。

通常情况下，儿童只是通过承担角色而进入教学中，不需要学习者的提示，然而有时候是学习者积极地要求教学活动，因为他们认可教授者拥有更好的能力，这说明学习者是同胞教学活动中的积极协作伙伴，这种关系的双向性质取决于两个伙伴的互动(Howe et al., 2015)。Howe等(2015)认为，同胞之间自发的互动为传递文化、科学和数学知识提供了有利的时机。研究结果表明，同胞有兴趣相互分享关于抽象的知识并且共同完成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而这并不是由成人干预引起的。这说明教学是儿童的一种自然认知活动(Strauss & Ziv, 2012)。

面对同胞教学行为的自发性，家长应该尊重这种自发性，并且为儿童更多地参与同胞教学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比如在家庭中购买足够多的儿童读物、积木、教具、益智游戏材料等，并且经常与儿童进行知识性对话，以让儿童具备进行教学行为的心理定势。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儿童自发的同胞教学活动不一定都是值得鼓励的，如果儿童教授自己的同胞去打架、乱涂乱画、破坏公物等，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家长应该将引导儿童进行有意义的同胞教学活动，让儿童明白同胞教学活动应该以提升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的。

3.2. 同胞教学行为的性别差异性

在由头胎儿童担任教授者角色时，头胎儿童中的女孩比没有同胞的女孩或头胎儿童中的男孩更能有效地进行教学活动，这可以用角色理论来解释，女孩往往比男孩更多地受到母亲和女教师的认同，因此她们更加具备承担教授者角色的心理定势(Cicirelli, 1972)。根据Cicirelli (1972)的研究，在概念知识的教学活动中，姐姐们通常使用演绎法，即举很多例子来说明目标概念，并且更倾向于将教学概念进行分组，将每一个分组的知识逐一教授给二胎儿童，同时观察他们的进展；而哥哥们通常使用归纳法，他们也提供很多例子，但是要求学习者从中得出抽象的规则和定义，他们更爱提供言语指导，让二胎儿童独立工作。

哥哥们普遍比姐姐们更有可能突出关键的任务特征，尤其是在教授弟弟的时候(Howe & Funamoto, 2012)，而相比教授弟弟，姐姐们对妹妹更频繁地进行教学行为，同样，妹妹们也更有积极参与由姐姐主导的教学活动的倾向(Howe & Funamoto, 2012)。研究表明，性别一致性是影响同胞教学策略的一个因素，在同性别的同胞教学行为中，无论教授者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使用了更多的指导和鼓励策略，因为相同性别的同胞相处模式和互动更默契(Howe & Funamoto, 2012)。

面对同胞教学行为中的性别特征，家长应该尊重不同性别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女孩获得语言、发展言语技能的年龄较男孩早(Bornstein, Haynes, & Painter, 1998)。同样，女孩通常表现出更高的言语动机(Oga-Baldwin & Fryer, 2020)。而言语能力是教学活动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优势。男孩在数学上比女孩有更多的动机和自我效能感(Susana et al., 2020)。针对不同性别在同胞教学行为中的差异，家长可根据教授者的特点进行扬长补短，比如，在女孩担任教授者角色时，鼓励女孩选择言语知识来进行教授；在男孩担任教授者角色时，鼓励他们多进行数学知识的教授，以及多涉及空间想象能力的教学活动。同样，也不能一味地鼓励教授者对同胞教授自己擅长的知识，也要让女孩进行数学、空间知识的教授，让男孩进行言语知识的教学，这样可能有利于帮助儿童多方面发展并且克服畏难情绪。

3.3. 教学过程中教授者与学习者的地位相对平等

同胞关系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同胞互动的特点是交互性(即在游戏或冲突中的平等的相互交流)和互补性(即等级交流，如教授者–学习者交流) (Howe & Recchia, 2005)。虽然由于年龄差异，同胞之间的能力和知识掌握水平也各有不同，但比起成人组织的教学活动，同胞教学中教授者与学习者的地位相对平等(Hartup, 1989)。根据Azmitia和Hesser (1993)的研究，与同龄人相比，头胎儿童更倾向于参与更多的指导和积极反馈，而二胎儿童更有可能寻求年长同胞的帮助。当成年人作为教授者时，儿童进行学习行为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成年人拥有权威，而可能并不是因为渴望知识本身(LeBlanc & Bearison, 2004)。

因为同胞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比起父母组织的教学活动，同胞教学活动的氛围可能更加轻松、学习者更加愿意在教学活动中表现自己、教授者可能会会较少地指责学习者。而父母可以充分利用同胞互动的相对平等性，鼓励儿童在教学活动中大胆表现自己，鼓励两名儿童进行合作学习。

3.4. 教学行为中传授知识的多样性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学到大量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类型也各不相同，比如言语知识、数学知识等，同胞之间传授知识的多样化表明了儿童掌握知识水平的丰富性和将不同领域知识分门别类地整理的能力。

3.4.1. 数学知识

儿童对数学的理解源于他们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有时是在与同伴互动过程中(Shaffer & Kipp, 2009)；儿童在入学前通过与更有能力的人(如家庭成员和年龄较大的儿童)的互动来学习数学概念(Howe et al., 2016)。同胞之间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经常进行数学教学活动，这是儿童数学知识发展的一个基础(Howe et al., 2015)。同胞之间花费大量时间在一起进行经验活动，比如一起玩玩具、使用教具进行互动，这都需要参考数学知识(Howe et al., 2016)。对儿童在家庭中自发性教学互动的初步内容分析表明，大约30%的同胞教学活动涉及数学主题，可见数学知识是儿童对其同胞进行教学活动的一项常见内容(Howe et al., 2016)。

在同胞之间的数学教学行为中，教授者更有可能发起关于数学的程序性知识的教学，并采用演示和规划策略来指导学习者对任务达成共同理解(例如，如何写一个数字)，而学习者更有可能要求教授有关数学的概念知识(Howe et al., 2016)。当学习者要求进行教学活动时，教授者使用解释、澄清和讨论的策略，将知识清楚地传达给学习者，并制定新的理解策略(Howe et al., 2016)。

3.4.2. 言语知识

根据Kibler等(2020)的研究，同胞关系中头胎儿童能帮助二胎儿童发展语言交流能力以及识字能力，教授者可以在其中扮演多种角色，包括帮助学习者进行流畅的阅读活动、支持学习者在阅读时进行自我监管、尊重学习者学习言语知识的自主性、为学习者提高阅读能力提供多种多样的途径、使用多种方式来保持学习者的注意力，以及与学习者一起进行反思和自我纠正。同胞利用他们的亲密关系，自发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开展教学活动，并扩大了关于家庭识字环境的概念(Chow et al., 2010)。同胞之间创造了类似于父母与儿童相处与交流的机会，从而加强了儿童学习词汇的技能，例如，在一次讨论中，二胎儿童识别了苹果，而头胎儿童则根据这个情景扩展话语：“是的，这些是苹果”，这些互动使头胎儿童与二胎儿童都受益(Segal et al., 2018)。

不管是数学知识还是言语知识，它们各自都分别包含了概念知识和程序知识，需要教授者对知识进行不同方式的理解，同样需要教授者使用不同的教学策略。针对这一点，家长可以为教授者提供合适的教学素材，以达到概念知识和程序知识都能有有效地传递给学习者的目的，比如，为儿童购置地图嵌板，这样同胞之间既可以传授地理知识，还可以传授言语知识，同样还可以通过操作嵌板增加程序知识和操作技能。

4. 影响同胞教学行为的因素

4.1. 年龄差距

同胞之间年龄差距的影响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根据Recchia等(2009)的研究，当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小时，对教授者而言，不管是头胎儿童还是二胎儿童，在充当教授者角色的时候都更有可能采用认知策略，这是因为当两名儿童年龄更接近时，同胞之间的互动表现得更像同龄人之间的互动特点。这种更像同龄人关系的特性有助于儿童互相理解同胞的学习方式和处理教学中认知需求的能力(Recchia et al., 2009)。在进行教学活动时，教授者对年龄接近自己的学习者给出的负面反馈较少，而对于学习者而言，和教授者年龄差距在2岁以内的学习者不太愿意接受帮助，因为年龄的相似性使得教授者的教学技能不那么占优势，并且教学过程中有更多的冲突和竞争(Recchia et al., 2009)。

第二，根据Howe和Recchia (2009)的发现，当两名儿童有一定的年龄差距时，两名儿童的知识掌握水平差距变大，因此，头胎儿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并且更有可能进行指导教学，比起年龄差距较小的同胞，在有一定年龄差距的同胞教学活动中，教授者会使用更复杂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同时，学习者给出的负面反馈较少。

第三，根据Recchia等(2009)的研究，当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更大时，学习者不太可能提问，但更倾向于对教授者的行为做出积极的反应，这是因为教授者的指示更清楚，并为学习者提供了适当的认知结构，因此学习者不需要过多的提问(Recchia et al., 2009)。

当头胎儿童和二胎儿童在年龄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形下，同胞之间会有更多分享、合作、一起玩游戏的倾向；足够接近的年龄，能够使两名儿童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辩论、交谈、嬉戏、移情、竞争、合作和谈判(McAlister & Peterson, 2006)。但是，年龄差距大或者小，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家长可以利用年龄差距对同胞教学行为的不同影响，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去扬长补短，比如，当头胎儿童年龄比较大时，他们在担任教授者角色时可能会更好地纠正学习者的不良行为，因此，家长可以不必过度干预他们；而同胞年龄差距不大时，两名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差距不太大，父母需要更多地花心思去引导同胞教学活动向着良性发展。

4.2. 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是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情况的能力，并能意识和理解到他人潜在的心理状态(如知识、思想、信仰、情感、欲望和意图)的能力(Ziv et al., 2016)，心理理论是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Ziv et al., 2016)。一旦儿童获得了心理理论能力，他们就能够更有效地与人沟通与互动，并且与同胞和同龄人互动、解决冲突的机会会增加(McAlister & Peterson, 2006)，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同胞之间的互动可以产生独特的社会体验，有助于加速儿童的心理理论的发展(McAlister & Peterson, 2006)。心理理论对同胞教学行为的作用有以下三点：

第一，心理理论对教授者的作用。教授者必须了解学习者缺乏知识的程度，并采用最佳策略来帮助学习者获得信息或技能，因此，成功的教学取决于教授者对心理发展的理解(Davis-Unger & Carlson, 2008)。事实上，在学前期，儿童对教学过程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3岁儿童就理解教授者需要足够的知识，教授者和学习者知识掌握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教学的原因，但只有5岁及以上的儿童意识到教学也取决于教授者的认知，这是决定教学效果的关键(Ziv & Frye, 2004)。处于童年中期的儿童能使用更复杂的教学模式，如解释、给出相应的反应和检查学习者知识掌握的水平，这与儿童的心理理论呈正相关(Davis-Unger & Carlson, 2008; Ziv et al., 2016)。

第二，心理理论对学习者的作用。学习者的心理理论会促进教授者理解成功教学的动态，其基础是教授者必须灵活地传授给学习者知识，以及明白怎样合适地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Howe et al., 2019)。

4.3. 学习者的理解与模仿

教学是一种二元交流，教授者和学习者在这种交流中制定或采用协作模式来实现相互理解(Abuhatoum et al., 2016)，学习者回应的数量和质量也因教授者使用的策略而有所不同(Abuhatoum et al., 2016)。所以，学习者理解知识的程度很大范围取决于教授者的积极参与和有效的教学策略，但学习者的积极参与与先验知识同样会促进学习者对所教授知识的理解。同样，当教授者积极回应时，学习者更有可能提出问题并描述知识的建构(Abuhatoum et al., 2016)。在同胞教学活动中，模仿是学习一系列行为技能的重要过程(Fenstermacher & Saudino, 2006)，模仿行为有助于同胞之间共同建构意义，并且是促进儿童获取知识的强大动力机制(Azmitia & Hesser, 1993; Howe et al., 2019)。

通过模仿，学习者与教授者交流了他们对知识和学习的理解，这为教授者提供了成功评估学习者的学习状况、必要时纠正错误及根据具体情况相应地调整教学策略的机会(Howe et al., 2006; Strauss et al., 2014)。当学习者进行模仿时，教授者会了解到哪些知识或步骤是学习者已经理解或不理解的，当发现学习者不理解时，他们必须重新进行教学以让学习者继续进行模仿(Abuhatoum et al., 2016; Ziv et al., 2016)。教授者的积极反馈正向预测学习者的模仿行为，赞扬和积极肯定的反馈促进了学习者以模仿的形式参与教学活动。模仿不是参与学习的唯一过程，但在同胞关系的背景下，模仿发生的频率很高，它显然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功能(Howe et al., 2019)。

模仿是幼儿进行认知学习的一个重要方法(Howe et al., 2019)，二胎儿童常常以一胎儿童为模仿学习的对象，所以一胎儿童在担任教授者角色时，为学习者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至关重要。家长可以对头胎儿童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和行为(比如在教学活动中发脾气、控制等行为)进行干预。而家长同样也可以为教授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模仿素材，比如给教授者示范教学过程、帮助教授者探索多方面的教学策略等，这样教授者通过模仿习得更好的教学行为，从而为学习者进行更好的模仿行为提供榜样。

4.4. 同胞关系质量

当同胞之间有更积极或更温暖的关系时，这比他们关系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更有可能互动(Brody, 1998)。因此，高质量的同胞关系使同胞之间相互观察和学习的机会增加，而低质量的同胞关系会减少同胞之间相互观察和学习的机会，在学步阶段和学龄前阶段建立的良好的同胞互动质量为以后的互动奠定了基础(Howe & Recchia, 2009)。

第一，同胞关系质量对教授者产生影响。在观察研究中，报告更多同胞冲突的头胎儿童在教学过程中将会参与更少的知识建构和积极指导(Howe & Recchia, 2005)。根据Howe和Recchia (2005)的研究，同胞关系质量会对教授者的教学风格产生不同的影响：当教授者积极地感知同胞关系时，他们更有可能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并在教学中使用较少的控制策略；而当二胎儿童担任教授者角色时，高质量的同胞关系会对二胎儿童的教学风格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因为头胎儿童更愿意放弃自己在同胞关系中的权力，从而更加配合二胎儿童的教学活动。

第二，同胞关系质量对学习者产生影响。高质量的同胞关系会为儿童在教学活动中观察、模仿和进行同胞教学活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对同胞关系持积极看法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在教学行为中使用模仿的学习方法(Howe & Recchia, 2009)。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头胎儿童因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往往承担教授者的角色，并且是同胞教学行为中的领导者，但二胎儿童对同胞关系质量的看法对于他们是否能成为积极参与的学习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Howe et al., 2019)。

针对同胞关系质量的影响，父母的因素对同胞关系质量有着关键作用，父母平等对待同胞且公正地处理同胞冲突将正向预测同胞关系质量(Relva et al., 2019)，这可能为高质量的同胞教学效果奠定基础。而当同胞关系质量较差，可能会导致同胞教学活动冲突不断发生，甚至可能导致同胞教学活动频率很低，因此，父母有必要采取干预措施来改善同胞教学质量，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平等地对待两名儿童、公平且正确地处理同胞冲突以及为同胞之间和谐相处制造好的榜样。

4.5. 教学任务的难度

教学任务的难易程度对教授者和学习者都有影响：

第一，教学任务较困难时，对于教授者来说，他们采用了更多的教学策略(即实物演示、纠正反馈等)，从而证明了儿童根据任务难度调整教学策略的能力(Howe et al., 2006)。而对于学习者来说，比起较为容易的任务，他们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困难任务，但他们也常常拒绝教授者的帮助，这可能是由于学习者希望在没有教授者干扰或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解决问题(LeBlanc & Bearison, 2004)。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表现出自己对学习的独立性和责任感，很明显，学习者不是被动的学习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合作伙伴，教学任务较难时，教授者与学习者都更倾向于合作以解决问题(Howe et al., 2006)。

第二，根据Howe等(2006)的发现，教学任务较容易时，教授者更有可能使用解释、描述的教学策略，但比起面对较困难的任务，教授者使用的教学策略不够全面，因此，在进行较容易的教学任务时，教授者可能会觉得任务简单而忽略了教学策略的多样性，从而导致学习者不能立刻理解教学内容。但总体来说，在进行较容易的教学任务时，教授者会感到教学活动进行得很顺畅，学习者也会更加容易就获得知识和技能(Howe et al., 2006)。

针对教学任务难度的影响，家长可以适当地提供较为简单的教学任务，以增强教授者和学习者学习知识的信心。也可以提供较难的教学任务，并且鼓励教授者与学习者合作学习，一起完成任务，若是因教学任务实在太难，父母同样可以教育儿童不轻言放弃，启发他们发散思维，用多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样可以培养儿童的意志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4.6. 父母的支持

整合模型假定，儿童智力成长率与儿童的家庭“智力环境”的积极作用成正相关(Smith, 1984)。因此，父母应该帮助儿童在一系列同胞互动(例如游戏、教学)中发展积极的协作行为，其中包括学习建设性地管理同胞冲突(Kramer et al., 1999)。此外，父母积极地进行同胞互动的干预措施也与更有效的同胞教学有关(Howe & Recchia, 2005)。

在同胞数学教学活动中，父母可以帮助促进儿童的数学理解、提供发展儿童数学能力的机会，并让儿童参与有关数学的日常活动，包括数学词汇、计数、形状识别、比较、序列、匹配和分组以及测量这一系列的练习活动(Benigno & Ellis, 2004)，父母的这些行为可以为同胞教学活动提供榜样。此外，父母应向儿童提供支持教学发展的材料(例如，积木、棋盘游戏等)，并允许同胞之间有足够的时间在没有成人参与的情况下一起互动，这些策略能有效地促进儿童早期数学知识的发展(Howe et al., 2016)。

父母对同胞教学行为的物质支持固然十分重要，但情感支持同样关键。在充满婚姻冲突的家庭氛围中，同胞关系更加紧张且冲突不断(Ruff et al., 2018)，这会影响同胞教学行为的产生。一般来说，如果父母能友好相处，同胞之间也能友好相处(Shaffer & Kipp, 2009)，而创造良好情感支持的父母，同胞教学行为的频率可能会更高。因此，父母应该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情感氛围，避免在儿童面前展现婚姻冲突，并且为同胞之间和谐相处提供更多的条件。

5. 不足与展望

5.1. 同胞教学行为的跨文化研究和本土研究

对于同胞教学行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且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中产家庭(Howe & Recchia, 2009)。而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家庭、非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家庭中的同胞教学行为，其研究寥寥无几。同胞教学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被重视，可能存在文化差异(Maynard, 2002, 2004)。因此，以往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不能全盘推广到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或语言群体。文化环境对儿童的社会发展具有影响(Yan et al., 2010)。西方社会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化背景，我国更强调集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独立于群体或集体(如家庭、阶级)，而集体主义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性(Yan et al., 2010)。在我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同胞教学行为出现的频率会不会更高？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下，教授者的教学策略会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学习者会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影响同胞教学行为的因素会有哪些不同？

5.2. 对特殊形式家庭中的同胞教学行为缺乏关注

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产家庭，而对于特殊形式家庭中的同胞教学行为没有研究，特殊形式家庭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的物质资源较少，在资源不足的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往往在教育和其他领域方面落后(Cai & Wu, 2019)，而在低收入家庭中鼓励同胞教学行为会不会帮助儿童弥补这些不足？

第二，对于离异家庭和单亲家庭而言，同胞教学行为除了可以增进两名儿童的知识掌握水平，是否还可以增进两名儿童的合作，从而帮助家长减轻教育负担？

第三，对于重组家庭和寄养家庭中的儿童而言，他们可能面临的是和自己不熟悉的法律意义上的同胞，同胞教学行为是否能帮助他们增进熟悉度和培养感情？而比起长时间相处的亲生同胞，他们的同胞教学活动又有哪些不同？

第四，对于由祖辈独立隔代抚养儿童的家庭而言，根据Hayslip和Kaminski (2005)的研究，被隔代抚养的儿童学业表现低于亲代抚养儿童；祖辈独立抚养下的儿童心理理论能力较低(郭筱琳，2014)。因此，在由祖辈独立进行隔代抚养的家庭里，进行积极的同胞教学活动，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第五，我国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在缺乏父母直接教导的条件下，同胞之间的教育行为对儿童社会化和知识的掌握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研究留守儿童的同胞教学行为，并且鼓励他们对同胞积极地进行教学行为，对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良好学习行为的建立可能有着正向作用。

5.3. 同胞教学行为与学校教育环境的相互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

儿童获得知识和发展技能的场所主要是在学校里，在家庭之外，学校是对儿童发展影响最大的正式机构(Shaffer & Kipp, 2009)，可以说，在同胞教学活动中，教授者所教授的知识和学习者所具备的先验知识绝大部分来自于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环境会对同胞教学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对于教授者来说，自己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室里的学习氛围、学校布置的教学环境等因素是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从而让他们模仿这些形式，将其带入同胞教学行为会如何？这有待考究。

再次，对学习者来说，学习者是否会使用和在学校时一致的学习风格？或者在由自己的同胞组织的教学活动中，学习者是否会有着和在学校学习时不同的表现？比如儿童因惧怕老师的权威或在许多同学面前因羞怯而不敢积极发言，换成自己的同胞为教授者，可能会感觉到轻松点的学习氛围，并且勇于发言和提出质疑。

最后，针对同胞教学行为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经常指导二胎儿童的头胎儿童在学业能力检测中会取得更好的成绩(Smith, 1990)，而之前的研究只探讨了同胞教学行为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但还有一些领域没有涉及到，比如，同胞教学活动进展得比较好的儿童，在学校课堂里可能会表现得更加积极，可能会拥有更加积极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这些假设都需要未来研究去一一证实。

5.4. 同胞教学行为与其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机制有待考察

之前的研究只是将重点放在了影响因素的作用上，但其实同胞教学行为也可能对各因素存在影响作用，两者是交互影响关系。比如，就同胞教学行为对心理理论以及学习者的理解与模仿这两个影响因素的影响作用来说，高频率组织同胞教学活动的儿童是否拥有更强的心理理论能力、同胞教学行为是否会增进学习者理解和模仿的能力？再比如，就同胞教学行为对同胞关系质量、父母的支持这两个影响因素的影响作用来说，同胞教学活动是否会缓解同胞冲突以及提高同胞关系质量、同胞教学行为是否会让父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启发父母更好地从物质上和情感上去支持同胞教学行为？总之，研究同胞教学行为与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机制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5.5. 同胞教学行为的弊端及其干预较少涉及

同胞教学行为和活动固然有很多优点，但它属于非正规教育范畴，没有专门的教授者、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工具，更没有良好的学习氛围，这些都是家庭教育的弊端(王道俊，郭文安，2009)。然而，比起家长对儿童组织的教学活动，同胞教学行为的弊端似乎更明显：

第一，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因为儿童本身的认知局限性，教授者在教学活动中选择的知识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学习者可能会重复学到一些早已学会的知识、零碎的非系统的知识，或者学到一些错误的知识和技能，导致教学效果较差；第二，大多数儿童控制注意力和行为的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Terry & Ingrid, 2017)，因此，儿童的自控力较弱，在教学活动中，两名儿童都极有可能被其它情景吸引，导致教学活动中断；第三，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情绪自我调节能力还处在发展之中(Slot et al., 2017)，儿童在教学活动中发脾气、同胞之间起了冲突，会导致教学效果差，甚至还会影响同胞关系质量。不管是对教授者还是对学习者，这些弊端都会导致一些负面效应，而之前的研究较少阐述同胞教学行为的弊端，更没有针对如何克服这些弊端提供有效的干预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着力于找到同胞教学行为的弊端以及克服弊端的教育干预方法。

文章引用

庞林寒,曹晓君. 中国环境下的同胞教学行为及其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Sibling Teaching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Education[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04): 1280-1290.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415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