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eatures and experience of maritime economy of major foreign countr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trategie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maritime economy of China.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each country takes its own path with its own features, due to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the basic targe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economy is to serve for national interest. As for China, to realize China Dream and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enhanc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s the basic measur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power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economy to get great impe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economy can help China prevent the risk. Therefore, relative strategies of maritime economy of major foreign countries provide China with beneficial examples.

Keywords:Maritime Economy, Experience, Revelation

世界主要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经验及借鉴

张嘉琪，黄庆波^*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17年4月4日；录用日期：2017年4月27日；发布日期：2017年4月30日

摘 要

本文研究了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和特点，并总结出对我国发展海洋经济有益的启示。研究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在发展海洋经济时都拥有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但究其根本，发展海洋经济的根本目标始终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对于我国来说，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是根本手段。综合国力的提高包括海洋强国的建设，而海洋强国的建设需要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同时海洋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抗风险性。因此，发达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相关战略为我国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 :海洋经济，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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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抢占海洋资源以使本国在海洋竞争中能占得先机，已经成为全球的发展趋势。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也在随着经济的变化调整本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的立法、政策、战略，到社会层面的教育、宣传、环保，这些主要的海洋经济国家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同时各有侧重。如美国注重环保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拥有完备的海洋管理机制；日本利用产业集聚效应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澳大利亚推行教育全覆盖和“健康海洋”政策；加拿大全面应用预防性管理机制等。对于中国来说，除了要根据自身国情确定发展战略，也需要借鉴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的优秀经验，少走弯路，加快中国海洋强国的建设。

2. 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发展经验评析

2.1. 美国

1、注重海洋生态保护

早在1966年，美国颁布了《海洋资源和工程发展法令》，强调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充分遵循和尊重海洋自然环境的原则。此后的几十年间，美国就海洋生物、海岸资源、石油开发等多方面先后出台了各种针对性法律法规。此外，除了规章制度，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书籍也被大量出版，为全社会形成海洋环境保护的良好风气提供了舆论支持。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加大了对于环境保护方法的开拓创新。例如，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国家，旨在保护海洋生物、地理结构等一整套生态系统，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统一。这一做法很快在全球范围内被效仿，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专门负责海洋保护区的组织。

2、优先发展科学技术

美国具有极高的科技要素禀赋，这就使得美国在发展海洋经济时将科技作为主要发展方向。1986年，美国率先制定了“全球海洋科学计划”。2004年，美国发布了《21世纪海洋蓝图》，其中提到的四个原则里，有一条原则便是提高海洋科学水平。

美国的海洋管理部门和海洋研究机构在海洋领域推行了一系列以美国为主导或主要参与者的国际大型研究计划。比如，热带海洋全球大气计划、世界大洋环流实验、大洋钻探计划(ODP)、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和全球洋中脊多学科研究计划等 [1] [2] 。美国还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到海洋资源开发技术、海洋探测技术上，同时拓展投资来源，开展国际合作，为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另外，针对不同的发展方向，美国在具有不同海洋资源的区域建立不同的海洋科技园区。例如，密西西比河口的科技园区主要功能是军事等领域的高科技与海洋资源之间的转移，夏威夷科技园区的建设目的在于海洋热能转换技术的开发和市场开拓 [3] 。这些海洋科技园不仅给美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世界各国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3、培养海洋强国意识

第一，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十分重视。除了在多所大学开设专门的海洋专业，各种各样的交叉学科也在各大高校开设，还有联合海洋机构。比如，麻省理工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加州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等。同时，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的教育，更多的是注重实践教育，使得这些大学生在毕业时就具备基本的工作技能，保证了人才的充足性和高素质。

第二，美国除了重视高等教育方面的发展，同样在全民教育方面有自己的特色。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组建由多个卓越海洋教育中心组成的全国性海洋教育网络，2002年各个卓越海洋科学教育中心选举1名代表组成了理事会，负责管理全国海洋科学教育网络 [4] 。民众通过海洋网络教育接受到各种各样的海洋知识，真正实现了海洋教育的全民普及。除此之外，美国还开立海洋夏令营，由研究海洋方面的教授专家亲自给学生授课，普及海洋知识，培养海洋意识和兴趣。

4、全面制定法律法规

从美国开始发展海洋经济起，美国就着手海洋立法，到现在美国已经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美国海洋保护区法律制度为例，从历史文物到生态系统，从陆地到海洋，从物种到生态环境，美国先后颁布了多种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海洋保护区的法律系统。如《文物法》是美国政府最早颁布的有关自然保护的联邦法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的颁布旨在维护海洋生物系统的稳定性，禁止所有人获得海洋哺乳动物的捕捞权 [5] 。

严谨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为美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行保障，使得其海洋经济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和繁荣。

评析：美国从独立之初就深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同时有殖民者英国的经验借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因此，在发展海洋经济时，美国政府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发挥最大的效用。首先美国非常重视环保。由于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而导致了许多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美国在发展海洋经济时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虽然不能加速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海洋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其次美国还非常重视科技的作用，侧重发展与海洋有关的高科技产业。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产品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减少对大量开采自然资源的一二产业的依赖。这种发展战略纵然会使美国的海洋经济领跑其他国家，但也会带来海洋渔业、海洋矿业等初级产业的不景气，而以这些初级产业为生的渔民、矿工将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这对社会稳定是个极大的隐患。

2.2. 英国

1、海洋管理制度的过渡性

英国的海洋政策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政策较分散和单一，主要针对渔业和油气勘探等产业，第二个阶段的政策制定明显具有很强的综合性。1991年，英国成立了国内海洋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IACMST，该机构是英国涉海管理方面的一个创新，它不同于以往的分散的管理模式，而是通过一个综合的委员会来进行英国涉海科技产业战略政策的发布。该委员会下设负责海洋各产业以及对外交流和研究开发等部门，既保证了海洋发展的专业化，又避免了职责不明确，分工混乱等问题，以做到全方位发展 [6] 。

2、海洋生态保护的专业性

海洋生态保护同样是英国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以海洋资源保护为例，20世纪70年代，英国苏格兰发展局制定了《北海石油与天然气：海岸规划指导方针》，该方针主要规定了开发北海石油及利用天然气只能在限定区域内进行。21世纪初，英国成立了定期对英国海域进行评估的海洋管理局。根据管理局规定，若开发可再生能源，需要对海域周围的生物、海床结构进行全面考察；若利用可再生能源，需要设置环境监测设备，评估能源设备对海床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除了资源保护，英国在2002年5月1日，提出了“全面保护英国海洋生物计划”，为生活在英国海域的4.4万多个海洋物种提供更好的栖息地。2015年，据英国《卫报》网站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将在太平洋皮特凯恩群岛附近海域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

3、海洋科技发展的整体性

在宏观战略上，英国制定了许多海洋科技预测计划，政府与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了开发机构、管理机构。具有代表性的两项计划是“英国2025海洋计划”和“英国海洋战略2010~2025”。前者是一个战略性的科学计划，旨在提升英国民众对海洋环境的认识，在解决英国海洋研究机构的协作问题和如何消除海洋研究部门间壁垒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英国海洋战略2010~2025”后者则旨在通过政府、企业等非科研机构支持海洋科学的发展 [7] [8] [9] 。

评析：英国是工业革命的主力军，也近现代经济最早萌芽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英国在发展海洋经济时必然要面临众多棘手的问题，如英国的涉海管理体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极其分散，在一些领域出现多个部门争权的现象，然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出现无人管理的真空情况，这就导致了海洋事务管理效率低下，从而阻碍了宏观海洋经济的发展。但英国通过不断地摸索和尝试，最终形成了适合自身国情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耗费了长久的时间，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值得的，比起美国的少走弯路但存在隐患，英国的发展模式似乎更加稳定扎实。

2.3. 日本

1、陆海联动效应

日本在建立近海产业集聚区之前，原有的陆地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海洋产业不仅占据高起点，还与原有陆地产业连为一体。这样一来，陆地成为海洋经济的腹地，海洋成为陆地经济的拓展。

能够实现海洋产业发展最大效用的融合方式就是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的前提条件则是较低的运输成本。以交通运输业——日本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例，日本沿海高密度分布的港口和机场，很大一部分建在填海建造的人工岛上。例如大阪湾关西空港人工岛的修建目的是修建国际机场；福冈近海博多湾人工岛的建造目的是为了扩展海上运输能力。两个人工岛对于当地经济集聚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支持作用。

2、战略政策先行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海洋产业几乎是整个日本的经济支柱。因此，日本在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是战略和政策先行，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方针指导，以保证发展路线行驶在正轨上。可以说，海洋法律制度是日本海洋经济的根本保证。2007年，日本国会通过《海洋基本法》。根据该法规定，海洋计划的制定和海洋政策的实施由政府负责，海洋计划还需要每5年修改一次。不断加快的立法脚步和不断创新的机制成果体现了日本在法律建设方面的努力，同时，执法力度的加强也体现出日本政府建立全面法律体系的决心。由此，日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日本海洋经济的发展有坚实的制度保证。

3、完备金融政策

与美国相似，日本也是一个金融高度发达的国家，因此，金融政策在海洋经济上的倾斜很值得我国借鉴。以日本的循环海洋经济为例，由于日本是建立循环海洋经济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征税角度来看，日本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税收政策以促进海洋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日本的政策性融资对象中，与海洋循环经济中的“3R”事业、海洋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等相关的项目，可以得到14%~20%的税收优惠比例。又如，对于用于海洋废弃物再处理的设备，除普通退税外还可以按价格取得14%的特别退税 [10] 。日本的银行信贷也对海洋循环经济提供了极大的优惠。例如银行运用浮动利率杠杆也可以为相关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如不同企业适用不同的贷款利率水平 [10] 。

评析：日本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岛国，自然资源的稀缺和自然灾害的频发是日本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除了渔业，日本国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钢铁、木材等原材料都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海洋经济发展受国际市场波动的极大影响，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因此日本政府在制定海洋发展战略时扬长避短，效仿美国重视第三产业的做法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别出心裁地发展海洋金融，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是日本发展海洋经济所体现出的重要原则，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日本虽先天不足，但正确的发展方向无疑弥补了很多短板。

2.4. 澳大利亚

1、普及海洋知识教育

澳大利亚从中小学开始就已经开展海洋教育。在澳大利亚的高中开设的海洋类课程中有航海、潜水等实践技能的培养课，还有和生物、化学相联系的海洋理论课程等。总体来看，他们的主要教育方向是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海事基本技能训练以及树立长久的海洋意识。澳大利亚政府还着力调整大学中与海洋相关的专业及课程，如澳大利亚海洋学院，悉尼大学和詹姆斯·库克大学的研究领域涉及海洋动植物、海洋法、海洋与气候的变化、海洋资源管理等 [11] 。

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居民在海洋教育中的作用，鼓励全社会都树立起海洋强国观。为此，澳大利亚政府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计划，如举办海洋知识讲座等。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网站也专门开辟设立了海洋板块，定期公布国家和各州的海洋政策和海洋事务动态，提高公民的海洋事务参与度。

2、综合制度管理海洋

第一，澳大利亚在法律上严明的规定了联邦政府和各州、各领地的职权和还与管辖权 [11] 。如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出现职责混乱的问题，应由联邦政府总理带领各州州长、有关部长和专家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并按照会议结果执行。这样一方面保证联邦政府对于海洋的绝对控制权和各州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权责混乱、无人管理的海洋区域等问题。

第二，整合各部门职能，实现产业、部门间的协作。1997年开始实施的《海洋产业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了综合管理的方法。所谓综合管理，就是将海洋全局统一起来，全面控制海洋产业，通过相互联系的方法和手段完成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例如，确保运输业和造船业的政策和影响船运公司和旅游业经营者的政策一致。

3、健康海洋生态建设

澳大利亚全国海洋政策的主题为“健康海洋”，从这一点可以清晰地窥探到澳大利亚在海洋可持续发展中的高度重视。从基本的渔业开始，澳大利亚在经济鱼类中有严格的捕捞限制，包括数量限制和种类限制。

除渔业外，澳大利亚还严格以国家法定标准来控制海洋及入海口的水质环境，要求所有工业废水须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并且为每一种废水排放设置了严格的指标，渔业、环境管理部门设点进行监控分析。

评析：澳大利亚是南半球最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虽然澳大利亚也是处在一片四周环海的陆地上，但与日本不同，澳大利亚的陆地面积广阔，且海洋地质较稳定，因此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比较丰裕。从澳大利亚的海洋政策里看出，澳大利亚注重国民的参与度。调动国民参与经济建设中来可以有效地推动政策方针的实施，减少推行过程中的阻力，从这一点来看，澳大利亚相比其他国家更亲民，国民对政策的接受度更高。但高度重视国民的参与度也会减缓政策的制定，政策终究无法兼顾所有人的利益，而适当的减少民主可以使政策制定更高效、更宏观、更具指导意义。

2.5. 加拿大

1、预防性方法原则

加拿大海洋政策充分体现了综合管理原则、基于生态系统管理原则、预防性方法原则等。其中预防性方法原则是加拿大海洋管理的根本原则，在海洋环境管理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1997 年出台的加拿大《海洋法》提出了海洋开发与环境管理的预防性方法和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原则，同时发布了《加拿大河口、海岸与海洋环境综合管理政策与实施框架》，将预防性方法作为加拿大海洋综合管理三大原则之一。预防性方法原则不仅是加拿大环境保护管理中的根本原则，也是加拿大整个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它对于提高海洋事务管理的效率有很强的积极作用 [12] [13] 。

2、立法全面有效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综合性海洋立法的国家，1997年1月31日《加拿大海洋法》正式生效，这部法案后来成为加拿大综合海岸带和海洋管理的现代法律框架，被视为加拿大的“海洋宪章”。同时该法案还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权利细化和具体化，旨在使加拿大获得最大限度的海洋权益。2002年，加拿大出台了《加拿大海洋战略》。2005年5月，加拿大发布了《海洋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基于4个相互联系的支柱：国际领袖、主权和安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海洋管理，健康海洋，海洋科技 [14] 。

3、战略指导优先

2013年12月，加拿大发布了海洋行动计划2020，为加拿大实施海洋开发和综合管理，保护海洋环境提供了战略指导方向。以北极地区的海洋保护为例，加拿大政府有两项重要的战略给予北极地区海洋经济重要的指导方针，一项是2009年发布的《加拿大北方战略》，另外一项是2010年发表的《加拿大北极外交政策声明》。前者是在北极冰融加剧的背景下，为了使加拿大拥有北极地区潜在的资源利益、环境利益、安全利益等而出台的。2013年，加拿大总理哈珀对北方进行他执政以来第8次年度巡视，就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国防等出台了一些新举措，再一次努力推进《北方战略》。后者(《加拿大北极外交政策声明》)是为了积极开展北极行动，以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为前提向国际做出的宣告。这两项方针在加拿大开发北极资源、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是加拿大开展海洋事务的重要依据。

评析：加拿大国土面积大，纬度高，很多陆地被冰原覆盖，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加拿大很早就开始了海洋经济的发展。预防性原则是加拿大发展海洋经济最突出也是最优于其他国家的特征，它使得加拿大在发展海洋经济过程中做到有备无患。近年来，加拿大提高了对北冰洋的重视，显露出想要抢先占得北极利益的雄心，但加拿大在自身经济实力水平无法与美国相抗衡的情况下想和美国分一杯羹，不如先把本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到稳定高速的水平，再转向其他领域。

3. 经验与启示

3.1. 完善我国海洋立法

第一，建立统一完备的法律体系。首先，我国必须实现“海洋入宪”。“海洋入宪”就是从根本上确立了海洋强国的地位，为制定其他海洋法律提供了依据和根本保证。我国要想在海洋强国中占领一席之地，就必须从根本上确立海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将海洋入宪是构建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首要任务。其次，我国应加紧制定《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法》实质上是以法律形式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固定下来，是把党的政策和国家战略法律化。《海洋基本法》的制定和出台可以为我国海洋战略计划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和保证。放眼国际，海洋经济的发展日趋复杂和深入，因此，一部《海洋基本法》的制定将为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明晰的方向和稳定的法律环境。除此之外，相应的配套法律应抓紧制定。诸如《渔业法》、《海洋矿产法》等海洋产业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出台或完善，以保证产业的健康良好发展。

第二，加大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目前我国海洋执法普遍存在执法责任不明确，权责关系混乱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法律法规在全国的推行。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实施，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执法部门在推行法律中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国家应明确规定每一部法律都应有相应的负责机构和部门，但其他部门也要作为辅助部门共同协助法律的实施，如《渔业法》的直接责任部门可以是渔业部，而辅助部门就可以由环保部来承担。同时还应设立监督部门，防止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导致政策措施贯彻不到位。另一方面，法律还需规定相应的惩治措施和后续事宜，违法严惩。

3.2.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海洋环境的脆弱性远高于陆地环境，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各海洋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着重点。我国当下应树立起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以保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海洋环境立法。在海洋资源争夺愈演愈烈、海洋生态每况日下的今天，我国一方面需要捍卫海洋的主权，保证海洋资源的可获得，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法律法规为海洋环境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在海洋生物方面，需要在海洋生物的繁殖、捕捞、贩卖等环节制定法规，禁止对珍稀动物的捕捞贩卖，限制经济鱼类的过度捕捞。在海洋能源与矿产方面，要出台相应的法律，严格把关开采海洋矿产每个环节，要保证既不破坏海底矿层结构，也不污染水体，禁止滥采滥挖。在海洋污染方面，对于已污染的水体抓紧治理净化，已治理好的水体要着重保护，未破坏的水体要预防应对。目前海洋石油污染日趋严重，我国还应完善关于运油船的各项规定，同时需要根据运油船的固定航线督促航线附近区域的环保部门加强巡逻关注。

第二，创新宣传海洋环保手段。传统的环保宣传动员手段可能无法达到全面的宣传效果，这就需要政府创新宣传手段，采用民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树立全民海洋意识。以米公益和蚂蚁森林为例，米公益作为国内首个移动互联网公益平台，使用户通过日常行走、签到等功能获得虚拟大米，并使用这些虚拟大米为公益项目捐赠，达成大米目标的公益项目由米公益提供资金实施并反馈给用户；蚂蚁森林是以支付宝客户端为基础设计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通过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络购票等行为，可以用来在支付宝里养一棵虚拟的树。这棵树长大后，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会在现实某个地域种下一棵实体的树。鉴于此，海洋环保的全民动员可采取这种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推行海洋环保手机移动端，民众通过日常活动便可以为遥远海滩上搁浅的生物建立一个新家，或者为新兴海洋开发技术提供资金支持。

第三，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不仅仅是海洋生物保护区，还要建立诸如湿地保护区等生态系统保护区。保护区的建立一方面方便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海洋生物重建生态系统，有利于它们的繁衍生息。

3.3. 实施综合管理制度

建立什么样的海洋管理制度对于海洋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出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国情考虑，我国应建立综合管理制度，中央和地方协调一致管理。首先，我国应完善全国统一管理的中央机构，比如国家海洋局应改组设立“国家海洋委员会”，受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负责统筹协调全国所有的海洋事务，国家海洋战略和计划的制定和推行均由该委员会负责，海洋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也归属海洋委员会，这就能够保证我国的海洋事业有序发展并能统一协调中央和地方的执法问题。其次，“国家海洋委员会”的设立还需要中央其他部门的协调和合作，例如国家海洋委员会应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环保部、科技部、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等部门互相配合协调，同时还可以设立专家小组作为国家海洋委员会的政策顾问。除此之外，沿海地区应配合中央设立地方管理机构，如地方海事局等，负责上传下达，作为政策实行的有力执行者和监督者。

3.4. 加快推进海洋教育

推动海洋教育的发展，需要强化海洋智力支撑建立健全人才储备机制。根据海洋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打造适合产业发展的人才队伍，提高人才的素质和层次要求，优化人才队伍的整体结构。海洋教育应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专业教育和意识培养。从专业教育方面看，高等学校可以创新培养模式，设立诸如潜水、航海等海洋技能实训课程，还可开设诸如海洋生物、海洋管理等海洋交叉性学科。我国也可效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设立中国海洋科学院，将全国的海洋研究机构和相关产业机构整合，组建海洋经济发展智库，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最优秀的人才支撑。

从意识培养方面看，中小学可以设立培养兴趣的课程，比如“认识海洋”、“海洋初探”、“蓝色国家”等，旨在使中学生对于海洋有初步的了解，进而有利于日后的深入学习。除学校外，我国还可以在社会广泛出版海洋类书籍、建立海洋博物馆、举办海洋知识讲座，为民众提供了解海洋的渠道，使全民树立建设海洋强国的意识，推动海洋政策制度的实施。

3.5.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转变、加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点，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在三个产业中占比大小也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经济潜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也必须重视第三产业。

第一，作为海洋第三产业的主要产业，海洋旅游业近年来发展蓬勃，且发展潜力巨大，因此，我国需要继续鼓励海洋旅游业发展。滨海城市可以开展“海洋节”或“海洋主题周”，通过免费开放部分景区、举办海洋产品博览会、组织船队巡回航行等方式提升滨海旅游业吸引力；除此之外，为刺激旅游市场的需求，滨海城市要完善当地基础设施，提高服务水平，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最优美的风景和最优质的享受服务。

第二，港口物流业作为海洋运输业发展的产物，比运输业更具活力和潜力。因此，在“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的趋势下，应大力发展电子、化工、机械装备、粮食等现代专业物流集群，规模发展小件快递物流集群和零担物流集群。同时，拓展现代航运服务及第三方物流，建设两岸港口物流业合作平台。

第三，海洋经济的发展更应重视科学技术的外溢效应。首先应加强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完善短期及中长期海洋科技发展战略与计划，循序渐进地深化海洋科技体制改革，优化海洋科技资源配置；其次，推进海洋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研究基础设施是开展重大科学研究的基础，美国等海洋经济强国在海洋研究基础设施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因此，海洋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应尽快形成指导文件落实下去，文件还应明确规定责任机构、项目类别、资金来源、操作流程等，以提高海洋科技的创新能力；最后，加快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从生物、能源、气候等各方面深入探究海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国际科研计划，联合科研机构、相关院校以及海洋企业共同打造海洋科技产业链。

3.6. 创新发展海洋金融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巨大，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金融系统可以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以及资本边际效率的途径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推动创新金融的发展就是给本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海洋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金融的发展也会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推动力。

第一，以扩大财政投资为核心。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同时，海洋经济中的许多高科技产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成本常常高于投资回报，银行和私人投资往往无法负担，所以海洋经济支持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因此，我国应拓宽财政投资项目，增加环保项目的财政拨款和海洋科研机构的经费支持，给予新兴项目财政补贴，增大海洋教育投资，向中小企业提供政府担保贷款，尤其是在一些建设周期长的项目上，财政投资应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以财政政策手段为辅助。除了国家直接拨款外，我国还应给予一些税收优惠、进行政府采购、完善海洋保险制度等。如，政府给予涉足海洋生态保护的企业优惠税甚至免税，政府优先采购海洋科技公司的设备和机械，政府禁止向没有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发放许可证和合同等等。这样既有利于鼓励企业多为海洋经济发展做贡献，也有利于减少海洋污染的影响。

第三，以银行和金融机构为创新点。除了政府的财政激励外，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应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融资渠道。银行按照企业的性质和资信情况提供不同利息率的贷款，金融机构开发多种金融产品为企业融资拓宽渠道。此外，政府还可引导银行间、金融机构间、银行与金融机构间相互合作，共同为海洋经济提供融资支持，一方面可降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为企业提供更多更有保障的融资渠道。

总之，发展海洋经济是我国建设综合性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中国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经济发展之路。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地区司公开招标课题“海洋经济强国发展战略及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文章引用

张嘉琪,黄庆波. 世界主要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经验及借鉴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Maritime Economy of Major Foreign Nations and Implications[J]. 可持续发展, 2017, 07(02): 92-101. http://dx.doi.org/10.12677/SD.2017.7201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