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dating back to 1982, when it was first proposed in The Overall Plan of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is plan clearly mentioned to build a double “metropolitan area”. At February 26, 2014, President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hile listen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Now it has been two years since he stressed this point, and this paper reviewed original literature before his speech, along with literature emerging after that. Based on this review, it is clear that as time pass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commodity market and factor market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as improving gradually. But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s involvement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ame market were unbalanced. Also, in the same area the integration processe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different factors were not uniform either.

Keywords: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Market Integration, Review

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研究综述

胡之光，陈甬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贸易系，北京

收稿日期：2016年6月8日；录用日期：2016年6月23日；发布日期：2016年6月30日

摘 要

“京津冀一体化”的提法在政策上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要建设双重“首都圈”的设想。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又强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如今两年过去，本文在两年前原有文献的基础上，加入新增文献，梳理了有关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的研究。根据这些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京津冀内部以及之间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都在不断完善。但在京津冀内部的不同地区，同一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是不均匀的；而且在相同的地域范围内各行业、各要素种类的市场一体化进程也是不均匀的。

关键词 :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综述

1. 区域市场一体化

1.1.市场一体化的概念

提及市场一体化，就不能不提及经济一体化。很显然，市场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就连本文所研究的京津冀市场一体化，其实也只是京津冀一体化的一部分。

20世纪30年代，“经济一体化”的概念首次在欧洲被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的两卷本著作《重商主义》使用。这时候人们关注的是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内的经济其实也是存在分割的。

随着时间发展，国际一体化理论逐渐形成，而其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 1950)的《关税同盟问题》的出版。他提出了贸易创造效应(成员会停止生产低效率产品转而进口其他成员同种高效率产品)和贸易转移效应(由于关税差别，成员会停止进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转而进口其他成员的低效率产品)来衡量一国加入一个关税同盟的利弊。

此后大量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诸如要素市场、政策以及完全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但由于这方面的理论涉及到很多国际贸易方面的概念，如关税和汇率，所以对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比较有限 [1] 。

马克拉伯(Machlup, 1975)则提到了国际间的市场一体化，认为这意味着任何市场元素都可以适度流动 [2] 。事实上这个定义也可以套用到国内市场一体化上。因此综合前述观点，本文认为，所谓市场一体化，是指各区域之间、各产业之间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规则一致，最终表现为价格合理、资源配置的高效利用。

对“一体化”这个概念有两种理解角度，一种是一个状态，另一种是一个进程。对京津冀地区来说，一体化更多的是一个进程，因为它远没有达到“一体”的境界。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个子进程就是市场一体化，其重点在于一个市场内部要打破壁垒、互通有无，以及市场之间要结构合理、互相支撑。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如前文所述，可以分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个关注点。

1.2.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1.2.1. 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在区域经济学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方法是非常多样的。不同的方法，选取的角度不同，所获得的有关一体化的信息也不尽相同。

巴罗回归模型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由巴罗(Barro, 2000)提出，利用它以及邹检验(Chow test)可以检验被研究的各地模型中的系数有无结构性差异 [3] 。若计算出的F统计量的值超过特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该地区不可视为一体化地区；若计算出的F统计量的值没有达到特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该地区可视为一体化地区。显然，邹检验只能进行定性测度，即是否一体化，而测不出具体的程度。该方法出现在国内李郇、徐现祥(2006) [4] 和李冰、余冬根、吴树华(2014) [5] 的研究中，他们各自分析了长三角和京津冀的市场一体化，发现两地区的还是存在市场分割的。

还有一些方法的基础是国际贸易学中的引力模型。贸易中的引力模型的概念以及所包含的思想源自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两物体之间引力的相互作用与两个物体的质量大小成正比，与两物体之间的距离远近成反比。在贸易中，“引力”被替换为“贸易量”，“质量”被替换为“经济总量”，距离的概念则保持不变。人们直觉上会认为，经济总量越大的国家间的贸易量越大，而距离越短的国家间贸易量也会越大。廷伯根(Tinbergen, 1962)用经验分析证实了这种直觉：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换句话说，贸易规模确实受到双方经济总量以及距离这些变量的影响。

建立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主要方法是贸易流量法。麦卡伦(McCallum, 1995)基于引力模型，提出地区间的贸易流量除了与地区生产总值、地区间的距离相关，还与边界效应相关，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间市场流量增加则市场一体化程度加强 [6] 。他在这个研究中采用了加拿大省际和国际贸易流量数据对加拿大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量。该方法在国内利用较广，行伟波、李善同(2010)就利用2002年中国各个省的投入产出表估计出了省际贸易流量数据，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地区间贸易结构以及省与省之间的边界效应。

但引力模型是有缺陷的，多年来已经遭受了一些质疑。其最主要的缺陷是，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有很多，而引力模型在解释变量之外缺乏必要的控制变量。

还有一些方法是不建立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不从贸易的角度进行测度，如生产法——借助产出结构、生产效率等手段衡量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程度。许心鹏(Xinpeng Xu, 2002)利用误差构成模型(error-com- ponents model)，把国内各省的产业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国家宏观影响、产业自身影响和本省影响。在这个研究中他用了1991~1998年的数据分析认为，长期来看，产业自身对产业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94%，而短期内产业自身和本省的影响分别为48%和35%，这意味着尽管长期来看中国省际经济是区域整合的，但目前还不充分 [7] 。

近年来，从价格角度运用断点回归(RD)研究边界效应的文章也逐渐增多，如黄新飞、陈珊珊、李腾(2014)对长三角十五个城市的研究 [8] 。在采用断点回归时，边界就是断点，在以这个断点为中心的小临域内，可以认为断点两边的地区在各方面(无论是可观测还是不可观测)都没有系统性差异 [9] 。因此如果断点的系数显著，那么两地就有显著的价格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只可能是断点造成的。此方法的好处是可以运用微观数据，因此计量更可靠；缺点与贸易流量法等围绕边界效应展开的方法一样：无法将一体化作为解释变量或者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所以本节所列方法(巴罗回归模型邹检验、贸易流量法、生产法、断点回归)都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整体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方法，它们不能衡量区域中的个体介入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因此无法将一体化作为个体的解释变量或者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1.2.2. 对个体介入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测度

在测度个体介入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时，可以采用相对价格法。它是在京津冀地区商品市场整合程度研究中最常被采用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如果几个地方的市场是整合的，那么各地的市场价格应该趋于一致。当然异地价格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其中的差异由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4)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中的交易成本来解释。这个模型还表明，i地的价格与j地的价格既可同升同降也可一升一降，只要相对价格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均可以认为两地之间市场是整合的。

相对价格法在国外有广泛运用，国内首次运用此方法是桂琦寒等(2006)在研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是趋于分割还是整合时。他们在研究中对相对价格的形式进行了改造，采用其一阶差分形式：

然后他们将9类商品(k) 61对相邻省市(i, j)17年(t)的数据代入。由于关注的是差异，所以对其取绝对值得到。

在这里还需要考虑一些固定效应，即差异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商品k的自身的异质性，即有的商品的价格敏感度就是高于或低于其他商品；另一部分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其中代表固定效应的第一项必须剔除，否则会导致差异被高估。桂琦寒等(2006)以及上一节提到的一系列测度京津冀地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文献都用到了帕斯利和魏(Parsley & Wei, 1996)的去均值法(de-mean) [10] ：首先计算商品k在t年所有相邻城市对的均值，它可以表示为：

其中，显然固定效应在加总再平均之后是不发生改变的，所以可以做差除去：

此时不与商品异质性相关，而纯粹与外界环境——如市场环境——相关。接下来，为了求某个特定地区i相对于其他n − 1个地区的分割或者一体化指数，先对t年i、j两地的m种商品价格差异求方差，可得：

对t年i地与其他n − 1个地区的方差和求平均数(即均方和)可得：

它可以作为i地在t年与其他n − 1个地区的分割指标 [11] 。如果把它取倒数，就可以得到与之相反的一体化指标 [12] ：

1.3. 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影响市场一体化的第一大因素是经济技术水平。

首先，个体经济会从技术与分工的角度影响个体介入市场一体化。陆铭、陈钊、严冀(2004)在收益递增的假设下，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区域经济分割的根源。他们认为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了较大的份额，因此会选择一体化；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但却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因此会拒绝一体化。他们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会对他们的一体化选择造成影响 [13] 。

其次，个体经济会从产品流动的角度影响个体介入市场一体化。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会有较高的产出，因此需要更广阔的市场来消费这些产品；而且经济水平高的地区消费能力也高，会需要更多、更差异化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会希望产品无论是内流还是外流都更顺畅，从而有意愿促进一体化。

针对这一观点，柯善咨、郭素梅(2010)也证实个体经济增长(生产总值)对对内开放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14] 。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行政。当一个地区存在国有企业时，它就有动机去分割市场。马骥(2008) [15] ，柯善咨、郭素梅(2010)，张应武(2012) [16] 都提到，国企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担负着稳定就业的任务。因此，地方的国有经济成分越高，进行地方保护、分割市场的动机就越强；出于相同的原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越大，进行地方保护、分割市场的动机也越强。

第三个因素是基础设施，具体而言是通讯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前者影响着信息流、资金流的流通，后者影响着物流、商流的流通。因此基础设施越发达，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

第四个因素是对外开放程度。对于这一因素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方式，学界是有争议的。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这种作用是正向的。庞赛特(Poncet，2002) [17] 与马骥(2008)经过经验分析都认为，较多参与国际贸易的省份，其融入国内地区间一体化程度也较高。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这种作用是负向的。柯善咨、郭素梅(2010)通过经验分析认为，对外开放使各地区易于在国际分工中实现比较优势，并获得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减少了对国内其他地区的依赖。所以，对外开放对于对内开放可能有替代作用，即可能有负效应。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这种作用是非线性的。陈敏等(2007)则通过经验分析认为，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经济开放会加剧国内市场的分割，但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能够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18] 。

第五个因素是地理距离，显然相聚越远的地方越不可能构成一个整体市场。

2. 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2.1. 古典经济学

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思想，可以远溯至古典经济学时期，那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提出了“分工程度由市场范围决定，市场范围由运输效率决定”的定理。这一定理本身就隐含着区域市场统一有利于整个区域深化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而在彼时，运输正是影响市场范围的最关键因素。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Ricardo)等也对国际贸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国际贸易正是国际商品市场一体化的雏形。

2.2. 新古典经济学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交易都在抽象中完成，因此它并不会探讨现实中的市场进行一体化的意义。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阐释的各种经济效应，却可以作为区域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区域总体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规模经济是新古典经济学成本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厂商由于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而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 [19]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斯密早前所提出的，扩大规模深化了分工因而提高了效率；其次是扩大规模提高了工人熟练程度；第三是扩大规模可以摊薄研发、运输、设备等不可拆分的固定成本；第四是扩大规模获得了市场势力，增强了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取得规模经济的前提是扩大规模，扩大规模的前提是生产的产品有足够大的市场范围——这其实是上文所述斯密思想的延续。市场范围扩大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范围经济则是指，一起生产几种产品的成本，低于独立生产各产品所需成本的总和。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规模经济的原因在本质上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就是扩大范围同样可以摊薄研发、运输、设备等不可拆分的固定成本(前提是这些固定成本可以用于扩大范围之后的用途)。范围经济除了带来成本的节约，还能带来收入的增加，因为它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能吸引更多样的消费者。

取得范围经济的前提是扩大范围，扩大范围的前提同样是生产的产品有足够大的市场范围——如果市场范围太小，消费者需求的差异性就会不显著。例如世界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必然要大过一国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因此，如前所述，市场范围扩大必须经过区域市场一体化才能得到。

从本质上讲，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成因是相似的，它们都是由区域市场一体化后产品的自由流动而形成的。

第三种经济效应是集聚经济，指企业向某一特定地区集中而产生的效益。事实上，集聚经济又是由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组成的。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同一个地方同行业企业的增加，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一起使用当地的劳动力、基础设施与服务，从而摊薄了这些固定成本，带来成本节约。外部范围经济是指在同一个地方，多个企业分工协作，这样专业化提高了效率，而且互为市场节约了运输成本。最后，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集聚都会带来知识溢出效应，使得企业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取得集聚经济的前提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生产能够自由流动，这样才能够从分散达到集聚的状态——这也要靠区域市场一体化才能够实现。

2.3.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1937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而这一理论与市场一体化以及斯密定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指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发现相对价格是有成本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也是有成本的 [20] 。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区域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或者说就是要使得这种成本尽可能低，从而节约资源。

3. “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与相关政策

京津冀地区最早在经济上被视作一个整体，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京津唐工业基地”这一概念提出时。而它们之所以被视作一个整体，主要是由于具备以下几点共同之处：靠近政治中心，因此是重点开发建设地区，不仅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而且高校林立，知识密集；自然条件上，矿产资源丰富，获取化石能源容易；人口众多，从而劳动供给与产品需求都很旺盛。这些共性同样也是该地区的优势，所以工业企业大量在此集聚，最终成为中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

可以发现，“京津唐工业基地”概念的提出是以工业为聚焦点的，这在上世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经济总量增长的政策环境下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随着京津冀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单纯以工业视角看待这个地区变得不合时宜。陆大道(1985)就指出了京津唐地区随着工业化进程无节制扩大城市规模所面临的四个问题：大量近郊耕地特别是菜田被占用；城区、郊区及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供水紧张；大城市内外交通负担日益沉重；环境污染严重。同时他也指出京津唐地区的发展未能很好地利用海岸和海港。这些问题都不是从工业角度乃至经济角度就能解决的，而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对此，陆大道从空间结构角度提出了三点建议：向沿海地带推进；重点开发冀东地区；发展远郊小城镇 [21] 。

陆大道所提出的问题在随后的时间里并没有解决，甚至有逐渐恶化之势——首都交通堵塞、三地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今已成为社会热点。随着舆论升温，这些问题也逐渐成为政界和学界的关注热点。

其实京津冀一体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京津冀一体化的提法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这个文件提出要建设双重“首都圈”。1996年，《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引入“首都经济圈”的概念，进一步突出北京和天津的双核心地位。

2000年以来，京津冀一体化进一步发展。2004年，京津冀达成“廊坊共识”，由此“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思路得以被三地官方确定；国家发改委也在这一年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京津冀一体化不再只是区域规划，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22] 。

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写入了“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字眼；在这之后，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编制工作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他在会上表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至此，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取代了京津冀地区的其他经济概念，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因此，无论是过去有关京津唐工业基地的研究，还是后来关于首都经济圈的研究，还是近来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研究，本质上都可以归到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个问题下。

2014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2015年6月9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存在北京人口爆炸、生态系统退化、资源分配的行政指令冗杂、战略定位缺乏组织、地区发展不平衡五大问题，相应提出了京津冀各地区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未来前景等内容。

4. 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的研究回顾

4.1. 商品市场

目前对京津冀地区的商品市场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对整合程度的研究，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是相对价格法。

陈红霞、李国平(2009)采用这一方法，使用了1985~2007年间京津冀九类主要商品相对价格的面板数据，研究京津冀商品市场整合度。他们发现，在这期间，市场整合水平呈现早期平稳、中期起伏、晚期回归平稳的趋势；但总体看，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是倾向于提高的。

相邻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分析显示，京津冀内部的市场整合程度是不均衡的，具体来说就是京津、京冀和津冀三地并没有相同的市场整合度，京津、京冀、津冀的市场整合度是由强变弱的 [23] 。

吕典玮、张琦(2010)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三个角度讨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程度，在分析市场一体化时也用到了相对价格法，数据期间是1986~2007年，比陈红霞、李国平(2009)要短；其结论，则与之类似 [24] 。

邬晓霞等(2014)进行了与陈红霞、李国平(2009)类似的研究，但数据的区间有所更新。他们根据1985~2012年的京津冀三地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基于相对价格法构建市场一体化指数，对京津冀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京津冀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进程经历了“初期平稳(1985~1988年)、中期波动(1989~1997年)、后期稳定(1998至今)”三个发展阶段，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走势与津冀、京冀的市场一体化走势较为一致，近期总体水平趋于提高。区域内相邻省市的市场整合水平差异较大，由强变弱依次为京津、京冀、津冀。这些结论都与前述研究一致 [25] 。

江曼琦、谢姗(2015)的研究采用了1995~2013年的数据区间，她们认为这期间京津冀地区市场相对价格是逐渐收敛的，这与前述研究一致。研究的一些创新点包括：增加了对河北省内部城市间分割程度的研究；更加细分地研究了京津冀市场一体化进程中每对城市的一体化进程，发现京津市场一体化进程最为平稳，京冀振幅波动最大、波峰和波谷最多，津冀市场一体化进程最快；发现2004~2010年期间促进京津冀合作政策的成效很好，2010~2012年期间两地一组的市场一体化是不均衡的。但与前述研究不同的是，她们发现区域内相邻省市的市场整合水平由强变弱依次为津冀、京津、京冀 [26] 。

对京津冀地区商品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度用到的第二个方法是对巴罗回归方程进行邹检验。李冰、余冬根、吴树华(2014)运用此方法并结合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地区2001年至2011年间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邹检验发现，京津冀各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结构性差异；进一步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间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城市间也存在着相应的边界效应。

在对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与陆大道的研究一脉相承，通常是定性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探究其成因，然后就进入规范研究的范畴，即提出政策建议。

高景楠(2009)认为京津冀地区的地方经济壁垒依然存在，市场分割严重。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三：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力量太大；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现行财税体制使条块分割现象加剧。对此他提出的对策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 [27] 。

4.2. 要素市场

戴学珍(2002)就在研究京津市场一体化时比较全面地指出了两地要素市场存在四大壁垒及其影响：资金壁垒，即各地政府都追求本地区产业门类齐全，导致多地重复建设，不仅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加剧了劣势；产权交易壁垒，即本地政府不允许外地企业根据需要联合或兼并本地骨干企业，不允许本地企业外迁，也不允许本地骨干企业自由决定跨地区联合或兼并，甚至强迫其联合本地较差企业，这导致了效率的损失；人才壁垒，即档案、工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户籍等规定将人束缚在局部范围内，导致人才流动受限；环境壁垒，即限制一些环境不友好的产业进入本地 [28] 。

这些问题虽然是在研究京津两地时提出的，但对京津冀地区同样适用；其中前三大壁垒仍是研究热点。

如吕典玮(2011)就对京津冀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资本市场进行了经验研究。他采用相对价格法测度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同时引入空间统计Moran指数检验京津冀地区市辖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地理上是否有相关性。结果发现京津冀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十年间未收敛，1999~2006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随机分布的，2007~2008年开始出现工资集聚现象；在研究金融资本市场时，他采用Feldstein and Horioka (FH)测试模型测度资金流动情况，发现各城市的存贷款率相关性逐年减弱，即信贷资金流动性逐年加强 [29] 。

而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提出的对策可以总结为：加强整体意识，打破壁垒；加强市场主导地位。事实上这些与加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对策是类似的。

4.2.1. 劳动力市场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城乡问题又很突出，而京津与河北的城乡对立又十分明显，因此在有关要素市场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这方面的经验分析较少，理论分析主要关注劳动力流动受阻问题。

任志诚、张朝军(1995)已经关注到了京津冀地区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他们发现在河北向京津输入大量农民工劳动力时，出现了大量混乱无序的现象，主要有两点：一是基础设施混乱，有场无市和有市无场现象很多；二是管理服务缺乏。据此他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30] 。

李锡英、王秋芳(2005) [31] 以及王文录(2008) [32] 都着重关注了京津冀地区劳动力市场统一面临的阻碍，主要可以归结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素质较低、信息缺乏、法律保障缺失、市场化程度低。他们也相应地提出了诸如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等建议。

4.2.2. 金融市场

有关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最早构想，是段自平等(1995) [33] 和李克宽(1997) [34] 提出的建立区域银行。他们的研究属于规范分析，拟定了组建的原则、产权结构、组织机构、运营模式、配套措施等一系列方案。李文哲(2007)认为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的突破口是银行结算服务，核心内容是资金的跨地域市场化流动，而天津滨海新区的政策优势为探索京津冀区域金融合作道路提供了条件 [35] 。孟祥林(2010)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构想，提出需要在京津冀区域内设立京津冀银行，在河北省范围内设立河北银行。金融体系的建设必须做到：京津冀金融不分主次、京津冀经济不分客宾、先河北再京津再河北、农村地区覆盖到乡镇、金融体系配合城市化、百姓参与金融网建设 [36] 。

对于金融市场整体一体化的问题与对策，安虎森、彭桂娥(2008)认为一体化进程还比较滞后，资金利用率还不高，联动效率还很低。为此他们提出了“大小共生，平行站位，由独立第三方协调”的平行发展模式 [37] 。李文增(2014) [38] 和王琰、张鑫(2014) [39] 都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中存在城市功能定位模糊、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李文增与李文哲一样认为目前的结算渠道极为不畅。对这些问题，李文增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协调协商机制，王琰、张鑫则认为最重要的是明确各城市的定位。何德旭、董捷(2015)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缓慢的关键原因是各地的利益与目标不一致。他们参考了长三角、珠三角的金融一体化经验，认为京津冀地区金融一体化应先由政府推动，然后向市场导向过渡 [40] 。

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关注资金的流动情况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刘芳超(2013)也采用了FH模型测度资金流动情况，分别测度了京、津、冀以及京津冀整体的资金流动强弱，结果发现三地内部河北资金流动性最强，天津最弱，而京津冀地区的流动性只比河北稍差。同时他将资金细分，检验了固定资产投资、政府预算资金、银行资金、外资的流动情况，发现前两者的流动不够自由。而在分析四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发现金融机构起到的作用很小，且外资引入存在恶性竞争 [41] 。

戴宏伟、张艳慧(2013)使用了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模型，使用1990~2009年数据，认为京津冀三地的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的，但结果并不显著。另外，只有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扩大了其金融规模，京津两地的金融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同时，也只有河北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起作用。反过来，三地的金融规模都对经济发展有较长的正面作用；金融发展效率较高，金融中介调配社会资源能力好，对经济增长也有正面作用；金融结构上，河北及天津的保险业还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应有的金融市场功能 [42] 。

4.3. 京津冀地区间、市场间关系

根据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京津冀各地区、各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割裂现象。“地区”和“市场”是研究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的两个维度。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关注的是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各种市场的一体化情况。而孙瑞佳(2012)则研究了不同地区、同一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地区不同市场之间的一体化差异。他采用边界效应模型，使用京津冀九部门区域间贸易流量、相对产出、相对距离、相对位置和相对价格数据，分析了京津冀之间市场的带动关系和各行业整合度比较。

就前者来说，他发现北京对自身经济的直接带动强，对其他两地的直接带动弱；三地自给能力普遍较低，满足自身经济中间需求的能力不高，而河北又是其中需求最低的；北京对外经济带动弱，对外产品、资源的中间需求又很大，出现了“空吸”效应。

就后者而言，他发现采矿业、制造业、农业、金融业等行业边界效应小，贸易保护程度小；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边界效应大，贸易保护程度高 [43] 。

目前看来，对京津冀各地区、各市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很少，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5. 结论

经过对京津冀市场一体化有关文献的梳理，其现状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时间的发展，京津冀内部以及之间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都在不断完善，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第二，在京津冀内部的不同地区，同一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是不均匀的，而何处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一些，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第三，在同一地区，不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也是不均匀的。

而经过分析这些现状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知道讨论市场一体化问题不能脱离经济一体化语境。就京津冀地区来说，市场一体化中所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经济一体化中所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其中最关键的是这个区域中各地地位的不对等造成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对等地位中政治因素又成为最大的影响因素——影响一体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行政干预，而行政干预背后是地方经济利益冲突、中央地方经济利益冲突在驱动。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不是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而是有了这样的政策要怎样去谈判、协商、协调从而使其得以执行。

另外，目前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的后续研究工作需要和可以继续完善的地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大多属于定性的理论分析，而经验分析欠缺，这在未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点。

第二，对商品市场的经验研究最常用的是相对价格法，事实上一些新的方法如断点回归方法已经出现，可以应用到这一领域。

第三，对京津冀各地区、各市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很少，这值得关注。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委“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特别基金资助。

文章引用

胡之光,陈甬军. 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研究综述
A Review on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J].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16, 05(02): 92-102. http://dx.doi.org/10.12677/MSE.2016.5201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