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women’s participating in ecological problems, ecofeminism gradually developed to be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diversity from a theory on the correlation of women and nature. During this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ecofeminism added the ecological elements to the traditional feminism to criticize and perfect 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ecofeminism excelled the traditional feminism on the accesses of women’s liberation, the areas of feminist’s practice, criticism of the dualism system.

Keywords:Feminism, Ecologism, Ecofeminism, Female and Nature

从主题对应到理论构建

—生态女性主义发展路径研究

邝利芬^1,2

¹萍乡学院，江西 萍乡

²南开大学，天津

收稿日期：2017年2月20日；录用日期：2017年3月12日；发布日期：2017年3月15日

摘 要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女性参与生态保护实践的发展，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由于女性与自然的主题对应性从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实现了生态女性主义多元理论体系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一方面加进了生态要素批判和完善了传统女性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有关解放女性道路、拓展实践领域、批判二元论体系方面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

关键词 :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与自然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汇流而成的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流派。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 (Fnarociesd Fuabonne) 在其作品《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及“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之后随着全球范围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女性参与生态问题实践与研究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逐步实现了从女性与自然的主题对应到多元化理论体系构建的成功转换。所有的理论都与其他理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脱胎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也不例外。生态女性主义是传统女性主义的新发展，但它不仅在理论的视野上超越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而且在自身理论价值上适应了女性主义发展的时代诉求。

2. 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主题对应：女性与自然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的结构，各流派之间有时还可能互不相容，但这些分支都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和分析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围绕着“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之初提出的一个逻辑起点。一是埃奥博尼在首次提及“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时，就指出了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之间存在的直接关系，号召女性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领导一场变革的生态运动。二是生态女性主义自身也是女性关注自然问题的产物，是女性主义运动向自然保护活动的延伸。那么，女性与自然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女性主义运动与生态主义运动是如何相契合从而构建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呢？

(一) 女性与自然的相关性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逻辑起点

在关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生态女性主义分成了两大派：一派认同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另一派则质疑把两者关联起来的合理性。在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分支中，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属于支持派，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是质疑派，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则是中间派。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相关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女性与自然具有相近的自然属性。自然属性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寻找到的将女性与自然联结起来的关键点。一方面，从生物性角度来看，女性与自然具备同样性质的身体，女性创造生命与自然(地球)创造万物在过程和角色上极其相似。母亲模仿和重复大地子宫孕育生命的行为，女性的生育就是重复着自然(宇宙)创造人类的过程。正如斯普瑞特奈克所说的，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大地上孕育万物的河流随月的盈亏而涨落，而女人子宫的来潮也经历着同样的周期性变化，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为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 [1] 。另一方面，自然属性与女性联结后影响了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女性因其履行的社会角色与自然接近，从而使得其长期与自然的特殊联系被意识形态建构成社会性别并加以强化。“自然”一词的字根在字源学上的意义就是“生育”，足见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是多么的源远流长。卡洛琳·麦茜特曾指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顽固地持续下来 [2] 。

其次，女性与自然具有相似的被压迫历史。在近代环境伦理思想形成之前，西方文明发展史一直都把自然看成是被征服和被统治的对象，自然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目的而被动地存在的，它没有自身的需求与目的，只是等待着人类去开发的“资源”。与自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境遇和地位相类似，女性一直是父权统治下的“他者”，是社会的二等公民，她的出现只是为了满足男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动地存在。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对自然的压迫与对女性的压迫都源自于西方自古就存在的“父权制”世界观，女性与自然有着相似的被压迫历史和共同的敌人。沃伦指出，环境的退化和资源的开采应该成为女性主义的议题，认识自然的现状有助于理解妇女的被压迫地位，因为男性统治女性和人类统治自然这两者在历史上、概念上、体验上、象征性上和理论上有着密切而重要的联系 [3] 。正因为女性与自然被对待的方式基于一个相似的被压迫历史和社会建构的事实，女性与自然在联结之后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最后，女性与自然具有共同奋斗的平等目标。一方面，从女性主义的发展来看，女性主义自它产生起出现了很多派别并掀起了三波思想潮流，尽管各派和每次潮流的观点差异很大且不断变化，但它们都把男性与女性拥有不平等的权力作为出发点，把解除压迫、实现男女平等作为奋斗的目标。第一波女性主义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就业权以及参政权，第二波女性主义对父权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批评，第三波女性主义倡导多元的视角以解构二元化的等级结构。另一方面，从生态主义发展来看，随着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恶化，自然越来越倒逼环保理论致力于把自然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工具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深层生态学思想已逐步取代了原来的浅层生态学思想，环保理论已经有了质的变化。深层生态学蕴含了深刻的平等诉求，它认为人类只是地球这一生命系统中的一部分，主张改变传统人类中心论。可以说，正是女性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平等目标，才最终促使了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真正地走到了一起，从而推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二) 对女性与自然相关性的争议是生态女性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贬低女性与贬低自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危机的解决与女性的解放是相辅相成的；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建构女性主义以及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对此则持异议态度，它们在另一个维度上发展出了新的生态女性主义派别，丰富和完善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如果说对女性与自然相关性的关注启发了生态女性主义者，使得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有了一次世纪末的交汇，那么对女性与自然相关性的质疑则是在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汇流之后继续推动和完善生态女性主义的后续力量。它们反对将女性与自然联结起来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在西方文化中，传统理性的二元论思维把男性和女性分割开来分属于对立的两端，并给它们赋予了高低不同的社会价值，被归入女性的自然、肉体、情感、生育、私人领域等的社会价值低于被归入男性的文化、心智、理性、生产、公共领域等的社会价值。二元论思维会导致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是父权制二元论思维的体现，是典型的本质主义倾向，也是一些传统的主流女性主义流派曾努力超越的理论观点。质疑派的生态女性主义认同这些女性主义的传统，认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等同于自然不仅会导致将女性工具化的本质主义倾向，而且会加深西方文化中的自然工具化意识，不利于女性的解放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宗教信仰来代替政治，视女性与自然为神圣的宗教信仰方式的观念，不仅会使女性继续堕入本质主义的泥潭，而且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只会让女人倒退一步，陷入神秘主义的深渊。

其次，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可能会把男性排除在解放女性的力量之外。支持派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女性更接近自然，自然世界与女性主义精神应该结合起来，它们认为男性伦理的基调是对自然的仇视，男性气质以自然为敌，生态和环境的破坏是由男性造成的。质疑派的生态女性主义则反对支持派的观点，认为这种过分突出女性气质、女性价值、女性直觉、母爱精神等将女性与自然的生物性联系起来的做法在强调女性与自然结盟同时，有把男性排挤出解放女性和保护自然的力量之外的风险，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都不是天生的，是社会文化结构的结果，压迫女性与自然的是男性气质而不是整个男性。质疑派解构了支持派关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理论，如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主张从生存的高度来理解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它认为正因为当前西方父权制式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加深了女性与自然的压迫，所以倡导从女性视角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互惠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男性与女性都应该以生存必需为原则，培养诸如关怀、同情、慈祥和养育等传统的女性美德，从而消除这种压迫。

最后，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导致难以打破不平等的二元体制。质疑派的哲学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父权体系下，无论是把女性等同于自然，还是解除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都不能使女性获益，都没有跳出二元体制的怪圈，将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还容易出现女性自然化或者自然女性化的倾向，而这两种倾向又是父权制的产物。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了父权制这一包括等级思维、价值二元论、统治逻辑在内的“压迫的概念框架”，主张把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放在女性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关系中来认识，提出一种非二元论的、建立在“关系”或“联系”基础上的新框架。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成熟，在批判传统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加深了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出了构建一种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理想。正如哲学生态女性主义者沃伦所论述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同等地看待男人和女人，他们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因此，需要一种“改革的女性主义” [4] 。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在阐释女性与自然两个主题对应关系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重构两者的关系，一步步深化了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直到最终达成了一个较为广泛的认同，即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应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

3. 加入生态要素：从内部完善传统女性主义理论

女性主义学者阿里埃尔·凯·萨勒(Ariel Kay Salleh )曾论述到，环境主义范式是“前女性主义的(pre- feminist)”，女性主义范式又是“前生态学的”(pre-ecological)，生态女性主义是通过指出女性主义与运用工具理性的西方男性中心主义之间的共谋，而质疑主流女性主义的基础 [5] 。的确，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文化思潮，其与生俱来的批评立场和批判锋芒决定了它必将对传统女性主义进行批判。它只有结合生态要素，才能修正传统女性主义各派在构建性别关系中所表现的生态不足，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理清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迷雾，以崭新的方式重构了男性与女性之间、女性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整合性的女性主义理论走向新的阶段。

(一) 生态主义相互联系的思维促进了女性与自然的一体化构建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任何不把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女性主义都谈不上真正的生态女性主义，也就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可能有效地解决歧视女性和歧视自然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对女性与自然的迫害。有鉴于此，生态女性主义对代表女性主义两大发展潮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进行了批判。

第一，自由女性主义存在的“男性化”倾向使得女性成为破坏自然的帮凶。自由女性主义主张以男性标准提出女性的平等要求，因为在男性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女性要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就只能让自己变成男人，这也是女性主义在无处发声的情况下，被迫加入男性队伍以求得解放而采取的无奈的策略性手段。但这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一方面，自由女性主义的这一做法必然会造成女性在追求解放的同时，不经意地就加入到了压迫自然的男性队伍中去。主张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诉诸女性的解放，会扩大男性的阵容，加深对自然的压迫，使得自然在成为男性牺牲品的同时也成了女性的牺牲品，因为男性的标准是否定自然的价值的，女性要符合男性的标准以获得解放，就必须否定自己与自然的联系，必须和男性一道参与对自然的压迫，这是男性文化的必然要求。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自由女性主义否定女性与自然联系的观点，肯定女性的生物性价值、女性直觉、女性意识等自然价值。哲学生态女性主义更是认为自由女性主义理论与它致力的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背道而驰的。普鲁姆德曾把自由女性主义称为“无批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在他看来，自由女性主义理论排斥自然的理性主义隐藏了深刻的性别偏见、阶级偏见以及种族偏见，这种由白人资产阶级妇女领导的女性主义实践除了让极少数的上层女性实现平等的要求外，其他绝大多数女性要在充满着偏见的男性文化下达到平等的目标简直是痴心妄想，即使是最后取得了成功，也只是壮大了统治的特权阶层的队伍，而特权阶层是通过排斥人类和非人类的低等阶层而界定自我的，因此，自由女性主义并不能挑战统治的基础本身，并且缺乏对各种不同种类的统治模式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强化的内在机制的批判。

第二，激进女性主义的生物本质主义倾向证明了压迫女性的合理性。如果说自由女性主义排斥了女性性别气质的理想，那么第二波的激进女性主义则拒斥了男性性别气质的理想，从性别气质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激进女性主义把矛头指向了压迫女性的父权制文化，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其他的压迫形式都源于此。在她们看来，女性的解放不是要否定自身的自然价值从而参与或者融入到男性的文化中去，而是要颠覆、抗拒和取代张扬男性价值的父权制文化。因此，她们主张用肯定女性特征和女性价值的“反叛策略”来抗拒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特征和女性价值的贬低、否定和压制，即“给曾经遭受歧视、排斥的女性和自然特征赋予正面的价值” [6] 。生态女性主义对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行为持质疑态度，认为激进女性主义这一做法是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延续了对女性的统治，过分强化女性生物性特征是一种生物本质主义的体现，她们所谓的女性特征和价值本身就是父权制文化建构的产物，激进女性主义不仅采纳的依然是父权制的二元论统治逻辑，有被男性文化同化的危险，而且还从另一个维度证明了压迫女性的合理性，无益于女性解放的实现。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肯定了女性的自然价值，但它从生存的角度来理解女性价值，认为西方父权制制式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加深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因此男性和女性都应该培养关怀、同情和养育等女性价值，从而创造出人与自然互惠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建构生态女性主义否定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认为女性特征和女性价值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具有男性价值和女性价值。哲学派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把激进女性主义称为“无批判的反叛女性主义”。鉴于自由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对二元体制批判的不彻底，普鲁姆德提出了构建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作为新的女性主义范式，一种更为成熟的、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将会超越平等的女性主义和反叛的女性主义 [7] 。

(二) 生态主义的多样化理论使各种生态女性主义能够和谐共存

多样性既是自然的一个特色，也是生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多样性要求以平等的秩序代替等级制的序列。生态女性主义吸纳多样性原则，对其他各类生态女性主义持包容、开放、多元化的态度。

首先，它支持各派生态女性主义从女性主义的各个支流中吸取力量。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正如存在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流派一样，也可以存在各种各样的生态女性主义。如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吸收了激进女性主义关于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的观点，但主张自然/女性与文化/男性具有同等的价值；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认可激进女性主义张扬女性生物性价值与自然价值的观点，但反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激进行为；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认可自由女性主义否定女性与自然的观点，也认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但批评它未明确触及对自然的体制性压迫的分析等。不管各派生态女性主义是从何种立场对女性主义进行批判与继承，生态女性主义都持包容的态度。由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化立场，以至于要给生态女性主义设定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都很困难，因此，只能通过有关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关系的不同认可尽可能地囊括各类生态女性主义流派的办法来界定。

其次，它鼓励和支持多元化的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其它女性主义流派相比，生态女性主义多元开放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因此尤为受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的欢迎。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性主义主要是以西方白人资产阶级妇女发动的，其中预设了一定的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和性别偏见，难以适用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发展的要求，第三世界的女性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白人女性在立场和观点上都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席瓦，她就反对仅仅把女性看成是环境破坏的受害者，而主张把她们视为环境保护的积极参与者。此外，范达娜·席瓦还不赞成西方式的恶性发展观，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以牺牲他人利益或破坏环境为前提而照搬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以及资本积累的发展套路。在对统治女性和统治自然的根源分析及其解决策略的分析上，生态女性主义拒斥女性主义采用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观点解决社会和生态问题，主张采取多元化的视角，鼓励和支持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基于地方的、土著文化的观点。

最后，它倡导构建具体、复杂、多元人性概念的女性主义理论。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对抽象个人的分析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因此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西方女性主义也是建立在高度个人化的人性概念的分析之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传统女性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认为它与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系统的完整性、多元性以及重视个体的相互关联和多样性等基本主张相互冲突。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关注整个共同体的价值和福祉而不是单个抽象个体的价值和福祉。就个体的人而言，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也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建立在现实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具体的复杂的人。因此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中，第三世界或其他地区的女性主义完全可以基于种族的具体利益建立属于她们自己特色的女性主义理论。

4.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超越

生态女性主义出现于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理论有了充足发展的时代，虽然从字面上看包括生态与女性主义两个方面，但它绝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其中还隐藏了第三波女性主义兴起之时的后现代主义对生态与女性问题的思考。因此，女性主义在经历了与生态要素的结合之后，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女性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生态女性主义为解放女性增加了新的维度

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一次海啸，它是建立在其他形式女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它与每一种女性主义都有着部分共识 [8] 。揭示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把女性从受压迫的现实中解放出来便是生态女性主义与所有其他女性主义的共识之一。第一波女性主义诉诸女性与男性等同以寻求女性的解放，第二波女性主义转向女性与男性的差异以寻求女性的解放。两波女性主义虽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它们都没有跳出从男女两性关系的维度来求得女性解放的答案，生态女性主义则跳出了性别的藩篱，从自然的维度寻找女性与自然受压迫的本质与根源，为女性的解放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一，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全新关系范式，有利于缓解男女两性的紧张关系，吸收更多的男性参与解放女性的队伍中来。女性主义内部基本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男性和女性应该平等；迄今的知识是由男人写成的，关于男人的、也是为了男人的，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些知识，以便揭示它们忽视或歪曲性别的程度 [9] 。在女性漫长的解放过程中，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为女性取得与男性平等地共享社会利益的权利，男性作为父权制一定意义上的利益既得者是女性主义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另一方面，为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有些女性主义流派，尤其是激进派女性主义采取过不少激进的甚至是带有社会破坏性的行为，久而久之，造成很多男性对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运动非常反感，他们对女性主义或嗤之以鼻或视之为洪水猛兽。男性与女性紧张的敌对状态无疑是女性平等道路上的障碍。事实上，男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父权制的牺牲品。每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带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父权制把男女两性划分为对立的两级，在建构男性气质的同时极力地排斥女性气质，因此它在带给男性利益的同时也压制了他们。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用整体主义的自然和谐观代替西方父权制度二元对立的等级制世界观，着力从以关系、责任、关怀和爱为核心建立男人和女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共生的理论和实践的体例与范式，无疑有利于消除男性对女性主义的成见，吸引他们共同参与女性的解放事业。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从自然问题切入，能够找到男女两性合作的基础，从而促进女性的解放。传统的二元化体制把女性视为柔弱的、归属于私人领域的二等公民，而男性是强壮的、归属于公共领域的上等公民。一方面，女性要打破父权文化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刻板化认知，就必须证明她们在学识与能力上和男性一样或者有着男性无以伦比的优势。而女性要能证明自我价值首先得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与平台。正如英国和美国曾搁浅的妇女参政权运动一样，女性凭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示出的巨大贡献与能力，让整个男性世界刮目相看，从而赢得了她们平等的投票权。另一方面，从自然问题角度切入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女性的生活与自然有着更为亲近的关系，与自然在本质上也极为相似，当自然受到破坏时，她们更容易领导或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爆发的很多环境保护运动，女性都是其中的支柱性力量。生态女性主义认可女性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能力，而自然问题也是男性的难题，因此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以自然问题为切入点，必将巩固男女两性合作的基础，从而共同促进女性的解放事业。

(二) 生态女性主义进一步丰富了女性主义的实践

20世纪60年代，以激进女性主义运动为代表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改变了以往的女性主义通过修改立法来实现性别平等的改良实践，开始转向有关性别政治、性别身份、阶级和种族问题在父权制上的理论研究，女性主义在学术上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它“未把批判男权中心的触角深入到社会阶级斗争的层面，而且消解男权中心的策略大都停留在语言、文化实的妇女解放斗争真正结合在一起” [10] 。因此，女性主义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都亟需一个新的增长点。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现不仅提供了这样一个增长点，而且在女性主义实践方面开启了新局面。

一方面，从生态女性主义来源上看，它根植于一系列的环保实践活动。在全球性的环保运动刚掀起的时候，女性还只是作为一支特殊的环保力量参与其中。后来，随着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凸显，女性在环保活动中力量也得到了认可，但她们在环保组织中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很多重要的领导岗位都被男性占据着。女性在环保事业中仍处于无权的附属地位，这迫使一些具有环保意识的女性主义者开始用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她们的处境，从而使得她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女性与自然遭受压迫的密切联系和父权制的根源。德奥博纳1974年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或者死亡》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时就指出父权制是造成人口过剩和自然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女性主义是治愈这两种危机的唯一途径，“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让男性权力产生‘剧变’以及由女性引导一场改变权力结构的革命” [11] 。就是这样，在环保实践客观要求的基础上，在女性主义亟需变革的要求下，生态女性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之后，它的发展把女性主义实践带入了更为广阔的实践领域。第一波女性主义虽然促成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包括消除法律上的性别歧视，肯定了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就业权和投票权，从而开启了女性由私人领域的家庭走向了公共领域的社会新起点。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女认为女性虽然获得了受教育、工作和选举的权利，但是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并没有改变，家庭和社会对妇女的传统角色定位仍然没有撼动，继而对第一波女性主义提出了质疑，包括当时产生的生态女性主义派别在内，对压迫女性的父权制进行了文化上的批判。但之后伴随着激进女性主义的落幕，女性主义便走向了漫长的沉寂。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媒体甚至宣称女性主义已经死亡，女性主义内部也出现男女不平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呼声 [12] 。可见，这两波女性主义都未完成对女性的彻底解放，女性主义实践也只是停留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有限空间里。由于它们都是西方的白人中产阶级以上的女性为主流领导的女性主义思潮，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底层的女性主义实践很难受到关注，她们的女性主义理论也难以在国际社会中发声。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却扫除了女性主义的这一迷雾，它起源于一系列的环保实践活动，在产生之初就有包括第三世界女性环保实践活动的深厚土，因此在女性主义经历了重挫之后，仍能在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并成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女性主义在固守原有阵地的基础上，把女性与发展问题更多地深入到女性与包括环境、和平、经济、种族等发展在内的所有其他问题的解决活动中去，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了女性主义的实践领地。

(三) 生态女性主义从更深层次批判了父权制背后的二元论体系

父权制最先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中使用，是激进女性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建树，用来指有家长权的男子统治、支配所有家族成员的家族形态，其中的“父权”指的是女性利益屈从、附属于男性利益的权力关系 [13] 。生态女性主义深刻地指出父权制是证明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合理性的统治逻辑，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与其他女性主义相比，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深刻地批判了父权制，还鞭辟入里地批判了父权制背后的二元论体系，显示了它广阔的视野和理论的前瞻性。

第一，生态女性主义解构了父权制背后的二元论体系。哲学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要么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或者无视父权制的存在，要么像激进女性主义一样未能让批判触及到父权制代表的二元论体系的肌理。在她们看来，建立批判性的生态女性主义当务之急是认清并挑战西方文化中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二元论体系。为此，哲学派生态女性主义代表沃伦考察了人类对自然统治与男性对女性统治之间的观念联系，并指出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是产生这两类统治的根源。此外，沃伦还根据他熟知的生态学原则分析和批判了父权制的概念框架，认为支撑父权制的是背后的一整套包括等级制思维、价值二元论以及统治逻辑在内的“压迫的概念框架”。“压迫的概念框架”作用的原理就是首先通过二元论把事物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个群体，如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然后利用价值等级制思维的思维方式，赋予上层群体更高的地位，如人的地位高于自然，男性地位高于女性；最后采用统治逻辑，认定下层群体必须为上层群体服务，如自然必须为人，女性必须为男性服务。继沃伦之后，另一位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代表普鲁姆德进一步加深了对二元论体系的批判，提出用“差异的非等级化概念”来解构二元论体系。他认为二元论的逻辑结构构成了把不同压迫形式(包括性别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自然压迫等)联系起来的基础，而传统的女性主义都只致力于某一类或几类压迫的解决，所以仍是停留在二元论的框架内来寻求女性解放的路径，因此不能全面地根除压迫女性的整个体制。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重构了父权制背后的二元论体系。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在解构了父权制背后的二元论体系后，提出了用多元性、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关怀伦理世界观代替二元对立统治的父权制世界观的构想。在她们看来，二元论的问题不是在于它肯定了差异性，甚至不在于它赋予了差异性高低不同的价值，而在于它通过对差异性极端化和绝对化地歪曲而导致的主宰关系的合理化。生态女性主义要重构父权制背后的二元论体系，就不能像自由女性主义那样仅否定差异，也不能像激进女性主义那样仅肯定差异，而是要颠覆二元论体系的极端区分和主宰关系，即用普罗姆德提出的差异的非等级化概念来构建一种关怀的伦理关系。这种关怀伦理世界观致力于多元性、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关系，把整个世界称为“宇宙之链”，认为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是相互平等、相互依赖的整体性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关系，任何等级化的统治观念都应该从社会文化中被彻底摈弃。可见，生态女性主义既承认了事物之间的延续性，又肯定了其差异性。如果用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的话，生态女性主义是既看到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又看到了女性与自然的不同，因此在理论的视野和前瞻性上都超越了传统的女性主义。

5. 总结

自然属性是一些传统女性主义流派早就发掘出来的女性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在解放女性的道路上，女性的自然属性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以及该置于什么样的位置一直是女性主义发展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生态女性主义借着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契机，自产生以来就批判性地、创造性地将女性与自然的主题对应起来，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女性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女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是一体两面的问题。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压迫性结构，倡导差异的非等级化的关怀伦理关系，不仅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也为保护人类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辩护，更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新型的平等关系指明了新的正确方向。

文章引用

邝利芬. 从主题对应到理论构建—生态女性主义发展路径研究
From Topic Correspondence to Theory Construction—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cofeminism[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03): 240-248.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303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