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ty. In the era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ddhism's dissemination and activities have also been greatly adjusted accordingly. As the first religion to enter Wuhan, Buddhism'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Wuhan, especially the adjustment and change since 1861,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Wuhan cities. The 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sites in the three towns of Wuhan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ankou. Wuchang, which has historical advantages, was surpassed by Hankou after 1861,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anyang was relatively less significa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ai Xu Master, new Buddhist institu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representing the new direction of Buddhist development. The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the activities of charity groups also reflect the social nature of Wuhan Buddhism.

Keywords:Buddhism, Religious Places, Wuhan Area, Distribution

近代武汉地区佛教场所分布的考察

廖桂艳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8年10月24日；录用日期：2018年11月7日；发布日期：2018年11月13日

摘 要

近代中国佛教与都市关系密切，在社会转型时代，佛教的传播与活动，也相应做了较大调整。佛教作为最先进入武汉的宗教，其在武汉的生存发展，尤其是1861年以来为适应社会变迁而进行的调整变化，都对近代武汉城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武汉三镇佛教场所分布随着汉口的开埠发展变化，具有历史优势的武昌在1861年以后被汉口超越，汉阳的分布变化则相对不那么显著。在太虚法师的主持下，新式佛教机构团体相继建立，代表着佛教发展的新方向，报刊的出版以及慈善团体的活动也体现了武汉佛教的社会性。

关键词 :佛教，宗教场所，武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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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1.1. 问题的提出

早期中国佛教传播为扩张影响，以都市为主要活动场所；近现代开放格局之下各种宗教并存之际，对都市传教当然会更加不遗余力。因此理清佛教在人口密集的近现代都市的活动，事实上也就把握住了近现代佛教传播和活动的主要趋势。而武汉又素有“九省通衢”之美誉，汉口开埠以来，其地位更是水涨船高，宗教活动备受关注。佛教作为最先进入武汉的宗教，其在武汉的生存发展，尤其是近代汉口开埠以来为适应社会变迁而进行的调整变化，都对近代武汉城市的形成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本文拟就以武汉一市为限研究近代武汉佛教场所分布状况及其对武汉社会的影响。

1.2. 文献回顾

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密切联系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 [1] 堪称中国历史宗教地理研究在佛教方面的开山之作。而在此之前，宗教大多仅作为文化现象而被收录于通史、志书等类著述之中，比如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于1907年所著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 [2] 和民国十年版的《湖北通志》 [3] ，都把宗教作为文化现象而收录其中。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促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得到发展，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受到重视，周振鹤所著的《秦汉宗教地理略说》 [4] 成为这一风气之先。

1991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专著《汉晋文化地理》 [5] ，探讨汉晋时期宗教文化相继在海滨环境下形成、发展并向全国推进的历史过程，以及它们在兴盛期的空间分布和在衰退期的区域遗存。张伟然先生在《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上、下篇) [6] 、《中国佛教地理研究史籍评述》 [7] 等著作中，阐述了对佛教地理研究需注意的各方面内容。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8] 一书把历史宗教地理作为历史文化地理的一部分加以简单介绍，首次提出了“历史宗教地理”的概念。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9] 一书收录了宗教地理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同时，港台和大陆一些学者相继从不同层面单就佛教地理展开的深入探讨，也大大促进了历史宗教地理学的形成。

新世纪以来，在历史宗教地理学方面也涌现出了众多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严耕望先生遗著《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 [10] 的整理出版，给历史宗教地理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即认为唐代以前的中国佛教始终是—都市宗教，而非山林宗教。至少在禅宗兴起之前，中国的佛教发展是积极入世于都市之内，而非出世遁于山林之间，这对于本文的写作有相当大的启发。

2. 佛教场所分布状况

关于寺庙的区分，笔者在此把它们分为较为纯粹的佛寺、庙庵以及除此之外的民间庙宇，虽然溯其源流，并非每种均为佛教场所，但不可否认，由于近世佛教在各方面的广泛影响，以及儒、道等中国传统思想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传统庙宇多少与佛教有关。罗威廉先生在其所著《汉口：一个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把庙宇分成五种类型，即官方庙宇、公共庙宇、行会庙宇、街区庙宇以及宗族庙宇 [11] 。其中，官方庙宇指城隍庙等代表中国城市中心地位的庙宇。行会庙宇即各商业行会所建立的会馆，比如山陕行会的西关帝庙。而对于最后一种宗族庙宇，罗威廉先生指出：“虽然某些诸如沈家庙之类的宏伟建筑冠以姓氏，暗示它与宗族存在关联，但到19世纪，其中的大部分均已名不副实，也不再由某一特定宗族提供资助，实际上已转换成另外的某一类型了。” [11] 据此，笔者把武汉历代寺庙做了简要分类统计，分为佛寺、庙庵与民间庙宇。前二者基本属于较纯粹的佛教修行活动场所，而民间庙宇中，由于除了行庙之外许多庙宇区分度已不高，故不再做进一步分类。

2.1. 佛寺、庙庵分布

武汉寺庙的修建始于东汉，唐代有所发展，明清及民国发展至鼎盛。民国20年(1931年)是武汉近代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曾号称有大小寺庙317所，丛林21处 [12] 。

明清时期随着武昌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域内寺庙众多，分布广泛。即便近代经历汉口开埠，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在武汉地区借助条约体系迅速传播，佛教与中国社会依然关系极度密切，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在武汉地区势力最为雄厚。至民国时期太虚等人创办武昌佛学院，武汉更成为国内佛教主要传播研习中心之一。1930年代，曾有人对武汉佛教状况做一概述，虽认为武汉地区“旧”佛教已趋衰落，但数量依然有“丛林十余，僧尼寺院数百所”，而在其看来真正重要的是“新”佛教以佛学教育传播为中心的武昌佛学院及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正信会、九莲僧学院等机构 [13] 。然而新式佛教机构团体虽然代表佛教发展的新方向，在舆论空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城市居民长期共处的旧式寺庵在日常社会中的地位并不会被立即取代，其数量和影响在城市各宗教中毫无疑义地居于首位。粗略统计近代武汉所存佛寺、庙庵，可知武汉三镇中，武昌有寺庵72所，汉阳有34所，而汉口则有154所之多，这些寺庙散布于城市各处，与多数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关联众多，多数市民的生老病死和其他重大人生事件，几乎都可以看到佛教活动的影子。

表1. 武汉市历代佛寺、庙庵略表 [2] [3] [12] [14] [15]

2.2. 其他佛教场所

表2. 其他佛教场所 [12] [17] [18] [19] [20] [21]

近代以来，佛教为适应武汉城市的变迁，不仅组织了佛教团体、开办寺庙附属小学、进行佛学院教育，还创办报刊、建立慈济团、开展慈善活动等等(如表2)。它们都是传统佛教近代化的产物。

太虚法师“致力人生佛教，力图把闭关的佛教推向社会，提倡济世利人的大乘利他精神。” [16] 在太虚法师的倡导下，武汉佛教正信会等团体相继成立。它们面向社会，以在家学佛的男女居士为主要联系对象，宣讲佛经，发展会员，广施善事。与此相应地，一批近代佛学院校、慈善机构如华严大学、武昌佛学院、僧侣救护队等应运而生，使佛教发展在“旧”的基础上朝着“新”方向不断前进。

2.3. 民间庙宇分布

除表1、表2所列较纯粹的佛教寺庵与佛教近代化产物外，武汉三镇还存在着大量民间庙宇。这些民间庙宇既有佛教因素在内，又杂糅有儒、道的丰富内涵。它们大多分布于市区街道之间，近距离地服务于市民。这些民间庙宇多数都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到严重破坏，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前期又相继重建。

按罗威廉先生的庙宇划分法对近代武汉三镇的民间庙宇进行粗略统计后可知，武昌有民间庙宇95处，汉口有77处，而汉阳仅有26处(表3)。

表3. 武汉历代庙宇略表 [2] [12] [15] [22]

3. 佛教场所分布状况分析

武汉三镇中，武昌地区寺庙兴建最早，近代以前也是寺庙修建最多的地区。根据表1可粗略得出，武昌有72所寺庵，年代最久远的是建于南北期梁武帝天监中期的报恩寺；9处丛林，其中8处都修建于明代以前，另一处也建于清初。汉口兴起较晚，近代以前寺庙修建相对较少，近代被辟为商埠以后，依托地区商业发展，呈后来居上之势，成为兴建寺庙最多的地区。汉口有寺庵154所之多，超过2/3都是1840至建国前所建；10处丛林中，有7处建于晚清及民国以后。而汉阳寺庵修建最少，仅有34所。从民国时期佛教寺院的数量来看，汉口地区占绝对优势，其中绝大多数始建于近代，特别是汉口开埠之后；尽管从绝对数量上看，武昌的寺庙数量并不少，但相形之下，远少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汉口，而汉阳寺庙数相对则更少，显然这些佛寺的出现和存在与近代城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武汉城市宗教与城市人口及社会经济的正相关性，即宗教场所均主要分布于人口密集区，对城市经济高度依赖，也即严耕望先生所指称的“都市宗教”，形成与城市社会的共生关系。

从所处位置来看，近代以前武汉所建的寺庵，大多位于城市郊区。如南朝齐代所建的武昌宝通寺位于洪山南麓，建于唐代、明代重修的武昌莲溪寺位于龙山涂家岭。近代以来，由于时代发展、市区扩张、市民需求等原因，新建寺庙穿插于街坊之间，呈共同发展之势。如建于1869年的汉口九莲寺就位于繁华的汉中街，建于1934年的汉口菩提寺也位于商贸活动频繁的交易右巷。近代除少数原有寺庙分布于城市郊外，多数寺庙均坐落于城市之中，与民居相邻，与城市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显然近代中国佛教与都市关系同样密切，除了佛教机构与地方政治上层人物有密切联系，往来方便之外，其在城市中信众较多，对城市经济来源高度依赖，是其选址和活动于城市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显示在近代社会转型时代，佛教的传播和活动，也相应做了较大调整。

从寺庵规模来看，有一定规模的丛林大多远离市区。比如近代武汉的四大丛林中，古德寺几乎位于汉口最北部，莲溪寺位于远离武昌市区的郊外地带，宝通寺也位于离市区较远的洪山南麓。这当然应该不可能是因为佛教寺院出于修行需要故意远离城区，而是由于城市土地价格较高，规模大的寺庙只能在地价相对的郊区寻求发展空间，但其选址也力求距离城市相对较近。

至于佛教寺庙学校、佛学院、佛教团体等，多办于寺庙之中，这些机构多数是近代社会的新生事物，力求对传统佛教进行改造，除武昌佛学院等少数筹款较多者外有独立办学场所外，大多依托于传统佛教寺院。

4. 佛教场所分布对近代武汉城市产生的影响

佛教从进入武汉到近代以前的一千五百多年间，在武汉形成了庞大的佛教信仰体系。汉口开埠以前，武汉的宗教活动大多与佛教有关。但这一地位在汉口开埠以后受到冲击。

近代以来，自然灾害、人民起义、征伐战争等不断，各地人口流动，武汉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迁往武汉的移民增多。这些移民入武汉的各地人士改变了武汉的人口结构。他们进入武汉以后，为了生存发展，势必会在原城区的基础上向内陆扩展以获得居住区间。这样一来，城市区间扩展，原来远离市区的佛教寺庵，就很可能被纳入其中，使佛教出现了世俗化等近代化倾向。

市区扩张、社会发展以及西方宗教传入对佛教产生的冲击等原因致使佛教对自身发展进行的思考，产生了“旧”佛教基础之上的“新”佛教，一批近代佛学院、佛教团体相继成立。佛教刊物、慈善团体的产生也丰富了武汉城市的内涵。

5. 结论

近代武汉三镇的佛教场所分布中，武昌基于历史优势，佛教场所分布较多；1861年以后，汉口超越武昌，成为近代武汉佛教发展最快的地区；汉阳分布最少。近代以来，由于社会转型、市区扩张、市民需求、西方宗教的冲击等原因，佛教的传播与活动也相应做了较大调整。太虚法师“致力人生佛教”，主持创办的新式佛教机构团体，对传统传教进行改造，使“新”佛教在舆论空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城市居民长期共处的旧式寺庵，在数量和影响上依然居于首位。报刊的出版、慈善活动的开展也体现了近代武汉佛教的社会性。

文章引用

廖桂艳. 近代武汉地区佛教场所分布的考察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Places in Modern Wuha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11): 1765-177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1126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