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1年6月1日；录用日期：2021年6月30日；发布日期：2021年7月7日

摘要

方志编篡自唐宋以来形成独立体例。明清之际，方志发展蔚为大观。明代方志以简明为特点，而清代方志受清代考据之风以及西学东渐的影响，其编篡思想和编篡体例有因有革，与明代颇有不同。研究表明，光绪《蓝田县志》的核心编纂思想是“图、表、志、传，缺一不可”。该志的编纂体例也贯穿了以图、表、志、传为纲，地理图表与历史志传并重的著作精神，纲目清晰，繁简得当，内容充实，特点鲜明，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方志著作。

关键词

光绪《蓝田县志》，编篡思想，著作体例

The Editing Thought and Writing Style of Lantian County Records of the Guangxu Period

Xinrui Tia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Zhong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Received: Jun. 1^st, 2021; accepted: Jun. 30^th, 2021; published: Jul. 7^th, 2021

ABSTRACT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has formed an independent styl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ronicles became a great phenomenon. While the Ming dynasty was characterized by concise and clear prescriptions, the Qing dynasty was influenced by the Qing dynasty style of examination and western learning, and its compilation ideology and style of compilation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Ming dynast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re compilation idea of Lantian County Records of the Guangxu Period was “one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diagrams, tables, geography and biographies”.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the book is also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e outline of map, table, geography, and biography, and the spirit of the work which emphasizes both geographical chart and historical biography, with a clear outline, simple and complicated, full of content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Keywords:Lantian County Records of the Guangxu Period, Compilation Ideas, Body of Writing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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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战国时期，即有蓝田县。《汉书·地理志》：“蓝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 ( [1], p.683)《陕西通志》：“秦孝公置蓝田县，惠王命太子向为蓝田君即此。始皇时以蓝田县属为内史。”( [2], p.1086)《周礼》曰：“玉之次美者曰蓝，此县山出玉，故名。”李商隐诗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蓝田县志》的修撰始于明代。清代，有雍正《蓝田县志》、嘉庆《蓝田县志》、光绪《续修蓝田县志》、民国《蓝田县志》等。目前，学界对蓝田县志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从编篡思想和编篡体例两方面，对光绪《续修蓝田县志》进行初步的探研。

2. 卷首序及凡例所见光绪《续修蓝田县志》的编篡思想

吕懋宏所撰光绪《蓝田县志》序称，光绪《蓝田县志》的编纂，“自道光十九年以前，守旧志而遵循之。自道光十九年，续新志而附益之。卷帙次第、条例后先，一仍其故。譬诸承家，旧志垂为典章，而新志奉为约束者也。譬彼行远，旧志导夫先路，而新志步夫后尘者也。”( [3], p.3)也就是说，光绪《蓝田县志》的编纂，对于道光十九年以前，仍旧沿袭的是旧志的体例，而道光十九年以后，则采用的新志的体例。《凡例》说：“蓝田志存者有雍正八年之李志，嘉庆元年之马志，马志中按语多称旧志，即李志也。今志于马志按语之可存者存之，直称马志以别于马志之称李志为旧志。”( [3], p.6)据此，则此处所谓旧志，应当包括雍正“李志”和嘉庆“马志”。新志则当为吕懋勲主编的光绪《蓝田县志》(以下简称“吕志”)。那么，相对于旧志，吕志表现出哪些新的变化呢？

2.1. “图、表、志、传，缺一不可”的编纂思想

吕志特别重视地理图表的运用，用一卷的篇幅，专门用地图描述蓝田地理。《凡例》说：“方志以地理为主，地理以图为主。前志卷首载《县治》一图，略具形似，非地理家法也。今志仿《图经》例，以图冠首，别为一卷。”( [3], p.6)

吕志也不是对所有内容都采用地图来展示，而是有所选择的。《凡例》说：“县境错入邻域，参差不齐，有长方勾股圭形等，势惟开方之法足以明之，故于县境全图、二十里图、诸山图、道里图皆用开方。水势曲折历涧而注，非开方所能尽，故诸水图不用。”( [3], p.7)清魏源《圣武记》卷六：“利玛竇、南怀仁诸地图，开方计里，眉灿星臚。”( [4], p.260)清冯桂芬《绘地图议》：“今江南州县有鱼鳞册，犹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绘图不知计里开方之法，图与地不能密合，无甚足用。”( [5], p.23)大抵开方即是绘图过程中求算面积。也就是说，吕志中的县境全图、二十里图、诸山图、道里图全部是用计里开方的技术方法绘制的，地图的精确性大为提高。

至于各个河流地图，则不用开方。另外，对于县内建筑作图，也仅限于县署、学宫和书院三类重地，其他则一概不专为绘图。至于军事要塞，虽无专图，但在县境全图有详细注明。

对于志中各图，吕志也有相应的注释。相对于旧志，这自然是一种创新。不过，编者谦虚的认为，对地图做注释，看起来像是新创，实则是继承前人而来。《凡例》说( [3], p.7-8)：

图必有注，昉于大易之系辞也。郑樵谓辞以系名，盖系于易象之后，即图注之所由起。春秋公羊家言比事属词，属词亦系词之义。春秋无图而有谱，太史公书历引周谱，谱与图名异实同，故属词即周谱之图注也。《三辅黄图》《遁甲开山图》诸书久亡，其散见于唐宋人所引者，皆当日之图注，故今志图后之注虽创实因。

古代方志的编纂有所谓地理一派，有所谓历史一派。地理一派更重地图的运用，历史一派则更重纪传体的运用。吕志折中其间，对地理地图和历史的志、传兼而用之。《凡例》认为，“夫州县方志，于古属外史，所掌其在史部也，属地理门。图经者，地理门中之一种也。方志之例，宜以图经为主，而参用史法，俾纪纲法度”( [3], p.5)。编者这样做的理由，是认为方志虽然属于历史，但与地理密切相关，所以，应当以地理图经为主，而参用史法。尽管编者充分估价了地理图经在方志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十分重视历史方法，仍然采用了传统史学的表、志、传的体例。《凡例》所谓“图、表、志、传者，缺一不可，夫然后可为信史”( [3], p.5-6)。这句话清楚的表达了编者史地融合的方志编篡思想。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一种历史地理融合的体例，但在本质上仍旧是偏重于历史的。在编者看来，志书根本上还是历史书，地理地图的大量使用，不过使得志书更加详瞻可信而已。

2.2. 裁撤合并，务使志书体例优化规整

吕志的编纂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在雍正李志和嘉庆马志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而来。因此，吕志对前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于这一点，《凡例》有十分详细的说明。《凡例》说( [3], p.10-13)：

■前志首载天文，循俗例也，并引填星掩铖、熒惑入东井二事以为蓝田征应，似矣，然占法统言在秦不在蓝田，因桓温破符健、沈田子破姚泓皆在蓝田，遂谓二星专主田，可乎？今一概从删，特作《地平高弧线表》以明授时之准。

■沿革、纪事分二门，杂记中又散著大事，非例也。今以年经月纬之法合为一表，庶览者梨然。

■职官选举，前志但录履历，非传非表，大类花名卯册。兹特更正。其有事可祀者入循吏列传，无事者入表以存其名。

■山川有图复入土地志者，县境山川皆有名于古，见于史，与各地理家书图只能辨方位不能溯古迹也。土人所呼之名于古不合，志中叙次一主俗名而以古名证注其下，盖流俗沿讹不自今始，专列古名反滋疑怪矣。

■古迹风土等自来志乘者各自为门，今皆统诸土地志以省繁冗。

■辋川名胜最多，今以前岁已作《辋川专志》将附诸县志后，故今志古迹等但列其名而不详叙以免重复。

■功令赋役全书十年一修，因革损益不书，与旧同也。道光十九年赋役全书初成，故志田赋全采之，不厌其详。

■学宫书院皆有图，复作学校志者，造士之方图难书载，汇为一志，以昭郑重。

■古者学与庙分，有事则祀先圣先师于学而已。元明以来学与庙合，至今已成定制。吕泾野志高陵、乔三石志耀，入文庙于祠祀，不入于学校，意在存古，不自知其违今也。志于文庙有学宫图即以建置为图注，而学校志但载规制，庶于古今两不戾。

■寺观本宜入土地志，今以类相从附祠祀后。

■艺文、金石，前志所无。不惮搜罗，以補其阙。

■前志于各传分门太多，且有毫无寔事而以雷同之言，类乎考语亦为一传者，皆不合例，今使各以类附，不入传，亦不没其名。

■前志以苏晋、荣察入艺苑传，非也。今改入列传。韩干、施璘两人占艺苑一门，不成篇目，故亦入列传。

■前志方伎只赵胡一人，不成篇目，亦无可从之类，而杂记中所载有名僧道甚多，不入正志，亦非例也。考前史如佛图澄、鸠摩罗什、元奘、张果、林灵素之流皆入方伎传，魏书之释老志、元史之释老传，尤为得体，今志遂从此例。

■节孝妇已蒙旌表者全入列女传，其未旌而已合例者，近人修咸宁长安二志皆备载之。穷乡僻壤，苦节能甘，无力上达，遂至湮没，是采访者之责也，俟核其真确以次续入。

■前志征引甚博，凡涉县事，虽稗官野语无不罗载，今一一刊正以明史例。

吕志的结构安排体现了编者的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见识。例如，旧志卷首一般多用天文分野叙说本地地理，而新志弃不用，直接用《地平高弧线表》取代。由于《史记》《汉书》中的天文分野出自战国晚期的阴阳五行家言，内中多有迷信以及牵强附会之说，而历代志书沿用不改，此实固陋。吕志代之以高弧线表，这无疑需要非凡的见识。学宫、书院固已有图，但吕志又不避繁冗，做《学校志》，目的是“以昭重视”，表达了作者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艺文、金石旧志所无，编者“不惮搜罗，以補其阙”，也是一个创举。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

2.3. 重视实证，不妄立说

中国方志名目虽繁，篇幅虽长，但大多都有抄袭正史、重复雷同，以致史料价值降低之弊。在这方面，吕志做的是比较好的。吕志序言称：“袁君生长乡邦，谙练故实，病夫灞产各源，旧说轇轕，已乃徒步裹粮，蹇裳被莽，由委穷源而正之。昔人云百闻不如一见，此尤足信。”( [3], p.3)因为编者是当地土著，熟悉蓝田地理掌故，因此能纠正陈说之谬，而其正谬之法，则是“徒步裹粮，蹇裳被莽”的实地考察，而不是坐在书斋里编书。实地考察，是中国史学家、地理学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6], p.1750)。郦道元“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 [7], p.1)，徐霞客一生游历三十四年，遂有《徐霞客游记》，诸大师皆能身亲实践，亲眼观察地理风物，补人知识之阙。吕志虽不及以上诸人伟大，但也做了大量实地考察，纠正了许多谬说。《凡例》又说：“无本之说不可以示后，凡所征引皆标出处，或有讹误后人得辨而正之。”( [3], p.6)所谓“无本之说”，即是没有根据的附会不可信之说，对此，编者也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吕志书中“凡所征引，皆标出处”，对于俗间讹误，也一一辨析纠正。吕志《叙传》说：“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必核其实，志岂可徒行其名乎？必博采故老，访询舆评，而后其行为有据，其事为足徵。”( [3], p.737)这种考据家风，已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点。

2.4. 受到乾嘉考据学的影响

就方志发展史而言，清代方志的发展到达了新的高峰，方志编篡思想也呈现百花齐放状态，清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学派，考据学派最讲究的是“征实考信”，考居家们的考证大致不出名物、史地之范围，而地方志作为“记载一个地方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典籍，被称为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 [8], p.8-9)。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给了考据学家一片施展拳脚的乐园，因此许多著名学者都参与到地方志的编篡之中，并以编篡地方志为自己平生之功绩。于是清代出现了一批方志学大家，诸如戴震、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人都积极参与地方志的修著，使清朝地方志蔚然可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戴震为首的方志地理学派和以章学诚为首的方志历史学派。

戴震认为，编篡方志首先应注重地理沿革，他强调“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古今沿革，作者首以为重”，例如他所修《汾洲府志》的篇目中：卷一为地图、沿革表、沿革；卷二为星野、疆域；卷三、四为山川；卷五为城池、官署、学校；卷六为关隘(险要的关口)、营汛(军队驻防地)、驿铺；卷七为户口、田赋、盐税；卷十三到十六为人物；卷十七到十九为科目；卷二十到二十一为烈女；卷二十七到三十四为艺文。《汾阳县志》的篇目为：卷一为沿革，疆域；卷二为山川、城池、官署；卷三为赋税、学校；卷四为人物，孝义；卷十一至十四为艺文。疆域沿革都放在方志编篡的目录之首，显示其重要地位，因此这两部志书都充分体现了戴震重视沿革的修志主张( [9], p.19-22)。而章学诚则始终主张“六经皆史”、“方志乃一地之史”，他认为编篡方志应该根据“志为史体”的基本原则，遵循《史记》等古史书的纪传体例，以皇家纪年，典籍法制，人物传记为重点，并且为方志设计了一个“三书四体”的结构，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做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四体即“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做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例如章学诚所修的《永清县志》中纪两篇；皇言纪第一，恩泽纪第二；表三篇：职官表第一，选举表第二，士族表第三；图三篇：土地图第一，建置图第二，水道图第三；书六篇；列传十篇。一共二十五篇，完美的落实了“三书四体”理论内容。章学诚方志编篡思想和理论对当时修志之人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不少地方以《永清县志》为模式编篡地方志。以此而论，则光绪《续修蓝田县志》“图、表、志、传，缺一不可”的编篡思想，也不戴、章二人的影响。至于吕志所标榜的“无本之说不可以示后”以及“凡所征引，均注出处”的做法，也明显受到了乾嘉考据学的影响。

3. 正文所见光绪《续修蓝田县志》的编篡体例

据该书目录，吕志图共一卷，卷一图，列有《疆域图》《县城图》《二十里图》《道路图》《县境诸山图》《县境诸水图》《水利图》《县署图》《学宫图》《玉山书院图》《玉山考院图》等十一图；吕志表共四卷，每卷一表，共四表。卷二《经纬高弧表》，卷三《纪事沿革表》，卷四职官表，卷五选举表。吕志卷六至卷十一皆为志，卷六土地志，卷七田赋志，卷八祠祀志，卷九学校志，卷十艺文志，卷十一金石志。吕志卷十二至卷十六为传。卷十二循吏传，卷十三列传，卷十四忠孝传、儒林传、寓公传、方伎传，卷十五列女传，卷十六叙传。吕志书后附录《辋川志》《文徵录》。大抵吕志的编著架构严格贯彻了“图、表、志、传，缺一不可”的编纂思想，较诸前志，纲目清晰，繁简得当。唐刘知几《史通》说：“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吕志其庶几乎？

3.1. 图

在方志史上，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记述地方情况的专门著作也可称作图经。又称图志、图记。以图文纪事。先秦学者著书有“左图右书”的做法，故几经转折，图经成为中国方志史上的较早的地理书著作形式。一般地，图经中的图主要是指某一个行政区划的疆域图、沿革图、山川图、名胜图、寺观图、宫衙图、关隘图、海防图等；图经里的经，则是指对图的文字说明，涉及境界、道里、户口、物产、风俗、职官等。现知较早的图经体地理书有东汉《巴郡图经》《三辅黄图》《遁甲开山图》等。吕志提及的《三辅黄图》清代考据家孙星衍断为汉末人撰，原书一卷，后有六卷或二卷本。《洛阳宫殿图》已轶，今无考。《遁甲开山图》为汉代纬书，清代黄奭《黄氏逸书》中留有一卷。稍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有《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者均为敦煌遗书残卷，有文无图。唐代，一些志书开始出现图少文多的趋势。南宋时，图退居附录地位，图经向方志过渡。元代编修简易图经一度较为普遍。明代间有以图经为名的志书，清代及以后以图经命名的志书极少。

吕志重地理，故亦重地图，卷一即列十一图，用以贯彻“方志以地理为主，地理以图为主”的地理家法。吕志谓：“蓝田负骊山，灞、浐环络，原隰合沓，疆界参差，错入邻域。非标其经纬，不足以辨其华离，举凡政令调教之地，斟酌损益之宜，因地而制者均不可明，此疆域图、城图、二十里图、道路图、山图、水图、水利图之所以作也。”( [3], p.26)

《凡例》称“蓝田为秦楚咽喉自古戎马必经之地，营泛驿铺在所，必详今于县境全图，丙列清而注中更明之”( [3], p.8)。查吕志诸图中并无“县境全图”，而有疆域图，疑《疆域图》即其所说“县境全图”(见附图1)。

《疆域图》中画有方格，以示距离远近。该图虽无图例，但图中有“每方三十里”文字，表示一个方格的实际距离是三十里。图中显示，自东逆时针环绕，蓝田与咸宁、镇安、商州、洛南、渭南毗邻。图中标出灞水、辋水两条河流，以及前衙、曳湖、七盘、峣岭、新街、大寨、蓝桥等七处地名，十分简略。《疆域图》附有大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县境的四至、驿铺、塘汛、旧志八景。“驿铺”条云：“旧有青泥、蓝桥、蓝田、□平、韩公堆五驿，今裁废。额设递马四匹，马夫二名。总铺在城内，开张、故景、储景三铺在县西北。七盘、北渠、蓝桥、新店四铺在县东南，额设铺兵二十四名。”( [3], p.32)“塘汛”条云：“县东大寨金山，县东南蓝桥、北渠、新店，县西前卫镇，县西北咽瓠、新街镇。每汛兵两名。”此条又注明：“图中凡铺作○，凡汛作△，铺兼汛者作。”( [3], p.32)“旧志八景”条云：“玉山并秀、灞水环清、秦岭云横、蓝桥仙窟、绣岭春芳、鹿原秋霁、辋川烟雨、石门汤泉。”( [3], p.32)其余各图写法大抵皆是先图后文，颇为简明。

3.2. 表

表，一作谱，是纪传体史书中常见的部分。刘咸炘所谓“史表所以明事势”( [10], p.50)者也。表与本纪、列传、志不同，它以表格来整理历史现象之流变，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使人易于理解，也是纪传体史书常见的著作体例之一。《史记》卷十一至卷二十二有表十篇，开纪传体史书有表之先河。此后，《汉书》有八表、《东观汉记》有五表，降至民国，《清史稿》亦有十表。

吕志有四表，分别是《地平高弧表》《纪事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为什么要删掉旧志中的天文分野而改为经纬度标示的高弧表？对此，表前文字有详细解释( [3], p.133-134)：

志一邑而冠分野，陋例也。县境百里不及宿度一分，故《晋书·天文志》列州郡入度次数而不及诸县。前代乔三石志耀州亦云：一州二县太小，不书也。夫《书》言敬授，《礼》著辨方，尧之四宅与周公之土圭营洛，皆以为民极。其法以太阳高弧为主，而地平纬度与经度加时分焉，三代以后缺焉不讲。至我圣祖仁皇帝始命官分测中外，载度数于图舆，载节气于时宪，日景不讹，民事有准，洵足以函尧育周超越万古矣！经度者，京师所偏之度也。纬度者，北极出地之度也。凡恒星之隐见、胜景之多少、昼夜之永短、节气之早晚、交食之深浅皆由此以为加减。一邑虽小，经纬秩如。谨衍为表，以提政纲，而分野则从删云。

分野，指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我国古代的天文学说，把天象中十二星辰的位置与人间社会的地分野结合在一起。这种理论，就天文学来说，被称为分星；就地理来说，则被称为分野。我国古代占星术认为，地上各邦国和天上一定的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对应地方的吉凶。《史记》《汉书》等皆以分野言地理。吕志认为，地理言分野是一种陋习，远不及后来以经纬度言地理，又搬出康熙实测经纬度的旧例，以堵众人之口，坚决主张用经纬度而废分野，故有《地平高弧表》之作(见附图2)。

大抵所谓高弧表，分上下两半，上半部首列中暑节气，次列日影最正时刻，次列经度。下半部首列日出入时刻，次列纬度，再列节气。若以今人的眼光看，则似乎有点像是一副由文字表格表达的年度地区气温表。

《纪事沿革表》，是一种合史家之记事与地理家之沿革为一体的不常见体例。至于为什么要把历史叙事与沿革地理合二为一，编者在表前也有交代，谓( [3], p.139)：

史重纪事，地理家重沿革，合而表之，宋景定《建康志》、咸淳《毘陵志》例也。蓝邑蕞尔，僻在山陬，而南迤武关，钤束秦越，戎马交错，靡代不争，加以灾祥徵应、郡县分合，三千年来昭著史册，均足以备善败而镜得失。本朝嘉庆初，三省教匪沿山扰害，蔓延几及十稔。泊同治元年后，发、回、捻诸匪纷至沓来，上下数十年间，变故、灾祥层见叠出，而录之用备参稽焉。

将历史纪事与地理沿革合在一处，始于宋代景定《建康志》和宋咸淳《毗陵志》二志，吕志沿袭其例。在编者看来，因为蓝田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记载详细而且重要，且清代嘉庆以来蓝田地方先后有白莲教、太平军、回民起义、捻军扰乱，危及地方治安。备记历史，则足可资政。所以将历史纪事与地理沿革合而编纂，合适且必要。

吕志《纪事沿革表》起自140页，终于238页，凡98页，虽篇幅冗长，但其中也不乏正史未载的地方史料。例如，其记白莲教蓝田事云：“嘉庆元年，三省教匪据南山，出刘峪，烧穆家堰、大小寨等村，又出汤峪，烧侯官寨等村，乡勇阵亡数百人。”其记清代灾害云：“道光十五年六月，山水爆发，冲没冯家寨、林家寨等村。淹没民舍数百所，男女死者八百余人。”“道光十六年春，大饥。米值钱一千四百文，乡民多取榆皮疗饥。”“道光二十六年，大旱。禾苗枯死，粮价腾涌。”“咸丰八年，蝗自东过境，其飞蔽日。”凡此种种，皆为研究地方史、灾害史的珍贵资料。

吕志另有《职官表》《选举表》，《职官表》汇集自晋至清同治时期历任蓝田地方官员名录。《选举表》备载自唐至清蓝田科甲贡举以及朝廷封赠情况。

3.3. 志

志者，记也，志书，即纪事之书。《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之说，可见志书缘起甚早。古代志书有两种，一种是地方志，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一种是专志，记载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如《华岳志》《关中陵墓志》《味经书院志》等。吕志既是地方志，则书中之志自然是主体。

吕志有土地志、田赋志、祠祀志、学校志、艺文志、金石志，共六志。土地、田赋为一县财政经济之支柱，祠祀、学校、艺文为一县文教之重，二者为地方官员施政之要务，历代各类地方志均有。唯独金石志，为他志所罕见，亦可谓吕志之特色。

《土地志》亦记蓝田山水川原。其记白鹿原，则云( [3], p.339-340)：

贵山迤北为白鹿原，焦戴河水出焉。

《魏书·地形志》：蓝田县有白鹿原。

《太平寰宇记》：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于此原。

《长安志》曰：白鹿原在县西五里，南接南山，西北入万年县界。

《雍录》云：白鹿原者，南山之麓，东西二十五里，南北四十里。

《旧志》云，鹿走沟在白鹿原，去县西四十里，又名卢子沟。又有凫谷，亦在白鹿原，去县西十五里。又，獐坡在县西二十里。又，龙凤坡在县西二十里。盖白鹿原之尾也，接咸宁界。

白鹿原之西曰磈山风凉原。

金石学是中国传统的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偏重于器物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所研究的古代器物狭义是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及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文物。金石学起源于唐宋之际，后来蔚然大观。由于它研究的是文物，故与现代考古学较为接近。但严格意义上说，金石学自有明晰的学问界限，至今仍可独立设科。自金石学诞生以来，虽然其学影响较大，但一般地志极少有《金石志》，清代方志大师戴震、章学诚也没有为金石独立创志，故《金石志》为吕志所新创。何以吕志会新创《金石志》？编者称( [3], p.481)：

金石之学，于今为盛。其足以资经史之考证者，前人言之已详。蓝田前志《杂记》中有秦玺、行烛登、蓝字钱三种。秦玺徵引太繁，有似类考，非体例也。今统为要删，更稽群籍，以补未备，作《金石志》。

正如编者所说，吕志《金石志》之作有二因，一是清代金石学大盛，足资经史考证。二是蓝田旧志中已记载有蓝田出土的三种器物。又因旧志对秦玺考证太过繁琐，不合志书体例，故吕志删去繁冗，又考补其他，终成《金石志》一篇。

吕志所说秦玺，即著名的秦始皇传国玉玺。吕志称秦玺以蓝田为之，刻鱼、虫、鹤、蟮、蛟龙，皆水族物，大概是取此意，以辅水德。至于秦玺印图，《辍耕录》录有四种，至其文字，则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两种之异。吕志博稽群书，详加考订，认为秦玺文字当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见附图3)。

吕志所说的行烛登，即蓝田鼎湖宫出土的行烛登。登，古作“鐙”(见附图4)。

吕志所说的蓝字钱，即阴面铸有“蓝”字的唐代钱币。如附录五所示。吕志《金石志》所记蓝田当地金石计有尊卢氏币、父巳鬲、伯父敦、弡仲簠、弡伯旅匜、兽环细文壶、秦玺、螭首平底斗、上林鐙、鼎湖宫铜行烛鐙、蓝田共鼎、覆车山鼎、蓝字钱、大唐空寂寺故大福和尚碑、胡蓝印等十五种，每种器物的记录皆仿吕大临《考古图》，图文并茂。凡有铭文者，皆一并录入，且有考订(见附图5)。

3.4. 传

志之后，继之以传。吕志有循吏传、列传、忠孝传、儒林传、寓公传、方伎传、列女传、叙传。“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是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亦称“良吏”，俗亦称“清官”。吕志本为县志，于传首列循吏，则不无崇尚循吏清官之义，义例颇正。《凡例》于传有四条，其一云“前志以苏晋、荣察入艺苑传，非也。今改入列传。韩干、施璘两人占艺苑一门，不成篇目，故亦入列传。”( [3], p.12)盖吕志于循吏、忠孝、儒林、寓公、方技、列女皆有专传，外此，则入列传。续传非传，乃编者仿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作，追溯蓝田地志编纂历史，回忆吕志编写经过，解释吕志各卷题名等，相当于今人著作后面的《后记》。

4. 结语

光绪《蓝田县志》的编篡始终以“图、表、列、传缺一不可”的编篡思想为核心，将这一编篡精神贯穿全文始终。从体例上可以看到，作者以图、表、志、传为纲，其下分若干子目，编篡内容纲举目张，井然有序，详略得当。吕志编篡在继承旧志部分内容基础上，对不妥内容增补删减，重新归置，同时用经纬度标示的高弧表替代旧志所用的天文分野、增添金文志等内容的创新，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文章引用

田昕蕊. 光绪《蓝田县志》的编篡思想和著作体例
The Editing Thought and Writing Style of Lantian County Records of the Guangxu Period[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07): 1655-166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722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