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04 No.02(2016), Article ID:17882,5 pages
10.12677/WLS.2016.42007

Study on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of Stuart Hall

Xi Che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un. 7th, 2016; accepted: Jun. 25th, 2016; published: Jun. 28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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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art Hall, known as the Father of Cultural Studies, has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tuart Hall integrated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semiotics and 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into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and formed a uniqu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which is a new definition of “culture”. Simultaneously, taking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s the center, Stuart Hall researches the operation mode and impact of culture in sorts of cultural phenomena, and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heritages from the modern society.

Keywords: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Semiotic, Discourse, Power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的运作

程 熙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收稿日期:2016年6月7日;录用日期:2016年6月25日;发布日期:2016年6月28日

摘 要

斯图亚特·霍尔被喻为“文化研究之父”,他所建构的“文化表征”理论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以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融入表征概念之中,形成独特的文化表征理论,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同时,以表征为内核思考其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发挥的作用,不断地反思现代社会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

关键词 :文化的表征,符号,话语,权力

1. 引言

斯图亚特·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与思想集大成者,被喻为“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所建构的“文化表征”理论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因时而变,结合他所处时代的情况和变化——由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的整合过程,不断地反思现代社会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就霍尔的理论而言,“文化表征”是其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核,表征涉及到意义的生产、符号的编码、消费的解读等一系列社会文化运作方式,对于洞察和探寻社会生活领域内发生的诸种文化事件、文化的运作方式、文化的功用和地位、文化身份及文化霸权等问题,确不失为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2. 文化、表征与意义

在《表征: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的前言部分,霍尔首先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表征与文化有何关联。“文化”向来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难以解释的概念之一,有很多不同的界定方式。对文化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雷蒙·威廉斯将文化概括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主要指向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第二种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即作为智性与想象作品的文化;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1] 。威廉斯对第三种文化的解释,影响最为深远,“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超越了利维斯的精英主义传统,将文化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文化走向民主化和大众化,消解和模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然而,威廉斯倾心文学形式批评的研究方式,使其不能从更加具体、实际的社会化角度阐释文化方式和文化实践,无法回答“文化如何被建构”、“如何解释文化差异”、“文化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霍尔提出“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 [2] 的概念,认为文化指涉的是“共享的意义”,即不同群体同属于一种文化,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包括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在这层意义上,文化指涉社会成员之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其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对事物所言、所思和所感,即我们对事物进行表征,意义才能得以彰显。而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这里有两个相关的意义,“其一是表征某种事物即描述或模拟它,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将此物的一个相似物品形构出来;其二是指象征、代表、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 [2] ,这一描述性的界定,同时指出表征的表层意义和内涵指涉。继而,由此引出表征过程中的两个“表征系统”:第一个“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概念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这个系统使我们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到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由此,将事物、概念、符号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展示语言中进行意义生产的实质属性,这就是表征的整个意指实践过程。

就其外延而言,表征是对客观世界的象征符号;就其内涵而言,表征不是单纯的反映现实世界,而是一种文化建构,具有意指实践的功能。各种事物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意义并不存在人、物、事之中,也不在符号/语言之中,意义是被构造出来的,即“在表征的过程中生产意义”,以此形构我们的“共享的意义”和文化。表征的最终指涉是通向文化的表征,而文化是表征理论中最核心的要义,两者是两位一体的表述。表征和文化实是一种/一组意指实践,其本质性议题是“意义的给予与获得”。

3. 文化转向/从语言到文化:从语言学到符号学

霍尔把语言的意义表征的运作方式概括为三种途径,分别是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三种途径。在第一种反映论途径中,意义被看作是置于现实世界的个体、人、观念或事件中的,语言如同“镜子”一般单纯地反映或模仿已存在于彼和固定于世的真相的方式运作的理论,如同“模仿论”;第二种意向性途径认为说者、作者通过语言把他/她的独特意义强加于世界,语言的意思即作者认为各种事物的应有之义。这一理论有很明显的缺陷性。语言无法成为完全私人的游戏,若社会成员间用完全私人的语言表达自己,则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语言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社会系统”。第三种途径是构成主义途径,认为“意义是构建出来的”。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社会成员使用他们文化的、语言的各种概念系统和表征系统建构意义,使世界具有意义,并向他人传递有关这世界的丰富意义。霍尔明显地倾向第三种解释,认为构成主义的方法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分析的方法受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巴尔特的符号学以及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

霍尔对表征、意义和语言之间关系的阐述首先借助于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

对索绪尔而言,意义的生产依赖于语言: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包括两个因素,一个称作能指,另一个称作所指,两者对产生意义都是需要的。他们不仅具有符号的任意性,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由所处的文化和维系表征的语言信码所决定。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作为一个系统的成员,在于系统的其他成员的关系(区别性关系)中被定义,马路红灯所意指的不是“红”或“红性”的特质,而是红与绿的区别。这一语言内的差异性标志,对意义生产是基础性的,即“能指间的各种区别承载着意义”。同时,符号的任意性也意味着一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完全受制于历史,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之中生产出来的能指和所指关系都有所不同。因而,不存在单一的、不可变的、普遍的“真实意义”。语言的非精确性和意义的历史性“滑动”,使“意义的获得”必须包括一个积极的解释过程,因此,在霍尔看来,读者在生产意义方面上与作者同样重要,每个被寄予和编入意义的能指都必须有接受者从意义上加以阐释和解码。

索绪尔将语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语言系统(langue)中的一般规则和信码,它来源于社会和成员间共享的文化信码,属于语言的“深层结构”;第二部分是使用语言的各种行为或表述,称之为言语(parole),作为语言的“表层”。每个说者、作者只有与其他语言使用者在共享的语言系统中进行言语的表述,他们才能进行有效和有意义的交流。对言语的“科学地”研究只能依赖于封闭有限的结构性语言系统。

索绪尔的狭义语言学被广泛应用到各种文化对象和实践后,产生了以巴特尔为主要标识性人物的符号学方法及其文化转向(从语言到文化:从语言学到符号学)。潜藏于符号学方法背后的基本支撑点,即“所有文化客体都传送意义,而所有文化实践都依赖于意义” [3] ,文化对象和实践需要利用各种符号(像语言一样运作),用一种符号学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巴尔特对能指与所指的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放在表征如何在第二个更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运作的。巴尔特将文化对象和实践的表征分析,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接意指层,第二个层次称为含蓄意指层。能指和所指及其关系构成第一个层次上的意旨(这一层次是单纯的、基础的、描述性的层面)之后,反身作为能指又成为第二层次的部分,产生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复杂精妙的信息和意义。第一层次是索绪尔称为符号的语言学层面,后者是转向更广泛语义上的文化层次。因此,巴尔特认为表征“自身作为一个系统,包括表示成分(能指)、被表示成分(所指)以及使构成者与后者(词义)相结合的过程”。巴尔特又从衣着、图像、广告等文化现象进行符号学分析,提出“神话”概念,认为“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作为第一层次的语言符号在经过元语言(第二层次)神话化之后,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的意旨功能”,这实际上是对事物的歪曲。第一层次的语言符号就不再是单纯的、具有广泛一致性意义的符号(直接意指层),而是被赋予了基于社会和意识形态信息后呈现出看似“单一”、“明确”、“自然”的文化符号(含蓄意指层)。而巴尔特对神话的分析,目的在于还原或解释符号中被简化、被歪曲、被自然化了的背后信息和意识形态。

4. 话语转向/从语言到话语:话语、权力和主体

霍尔在吸收索绪尔和巴尔特的理论遗产的同时,也清晰地看到语言学和符号学方法的不足。“符号学似乎将表征过程局限于语言中,把它当作一个封闭的,相对静止的系统……在符号学方法中,主体从语言的中心移开了。” [4] 霍尔在批判符号学方法的基础上援引另一个理论后援——米歇尔·福柯的知识社会学,将表征当作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来源,重视主体,社会实践和权力关系。语言–符号学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封闭的、具有结构性的和相当静止的系统;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更倾向于把表征当作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来源,置于一个更开放的、以更内在的方式与社会实践和权力问题相关联的系统中。

霍尔通过三个话语概念串联起福柯及其话语表征理论:话语概念;权力与知识的问题;主体问题。

首先,福柯的关注点从“语言”转向了“话语”,他研究的不是语言,而是作为表征体系的话语。话语涉及的是“语言对知识的生产”。话语不单纯地指涉语言学概念,它涉及语言和实践。在福柯看来,话语构造了话题,并界定和生产了我们知识的各种对象。它控制着一个话题能被有意义地谈论和追问的方法;它还影响着各种观念被投入实践和被用来规范他人行为的方式。福柯像符号学家一样,是一个“构成主义者”。但是他与符号学家不同,他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话语关心知识和意义的生产,意义和意义实践是在话语范围内被建构的。因此,话语的概念不涉及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涉及意义从何而来。其次,霍尔理清了福柯关于权力的主要论述:知识总是和权力相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形式,后者隐含于前者中并被应用;与权力相联的知识一旦被应用于现实世界,就具有现实的效应,并且有权使其自身“真实”;因此,真理不在权力之外,而是“此岸世界之物”,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理的体系。关于权力的观念,福柯融入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内核,认为权力是循环的,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在公共政治领域,还是在家庭的和性的私人领域中)。霍尔称福柯将权力的实际运作以毛细血管运动与宏大的、总的权力金字塔相联系,因而,霍尔在文化研究中极力倡导建立一种微观政治学模式。再次,霍尔认为,福柯对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一个有完全意识的人,一个自主而稳定的整体,行为和意义的独立的真正来源——持深刻批判的态度。福柯认为“语言言说我们”,主体是在话语内产生的,必须服从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服从于由话语指涉的权力和知识的处置。此外,福柯从阿尔都塞对“个体”与“主体”的辩说中延伸出“主体–位置”的话语建构,认为主体被主宰于话语,个人只有在认同话语所建构的位置中,使自己受制于其规则,并因而成为其权力/知识的主题,才能获得意义。同时,随着工作的进展,福柯愈加关注“主体”问题,从“缺席的在场者”发展出“他者”的概念,对后来的“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后殖民文学研究等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中不是最早关注“表征”这一概念的人,但他对“表征”概念做出了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以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融入表征概念之中,形成独特的文化表征理论。同时,以表征为内核思考其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发挥的作用,如对“文化的循环”的开创以及对文化身份、后文化霸权、等研究,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后殖民文学理论中“接合理论”、“族裔散居理论”、“文化身份认同理论”以及“差异的政治”和“表征的政治”等主题特质的认识。

文章引用

程 熙.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的运作
Study on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of Stuart Hall[J]. 世界文学研究, 2016, 04(02): 42-46.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6.42007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2. 2. 霍尔•斯.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 3.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 4. 邹赞. 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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