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Nature Science
Vol.04 No.03(2016), Article ID:18170,8 pages
10.12677/OJNS.2016.43032

The Mental Mechanism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Influencing Emotional Information Memory

Juncai Sun, Zengming Gao, Rong Shi*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Received: Jul. 15th, 2016; accepted: Aug. 2nd, 2016; published: Aug. 5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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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lectical think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isdom of Chinese culture in processing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emotional information memory, we used word-directed forgetting paradigm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directional forgetting and the accuracy of source memory in three kinds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Results show that: 1) dialectical thinking can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nature and intensity of emotion of events represented by emotional words; 2) dialectical thinking can improve the memory of forgetting instruction of negative words; 3) but dialectical thinking doesn't change the directed forget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words. Those indicate that: 1) dialectical thinking can improv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encoding through increasing safety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the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 of emotional events; 2)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ource memory encoding and retrieval requirements makes the directed forgetting effect persist, namely forgetting instruction still plays a role in the recall phase.

Keywords:Dialectical Thinking, Directed Forgetting, Source Memory, Encoding Inhibition

辨证思维影响情绪信息记忆的心理机制

孙俊才,高增明,石 荣*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16年7月15日;录用日期:2016年8月2日;发布日期:2016年8月5日

摘 要

辩证思维是中国文化中处理情绪信息的重要智慧,为了进一步考察辩证思维对情绪信息记忆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单字法定向遗忘范式,测量三种实验条件下情绪词的定向遗忘量和来源记忆准确性。结果发现辨证思维:1) 改变对情绪性质和强度的评估;2) 提高负性词忘记项目的记忆,以及正性词和负性词来源记忆的准确性;3) 但没有改变情绪词的定向遗忘效应。这表明:1) 辨证思维可通过提高情绪信息的安全性增加信息编码的准确性,促进情绪事件的意义建构;2) 来源记忆编码与提取要求的不一致,即忘记任务指令在提取阶段还可能发挥抑制作用,使得定向遗忘效应持续存在。

关键词 :辨证思维,定向遗忘,来源记忆,编码抑制

1. 问题提出

正如近年来提出“中国哲学是情感哲学”的蒙培元先生(2009)所说:“中国的儒、道、佛都清楚地认识到情感,是人的最首要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并纳入其哲学体系中,但就各自的解决方式或者说情感修养的路径和目标而言,又各有特色 [1] ”。儒家文化的情感追求不仅在情感层面用功夫,而且在思维和智慧层面用功夫,表现出整体思维、辨证思维、主体思维等特征。特别是辨证思维,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跨文化心理研究发现,西方被试的认知倾向表现出更多的线性思维特点,东方被试的认知倾向表现出更多的整体性特色,表现出对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关注,对行为的外在因素的敏感和对矛盾认知的接受与推崇(刘书清等,2013) [2] 。

1.1. 辨证思维的特点及其对情绪加工的作用

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也是一种把事物放在具体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视野中去认识、考察、分析综合的一种思维方式。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这种认知系统的差异对情绪体验的影响。辩证情绪是辨证思维框架下理解情绪事件时获得的体认,是指个体对同一刺激同时体验到对立情绪(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一种心理状态(Miyamoto & Ryff, 2011) [3] 。这种对立但融合体验的获得是由于在辨证思维的指导下,人们倾向于承认事件的意义可以被相反的观点或者其他相关的不同观点所反映,即“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从辨证思维的特点来看,这种思维可改变情绪信息的性质,降低情绪的强度;从跨文化研究的结果来看,虽然积极情绪的文化差异比消极情绪的文化差异大,即亚洲人从好事情当中发现消极因素的程度高于欧美人,但是无论亚洲人还是欧美人都能够从消极情境中发现积极因素(Spencer-Rodgers, Williams & Peng, 2010) [4] 。已有研究表明辨证思维可以改变情绪刺激信息的性质(Miyamoto & Ryff, 2011) [3] ,这有可能减弱人们在信息加工中的情绪记忆权衡效应(emotional memory trade-off effects) (Kensinger, 2009) [5] ,进而增加来源记忆的准确性。由此可以假设,辨证思维可以提高情绪信息的安全性,降低情绪信息的注意捕捉倾向,为来源记忆的编码准确性提供更多的心理加工资源。

另外,辨证思维还可通过融合两种或多种对立的观点,实现对原有经验的超越,从记忆重构的观点来看,这种思维过程有助于心理环境的改变,从而使得记忆重构的发生成为可能。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记忆重构的发生需要满足一个很重要的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被称为“重新激活刺激的可预测性”,即环境所提供的新信息导致独立于原始记忆的新学习(Dudai, 2006; Blaney, 2010; Nader & Einarsson, 2010; Nader & Hardt, 2009; Tronson & Taylor, 2007) [6] - [10] 。Besnard (2012) [11] 指出,当前回忆和过去经验之间相似度较低时,会激发新的学习;而相似度较高时,则会支持原始记忆。这是因为新信息和原始信息的高度差异性会激活一个广泛的非加固提取阶段,导致原始记忆的消退(Osan et al., 2011) [12] 。

辨证思维在人伦日用中,表现为应对的灵活性,对预防过度的负性情绪体验,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孟子在解释孔子的“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的观点时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近期有学者开始重视心理灵活性对心理健康的积极意义。例如,Kashdan和Rottenberg (2010) [13] 把心理灵活性作为心理健康的基础成分,即人类在变动环境中,有效地使用情绪、思维和行动的潜能是健康的本质。在多种心理障碍之中,这种灵活性的加工过程是缺失的,比如在焦虑症或恐惧症中,往往刺激情境已经不存在,患者也产生与危险刺激情境同样强烈的情绪反应,这种固着的情绪还可能进一步泛化到其他相关刺激之上,使得症状更加严重。从灵活性的观点来看,情绪调节的过程是有效使用情绪,达成某种功能性目标的过程。这是因为情绪是人们评估自己与当前环境的产物,情绪的强度和性质反应了对他们来说在当前环境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人们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依赖于他们试图调节的情绪是什么,例如,人们可能使用不同的策略调节挫折或恐惧情绪(Schmidt, Tinti, Levine & Testa, 2010) [14] 。

1.2. 定向遗忘研究中的争论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编码忽略和提取抑制两个理论是解释项目法定向遗忘效应产生原因的主要理论。编码忽略理论认为编码阶段的选择性复述(selective rehearsal)使得记忆项目的回忆量大于忘记项目,即记忆项目得到了较多的选择性复述(Basden & Basden, 1998) [15] 。例如,Lee,Lee和Fawcett (2013) [16] 的研究表明被试对忘记项目的知觉表征表现出加工资源偏离的倾向。提取抑制(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理论认为“遗忘项在提取时被抑制,造成遗忘项比记忆项更难提取(慕德芳,宋耀武,陈英和,2009;Storm & Nestojko, 2010) [17] [18] ”。从提取抑制的相关研究来看,这些研究强调了提取加工对心理资源的使用,从而使得遗忘项的提取受到抑制,产生定向遗忘效应。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编码忽略和提取抑制两个理论都无法充分地解释定向遗忘发生的原因。例如,Verde (2013) [19] 的研究认为抑制效应在提取的早期阶段发生,而不是因为提取阶段资源相互竞争的干扰发生。由于定向遗忘需要在编码阶段既对刺激项目自身又对任务指令进行编码,可以推论,如果任务指令(记忆或忘记)在编码阶段获得了较好的加工,即来源记忆判断的准确率增加,但是定向遗忘效应依然存在,则可以得出任务指令(特别是忘记指令)不仅具有中断项目编码的功能,而且具有抑制提取的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发生在提取之前。Hanczakowski和Mazzoni (2013) [20] 的研究为这一假设的成立提供了佐证,他们的研究表明当情节记忆与提取过程的线索相互独立时,提取抑制效应消失。

1.3. 研究思路

从情绪记忆的权衡效应来看,刺激的情绪特征导致对材料自身的记忆优先性增强,即增强情绪词的项目记忆,但这种记忆增强可能损伤对刺激材料任务指令(记忆或忘记)的记忆效果,即来源记忆的准确性。辨证思维加工通过融合对立的观点,不仅会降低情绪词蕴含情绪的强度,减弱其加工优先性,而且会增加项目编码的精致度。因此,本研究通过辩证思维改变被试对情绪词的反向赋值,并测量这种改变在定向遗忘效应以及来源记忆准确性两个因变量上的效果。

2. 实验

本研究采用组间设计,三组被试分别完成控制条件、积极辨证思维和消极辨证思维三种条件下的实验任务,在每一项实验任务中,采用重复测量设计,让被试完成正性、负性或中性词汇的定向遗忘和来源记忆判断测验。

2.1. 被试

被试为某高校大学生,三组被试的情况如下:组一29人(男5人),平均年龄20岁(SD = 1.82);组二24人(男12人),平均年龄为19.38岁(SD = 0.97);组三24人(男11人),平均年龄19.52岁(SD = 0.83)。

2.2. 材料

词语材料选自汉语情感词系统(Chinese Affective Words System, CAWS) (王一牛,周立明,罗跃嘉,2008) [21] 。从中选择情绪效价为中性(愉悦度4.00~6.00)和负性(愉悦度2.50~3.50)和正性(愉悦度7.00~8.00)的双字词,熟悉度都为4.00~6.00。中性词语20个,负性词语16个,正性词语16个。实验前让30名同学(这些同学均未参加后续实验)对词语的效价从不愉快到愉快在−11到+11的范围内评分,统计表明三种实验材料在效价上差异显著(p < 0.05) (负性词语M = −7.63,SD = 2.13;中性词语M = 1.62,SD = 1.78;正性词语M = 7.12,SD = 2.60)。

2.3. 程序

包括情绪词的辨证思维赋值、学习和测试三个阶段。

辨证思维阶段。控制组(组一)请被试直接评估词单所列三类词语的性质和强度;积极辨证思维组(组二)请被试尽可能地想象出负性和中性词汇所表征现象的积极方面,并评估积极方面的强度值;消极辨证思维组(组三)请被试尽可能地想象出正性和中性词汇所表征现象的消极方面,并评估消极方面的强度值。

学习阶段,要求被试学习词语,并根据该词语记忆指令记忆该词语。屏幕中央出现一个注视点“+”800毫秒,随后呈现词语3秒,接着呈现指令2秒(指令为“请记住”或“请忘记”),指令呈现后进入下一个词汇。

测试阶段。测试阶段分为回忆任务和来源记忆判断任务两部分。在学习阶段结束之后立即让被试在5分钟内尽可能多的回忆出学习阶段学习过的词语,不考虑学习阶段呈现的指令是记住还是忘记。来源记忆判断任务,该任务让被试判断该词语在学习阶段中是要求记住的还是要求忘记的,词语的顺序随机呈现。要求记住的词语按F键做出反应,要求忘记的词语按J键做出反应。如果被试在2秒内不能做出反应,实验程序将自动进入下一个词语。

3. 结果

3.1. 辨证思维对情绪词效价评估的影响

中性词在三种实验条件下的效价评估差异显著(表1),F(2,74) = 199.00,p < 0.01,且两两之间差异均显著;正性词在两种实验条件下差异显著,t(1,51) = 17.10,p < 0.01;负性词在两种实验条件下差异显著,t(1,51) = 29.95,p < 0.01。这说明,辨证思维可以显著地改变情绪词表征事件的情绪性质和强度。

3.2. 辨证思维对情绪词定向遗忘效果的影响

中性词在三种实验条件下(表2),都表现出显著的定向遗忘效应F(1,74) = 13.48,p < 0.01,η² = 0.15;

正性词在两种实验条件下,都表现出显著的定向遗忘效应F(1, 51) = 19.54,p < 0.01,η² = 0.28;负性词在两种实验条件下,都表现出显著的定向遗忘效应F(1,51) = 56.67,p < 0.01,η² = 0.53。辨证思维性质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51) = 3.92,p = 0.05,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进行积极的辨证思维后,显著增加负性词忘记项目的记忆,t(1,51) = 2.47,p < 0.05,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3.3. 辨证思维对情绪词来源记忆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正性词忘记项目的来源记忆在自由评估和消极辨证思维两种实验条件下,差异显著(表3),t(1,51) = 3.170,p < 0.01,消极思维增加了正性词忘记任务条件下的来源记忆的准确性;负性词记忆项目的来源记忆在自由评估和积极思维两种实验条件下,差异显著,t(1,51) = 2.22,p < 0.05,积极思维增加了负性词记忆任务条件下的来源记忆的准确性。

4. 讨论

4.1. 辨证思维可改变情绪的性质和强度,提高信息编码的准确性

从研究三项实验中情绪词效价评估的变化来看(表1),辨证思维可改变情绪的性质和强度,这一结果与现有研究的趋向一致。理论上来讲,情绪性质和强度的改变可以提高情绪信息的安全性,使得心理加工的偏向性减弱,这是因为“从情绪性记忆重新激活的发生来看,安全性是个体进一步加工信息的必要条件(Högberg, Nardo, Hällström & Pagani, 2011) [22] ”。黄宇霞和罗跃嘉(2009) [23] 和王敬欣等(2013) [24]

Table 1. Affective word titer evaluation score in three kinds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表1. 三种实验条件下情绪词的效价评估得分

Table 2. Affective word memory performance in thre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表2. 三种实验条件下情绪词的记忆成绩

Table 3. The source memory performance of the affective word in thre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表3. 三种实验条件下情绪词的来源记忆成绩

的研究都表明负性情绪刺激的优先加工倾向。从选择偏向的一般规律来看,已有研究表明,注意系统具有抑制无关的消极情绪,但是并不抑制无关的积极情绪的特点(Chao, 2010) [25] 。Baddeley (2013) [26] 的快乐探测器(hedonic detector)假说也指出工作记忆这种积极情绪偏向特点。辨证思维通过融合两种或多种对立的观点,实现对原有经验的超越,从记忆重构的观点来看,这种思维过程有助于心理环境的改变,促进新的记忆形成和巩固。

4.2. 忘记指令的持续抑制可解释定向遗忘效应

本研究发现消极的辨证思维增加了正性词忘记任务条件下的来源记忆的准确性,积极的辨证思维增加了负性词记忆任务条件下的来源记忆的准确性,这个结果证明了辨证思维通过提高情绪信息的安全性,减弱其注意偏向性。虽然积极的辨证思维显著提高了负性词忘记项目的来源记忆判断成绩,但是并没有消除定向遗忘效应。这说明来源编码的准确性增加并不能减弱定向遗忘效应,那么则可推论,忘记指令不仅在编码阶段具有终止项目编码的作用,同时在提取发生之前,依然具有抑制作用,即忘记项目的来源记忆编码与提取要求的冲突使得定向遗忘效应发生。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单纯的忘记指令并不能真正消除学习者对信息已经建立的编码,即使这些信息不能在新的提取线索环境中表现出来。

近年来对记忆重构的研究可佐证这一观点。多项研究表明,记忆重构的发生需要满足一个很重要的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被称为“重新激活刺激的可预测性”,即环境所提供的新信息导致独立于原始记忆的新学习(Dudai, 2006; Tronson & Taylor, 2007; Besnard, 2012) [6] [10] [11] 指出,当前回忆和过去经验之间相似度较低时,会激发新的学习;而相似度较高时,则会支持原始记忆;这是因为新信息和原始信息的高度差异性会激活一个广泛的非加固提取阶段,导致原始记忆的消退(新的学习)。Wichert, Wolf和 Schwabe (2013) [27] 的研究表明,原有记忆重新激活后,新信息编码的强度在情节记忆的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研究说明心理环境(mental context)的改变是有意遗忘和无意遗忘发生的基础(Mulji & Bodner, 2010) [28] 。从定向遗忘这一研究范式来看,忘记项目的当前回忆与原有学习经验之间的相似度较低,对这种相似性的判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学习时的任务指令,因此,由于任务指令与提取要求之间的不一致,有可能使得已经被编码的数据在提取阶段被抑制。

4.3. 辩证思维有助于情绪事件意义的建构

本研究结果表明,直接的忘记指令虽然对项目提取产生抑制效应,但是并非记忆的直接消退,辩证思维可以增加来源记忆的准确性,但是积极辩证思维后显著增加了负性词的遗忘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采用直接忘记策略调节负性情绪事件,有其效能上的局限性。例如,研究发现,直接抑制不仅可能导致思维上的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甚至还可能提高生理激活(Wyland & Forgas, 2007) [29] 。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也表明,对某些创伤记忆的提取,将抑制对其他创伤的记忆(Kenny & Bryant, 2013) [30]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采用辨证思维提高情绪信息的安全性,帮助人们接纳并处理情绪事件,对建构情绪事件的意义,使之成为与自我经验相一致的成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Greenberg (2010) [31] 指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功能不良(dysfunction)通常是因为创造自己体验意义的方式,以及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体验本身固有的内容。但是,人们需要发现和创造自身生命的存在意义,从自我建构的角度来说,如果不能获得分化的,内部一致的自我存在意义,个体将面临自我同一性混乱等问题。叙事治疗的研究发现,人们给予他们体验的解释影响他们的体验,并且还会改变这些无能为力的,受害者角色的叙事,使其成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故事,这种叙事具有积极的后果,成为促进健康的重要因素(Boritz, Angus, Monette, Hollis-Walker & Warwar, 2011) [32] 。因此,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询师通过帮助来访者再次体验自己的创伤体验时,必须融入新的信息,才能使其获得对已有经验的矫正性体验,这种新思维的加工过程是来访者获得建设性成长的重要环节(Greenberg, 2012) [33] 。

5. 结论

1) 辨证思维可改变情绪词的性质和强度,提高情绪信息的安全性,使得情绪信息获得更为充分的心理加工。

2) 忘记指令在提取阶段依然具有抑制作用,使得来源记忆准确性增加的条件下,定向遗忘效应依然存在。

3) 积极的辨证思维可促进情绪事件心理意义的建构。

基金项目

本研究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信仰依恋的心理功用及其文化强化机制,项目编号:15YJA190006),和美国富勒心理研究院基金项目(信仰依恋的心理功用,项目编号:PS03SJC)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孙俊才,高增明,石 荣. 辨证思维影响情绪信息记忆的心理机制
The Mental Mechanism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Influencing Emotional Information Memory[J]. 自然科学, 2016, 04(03): 268-275. http://dx.doi.org/10.12677/OJNS.2016.4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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