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2年2月25日；录用日期：2022年3月22日；发布日期：2022年3月29日

摘要

新加坡作为典型的多语言的国家，拥有四种官方语言，其语言政策的制定兼顾了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取得了经济发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成就。而国内各地政府在进行普通话推广时，没有出台有效的政策来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这导致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面临边缘化甚至衰弱的威胁。基于此现象，本文梳理了新加坡和西藏的双语政策演变史，并对其发展阶段进行总体概述。研究发现：新加坡务实的双语规划、因材施教的教育分流制度、与时俱进的教学观念，以及国际化的视野为中国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方面提供了借鉴意义。本文总结了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对西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同时也为西藏地区语言保护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双语教育，新加坡，启示，西藏

The Enlightenment of Singapore’s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to Tibet’s Bilingual Policy

Tong Guo, Yuqiao Liu, Xiaochen W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Feb. 25^th, 2022; accepted: Mar. 22^nd, 2022; published: Mar. 29^th, 2022

ABSTRACT

As a typical multilingual country, Singapore has four official languages. The formulation of its language policies takes into accou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unity, and has achiev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thnic un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 lack of effective policies to protect minority languages while promoting Mandarin has left many of them marginalized or even weakened. Based on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y of bilingual policy evolution in Singapore and Tibet, and gives a general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 stag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Singapore’s pragmatic bilingual planning,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system,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of teaching concepts,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 i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ingapore’s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and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n Tibet,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language protection in Tibet.

Keywords:Bilingual Education, Singapore, Enlightenment, Tibe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几千年来，各民族不同语言之间相互交流与碰撞，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多语言的良好区域文化生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语言政策来保障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确保少数民族人民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从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但是，少数民族在执行国家推广普通话政策过程中，忽视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使其地位逐渐边缘化甚至逐渐衰落。而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岛屿国家，拥有四种官方语言和多个民族，但其双语教育政策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经济性，旨在保障新加坡人的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在世界上立足(王丽，2010)。新加坡与中国有深厚历史文化渊源，通过研究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的演变路径，对中国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方面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

2. 文献综述

2.1. 双语教育的定义

双语教育的概念来自于美国。上世纪中叶，移民到美国的人越来越多，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但这些移民受英语水平的影响，无法享有同龄美国人的精英式教育，无法顺利的融入美国社会。基于此背景，196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双语教育的法案。通过政府政策的干预来引导语言，以此来帮助那些移民获得平等教育机会，以此来稳定美国社会的发展。在《朗文应用语言学词典》将双语教育的定义为在学校里运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授知识性科目。而《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则将双语教育定义为一种在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方法。教学中使用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应该在各个年级连贯地使用。《教育词典》中指出，双语教育是培养学生能够同等熟练地使用两门语言的教育，每门语言的课业应该各占一半。而我国学者王斌华(2005)认为双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学校使用两种语言的教育；狭义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学校使用两种语言或外语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地理等学科的内容教育 [1]。由此可见，双语教育指含有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教学体系的教学系统，即包含本民族语言(母语)的教学体系和第二语言的教学体系。本文把双语教学看作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的一种教育形式，这里的两种语言指的是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

2.2. 新加坡双语教育相关研究

新加坡双语教育由来已久，很多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詹颖(2003)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分为独立多语文学校阶段、四种语文双语制学校阶段和单一的英文双语制学校阶段，并从文化的大背景下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进行解读 [2]。罗爱梅(2003)从课程的理念、框架、总目标、学习方案和内容五大方面梳理了新加坡双语课程的标准，从课程的目标、设置、教学要求、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五大方面评价了新加坡双语课程实施的情况 [3]。曹惠容、徐明和王兵(2009)指出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本身的特性、执行的行政制度、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资源以及执行文化都是影响其双语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并为中国在制定相关语言政策方面提供了许多借鉴意义 [4]。陈莉(2010)认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新加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教育领域的集中反映，梳理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改革与发展 [5]。王丽(2010)认为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既维护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从民族和经济两个角度梳理新加坡双语教育制度的优点 [6]。李文博和王凤鸣(2019)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对新加坡双语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平等、语言平等的指导思想切合国家认同，而把英语作为共同语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 [7]。

通过对中国知网有关新加坡双语教育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尽管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新加坡双语政策进行研究，但鲜有学者研究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按时间顺序梳理了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接着指出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启示。

3.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概述

新加坡的双语政策由来已久，早在英国殖民者占领新加坡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并存的制度(张艳丰，2013)，新加坡国内的华、巫、印族分别以华文、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为各自的母语 [8]。尽管新加坡很早就出现了双语教育，但其双语教育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同时期的需求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笔者认为1959年(新加坡脱离英国获得自治地位)、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1987年(新加坡将英语作为第一媒介语)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因此本文将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按三个时间点划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萌芽期(1946~1958年)、发展期(1959~1965年)、成熟期(1966~1986)和定型期(1987~)。接下来，本文将从四个时期出发，分别梳理每个时期语言政策制定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以及新加坡政府作出的调整。

3.1. 萌芽期(1946~1958年)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萌芽期主要英国殖民者统治的时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力日渐式微，加之世界各地纷纷进行民族独立运动。出于统治的考量，英国殖民政府大力在新加坡推广英文教育，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当地的学生去英式学校读书，并且在就业上重点招收受英文教育者，歧视受其他语言教育者。因此英语成为了同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并列的四大语言之一。

该时期的双语教学模式以过渡式为主，淹没式和主流式为辅。过渡式指的是在新加坡人所使用的语言中，提高英语的使用比例降低其他语种的使用比例。淹没式的主要形式是在新加坡的英式学校，以英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而主流式的主要形式是在以华文、马来文、泰米尔语为母语的学校，开设英文课程，并强制使用英文来教授数学和科学课程。这种双语教学模式导致的结果是，英式学校的学生人数急速上升，而其他学校人数大幅锐减，尽管这种模式没有创造良好的双语环境，但加速了双语教育的发展(黄明、朱宾忠，2010) [9]。

3.2. 发展期(1959~1965年)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期是指新加坡脱离英国统治获得自治地位，在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发展期，新加坡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社会动荡不安，而双语政策通过平等对待各民族语言，以英语来统一国家意识，不仅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还传承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创造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1959李光耀当选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后，开始推动马来文作为共同语，其他语言共存的双语政策。

在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发展期，人民行动党政府以一种通用的共同语来培养效忠国家的理念，同时借助西方先进经验来发展经济。在《各党派报告书》中，报告书建议学校至少教导英语和母语两种语言，这肯定了母语教育的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对新加坡双语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正式确立(黄明，2008) [10]。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平等对待，总体过渡”的双语教育模式。即在华校、巫校和印校以各自的母语为主，而把英语当作一种辅助，母语和英语都是课堂的教学语言。在这些学校，校长都通晓两种语言，学生的各种活动也都不分彼此(Choo, 1992) [11]。

新加坡政府推行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同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双语政策，同样开设了母语教学，那些曾经只开设本民族语言的学校也开始开设其他语种的教学，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在新加坡达到了一种平衡的关系。“平等对待，总体过渡”模式通过英语这个纽带把各自为政的三大语文源流学校联系了起来，为英语作为统一媒介创造了条件，推动语言环境由单语转向双语转变。在1956~1965年间，英校的学生数由原来的46%上升至57% (Doraisamy, 1969) [12]。随着英校越来越受新加坡人的青睐，强制推行英语为共同语的机会逐渐到来。

3.3. 成熟期(1966~1986)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成熟期指的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的时期。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而被迫独立，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种族冲突更加频繁，严重影响了新加坡的团结和稳定(李文博、王凤鸣，2019) [7]。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指出：“种族欺悔和恐吓事件，使新加坡人更佳情愿容忍独立自主所面对的艰辛，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也促使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新加坡国家档案馆，2015)。” [13] 李光耀在促进国家认同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选择了英语作为共同语和第一语文，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强制性双语学习，即所有学生既要学英语，又要把母语作为第二语文进行学习，全国形成了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教育模式。

基于此背景，新加坡政府实施的双语教育由非强制性转向强制性，采用了“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模式。1966年，新加坡正式实施“英语母语”双语教育，要求不管是英校生还是其他母语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英语和母语(黄明，2008) [10]。在这种模式下，华校中学阶段英语总接触时间增加到81%以上，而华文则降到19%以下(冯生尧，1998) [14]。此外，华文在学校的要求越来越低，由高级华文降到华文直至基础华文。

1975年，新加坡政府把国内的华文中小学的教学语言全部改成清一色的英文。在这个阶段，英语不仅是语言课程的内容，同时也是其他科目的教学媒介语。

3.4. 定型期(1987~)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定型期指的是新加坡政府下令所有学校必须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并同时保留学习母语的双语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分流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高，选择英校就读的学生越来越多，母语学校招生越来越困难。基于此背景，新加坡政府统一教育源流，全国所有的中小学都把英语作为第一教学语言，并把母语学校转化为英校。此外，新加坡政府降低母语学习难度和考试难度，新加坡的双语教育逐步形成英语为第一媒介语，适度保留母语的模式。

1986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优化教育报告书》，提出了新加坡建设地区性服务中心和国际服务输出国的伟大构想。该报告提出不久，便掀起了“优化教育”的浪潮，英语在新加坡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王学凤，2003) [15]。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英校进行学习，而华、巫、印校相继消亡(Shepherd, 2005) [16]。新加坡实现了双语教育政策在学校教育领域的最终目标，即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统一教育体制(Kandiah & John, 1964) [17]。

2000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推广一年一度的讲标准英语运动，进一步强化了英语在语言大环境中的地位。在另一方面，华语在新加坡的要求越来越低，由注重听说读写这种技能，变成听说读三种技能，最后变成听说这两种技能。此外，学校还允许学生在华文考试中写作文时查字典(Gopinathan, 1998) [18]。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华语，例如开设特选小学，初级学院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在推行双语政策下保护母语。

“过渡–保持双语教育模式”的是部分过渡和部分保持的混合体，这种模式以“过渡”为主，“保持”为辅。在“过渡”模式中，华校和华语不断消失，新加坡国民的华文程度不断降低；在“保持”模式中，华语保留，学习和使用华语的人更多，讲华语的现象更为普遍。“过渡–保持双语教育模式”一方面为新加坡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为母语的保护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4. 西藏双语教育政策概述

西藏地区双语教学基于马克思的民族语言平等理论，每个民族都有平等使用语言的权利。因此双语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发扬和继承西藏多元文化的要求，同时也是维护祖国稳定和宣传党的领导方针路线的需要。有利于发掘藏族学生个人潜力和给予发展机会，也是培养发展祖国繁荣文化事业的坚实基础。

西藏地区双语政策始于和平解放时期，根据当地独特的教育背景以及发展要求，当地政府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前提制定了一系列“汉语 + 藏语”双语教育的行为准则，形成了国内独具特色的双语教育体系。总体概括具有初创、形成、发展和完善四个时期。

4.1. 初始阶段(1961年~1959年)

1951年，在自治区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及在西藏昌都地区创办学校的规定，文件中确定在当地学校中以学习藏文为主，汉文则作为选修课程，教学语言为藏语。从1951年至1959年，教学用语原则上以藏语为主，汉语为辅。

这一规定反映了虽然当时在协议以及政策法规上只提出了发展西藏民族本地语言，但是在办学过程中经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了教学用语以藏语为主，汉语为辅的原则。这说明西藏双语政策正经历着初始阶段。

4.2. 形成阶段(1966年~1987年)

1966年至1976年，汉藏双语的教学模式受到了极大破坏。到了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根据1987年援藏会议颁布的主要文件，规定了在西藏地区要坚持实行“藏文为主，藏汉两种语文并用”的指导思想，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了在建全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教学体系过程中，必须重视汉语文的教学。

该系列法律条文的实施说明了西藏地区在确保藏文自由使用发展的同时，加强对汉文的普及与应用。根据该条文的颁布，藏汉双语教育政策进一步形成。这一系列设计双语教育的法令和政策，首先保证了藏语文自由学习、使用和发展的平等权利，同时进一步阐述了藏汉双语的关系。依据这一基本政策，臧汉双语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4.3. 发展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藏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双语政策指导思想并取到了极大成绩。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与中国其他地区不断沟通，西藏对于语言的学习与使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19]。1994年，根据《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学校在所有使用汉语文场合，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的文字。同时提出了积极推进双语教学政策。在各级学校抓好藏文学习的同时，必须重视汉语学习，加强“双语”教材建设。这一政策在提法上开始强调“双语教学”和“藏汉兼通”。藏汉双语教学模式由原来的“以藏语为主，汉语为辅”开始向“双语教学，藏汉兼通”转变 [19]。

由此可见，到二十世纪末，各地区鼓励教学改革，并且寻找合适的语言教学模式。在藏文教学以及汉语教学之间相互配合，西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已基本成熟。

4.4. 完善阶段(二十一世纪初期~至今)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也经历着跨越式的发展，藏区文化不再是单纯的识字阶段，这对西藏教育改革事业也突出了更高要求。在21世纪初期，我国决定把汉文与藏文同时作为教学教育用字。在西藏地区大力推广普通话，重视外语教学，提高信息化技术与现代化水平。

该决定在双语政策的基础上对未来西藏的语言教育规划了蓝图，也为双语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更全面以及更切实际的发展趋势。由此可知西藏双语政策目前已进入到完善阶段。

5.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经验以及启示

(一) 近年来，新加坡经济发展尤为迅速，这不仅得益于该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优秀的管理经验，并且尤为重要的是该地区富有特色的双语政策为新加坡提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机会。通过语言沟通不仅可以促进该地区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且也增强了新加坡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以此促进国家发展。加之新加坡双语政策发展历程与西藏地区相似。在此基础上，得出新加坡双语教育对西藏双语政策的几点经验。

1) 三相分流的双语教学模式

在新加坡的小学、初中、中学和大学教育这四个层面，该地区把双语教育运作过程和分流结合在一起。在小学阶段主要学习语言知识，根据成绩继而进行分流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双语课程，之后再次分流进行了水平考试，成绩合格的同学可以进入到下一层次的学习。新加坡使用英语作为通用学习语言，并且也让学生在教学课程中运用华语、马来语等语言，可以更好地理解本民族文化价值。

西藏地区传统双语政策则采用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国民较熟练地掌握了藏语之后引进汉文的发展。相比较而言，新加坡采用不同阶段分流教学模式。这有利于当地国民尤其是中小学生建立牢固的双语语言基础，从政策实施时期开始就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有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知识，促进国民的整体发展。

2) 进行实用的双语教育

新加坡重视英语教育，所以不仅把英语作为日常交流的语言工具，并且不断改进自己的本族语言。当地鼓励中小学以英语作为教学用语，并且鼓励国民说标准英语。在日常生活中，上至广播电视，下至街头广告都体现着英语的用处。这不仅促进新加坡与世界的交流，并且创造了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自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来，新加坡重视对汉语的输出。开始鼓励国民学习汉语，政府还提出了“华文精英计划”。新加坡掀起了一个学习华语的热潮，华语在新加坡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0]。

相较于汉语而言，西藏地区在前期较为重视藏文的掌握与发展。在政策实施初期，西藏地区未能做到进行实用性的双语教育，也未能建立一个标准的双语语言教育环境。而在新加坡地区随处可见汉语的标牌，这也为国民创造了一个良好且较为实用的语言学习环境。

3) 重金聘请国内外优秀教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新加坡认识到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所以在人才战略方面，当地提倡国内外优秀教师来国发展，这也为新加坡的英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当地的教育方针为依靠国内外教师、教育顾问为新加坡的教育事业构建蓝图。目前为止，由于薪资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大名牌鞋小的优秀教师自愿加入新加坡的教师队伍，同时，由于当地的经济不断发展，该地区教师也拥有较多机会出国交流学习，为新加坡的教育资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了教学的不断发展与稳定提升。

和新加坡人才战略相比，西藏地区师资力量较为薄弱，虽然每年国家制定“援藏计划”以此鼓励优秀青年教师支援西藏教育，但是与新加坡汇集国内外精英教师政策相比，缺少骨干优秀教师，同时由于政策以及地理条件问题，教师难以获得交流访学机会。因此对于双语教育方面发展速度远低于新加坡等地。

(二)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力度，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断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和普通话的双语教育，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根据发展情况演变，新加坡在社会、历史、人文等方面与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在比较中有针对性地学习借鉴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成功经验是目前我国西藏地区发展英汉双语教育的重要选择。因此，两国的双语教学具有很大的可比性。虽然中国和新加坡双语学习的现状存在不同的模式，我们不可能盲目照搬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但新加坡的双语教学模式对我国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教育的发展，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成功也对我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方面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1) 加强双语教育的师资培养

加强双语教育的师资培养是落实双语教育的重要举措之一。新加坡十分重视本国师资力量的培养，高薪聘用双语教师，并为其提供了多项的进修机会。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聘请国外优秀的双语教师来为本国的教师做培训。我国在发展双语教育的时候，也应该着重培养师资力量，以此来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首先，在少数民族语言所在地区的大学开设相关语言专业，让相关的双语教师能够接受系统的培训。其次，开设一些高效的培训项目，加强对在职双语教师的培训，以提高在职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再次，每年组织相关的学术会议来交流和分享教学经验，从而更好的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最后，当地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双语教师的薪资，为其定向就业铺平道路，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和传承中来。

2) 关注双语教育的文化目标

新加坡在构建共同语的同时，也给了各民族语言许多发展的空间，其中最主要的是保留了民族语言的文化属性。发展民族语的文化属性有利于传承新加坡人的道德观念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这有利于促进国家认同的形成。新加坡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并不是消灭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在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的之中寻找一个共同点。因此，保留少数民族语言，不应该只是表面的母语学习，而应该是更深层次地保留母语的文化属性。例如，新编的华文教材是围绕“文化”五大主题而展开，这使得学生在学习母语语言层面的知识之外，还能够了解母语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和文化，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应该借鉴新加坡双语教育里保护传统文化的措施，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教育。首先，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来保护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极传承和发扬先进的地域特色文化。其次，当地学校应该开设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从而加强当地学生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3) 因材施教的教育分流制度

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贯穿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这种教育让每个学生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为能力较强的同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也为能力较弱的同学提供了利于就业的培训。中国尽管也会通过考试成绩进行分流，但经过分流后缺乏针对性的教育措施，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因此，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双语教育时期也可以实行教育分流制度。地方学校以试卷进行测试，成绩优异者可以分入一个班级专门进行深度的少数民族语言培训，为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播下种子。而成绩不理想者，可以简单地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简单的普通话，这类人的目标主要是简单的生存。

4) 尊重语言平等

新加坡政府始终把语言平等、教育平等看作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促进多元种族和谐，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新加坡政府把平等的思想作为双语政策的宗旨，在强制推行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同时，坚持强调母语的作用，坚持母语学校的正常发展。在英语地位高，母语势弱的趋势下，新加坡政府通过降低母语学习难度，坚持保留母语的学习和应用，这些做法充分说明新加坡政府始终把语言平等贯穿到双语教育中，坚持每种语言存在的意义。中国在进行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时候，也可以降低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难度，例如考试时候允许查字典，考试的内容侧重于听说读三个层面。

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道路。

文章引用

郭 彤,刘雨乔,王晓晨.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对西藏地区双语政策的启示
The Enlightenment of Singapore’s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to Tibet’s Bilingual Policy[J]. 教育进展, 2022, 12(03): 834-84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313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