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hilosophy
Vol. 12  No. 12 ( 2023 ), Article ID: 78469 , 7 pages
10.12677/ACPP.2023.1212423

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魏成傲玥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2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22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9日

摘要

布鲁诺·鲍威尔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杰出人物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二人思想关系的演变对马克思思想变革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从接受,到批判,最终超越,使得马克思的思想上升到了更高的理性阶段,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也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

Marx’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Bruno Powell’s Philosophy of Self-Consciousness

Cheng’aoyue Wei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Nov. 22nd, 2023; accepted: Dec. 22nd, 2023; published: Dec. 29th, 2023

ABSTRACT

Bruno Powell, as an outstanding young Hegeli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early though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ir ideological relationship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form of Marx’s thought. Marx’s acceptance of Bruno Powell’s philosophy of self-consciousness, criticism, and finally transcendence made Marx’s thought rise to a higher rational stage, and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Marx, Bruno Powell, Philosophy of Self-Consciousnes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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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思想渊源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出生于法兰克一个农民家庭,家境优渥,富足家庭条件为鲍威尔今后的学习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1815年,鲍威尔随家人迁至柏林,在柏林大学学习神学,神学在18世纪的德国极为流行。鲍威尔曾在内安德尔和施莱艾马尔赫尔指导下学习神学,但这两位神学大家并未使鲍威尔信服,例如施莱艾马尔赫尔希望调和有冲突的思想派别之间的矛盾,这使鲍威尔感到困惑。

在鲍威尔困惑不解的时候接触到了黑格尔思想,黑格尔与这两位神学大家处处针锋相对,但鲍威尔在听过几次黑格尔的讲课后,却被黑格尔所吸引,并最终投入黑格尔门下学习。鲍威尔为黑格尔哲学所倾倒,鲍威尔自己常常利用黑格尔的这些思想,以至于鲍威尔的思想中充满了黑格尔特色。在黑格尔逝世后,得到过黑格尔亲传的鲍威尔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军人物。黑格尔曾致力于扶持一个哲学学派,并支持这个学派同其他和黑格尔本人观点相斥的理论进行斗争,这个学派就是黑格尔学派,但这个学派在黑格尔逝世后便开始内部斗争,不久便走向终结。以鲍威尔为主黑格尔学派的各路人物割据了黑格尔哲学基地,并将自己攫取到的黑格尔“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旗帜,黑格尔仍以其宏大的哲学体系为解体后的黑格尔派的各种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石。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 [1] 。“自我意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整个《精神现象学》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鲍威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源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但其中又有很大的区别。在黑格尔那里,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绝对精神”,在实体与主体的最终关系问题上“实体本身就是主体,所以一切内容都是它自己对自己的反思。”而鲍威尔为了用“自我意识”反对“实体”,将“自我意识”主体化,用“无限的自我意识”替代了“绝对精神”,使“自我意识”又回到了理性的状态,退回到了费希特的立场,构建了一个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从“自我意识”出发,最终又回到“自我意识”的一个系统的自我主体性学说,鲍威尔扼杀了黑格尔引以为傲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重新赋予了思维以首要地位。

2.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

(一) 鲍威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

构成鲍威尔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自我意识。关于自我意识,鲍威尔是在与实体相对立的意义上来规定和使用的。其观点是:只有意识,即获得对自身认识的精神才是有意义的,而实体是没有意义的,它不过是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形式。普遍的意识,通过不断摧毁它创造的东西而使自己无限发展。鲍威尔哲学中,自我意识是一切的源泉,它存在于自身的运动之中,创造和破坏一切,是真正“自因”的 [2] 。自我意识所追求的乃是愈来愈大的普遍性。到最后,阻碍自我意识发展的障碍都将被推倒,凡是被割裂的都将统一起来。

鲍威尔在其自我意识哲学形成和运用的标志性著作中,有明确的说明:批判的宗旨从一开始就是在福音书范围内揭示自我意识的遗迹 [3] 。世界的唯一力量就是自我意识,而历史除了形成和发展自我意识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含义。因而任务就在于发展自我意识、依靠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创造世界 [4] 。

至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内涵,鲍威尔关于自我意识的应用在不同的场合会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如在他讲基督教团体的自我意识时,自我意识不是指独断行事的个人。而当他对群众表示不满,认为群众缺乏理性,一切变化都要依靠自我意识的推动时,又是明确所指个人的自我意识。其次,自我意识并非绝对的主观性。因为他考虑到了自我意识领域之外的事实和条件。他总是强调,自我意识在其创造活动中并不像孤立的自我那样行事,就单凭其直接主观性,其实什么也创造不了 [5] 。由此可见,在鲍威尔看来,个人的思想和决断并不只是从自身那里获得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环境的影响。再次,自我意识既可被理解为个体范畴,又可被理解为普遍的范畴。这两方面的特性是有区别的。就个体自我意识而言,人们是在和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打交道,但当涉及到普通自我意识时,自我意识就具有了超自然的地位,变成了独立的存在物,成了普遍的范畴。它至高无上并支配了世界。最后,自我意识的目标是自由。鲍威尔在其诸多文本中表达了人的本质在于自由的思想。自我意识的哲学理想可以指引人为改变现实的面貌而斗争。哲学是塑造新的现实的工具。可见,在鲍威尔哲学中,自我意识是实现自由的工具和手段。

(二) 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在逻辑

关于鲍威尔哲学的内在逻辑线索可以概括为:从否定实体出发——以主体代替实体——以自我意识代表主体——将自我意识绝对化。

首先,鲍威尔在反对施特劳斯的过程中,把黑格尔哲学主体化,诉诸于自我意识并以此作为其批判哲学的核心。在黑格尔那里,这一理性是与作为主体的人分离的,并非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鲍威尔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局限性,认为把理性当作某种抽象的、绝对的力量是一种错误 [6]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鲍威尔试图把黑格尔哲学主体化。他以“无限的自我意识”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用“自我意识是自因”的原则取代了斯宾诺莎的“实体是自因”的原则,把“批判”的个人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哲学根据,并且构成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7] 。鲍威尔竭力使自我意识原则在人的生活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鲍威尔所做的批判都是从自我意识原则出发的。他认为只有具备写作、批判力的主体,即个体的自我意识才能研究普遍性、揭示普遍性。

其次,自我意识原则的实质在于强调主体的地位和性质。从形式上看,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原则不仅与施特劳斯的“实体”说相对立,而且还是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原则的一种反对。然而事实上,它却是与法国唯物主义有着同样的进步性质。这么说是因为:在理论上,它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是能意识的存在物,是富有创造能力的存在物,表达了人的主体地位和性质。而在实践上,它本身既是德国资产阶级自我觉醒的表现,又是这个阶级破坏现存的思想工具 [8] 。在一系列关于法国问题的文章中,鲍威尔阐述了自己对于法国革命的态度并认为,德国人应该向法国人学习,不该在真空中建树,充分表达了他的追求共和与破坏现存的理想。正因如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才说:“德国的破坏性原则,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存在的东西。”

最后,在鲍威尔找到了自我意识主体后又将其引向了绝对。按照鲍威尔的观点,主体起初屈从于实体,但后来发现没有主体的实体依然没有意识。因此实体只有在主体及其意识中才能否定其本质。在鲍威尔看来,上帝不过是人本身。毋庸置疑的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也仍然还是一种理性,且是人的理性、主体的理性。尤其是当他让自我意识在世界历史中担任主体角色,主张自我意识的发展决定包罗万象的世界的发展时,就再现了黑格尔关于自然界是精神的自我异化的说法。这样一来,鲍威尔就在用自我意识原则扼杀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后,又使它再度复活了。

3.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作为鲍威尔的学生,在接受其自我意识的哲学之后,又很快投入反对鲍威尔的论战。主观原因就在于自我摆脱、自我超越,走出自己曾经信守的鲍威尔的哲学思想。因此,批判鲍威尔和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总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思想前行的清晰脉络。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给马克思以积极的影响,体现于关于主体意义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得以确立。但是,关于自我意识的具体内涵的理解,马克思有着自己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马克思将其思辨特征淡化,代之以现实性、实践性基础。因此,自然要通过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来实现自己的哲学创新。可见,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是扬弃是上升到更高的理性阶段。

(一)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

尽管鲍威尔关于主观因素的意义问题的提出得到马克思的认同,并给马克思以很大影响,但马克思赞同的只是鲍威尔对问题的提出。至于鲍威尔对问题的解决和结论,尤其是其中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是持有不同意见的。这种分歧势必体现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上‚。

其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鲍威尔是懂得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意义的并且关于谁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力量的回答,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自我意识。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决定世界的力量,是历史的推动者。如果自我意识起了变化,世界也就发生了变化,进步就是靠这种变化实现的。历史就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史,完美的批判在其最高表现中是与自由的同一。可见在鲍威尔看来,真正的历史动力是个人的自我意识,并且这种自我意识在批判地思维的个人中被人格化了。而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更为注重到经济领域去探寻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正是以此为背景给出了明确的结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对马克思来说,经济物质因素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各种因素中显然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与此相关的,还有下面的名言:“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其二,是关于个人与群众在历史发展中之地位的评价。对于群众的评价,鲍威尔更多地来自于切身的感性认识。当鲍威尔被逐出波恩大学,讲师职务被罢免后,其努力从事的革命批判思想一陷入巨大困境,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公众对其理论所持的冷淡态度,导致了鲍威尔对群众的消极性进行批判。鲍威尔的心情是情由可缘的,但他对事件的认识不能不说是肤浅的。他没能看到现象背后的东西:群众的冷淡源于恫吓与压制,他们本不必过于遭到谴责,最该谴责的根本在于现实的残酷。然而,鲍威尔却单纯从冷淡的群众这一表面现象出发,得出了群众缺乏自我意识的结论。鲍威尔认为,批判地思维的个人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因,而缺乏自我意识的群众不可能是历史的推动者。具体而言,鲍威尔否定群众的作用的缘由可归纳为:其一,群众缺少理性。而批判一切不合理性的东西包括批判群众缺乏理性的现象,永远是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一项现实任务。其二,群众是阻碍批判地思维获得成功的因素。在历史上,由于批判地思维的个人企望寻求得到群众的好评,而对群众奉承有加,力求满足或帮助满足群众的短暂利益结果就以一些美好的意图不能获得成功为代价和结局。其三,群众对批判哲学漠不关心,因而群众就没有能力获得自由,也不能促进自由。这是鲍威尔不能将自己的理论同社会实践及其主体相结合,处于孤立无援处境当中而得出的群众与精神相对立的自然结论。与此相反,鲍威尔形成了明显的强调个人贡献与作用的思想倾向。早在鲍威尔作为施特劳斯的批判者时,就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从个人的活动而且是在他的自我意识范围内开始的。他曾明确地指出,具有才能和魅力的个人在历史和基督教历史中都起重要的作用。虽然鲍威尔力图把主、客关系说成是彼此相互联系的,但主要倾向仍在于强调发展自我意识的作用。而马克思更为看重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是马克思选择的实现人的解放的核心力量。

(二)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与对鲍威尔等人的批判是同时完成的。马克思贯穿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构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立足于实践活动并将社会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以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为目标。思维与现实的问题向来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一直在寻找从现实出发的思维方式,但一直未摆脱和超越唯心主义的影响。在不断地与思辨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终于在《形态》中确立了从现实出发,用实践的手段来解释观念的思维方式,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产生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指出“我们要开始谈的前提条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的个人”不是观念意识中纯粹的个人,也不是只能服从自然规律的物质实体,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生产好创造世界和历史的个人 [9] 。基于“现实的个人”及其现实的生活和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定义了“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得出了“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思想、观念和意识,与人们的现实活动和物质生产交织在一起的,意识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的物质行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是自己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马克思通过对现实活动的分析,解决了意识的根源性问题,应当根据经验揭示现实生产活动和意识的联系,不应该带有思辨和神学的色彩。“自我意识”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鲍威尔所认为的历史是“自我意识”产物。历史是人在现实的世界中的社会劳动和实践创造的,而不是观念的世界在抽象的精神活动中创造了人和历史。“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意识是由于与他人交往的现实需要产生的,在历史的更迭中,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发展中,“自我意识”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意识起初是直接感知环境的一种意识,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分工成为真正的分工是,意识才真正能构造“纯粹的”观念。这些“观念”之间的冲突归根究底是当是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一次交替”,后代利用前代留下的物质生产资料继续从事生产活动,前期历史并不是为了成为后期历史而存在,历史没有目的,“自我意识”更不是历史的目的也不是历史本身。同样,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也不是“自我意识”的抽象行为,而是一个现实的有客观物质基础的现实行动,就像英国发明的机器席卷全球,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件,是需要这个机器客观存在着的。

接着,马克思又揭露了意识的本质,意识不过是观念的东西移入人脑中并被人脑改造的物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马克思在这里还否定仅仅将存在理解为物质的旧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意识根源性和本质的揭露是对唯心主义哲学颠倒了的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纠正,哲学不是从天国降临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恩格斯还创造性的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意识的是否具有真理性,不是用思辨的方式去证明,意识的真理性是要在现实的生活中用实践去检验。同样,自我意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也是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来检验的。用现实的手段实践去检验意识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用实践检验真理,在现今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形态》没有只停留在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辨析。在这篇文本中,马恩二人还深入分析了交往与生产、分工与所有制的辩证关系,把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规定为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看作社会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 [10] 。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在两大矛盾的相互斗争中,通过历史实践不断生成的过程。正如《形态》指出的那样“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该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人一旦开始了生产,也就开始了自发的分工,由此引发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以及分配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与生产、分工与所有制的辩证关系等现实问题的深入讨论,又反过来为物质对思维、对“自我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的佐证。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根源性、真理性等问题的厘清,并不是为了将“自我意识”弃之不用以片面推崇物质,恰恰相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将此作为积极成果吸收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超越费尔巴哈的关键所在。鲍威尔将“自我意识”绝对化,实则包含着人是能动的主体意识,马克思把人的能动性、自由意识等观点吸收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去,不再把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是能动的主体,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弊端,以实践为中介,使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起来,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第一次系统全面阐述他们新的世界观,即科学的世界观和系统的唯物史观,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全新世界观的构成,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哲学以及包括鲍威尔在内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彻底清算与剥离,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是同旧哲学划清界限的必要过程,新的世界观的构建也是马克思能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彻底清算的根本所在,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在对鲍威尔批判完成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哲学的批判发展。完成了哲学史上一次彻底的革命。马克思已经将目光与思考重心放在了共产主义事业上,此后鲍威尔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了。

4. 马克思超越鲍威尔哲学的现代性意义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在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

首先,面对科学客观主义,人被客观化,人成为非人。科学是现代性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学客观主义却将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视为排除人的、与人无关的科学,一味强调客观性。人在这种客观面前,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必须服从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非主体。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被排斥,被完全客观化,成为了对象,成为了物。人也就不再是人,人的主体性完全被藐视了,这正是科学的客观主义所带来的。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科学时代,人究竟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毋庸置疑,人要处于主体地位,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不能被科学客观化。但科学客观主义所导致的人成为非主体的问题正是我们走向现代性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其次,面对资本的强大力量,人成为被恣意役使的对象,成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牺牲品。马克思也批判过,面对资本,人还能称之为人吗?面对资本,人不再是人,工人成为了机器,资本家成为了赚钱的机器。我们的人民成为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牺牲品,整个社会围绕着资本积累。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特别强调GDP,以GDP增长论英雄,而以牺牲人民的幸福度,牺牲了人的精神层面的发展为代价。

最后,面对资本、科技与权力的联合,人的精神领域甚至家庭生活空间受到严重排挤。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强大的资本与科技,与权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统治力量。在这种力量下,弱者成为了迷途的羔羊。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与资本联合,新的科学技术与资本过度联合,如此,人的精神领域甚至家庭生活空间就会受到严重的排挤,人民的幸福度就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所遇到的新的问题。马克思当年曾描述并明确批判的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大量存在,并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际,这些问题在某些领域也面领着同样的挑战。马克思从现实问题出发,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作为核心。我们要着眼于主观意识层面,必须不断增强人的主体性意识。

这突出的表现在两个层面的主体性:一是个体层面。在这一层面我们需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突出人,强调人的价值,强调并完善人的自我意识;另一个层面就是群体层面。在这一层面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意识,走人民群众路线。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关系研究表明,没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没有对人自我意识的强调,没有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对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一系列问题是行不通的。因此,在中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中,完善自我意识,弘扬人的主体性,成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

5. 总结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最终清算,同时也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思想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根本分歧在于有无对现实世界的关注,鲍威尔的思想从来都是在思辨的领域打转,没有离开过思辨哲学的地基,鲍威尔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真正的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对鲍威尔并不是全盘否定的,马克思汲取了鲍威尔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实现了主体性原则和客体性原则的有机统一。

基金项目

新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宗教观的扬弃进程研究——从《论犹太人问题》到《神圣家族》》(项目编号:XSY202301036)。

文章引用

魏成傲玥. 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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