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效东^1,2

¹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

收稿日期：2021年2月10日；录用日期：2021年3月23日；发布日期：2021年3月31日

摘要

当代中国人干得很精彩，但是因为缺乏融洽的理论阐释，中国故事讲得不够精彩。“西方的兴起”的故事，包含了西方独特的文明开创现代世界的现代化理论，使得大国兴衰这种在历史上并不稀奇的事，变成了类似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故事。其实，近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兴衰，和古希腊、马其顿、罗马帝国的兴衰并无不同。当今世界并不需要“西方的兴起”的老故事，而是需要书写“大国的复兴”的新故事。研究“大国的复兴”的条件和方式，是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共同问题，能让世界各国找到共同语言和合作基础。

关键词

大国，复兴，历史，叙述，阐释

The Re-Rise of Great Powers

—A New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Xiaodong Li^1,2

¹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²CITIC Foundation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Beijing

Received: Feb. 10^th, 2021; accepted: Mar. 23^rd, 2021; published: Mar. 31^st, 2021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have done a terrific job, but without a theoretically persuasive explanation, the Chinese have not told their stories attractively to listeners. The story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with the theory of the specific western civilization making the rise of modern world, changed such common stories of great powers’ rise and fall to the similar story as God’s creating the world. But in the truth,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Spain, Portugal, The Netherlands, Briton, France and Germany, are not too much different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Greece, Macedonia and Rome. What’s more, our world needs not the old story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now, but rather needs to write the new stories of making great powers great again. It is the common question for all the great powers, to explore the prerequisites and paths to re-rise, which therefore will make them have a common language and a cooperation base.

Keywords:Great Power, Re-Rise, History, Narration,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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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提出，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在15世纪之前往往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是，“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形成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1]。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西方崛起和东方落后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但随着西方呈现衰落和东方开始复兴，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必然要发生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的《众享繁荣：基层创新如何创造工作、挑战和变革》一书就试图探究“19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一些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劳动者工资持续增长、市场经济中就业机会不断扩大以及对工作的普遍满意？20世纪又发生了什么，使得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或者全部——看起来都将要，失去曾经拥有得一切？” [2]。事实上，西方的领先和东方的落后在李约瑟看来也只是东西方文明对比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他明确说过：“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终于对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有所了解，我渐渐认识到还有一个问题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3]。如果李约瑟活到今天，他大概会有两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发展出现代科学的欧洲不能保持优势，而后起的美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赶超欧洲？为什么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看起来再次比西方文明更有效？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中说：“对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构建一种叙述，即一个有开头、发展和结尾的故事，以搞清楚我们的所知是如何而来、如何判断对于过去的表述正确与否。西方的兴起是一个故事，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是在欧洲中心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一个故事，它提供了一种为故事情节遴选相关事实的标准” [4]。如果叙述历史的模式从“西方的兴起”转变为“大国的兴衰”，“西方的兴起”就是历史上无数“大国的兴衰”故事的一个而已。因此，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必要接受西方宣传的“普适价值”，而应该自信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和道路。与此同时，今天的欧洲各国和美国应该研究的真正问题也不是已经成为陈迹的“欧洲奇迹”，而是“大国的兴衰”规律和“大国的复兴”条件。

2. 中国古代追求复兴的理想

盛极而衰和治极而乱，这是中国人观察自己的历史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人观察世界规律和世界各国的基本观点。荷兰、英国、苏联会衰落，美国也难以逃避历史必然规律，中国即便实现了复兴也难免再次衰落。但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轼说的，“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 [5]。人类在历史规律面前并非只能“听天由命”，相反，人类认识了历史规律就可以顺应历史规律，从而延长治世和兴盛，而且还可以在衰败之后实现复兴。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段话道出了中国人积极的历史观，那就是国家的兴盛首先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其次还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但最终要靠顺乎民心的国家政策。如果能做到这三条，也能衰而复兴。

2.1. “天时”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6]。这样的话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看来实在荒谬，但其实现代人自觉高明不过是失去了童真。中国古人要表达的不过是：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小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大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世界的变化不仅是线性连续的，还会出现周期性的大循环；治国理政必须了解世界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千字文》开篇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天地高深幽远，宇宙茫茫洪荒。但天地万物始终运行变化：日月有升落圆缺，辰宿有斗转星移；寒气来临酷暑去，秋天收获冬天藏。换句话说，就像大自然有日出日落和四季变化，天下国家也有治乱变换和兴衰更替。“天运”其实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运行变化，人类社会当然也必然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渴望顺应“天运”变化是中国人最基本的诉求。中国人常说的“运气”、“国运”，都是指人类活动受“天运”的影响，人类必须“顺天承运”才能获得生存发展。“天运”一方面使万事万物都不能避免兴衰存亡，另一方面又使万事万物都有可能复兴新生。

“天运”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就是“天时”，《礼记•月令》就分别讲了每个月的节气、物候以及人事变化，万物都必须顺应这些时间节点才能生存和发展。比如“孟春之月”说“是月也，以立春”，“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这里说了立春天子要亲率官员到东郊迎接春神，要命令丞相发布体现天子仁德和顺的政令，举行庆典施与恩惠，遍及天下百姓。本月第一天是一年之始，所以天子要在元日这天向上天祈求五谷。在这天的第一个时辰，天子要亲自带上耒耜农具，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天子专门的田地上扶犁亲耕。这个月，天上的阳气下降，地上的阴气上升，因此天地互相和合交通，草木开始萌发律动，所以天子要命令天下准备农耕事宜。春耕才能秋收，如果天子不重视耕种，就导致经济崩溃和国家败亡。

顺应“天时”，最直接的要求是天子重视农事，引导民众也勤于农桑。孟子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只要不违背农耕时节，那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渔网不放入池塘捕捞，那水里鱼鳖就吃不完；在适当的时间入山砍伐林木，那木材就砍不完。谷物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便使老百姓养活生者和葬送死者都没有缺憾。老百姓养生送死没有缺憾，这就是王道的开始。所谓治国理政，其实就是引导民众“顺天承运”地生活。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子路问孔子如何治国理政，孔子回答说；“身先天下，劝民劳作。”子路要求说得再详细一点，孔子说：“不要倦怠。”今天看来，孔子这六字箴言正是治国理政的真谛。一个国家的衰亡往往是从倦怠开始的，尤其是从统治者懒政和民众懒惰开始的。国家初创之时往往国穷民困，全国上下还能勤俭治国。但是，随着国家富裕起来，从上到下逐步形成安逸享乐的风气，国家也就难免贫困衰亡了。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在决定退位时说：“来呀！你这位舜！上天的命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中正之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陷入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舜也这样告诫过禹。“天时”从长远来说就是“天之历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变天”。所谓“顺天承运”除了按照时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按照月令“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以外，就是按照“天之历数”顺应时代变化。尧舜禹都是能够顺应天时的圣人，他们之间是通过禅让完成政权交接。如果遇到不能“顺天承运”的暴君，就遵照“天之历数”进行“革命”。商汤灭夏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革命。《商书·汤誓》中汤说：“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也就是说不是汤我要争权夺利，而是夏桀罪恶深重，上天命我汤杀之。夏氏有滔天大罪，我敬畏上天的命令，不敢不替天改正。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场伟大革命，《泰誓》记载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指出“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发出“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的号召。

“顺天承运”就会获得“天命”，反之就会发生“革命”。“革命”是替天行道推翻反动统治，是顺应民心诛杀独夫民贼。革命建立新政权是拨乱反正以正性命，是重振礼仪以复兴盛世。在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中，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应该顺应“天时”，也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2.2. “地利”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公山弗扰据费邑叛乱，召请孔子，孔子想去。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可去的地方就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那召我去的人，难道只是让我去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啊！”孔子想要在东方建立起一个西周式的社会，使文武周公之道重现于东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利观念，那就是认为东方的齐鲁大地更有利于实现复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想要住到夷狄居住的边远地区。有人说：“那里蒙昧落后，怎么办呢？”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居住在那里，怎么还能蒙昧落后呢？”显然，孔子试图把自己复兴西周盛世的理想寄托在边远地区和蛮夷之人，类似于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思路。

“地利”着重强调的是治国理政要“因地适宜”，《礼记•王制》有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但凡人居民情地材，必定因袭天地寒暖燥湿之异，广谷大川形制不同。民众生活在其中形成不同的风俗，表现为刚柔、轻重、迟速性情不一，酸、苦、甘、辛、咸口味不同，生产生活器械各有样式，衣服着装各有特色。王者在各地推行其礼乐教化，但并不改变当地风俗；统一国家政权，但并不否定因地适宜。中原和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共同构成天下五方居民，各有其天生秉性，这是不可否认和消除的。只有实行“因地适宜”的政策，让个地方的居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也才能实现国家衰而复兴。

“地利”从更广阔的范围说则是国家竞争或战争中战略要地。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宋史·李纲列传》则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西北有最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地利”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李鸿章1875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又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7]。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从路上交通到海上交通、从陆地竞争到海洋竞争转变的结果，未来的地利优势到底为何还尚待观察。

2.3. “人和”

《礼记•月令》说的：“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不要偏离了天体运行规律，不要自绝于大地生养之理，不要弄乱了人类相处的纲纪。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国家贫困，自相残杀。

所谓“人和”就是天地人和，也就是遵循天道、地理、人纪，实现《易经》说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或《中庸》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吕氏春秋·有始》)，人类应该学习天地化生万物之道，才能实现天地和合百物化生，才能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换句话说，天地合和就是风调雨顺，自然界万物就能生长发育。人类和谐就是每个人都有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能够形成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局面，也就是使社会成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礼记·礼运》中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大道盛行的时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贤能的人被选出来治理天下，百姓彼此诚信和睦相处。人们不会只亲爱自己的亲人，也不会只关爱自己的孩子，所以老人都有人养老送终，青壮年的才智都能得到运用，幼小者的身心都能获得健康成长，鳏夫寡妇遗孤独老残疾久病之人都有生活保障，男人有职分，女人有归属。财货不会被随地丢弃，但也不必私藏于己。人力就怕没有地方使，但不会只为自己卖力。这样的社会没有人搞阴谋诡计暗算他人，偷盗窃取作乱为匪也都没有了，所以家家户户大门都有不用关，这就是人类最美好的大同社会。在禹之后，人们为人处世不再那么天公地道了，天下的基本单位变为家庭了，从此，个人都首先亲爱自己的父母，首先关爱自己的孩子；财富人力都成了私人所有之物，达官大人世代继承变为成规定礼，封地城郭开挖沟池加以固守；确立了礼义作为必须遵守的纲纪，用来摆正君臣关系，笃定父子亲情，和睦兄弟感情，和合夫妇爱情；也用来设立制度，划分田地里数，明辨贤能知勇，评定各自功绩。因此计谋和才用为之兴作，而兵争也因之而起。大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都是按照礼义选出来的夏商周三代英才，这六位君子，没有不谨遵礼的。用礼来彰显大义，用礼来考察信守，让百姓知道是非对错，为百姓示范仁爱宣讲礼让，让百姓言行举止有常规，如果有人不遵从礼义行事，掌权执政的就去职，人们认为这种官员是祸害。这就是小康社会。《礼记·礼运》讲的“大同”和“小康”，可以说是最高理想和最低理想，他们都属于政通人和的善治社会。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大道盛行，三代兴盛，这样的盛世我没有赶上，但历史上记载有这样的盛世，我有志于复兴这样的盛世。尧舜禹时代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三代之英”则是夏商周三代的杰出领导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孔子希望复兴那个政通人和的鼎盛时期。孔子并不是要搞复古主义，他只是就像我们今天说“梦回唐朝”，渴望复兴共享发展的盛世。这个愿望成为自古至今中国人最普遍的愿望，激励着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然向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但他其实立足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最低理想。没有“大同”的崇高理想就是迷失前进方向，陷入每个人每个家庭只为自己的利益斗争的恶性竞争，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和国家衰亡，小康生活的美好生活必将化为泡影。无视人们追求“小康”之家的生活目标，就会脱离社会现实，陷入消灭私欲和禁止谋利的狂热，最终必将挖掉社会和谐和国家富强的经济基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当然也就成了空想。

3. 兴衰治乱和传统现代的对立

汉朝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中国自秦汉以来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多次王朝兴衰更替，但是，君主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长期停滞的国家，中国历史根本就算不得是历史。与之相反，西方则经历从古代、中世纪到现代，并引领世界进入现代化。因此，西方是现代世界的开创者，其他地区则是追随者或者接受者。“西方的兴起”由此成为一个论证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故事。

3.1. 中国千年停滞？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那个新生的东西，凭藉勇敢、力量、宽大，取得了先前的专制威仪所占的地位，随后却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这里所谓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 [8]。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历史连兴衰循环都算不上，它既没有兴盛也无所谓衰退，它只是在像小毛驴拉磨兜圈子。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它只是无数字重复着王朝更替的无聊故事。

所谓“非历史”和“没有任何进展”，主要的意思是中国君主专制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人其实是“非人”，没有主观的自由，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没有创造历史进步。黑格尔曾说：“在东方的国家生活里，我们看到一种实现了的理性的自由，逐渐发展而没有进展成为主观的自由。这是‘历史的幼年时期’。……在我们西方完全属于主观的自由范围内的种种，在他们东方却自全部和普遍的东西内发生。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 [9]。黑格尔说的“理性的自由”既指中国人“听天由命”而不敢“征服自然”，也指中国人顺从“君主专制”而不敢要求“民主自由”。所以，尽管他承认“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10]。所谓“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当然就是指西方开创的现代民主自由以及科学技术对东方的冲击，只有在此基础上东方才开始摆脱历史的循环而获得历史的进步。

在西方，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它认为中国尽管单从书籍记载的时间来说可谓“历史悠久”，但从文明进步来说却是“历史循环”，其中根本原因是中国缺乏发挥个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主观的自由”，只有个人自觉适应自然规律、专制君主和社会道德的“理性的自由”。黑格尔对中国人的评价也代表西方的主流观点，那就是中国人只懂得顺应“历史循环”，缺乏“自主创新”。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历史”和“中国人”(还有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东方)只是“西方人”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局外人，只能依靠西方文明和本国的的结合才能带来现代化。应该说黑格尔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从而中国历史的评价有其深刻的方面，对于中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文化有积极的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说“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 [11]。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评价中国时所要表达的决不是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进步的善意，而是要论证西方文明相对包括印度、中国文明在内的整个东方的优势，实际上起到了为欧洲帝国主义对东方殖民主义侵略和剥削辩护的作用。近代德国涌现了众多“思想深刻”的“大师”，比如黑格尔、韦伯、尼采、海德格尔等等，从哲学、历史、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全面论证西方文明优越性，甚至德意志民族或日耳曼人的优越性。但是，他们晦涩难懂的思想终究使德国迷失正确的历史方向，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都和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息息相关。他们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其中一些人还是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或者至少是白人至上主义实际的理论创始人。他们挖空心思地想要彻底否定东方，尤其是黑格尔特别卖力地否定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孔子。黑格尔不仅认为中国历史是“非历史”，他也认为孔子的哲学是“非哲学”，他实际上认为中国人甚至东方人是“非人”。如果孔子能够反驳，他大概会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很多德国哲学家其实不过是“素隐行怪”而已，而真理往往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和“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毫无疑问是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能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哲学家，很多人读不懂他们的思想，读懂了的人多半成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甚至日耳曼种族优越论者或纳粹主义者——因为他们思想中确实包含这些因素，甚至是这些因素的原创者。否定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观点一定要彻底批判，它源头就在德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因此这里毫不客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2. 中国人缺乏历史主体性的谬误

黑格尔批评中国只有适应环境的理性的自由，没有改造环境的主观的自由，但德国大文豪歌德曾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总结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12]。歌德确实是德国文明的最杰出代表，他没有黑格尔那样的偏执的，而有类似孔子的中庸平和。他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不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其实也包含着西方文化的片面性。他能认识与自由相对的“节制”的价值，而且正是这种节制造就了中国文明维系千年甚至永恒长存。因为处于一百年的强盛中就敢于否定和嘲讽一千年的强盛，那是多么猖狂和可笑的浅薄之徒！

1926年11月11日，胡适在剑桥大学发表题为《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的演讲，完全否定了威尔士在他的《世界史纲》中提出“中国文明在公元7世纪已经到了顶点了，唐朝就是中国文明成就最高的时代”的观点，他反驳的理由是7世纪没有印刷的书籍，雕版印刷是9世纪开始的，而大规模的印书要到10世纪才有。唐代的绘画艺术也远不如宋明时期诗意的理想主义山水画，唐朝也没有史诗、戏剧和长篇小说。最主要的是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唐朝其实毫无原创性，整个国家被佛教控制。但是，临近7世纪末，中国人创立了禅宗，开始了一场佛教汉化运动。到了10、11世纪，禅宗压倒了其他教派，由此彻底摆脱了印度宗教的束缚，为宋代本土世俗哲学的复兴铺平了道路。自宋以下新儒家哲学的复兴又进一步偏离了佛教的神秘主义，重新关注人生、社会与国家问题。17世纪又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朱熹尤其是王阳明的“宗教”色彩进一步被抛弃，理性主义在顾炎武那里已经开创出“科学的”时代——用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做研究。胡适承认中国在这些世纪比不上西方，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如此紧迫的需要，因此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乐天知命的习惯，总是用悠闲得多的方法应付我们的问题。当时的中国人甚至觉得西方人走得太快了，就像后来英国人觉得美国人过分匆忙。胡适相信，中国能够在人生与文明的一切方面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且能够稳健地解决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它可以证明自己在一个新文明、新训练下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 [13]。事实说明胡适的辩驳和预见都是完全正确，今日中国非但不是停止不前的反而是日新月异的，中国的发展速度甚至让西方感到惊心动魄。

稍微有点历史知识，或者说稍微愿意客观看待历史事实的人，就会承认说中国历史是“非历史”是毫无道理的。中国最初是一个国土和人口都很小的国家，后来发展为广土众民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也不能不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历史悠久的中国就像一棵千年古树，近代西方兴起的民族国家就像离离原上草。如果站在欧洲立场看中国，即便像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容易看不到它的变化。“一岁一枯荣”的小草嘲笑“万古长青”的古树，就像“翱翔蓬蒿”之间的斥鴳嘲笑“绝云气，负青天”的大鹏。中国人是一个追求“天长地久”的民族，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中国人民形成了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思想，这种国家是绝对牢固和永恒的认识，又使人们体会到社会发展无限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并且由此最终使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族类的不朽” [14]。中国还处于弱势，但中国经历过强盛，中国人知道国家兴衰的规律，因此绝不至于表现“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丑态。

其实兴衰治乱的循环完全不是停滞不前，恰恰相反，兴衰存亡的重复是世界发展变化的科学规律，发展进步只能体现在兴衰存亡中。不论人还是物，“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注定要灭亡” [15]，甚至地球和太阳本身也不能幸免；“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并且遭受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会怎样呢？” [16] “发散道宇宙空间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某个时候自然研究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的炽热气团的主要困难便消除了” [17]；“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18] “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19]。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的“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就是可以指导现代科学的中国传统哲学。天体运行循环往复，万物发展兴衰反复，完全不是迷信，而是真正的科学。倒是那些嘲笑东方“天运循环”世界观、迷信西方“长盛不衰”的人，却不得不面对西方衰落的现实。而且，英国、德国、法国衰落了还会“循环”回来“复兴”？美国真的能够代表西方“长盛不衰”吗？想想古希腊、马其顿、罗马吧，充满傲慢和偏见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必定要绝望！

中国普通民众都能理解，人不能要求只有白昼没有黑夜，也不能指望只有兴盛没有衰亡。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活，这就是所有人的生活常态，即便日新月异的生活也不是没有循环反复。而且，即便再有创新创造能力，人最终也难免一死，但子孙后代会延续新生命。同样的，再强大的国家终究会衰亡，但如果顺应天时就能获得复兴。“时光的流逝”都使世间一切难逃衰老和灭亡的命运，但“时光的流逝”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时光的轮回”。“时光的轮回”又让世间万物死而复生并且生生不息，就像《青春舞曲》唱的，“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虽说“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但是，又如《愚公移山》所言，“虽我死之，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此，尽管“时光易逝难追回，往事只能回味”，但是人类并非只能任由命运摆布，世界各国完全可以像“时光轮回”一样实现“衰而复兴”。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天运”就是客观规律规律，如果能够认识和掌握就能实现人类的自由。但是，如果人类违背和违逆客观规律，以为可以摆脱兴衰存亡的规律就只能是更快地自取灭亡。德国为了实现强大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不是自取灭亡吗？德国又何曾成为像英美一样的具有全球主导性影响的国家？

3.3. 西方创造世界历史？

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建立在近代以来西方始终保持领先的基础上，正如全球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指出的，“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 [20]。确实，随着东亚地区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的快速发展，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1970年首次出版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可以说首次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开创了全球历史视角，一经问世即赞誉如潮，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到1998年就已经出第7版。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仿佛再次论证了西方文化推动历史进步的独特优势，西方开启了意识形态的狂欢，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再次甚嚣尘上。过去并不关注历史的政治学者福山，率先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宣布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开创自由民主历史，所有人最后都将追求民主自由普适价值。更加权威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双聘教授大卫·兰德斯(David S. Landes)，他丝毫不想隐瞒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他抱怨全球主义者要求“我们不应当将欧洲的领先‘实质化’，即不应将它与欧洲的体制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用欧洲人的‘有’对比非欧洲人的‘没有’而加以解释”，他指责“反欧洲中心论的这种想法是根本反智的，而且也违背事实”，他强调“西方技术领先的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大家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因为了解这一个为什么，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 [21]。这是要用西方当前的发展优势论证欧洲中心主义，但必须面对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欧洲衰弱了呢？欧洲曾经落后怎么说呢？他们的回应就是完全否定欧洲曾经落后，也不相信欧洲或至少西方会衰落。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1800年之前中国文明领先于西方，西方从1500年左右的大航海时代开始崛起，西方领先优势不过是200来年的事情，在此之前顶多可以说多个文明中心彼此独立发展。但是，大卫·兰德斯作为所谓的一流经济史学家，却可以直接宣布“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是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好坏都有。这一传播部分地来自西方的支配地位，因为知识等于力量；部分来自西方的传授；部分来自模仿。散布是不均衡的，而且西方许多榜样遭到拒绝，被视为侵略” [22]。这实际上就是宣布公元纪年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西方文明领先，其他地区的文明进步由对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决定。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完全不一样(在这点上，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不妨看看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企业精神——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教徒，等等” [23]。与之类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中，简洁明了地宣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没有西方民主自由政体和文化 [24]。学习西方文化就能向西方一样走向富强，不学习西方文化就会永远落后，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者的历史结论。言下之意，西方由于制度和文化优势，好像就能永续强大。对于这类人，在西方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散失之前，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历史铁律将证明：正是这种充满傲慢和偏见的西方中心主义，让西方加速散失目前的优势。

比较理性的历史学家如保罗·肯尼迪，也是真正深入研究了历史而不是以历史为幌子的历史学家，就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世界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至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用俾斯麦的名言说，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 [25]。如今，苏联已经解体了，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为欧盟，但英国又脱离了欧盟，欧盟前景并不乐观；日本已经接连经历几个“失去的十年”，几乎没有人会再预测“日本第一”了；美国仿佛取得了对苏联的绝对胜利，但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政治社会矛盾，都让世界看到一个问题重重的的美国。上帝会保佑某一个国家并让它永远强大吗？真正有学养的历史学家是不会相信的，顽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是不会改变的。至于早已经历了多次兴衰存亡历史悲喜剧的中国人，他们早就熟悉盛极而衰的历史必然性，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大国复兴的历史新叙事模式

今天的中国人需要用新的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和世界历史，今天的西方和世界也需要新的历史观了解中国。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必将推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使中美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反西方的中国中心主义历史观则会使中国可能陷入“历史循环”。只有一种开放的全球的历史观，才能使中国的复兴开创人类历史进步的新纪元。

4.1. 共产主义追求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得变更出发”；“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26]。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欧洲人发明的“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27]。最终，“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28]。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29]。他劝告工业不发达国家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30]。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社会所拥有得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31]。总之，“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 [32]。“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33]，“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块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34]；“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者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35]。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摩尔根《古代社会》对文明社会的评断做结束：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36]。对于古代氏族社会自由、平等和博爱复兴的憧憬，和中国人几千年儒家对于大同理想复兴的憧憬“心有灵犀一点通”，可以说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心理基础。这也说明东方和西方在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方面其实并没有不同，只不过今天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用符合自身利益自由、平等和博爱改变了它们本来的含义。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但可惜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极少数人真正享有。

4.2. 中国共产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共和国实现大同的梦想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说过，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37]。他明确提出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38]。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政党和国家与人相比，认为它们都有生命周期，最终都难以避免走向死亡。但是，死亡并没不是可怕的事情，它其实是完成了历史使命，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礼记·礼运》孔子憧憬的大同，就像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摩尔斯《古代社会》中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有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39]。所谓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就是超越了以追求资本增值为“伦理”依据的“资本主义精神”，确立了以追求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道德”。但是，这种超越绝不只是道德上的超越，它是在国家富强基础上的文化超越。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上的开幕词中憧憬“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为此，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了新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 [40]。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41]。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时曾说：“你晓不晓得我们为什么搞人民公社？就是因为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原有七十万个合作社，地少，人少，不利于搞大规模生产，也不容易搞综合性的生产。搞人民公社可以解放生产力” [42]。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43]。1964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44]。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甚至还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毫无疑问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改革开放并不是要改变这个目标，而是要更加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4.3. 中国复兴开启一种新的历史叙事

中国故事很精彩，但是中国故事讲得不够精彩，原因是没有构建一种历史的叙事模式，也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学术理论。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中说：“‘西方的兴起’这一概念包含了理论阐释和故事描述，旨在解释什么是现代世界以及它为何主要烙上了欧洲的印记” [45]。到目前的世界历史被讲述为“英国奇迹”、“欧洲奇迹”和“美国奇迹”，也就是首先是英国，进而是欧洲，最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不断开创人类文明进步的故事，其他国家的历史只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或通过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的故事，因为抵制西方或没有学好西方而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戈德斯通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生们通过学习西方文明史来了解世界历史。在这里，历史成了一个名为‘西方崛起’的故事，这个故事起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欧洲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46]。用黑格尔的话说，其他地区的历史即便再长也是毫无意义的，那只不过是无聊的空转，如果没有西方的领导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现代世界。所以，即便中国有五千年不曾断绝的历史那又怎样？没有西方中国人不还生活在古代吗？所以中国人只能哀叹自己的祖先缺乏海洋文明所具有的热爱商业、航海、自由，也没有中世纪骑士的好战和城邦的自治，最终在黄土地上打滚五千年也不能开创现代大航海、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共和政体和科技革命。一句话，中国人要从零开始学习西方的冒险精神、商业文明、国家意识、民主自由和科学技术，据说尤其是要学习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否则中国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这真是把西方捧到天上而把其它地方踩到泥里的历史叙事啊，它让西方人成为救世主而其他国家人民成为等待拯救迷途羔羊！是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知道西方殖民主义屠宰了羔羊，他们也觉得理直气壮：没有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羊能过上温饱有保障的生活吗？毛纺织品、皮草和羊肉贸易不是让羊的一生更有价值了吗？总之，只要按照“西方的兴起”的故事和其中的蕴含的学理，只有西方才是世界文明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发展的普及，西方崛起——作为一个仅持续了从1800~2000年间的事件——将会被看作是全球历史中一个短暂而具有变革意义的阶段” [47]。日本的崛起如果真正超越了美国，西方中心主义的神化本来会被打破，但结果是日本的最终衰落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的信心。随着中国重新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尤其是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表现的明显差别，西方是世界唯一领导者的深化正在动摇。曾经代表着西方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大英帝国已经毫无疑问地衰落了，继之而起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国如果也开始衰落，是否意味着西方也将重复着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故事？美国对冲基金桥水公司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在网络上发布了即将出版的《正在变化的世界秩序》(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一书，通过研究过去500年世界主要大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兴衰，同时把它们与德国、法国、俄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对比，认为就像一个人有生命周期一样，任何国家都逃不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命运。他还专门对中国公元600年以来的历史进行千年追问，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循环和世界近500年的兴衰更替非常相似。达里奥认为，大多数人因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中不可能经历历史的循环，所以看不到大国兴衰循环正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或许西方人将尴尬地认识到，不仅西方国家也有可能像中国一样衰落，而且还不曾有过像中国一样复兴。循环并非中国历史的悲哀，反倒是中国历史的辉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从没有真正兴起为大国，更不要说衰落之后再次兴起，尤其是多次循环反复。

其实，如果从国家兴衰的角度讲，德国国力超过英国时，“英国奇迹”就不存在了。随着美国超越欧洲老牌帝国主义，“欧洲奇迹”也不存在了。美国人也喜欢高歌“欧洲奇迹”，只是为了不想被指责为“美国例外论”，为了更好地团结整个西方。从逻辑上说，欧洲优势被美国取代，“欧洲奇迹”论就已经破产了，只不过因为美国的富强在勉强维持内涵实际上是“美国奇迹”的所谓“欧洲奇迹”。如果美国的头号强国地位也被中国取代了，西方崛起的历史故事就结束了。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给西方的最大冲击，就是它将破除西方开创现代世界和世界跟随西方的神化历史。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并没有超越美国，如果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最终不能超越美国，西方中心主义就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就会再一次得到验证。

可以预见，如果西方想要维持“欧洲奇迹”，而中国想要创造“中国奇迹”，中国和美国之间将会展开剧烈的竞争，而且中美之间的冲突还必然包含着中西方“文明的冲突”。这是“争强好胜”的“文化心理”在作怪，仿佛不为“奇迹”而斗争就是软弱。没有人能改变争强好胜的“竞争心理”，但是，理性可以引导这种心理向着“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如果美国人坚信“西方的兴起”的故事，美国就没有必要进行内部改革，只需要静待中国逐步陷入停滞，或全力遏制中国崛起并促进中国崩溃——这确实就是美国目前的战略选择；如果相信“大国兴衰”的故事，美国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推进内部改革创新，解决国内焦头烂额的问题，以维持和延长自身优势。中国如果相信“西方的兴起”的故事，就必须像苏联一样模仿美国——这显然不是它的选择；如果“中国复兴”的故事，就会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身的道路，试图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这显然是中国目前的战略选择。

很显然，故事能够激励和引导人，讲好故事确实很重要。但是，人不能生活在故事里，讲好故事并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通过故事推进自身以及世界各国的发展。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故事就不再可信了。即便中国现在总体上还没有赶上西方的发展水平，但是，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杭州、苏州等大城市，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甚至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比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地区低，这些地方的民众即便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自信满满，他们已经不会轻信“西方的兴起”的神话故事。反过来，西方发达国家那些落后地区的民众，或者发达地区的社会底层民众，他们也很难相信“西方的兴起”的神话故事。中国没有必要用“中国的复兴”的神化故事取而代之以赢得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只需要讲好“中国复兴”以坚定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大国的兴衰”和“大国的复兴”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讲，是因为它并非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普遍愿望。美国人不是渴望“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或“重建更美好的美国”(Build Back Better)吗？西欧各国难道会满足以让美国代表“欧洲奇迹”吗？俄罗斯不是渴望俄罗斯民族再次伟大吗？印度不是正在追求“中印平行崛起”吗 [48] ？日本不是渴望再次实现“日本第一”的奇迹吗？没有大国真正需要“西方的兴起”的老故事，所有大国需要书写“大国的复兴”的新故事。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这就是学术界最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而且，为了“大国的复兴”，欧洲人如果重新到“西方的兴起”中重找智慧，他们也一定会找到与“英国奇迹”或“欧洲奇迹”不同的智慧。真正兴起的其实不是大不列颠，而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如果只有大不列颠，或者只有今天的联合王国，就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兴起”。所以，“西方的兴起”怎么能说是“欧洲奇迹”呢？它明明英国和各殖民地共同创造的“世界奇迹”。德国和法国即便经济上和军事上曾经比英国更强大，但因为它们的殖民地比英国少得多，它们的全球影响力也相对小得多。再回到今天欧洲实现“大国的复兴”，很显然不论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单独一个国家都安全没有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整合得好绝对可以实现“大国的复兴”，与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

只要做好内部的政治和文化整合，加快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都有可能在大国竞争中赢得重要地位。他们越是争取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就越有可能赢得竞争优势。“大国的兴衰”和“大国的复兴”的历史叙事，会让大国更加重视内部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发动战争，会让大国真正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不是搞霸权主义。如果世界各主要国家能够把复兴当作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也将会有更多共同语言和合作空间，世界也会更有可能实现共同发展和避免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

5. 小结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总会有大国崛起的，大英帝国的崛起就像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的崛起，在欧洲古已有之而不是什么奇迹。如果今天的英国能复兴大英帝国，那才是真正的欧洲奇迹。很显然，除非英国人有更广阔的心胸，和欧盟各国共同努力，否认单靠联合王国甚至包括英联邦国家都绝对没有可能！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漫长历史的国家，中国人早已看惯了国家的兴衰成败。盛极而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中国人从来不指望中国能够长盛不衰，中国追求的理想是复兴盛世，也完全能够理解美国、欧洲各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土耳其等所有国家追求复兴的愿望。世界本来就是多个文明中心共存的，世界从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国的发展不可能走同一条道路。历史从来就有无数条长河构成的，历史历来就是波澜起伏的，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可能汇合为一条大河。国家兴衰存亡，社会治乱交替，是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世界没有末日，历史不会终结，这是中国人的历史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不会接受西方模式，也不想推销中国模式。当前世界面临共同的复兴问题，但是并没有一种普遍接受模式，世界将迎来一个共同追求复兴的多样化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接受多条历史长河各自流淌的现实，人类文明海洋的活水源头才不会枯竭。世界各国人民也必须有像海洋一样宽广的心胸，世界各大小文明的历史长河才能源远流长地奔向人类文明的广阔海洋。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复兴与共享：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内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L19N500010。

文章引用

李效东. 大国的复兴——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和理论阐释
The Re-Rise of Great Powers—A New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03): 785-80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310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