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23年2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2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1日

摘要

为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感知压力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采用感知压力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435名低保户和522名非低保户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社会支持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感知压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 应对方式调节了社会支持和感知压力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对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而言，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降低个体的感知压力，但对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而言，社会支持对于感知压力的缓冲作用并不显著。这些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当下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制定提供更为详实的依据。

关键词

社会经济地，感知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ceived Stress: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Ruyue Xie, Houchao Lyu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Feb. 23^rd, 2023; accepted: Apr. 12^th, 2023; published: Apr. 21^st, 2023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individual perceived stres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perceived stress scal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on 435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522 non-low-income household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cial suppor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ceived stress.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erceived stress was moderated by coping style. Specifically, com-pared to those who adopt a positive coping style,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perceived stress becomes insignificant for those who adopt a negative coping style.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more detailed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rrent social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Key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Perceived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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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是指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实际或感知的相对位置，一般由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经济收入等因素组合表示 [1] 。作为一个复杂的结构，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 [2] 。社会因果理论(Social Causal Theory)提出，由于长期暴露于身体压力源(过度拥挤和粮食不安全)和心理压力源(歧视和家庭冲突)，处于社会经济劣势中的个体可能会经历较高水平的压力和负面影响 [3]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较低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与较高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压力有关 [4] 。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用以养育子女的资源较少，因此体验到较高水平的养育压力。并且贫困的背景削弱了低收入家庭对于“正常”养育压力的适应力 [5] 。此外，生理学研究也发现，与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皮质醇水平更高。作为压力的生物学指标，较高的皮质醇水平代表了个体的感知压力较高 [6] 。

适当的压力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良好的机能状态并促进工作和学习。然而，当压力超过适应能力时，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正常生活，甚至会使个体罹患一系列身体和心理疾病(例如，焦虑、抑郁和心血管疾病等) [7] 。此外，毒性压力模型(Toxic Stress Model)指出，如果个体长期处于高水平的心理压力下，他们的压力管理系统会被频繁地激活，导致体内非平衡的生理状态 [8] ，从而影响大脑的结构与功能，使个体的执行功能和认知能力受损，进而做出不利于摆脱当前困境的非理性行为，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个体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 [9] [10] 。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深水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使得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阶层流动更加困难，阶层固化问题日益明显 [1] 。因此，阐明社会经济地位与感知压力的潜在联系，可为我国当下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制定提供更为详实的依据。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作为个体应对压力事件和改善心理健康的资源或手段，通常被定义为可用的社交网络为个人提供的情感支持、物质援助、信息和指导等 [11] 。根据社会支持的内容，可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 [12] 。客观支持是指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直接存在和参与；主观支持是指个体被尊重、支持和理解；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压力缓冲模型表明，社会支持可以缓冲不良事件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并减轻个人的感知压力 [11] 。例如，Hong和Liu发现父亲的支持性养育可以显著降低母亲的育儿压力，并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减轻了母亲的绝望、孤独和焦虑等情绪 [13] 。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可以帮助个体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提高其适应性，从而缓解个体的工作和学习压力 [14] 。此外，研究还发现，即使是虚拟的社会支持也可以减轻个体的感知压力 [15] 。这种保护或缓冲效应背后的机制是家庭成员或更广泛的社交网络提供的情感和工具性支持，给予了个体必要的应对资源并提高个体的控制感，从而降低了个体对负面事件严重性的评估和感知压力。

然而，先前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个体的支持系统和社交网络产生影响。与处于社会经济优势地位中的个体相比，处于社会经济劣势地位中的个体社交网络规模更小，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更低 [16] 。社会排斥理论也提出，由于维持大型社交网络的成本远高于其提供的支持性资源的成本，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常常被排除在社交网络之外 [17] [18] 。而且当其面临多重挑战时，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是蔑视和排斥而不是尊重和支持 [19] [20] 。综上所述，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损害个体的社交网络和支持系统，导致个体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极端事件，从而增加个体的感知压力。基于此，提出假设1：社会支持可能会中介社会经济地位与感知压力的关系。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或具有挑战性的情景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和反应倾向 [21] 。根据个体应对压力源时采用的策略，应对方式可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 [22] 。积极应对方式包括认知重组、积极响应、接受和使用社会支持，而消极应对方式包括回避、否认、压抑和忽略已有的支持等。素质–应激理论提出，环境因素与个人特质可以共同作用于个人的心理结果 [23] 。例如，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可以共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当个体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时，会合理的利用获得的社会支持积极的解决问题，从而保护他们免受不良事件对其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 [24] 。相反，当个体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时，他们会忽略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导致不良事件持续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从而损害心理健康 [25] 。感知压力作为评估个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较高的压力水平表明个体的心理发展和心理健康状态处于消极水平 [26]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增强社会支持对于感知压力的缓冲作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会减弱社会支持对于感知压力的缓冲作用。据此，提出假设2：应对方式调节了社会支持与感知压力之间的关系。

综合上述，虽然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较高水平的感知压力相关，但较少聚焦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和调节机制。因此，本研究拟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期揭示社会经济地位对感知压力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当下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制定提供更为详实的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此调查与重庆市江北区、弹子石区、南岸区、万州区和九龙坡区社区居委会合作进行，将社区低保户纳入此次调查范围。在收集数据之前，已将本次研究的目的告知所有被试，并确保他们的信息保密。被试需要花费25分钟在社区居委会或自己家中填写基本信息和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957名份，问卷有效的回收率为96%。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0至84岁(M = 45.5，SD = 13.29，434名男性，435名低保户)。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常用的测量指标主要有月收入、受教育水平和主观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月收入包括“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5000元”、“5000~8000元”、“8000~10,000元”、“10,000~15,000元”、“15,000~30,000元”和“30,000以上”9个水平，分别赋值1~9分，分数越高，表示家庭月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包括6个类别：“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赋值为1~6分，得分越高，表示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差”、“中等”、“较好”、“好”、“很好”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5分。参照前人研究将月收入、受教育水平和主观家庭经济状况的得分标准化之后相加，汇总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27] 。得分越高，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2.2. 社会支持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评估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量表共有10个题项，包括主观支持(受到尊重，支持和理解)、客观支持(直接的物质援助)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计算量表总分，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12]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0。

2.2.3. 感知压力

采用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CPSS)评估个体的感知压力，该量表包含14个项目。量表采用采用0 (从不)~4 (很经常)五级评分，计算量表总分(范围：0~56)，分值越高则代表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越高 [28]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2。

2.2.4. 应对方式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由解亚宁编制 [29] 。共20个项目，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量表采用0 (从不)~3 (经常)四级评分。本研究中，用积极应对的标准分数减去消极应对的标准分数，当所得结果大于零时，表明个体以积极的应对方式为主，当所得结果小于零时，则表明个体以消极的应对方式为主 [30]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使用Hayes的SPSS Process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进行正式分析之前，使用Harman的单因素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共有9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22% (<40%)，表明本研究中没有共同方法偏差 [31] 。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此次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10岁~84岁。其中大多数为已婚(62.4%)，其次是离婚(14.5%)，和未婚恋(11.9%)。初中学历的个体占比34.2%，大学占比20%，高中占比19%，小学及以下占比13.3%，职业高中占比10%。此外，受访者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占比20.7%，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占比21.7%，收入在2000~3000元的占比22.2%，收入在3000~5000占比23.7%，收入在5000~8000元占比7.9%，收入在8000~10,000占比1.7%，收入在10,000~15,000的占比1.1%。

相关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和感知压力呈显著的负相关(r = −0.36, p < 0.01)，与社会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r = 0.19, p < 0.01)；社会支持与感知压力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29, p < 0.01)；消极的应对方式与感知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 = 0.43, p < 0.01)；积极的应对方式和心理压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r = −0.51, p < 0.01) (其他相关结果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3.3. 有调节的中介

3.3.1. 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来检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32] 。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的预测个体的社会支持(β = 0.07, t = 4.57, P < 0.001)；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感知压力(β = −0.06, t = −6.34, P < 0.001)；社会支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感知压力(β = −0.11, t = −4.76, P < 0.001)。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社会支持对感知压力的间接影响为0.10，95%置信区间为[0.06, 0.15]。这些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在社会经济地位与感知压力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

3.3.2. 有调节中介模型的检验

进一步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59来检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33] 。结果表明，控制性别和年龄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乘积项对感知压力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5, t = −3.45, P < 0.01) (见表2)。说明应对方式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径。为了更好的说明调节效应的本质，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而言，社会支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感知压力(β = −0.19, P < 0.001)。相比之下，对于那些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而言，社会支持对感知压力的预测效应不再显著(β = −0.04, P = 0.12)。

表2. 有调节的中介的结果图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女性 = 0，男性 = 1；^*p < 0.05为有统计学差异，^**p < 0.01为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 0.001，为有极其显著的统计学差异；R²为决定系数，F为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4. 讨论

基于素质应激模型和压力缓冲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社会经济地位和感知压力的潜在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在社会经济地位对感知压力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社会支持和感知压力的关系受到应对方式的调节。我们将根据这个中介和调节模型详细讨论每个假设。

4.1.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感知压力之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1，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34] 。即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用以缓冲极端事件的支持性资源也就越少，因而感知到较高水平的压力。社会支持包括更广泛的支持网络和与他人更大的情感联系 [12] 。作为应对压力事件和改善心理健康的资源和手段，社会支持既可以通过提供解决困难的办法直接降低个体的感知压力，也可以通过给予个体情感安慰或改变个体对于事件认知的方式间接减轻个体的感知压力 [12] [13] 。Schiller等发现，当个体社交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较大时，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感和工具性支持，防止压力事件变成长期的心理压力状况 [35] 。然而，社会排斥理论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会损害个体的社交网络和支持系统 [17] 。与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个体相比，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劣势的个体往往会暴露在充满冲突和忽视的社交环境中，并经历更多不利的人际关系，这阻碍了他们发展多样化的社交网络并损害了许多潜在的社会支持来源 [17] [18] 。此外，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现有的社交网络是由同质性较高的群体构成，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有限 [36] 。因此，在面临极端事件和压力状况时，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由于社交网络和支持系统受损，获得情感和工具支持较低，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和心理资源来应对此类事件，从而感知到了较高水平的压力。

4.2. 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应对方式调节了社会支持与感知压力的关系，这与以往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37] 。积极的应对方式增强了社会支持对于感知压力的缓冲作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导致社会支持对感知压力的缓冲效应变得不再显著。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应对方式作为个体通过认知控制和行为调整来处理内部和外部需求以及相关情绪压力的策略 [31] 。当个体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时，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应对效果 [33] 。当采用个体积极的应对方式时，会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压力源，积极的向周围人寻求帮助，并利用支持性资源促进问题的解决，从而降低事件的负面影响和个体的感知压力。相比之下，当个体采用消极应对方式时，可能会回避和忽视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导致不良事件持续消耗其心理资源，并引发对压力源的侵入性思考，从而导致感知压力的增加 [33] 。相关研究也发现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导致较高的感知压力，而积极的应对方式则与较低的感知压力相关 [38] 。总的来说，本研究结果在理解素质压力模型和应对方式对个体感知压力的影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感知压力的影响主要通过社会支持实现。而社会支持对感知压力的影响还取决于个体的应对方式。当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时，社会支持对于感知压力的缓冲效果会更好。因此，在关注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心理健康时，不仅仅要给予他们情感和工具支持，更应该教会他们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去应对问题，防止不良事件持续消耗其心理资源，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5.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 社会支持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感知压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 应对方式调节了社会支持和感知压力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增强社会支持对于感知压力的缓冲作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导致社会支持对感知压力的缓冲效应变得不再显著。

文章引用

谢如月,吕厚超. 社会经济地位与感知压力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ceived Stress: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04): 1835-184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5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