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2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22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9日

摘要

在“九一八”的现实冲击下，张东荪转而从儒家哲学中寻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基于此，他从中西文化比较中批评了当时“全盘西化”派和“整理国故”运动。张东荪认为孔子思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文化、政治、社会三层作用：在文化上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带有中国印记的文化符号；在政治上，孔子所提倡的政治精神适用于任何的政体；在社会上，维护社会凝聚力和提升民众道德仍可借鉴孔子思想。孔子赋予“士”阶级的使命正可在此三个层面继续发挥作用并随时代而有所调整。

关键词

孔子，儒家哲学，张东荪

Chang Tung-Sun Discusses on Confucius’ Thought and Its Modern Values

Zhiwei 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Nov. 22^nd, 2023; accepted: Dec. 22^nd, 2023; published: Dec. 29^th, 2023

ABSTRACT

Under the realistic impact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Chang Tung-Sun sought to establish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nation state” from Confucian philosophy. Based on this, he criticized the “total westernization” faction and the movement of “sorting out national tradition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hang Tung-Sun believes that Confucius thought still plays three roles of cul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modern society: Culturally, it is a cultural symbol with Chinese imprin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ulture; in politics, the political spirit advocated by Confucius is applicable to any political system; in society, maintaining social cohesion and improving public morality can still be borrowed from Confucius thought. The mission entrusted by Confucius to the “scholar” class can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se three levels and adjust somewhat with the Times.

Keywords:Confucius, Confucian Philosophy, Chang Tung-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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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东荪对孔子思想解读的时代背景

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思想凭借着国富民强的现实基础对中学形成了挑战，使得中国士人逐渐意识到“中学无用”。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现实处境下，彼时的士人群体也不断分裂，围绕者中学、西学以及国家富强等问题形成许多论战。其中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争论更是不绝于耳。

1935年，郭湛波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出版，该书把中国近五十年的学术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84年至1911年；第二阶段是1911年到1928年；第三阶段是1928年到1935年。

郭著认为，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这个时代思想之特征是尊孔，拥护中国旧有之孔教、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要保存国粹。同时排斥西洋之思想、艺术、道德、习惯”；第二阶段产生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思潮运动”，笼罩中国两千年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受到猛烈的攻击。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吴又邻、胡适、李守常等，而反对西洋文化、尊孔、拥护中国文明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梁启超；第三阶段孔子又逐渐成为批判继承的对象。

作为“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东荪早期对孔子的讨论非常少。在1930年之前，他大多从事西学的输入工作，很少涉及对传统文化的研究。1913年，张东荪发表《余之孔教观》一文参与当时有关将孔教定为“国教”的讨论，这是笔者所能找到张东荪关于儒家思想看法的最早一篇文献。在时隔23年后，也就是1935年，张东荪再次将眼光转向儒家思想，发表了《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一文，参与当时有关孔子的讨论。¹在此文中，张东荪将孔子与“中西文化的异同”和“民族复兴的方向”相提并论，体现了在国难之际，孔子在张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显示出张东荪对孔子及儒家的理解带有鲜明的现实色彩。

1.1. 折衷论者的取向：超越“尊孔”与“反孔”的对立

促使张东荪重新将目光转向孔子的动因是复杂、多重的。其政治动因是1934年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同年国民政府发布恢复“祭孔”的命令，并由此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

1934年8月27日，全国各地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祭孔仪式，《大公报》于当日第二版发表社评表示赞同。社评认为“在此国步艰难，人心陷溺之时，当局者发蒙振聩，有此一举，足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²胡适对此表示不赞同，他认为最近二十年中有关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实验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的进步。”( [1] , p.4)

张东荪对上述赞成派和反对派的意见都不认同。他认为，从中西对比来看，孔子至少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鼎足而立。并且在以方面繁多、内容丰富见长的西方思想内竟找不到可以代替孔子的思想，这一点使得孔子思想在人类思想界内确是一个特例( [2] , p. 13)。

就孔子本人的思想来看，张东荪认为，孔子思想是近乎乌托邦式的从未实现过的政治理论( [2] , p. 16)。张氏指出孔子思想可以分为管辖个人私有的德治主义和注重社会秩序的礼治主义两部分，而这种礼治主义和德治主义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却亦绝不是东方的专制政治( [2] , p. 16)。

至于孔子思想容易被利用，这一点要从汉儒讲起。张东荪认为，在春秋之时，孔子教学以六艺为主，是学、术并重，而汉儒改为六经，于是乃偏重于一方面。张氏认为“修养是对自己的，而办法是对事物的，二者不可偏废。”( [2] , p. 16)

汉儒的这一注重内在的修养而忽视对事物的方法的倾向，导致了孔子思想被后世利用，也使得中国文化偏重“精神”而忽视“方法”这显然与西方思想不同。因此张氏认为西学传入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差不多讲维新无不是讲办法。”并且认为中国近些年来变来变去未见进步的原因正是由于只讲方法而忘了必要的另一方面( [2] , p. 16)。

张东荪将东、西方的思想进行了区分，并认为中国思想侧重“重心在内”，关注做人的道理，更注重“宗旨”而忽略“方法”；西方思想侧重“重心在外”，关注自身以外的神或自然界，主张以“办法”表现“宗旨”。并由此得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不仅有来自古今纵式的不同，更有中、西思想横向的不同。张东荪认为，多年来的欧化的思想与教育已经将中国固有文化的主体破坏，导致中国文化主体的不健全，这一点在“九一八”事变的现实刺激下显得更加明显。

1.2. 张东荪对“全盘西化”论和“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

基于此，他对“全盘西化”论提出了批评。陈序经1934年下半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在本书中，他将研究东西方文化并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人大约分为三个派别：“全盘西化”派、复古派和折衷派( [3] , p. 1)。他在书中详细批驳了复古派和折衷派，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只有“全盘西化”一条路可行。

张东荪认为当今中国所需要思考的不是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而是如何立足中国吸收西方文化( [2] , p. 18)。他举例说明，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强的消化能力，而只是一味的吃很多东西，这样吃了不仅不能消化，而且容易得病，中国的现状即是如此。长此以往，不能不仅有效地吸收他族文化，反而会被外族文化所征服。

因此，张东荪认为，吸取他人文化的前提是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 [2] , p. 18)。而恢复主体的健全，则要求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中国固有的文化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同时，在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前提下，应该大量输入西方文化。他认为保存国粹与从事欧化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因为中国凡是采取欧化的方面都是本来就缺少办法的方面( [2] , p. 20)。这是张氏30年代东西文化观的主要内容。

对于时人有关孔子的论战中，张东荪依旧以“调停人”的身份不偏于任何一方。他既不同意尊孔的赞成派，也不认同反孔的反对派。他认为只有体会孔子的精神，使得每个人的血管中充满了孔子精神，才算是真正的用孔子来复兴本民族( [2] , p. 22)同时，张东荪认为必须先打到时下流行的“整理国故”的态度，然后才有真正的整理( [2] , p. 21)。

张东荪是从历史的相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这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过去的事情其本身虽则过去了，但是其遗迹与其影响却尚留存于现在”，这种历史的相续性“对于国民性之铸成是很有力量的。不但一个民族总是要鼓励其后裔必须知道其以往的历史，即一个家族必总是要使其子孙能够记得祖先的前言往行。这样，便把后世人们的性格加以陶冶了”。( [4] , p. 232)站在这个角度看待“整理国故”运动，难怪张东荪会认为“一班整理国故的人们”所从事的运动有使中国旧学变成“古董”的可能性( [2] , p. 21)。

对于“整理国故”的批评，张东荪不仅从历史的相续性角度展开，而且还从与现代人生活是否发生效用这一角度展开。张东荪说：“现在国学的研究，显然有变为‘古骨[董]之学’的情形，所有的琐屑考据无异于西方人研究埃及石器与巴比伦文字，这些研究未尝不精，无奈对于现代人的生活直不发生关系，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国学研究和坐在家里种兰花与养画眉有什么区别”。( [5] , p. 17)

上述内容清楚地表达出张东荪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反对。在不同的两篇文章中，张东荪都认为经过“整理国故”运动后的国学将会变成和埃及石器和巴比伦文字一样的后果，而这两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现今却早已消失在岁月长河中。在国破家亡的现实危机下，张东荪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后果。

“整理国故”运动造成的后果还有“大学所教的日趋于支离破碎与琐屑”，¹⁶从张东荪的语境来看，所谓“支离破碎与琐屑”，即是“对于现代人的生活直不发生关系”。这样的大学教育，使得教出来的学生“学”、“人”二分，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对自己的生活发生效用。仅就国学来看，这种“学”、“人”二分的教授自然会引起张东荪的不满。

在此时的张东荪看来，国学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救国保民的重责大任。这也是张东荪为什么要区分国外研究者和国内研究者对“国学”研究的态度。在他看来，国外的研究者“以已死的文化来看中国文化，这是当然的”，因为“外国人研究东方的刺绣与印度的美术，不过是想在他们的文化多添一些点缀而已”，而中国人如果“自己于不知不觉中亦走上外国人研究东方文化的态度那一条路上去而自命为时髦”，这就有可能将本来还仅存的固有文化“骨董化”。

2. 张东荪论孔子思想的三大现代价值

对于孔子思想，如果简单的以支持或反对来看，张东荪无疑是站在支持的一面。从其加入明德社和受聘为学海书院的院长即可看出。虽则如此，张东荪对读经的看法却并不与陈济棠等人完全相同。他同样认为单纯或片面的尊孔读经并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2] , p. 22)。

张东荪曾对张君劢等人新儒学的主张表示赞同，同时亦怀有忧虑，而忧虑的原因即在“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真向着这个方向去走”( [2] , p. 22)。张东荪所忧虑的不是在学术层面对儒家的返本开新，而是社会上对于儒家思想“躬行实践”的人迄今为止还很少。这种担忧，一方面指出了儒家思想知行合一的特性，一方面也暗示了时人“学”、“人”脱离了关系而二分的破碎状态。张东荪在《教育与中国出路》一文中深刻揭示了此种状态的弊病，并认为“当恢复旧日讲学的精神把学问与做人打成一片”( [5] , p. 23)，只有这样才能“用孔子来复兴民族”。

孔子为何在现代还如此重要？从张东荪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孔子在现代社会还可以发挥文化、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的价值。

2.1. 文化上：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符号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孔子思想是中国思想的代表，而这种思想是区别于西方思想的。基于现实的民族国家建立的需要，也要从孔子思想中寻找中国的民族性，并基于此造成民族。同时师法西方依旧不能停止，而孔子思想正可以作吸收西方思想的桥梁。

时人讨论中国哲学，大多是以西方思想为资源、以西方哲学之标准为标准，并以此衡量中国哲学，当然会发现中国哲学的诸多弊病。诸如“定义”问题，张东荪即指出：

倘使要问何以孔子不把仁的定义先说出来呢？讨论此问题便会牵涉到中国思想之特征问题。换言之，即没有定义是不是中国思想之特色？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他的特有的思想历程上以为无下定义的必要，则可说在中国思想上没有定义便不算一件奇怪的事，并且亦不能因此便谓中国思想幼稚不如西方进步。因为定义本就是西方逻辑上的事，与其全部逻辑原理以及思想格局相关，而不可单独提出来( [6] , p. 141)。

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角度看，“不下定义”实在难以接受，而在儒家哲学中却鲜有下定义的特征。从中西哲学的比较角度来看，实在很难说清谁优谁劣。但是时人以西方为师的倾向以及用西方思想改造中国哲学的努力，反而造成了“以西方是非为是非”的态度，进而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这种情况，用伍启元的话来说即是：“中国总逃不出‘模仿’的工作。例如张君劢不过想做中国的柏格森，胡适不过想做中国的杜威，陈独秀不过想做中国的马克斯，郭沫若不过想做中国的恩格尔，甚至最近梁漱溟提倡中国文化的文章，也不过是‘模仿’罗素的理论吧！”。( [7] , p. 179)

自诩清高的张东荪自然不能接受一直模仿西方的态度。从《新哲学论丛》的发表到《多元认识论》的改善，乃至于创立知识文化学的努力，张东荪对西方哲学的接受，一直都是采取“吸收”的态度，而非“模仿”的态度。需要强调的是，在张东荪看来，“模仿”并没有错，只是不能因一味的模仿而丧失掉“自主性”或“自觉性”，而一旦丧失了“自主性”或“自觉性”，则西方思想的输入“只是征服罢了”( [2] , p. 19)。而取“吸收”的态度则暗示一直有一个“主体”存在。

孔子不对“仁”下定义，是中国哲学思想格局的体现，不能因为与西方哲学不同，遂说中国哲学幼稚不如西方进步。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还是在“模仿”的态度，因为事先高悬了美好的价值标准，于是在此标准下对中国哲学进行裁剪，并以其标准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读和“修补”，长此以往，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即被遮盖了，中国哲学仅是西方哲学之一注脚而已。

张东荪显然不能同意，他与其他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在东西哲学的对比中发现，儒家哲学不对重要概念下“定义”的行为更能体现中国哲学的价值和其背后的思想格局。在中西哲学比较中，采取“相异”的角度，使得张东荪对中国哲学或者说儒家哲学的特殊性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正是基于孔子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不同，所有张东荪认为孔子思想在人类思想中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在以方面繁多、内容丰富见长的西方哲学中竟找不相当的以为代替( [2] , p. 21)。

张东荪认为，从伦理学角度上看，孔子以“仁”统一诸德，与西方苏格拉底以“智”统一诸德，两者间如出一辙。因此，他在肯定孔子价值的同时亦对时人反对孔子表示不满：

西方“伦理思想自苏格拉底而划一纪元”。我国当然以孔子为宗师。所以就文化与思想而言，孔子的贡献实在大到无可言喻了。现在无识之徒欲反对孔子，我以为未免有些数典忘祖( [8] , p. 31)。

不仅在伦理学方面孔子与柏拉图地位相当，而且从中西哲学的内部来看，孔子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相比也毫无逊色。同时，张东荪还提出，孔子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现代，而且在古代思想中亦是有相当的价值。张东荪是从代表中国思想格局的角度看待孔子思想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价值，张东荪认为：“孔子便不仅是教育史上第一个编纂者，乃同时在全盘文化上是一个整理者。以前的文献由他作一个结束，以后的文化方面由他来重新开始。后来儒家把他推作圣人就是如此。”( [6] , p. 135)

张东荪在他出亦谈及孔子之价值，主要有：1) 中国思想的代表；2) 可以与西方柏拉图、苏格拉底相比而毫无逊色；3) 西方思想中找不到与孔子思想相当的以代替，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亦是有益。这些内容都是此时张东荪对孔子思想从文化尤其是中西哲学比较上的看法。不过，对张东荪来讲，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更为重要，孔子的这一价值远比其他内容更为重要。

2.2. 政治上：德治主义的化民成俗

孔子思想除了在文化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具备价值，在政治层面一有相应的价值，而且此价值即是在当今社会，尤其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下仍可发挥作用。

张东荪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儒家的思想“由仁与礼差不多可以包括，仁是由内而发，本性的，礼是外来的”( [9] , p. 7)。就张东荪本人来说，他的学术倾向更侧重于“仁”的部分而很少对“礼”的部分加以研究。简单来说，儒家哲学中“礼”已经在当今社会失去效用，且没有继续发展的必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张东荪在二十年代对固有文化已经“不生效用”的评价，应该可以得证。在西方文化的涌入下，“礼”的部分大抵被西方思想或制度所取代( [4] , p. 270)。在他处亦表明“要言之，儒家思想有两柱石都是从前代传下来的，即一个是天的思想，另一个是礼的思想。不意到了后来，因为简单社会变为‘大社会’了，遂致礼的思想失其功用。于是儒家在实际已算亡了一大半”( [6] , p. 162)。张东荪认为：

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德治最高，政治不过其次，儒家的根本政治思想是“感化”，而不是强制，德治即是以贤人治不肖的人( [9] , p. 8)。

“中国人之政治问题等于修身问题，故儒家的政治观可以说他是德治主义”( [9] , p. 3)，所以说中国人的政治问题等于修身问题，是因为张东荪认为中国政治的理想领袖都是很有道德的人。而这个领袖在社会中的作用就好像是掷入河水中的石子，领袖水波放射的中心，其余的人不过是水波，受中心的影响而向外扩大。

儒家的理想“是想人人都可以做水波放射的中心”，因此则政治问题便变成了做人问题；同时孔子还认为君主或者领袖应当负有教育民众的责任，在此维度上，君主和父亲几乎没有差别，政治问题因此而一变成伦理问题。所谓德治主义，即是要求君主身兼政、教二职，二如何才能承当起这个职责，不是靠武力或法律，而是凭借者德行。基于此，孔子所认为的德治主义即是修身、政治、伦理打成一片，其最高的理想即是“化民成俗”( [9] , p. 8)。

张东荪认为儒家所强调的“修身诚意”不过是达成“治国平天下”的手段( [10] , p. 35)，且“须知中国的‘政’与‘教’是分不开的，而‘教’又必与‘化’合二为一。这就是孔子的办法，亦就是儒家所谓圣人的办法，到了今天自无所谓圣人，只是民族精神的结晶的寄托者。不过这种寄托者不限于一二个人，能逾多逾妙，教育之使命应该在于此。我敢言倘此路不同，则中国必亡”( [5] , p. 35)，并在该文强调“当照中国旧式干政治之方法把做学与做人和从政打成一片”。结合张东荪对“贤人政治”的追求，以及对中国世道衰败堕落的原因探寻，本文认为张东荪对儒家思想贡献于当世的作用亦有体现，即在于将“做人与从政”打成一片，并在政治活动中继续发挥孔子所提出的“政治精神”的作用。

2.3. 社会上：维持社会道德教化

孔子思想的第三个贡献即是对社会层面的作用即“一举一动皆合乎礼的君子，在孔子认为是社会的栋梁。教化之责任、道德之维持全靠他们”( [6] , p. 158)。本文所认为的对社会层面的稳定作用即是从“教化之责任”和“道德之维持”所展开。此部分的讨论与“士”阶级的使命有密切关系。

张东荪认为孔子赋予“士”阶级的使命主要有三个，其中一个即是依靠道德维持社会的向心力，而“士”的这一责任在当今社会依旧可以发生作用：“我很赞成孔子把知识阶级使其所负推进知识之使命以外，兼负有维持道德提高品格之使命”。( [6] , p. 282)张东荪认为这是“士”今后的唯一使命：“我以为只有加入大众来，在大众中除了担任技术知识的需要以外，依然可以行使其提高道德的任务。换言之，即把大众的道德水准设法提高”。( [11] , p. 8)具体而言，现代社会中的“士”的出路在张东荪看来有两个，一个是以“教育”为终生职业；一个是与和农人打成一片( [4] , p. 266)。

3. 结语

张东荪认为，孔子的思想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思想。基于此，孔子才赋予“士”阶级以新的使命。回到现实处境，张东荪认为“士”在尽了历史上的责任之后，仍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只是“士”的使命要与时俱进地调整。他认为，中国今天所缺的不是机器，因为可以向外国买或仿造，而问题中心依然只在人。他指出中国社会近来所产生的一切问题根源，全在于：士阶级之腐败( [6] , p. 278)。

张东荪认为清廷逊位，把国内的重担子交出来之后，“士阶级”或者说是中流阶级却自己担不起来。这种中国对社会“重心”缺失的观察，章太炎、胡适亦所见略同。造成“士”阶级无法承当起大任的原因即在于近三百年的异族统治使得中流阶级的“心性”(mentality)改变了( [6] , p. 278)，而想要在士阶级以外寻觅国家的中坚，张东荪认为这亦是不行。

探究士阶级腐烂的原因却在于久把孔子所赋予的使命丧失了。张东荪认为：“似乎孔子已经了解，任何社会必须有一部分(即少数)人知识特别高而来领导大众，庶几不致使人迷途。不过孔子并不注重在知识方面，而实注重在道德方面。如果我们承认苏格拉底的话，‘知识即道德’，则二字本不可分。于是，我们必知孔子的意思原来是很对的。我以为道德上之善和知识上之真，在性质上并无大不同。……所以，我很赞成孔子把知识阶级使其所负推进知识之使命以外，兼负有维持道德高贵品格之使命”。( [6] , p. 278)

张东荪认为：“一个文化因为有其传统，自不能凭空斩断旧有的而移植外来的。但既同处于一个地球上，便却必须有文化之流布。中国虽自有其道统，但不能不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此义，我主张中国以后当首先注重于一点：即恢复原有士阶级之使命。换言之，即把士阶级当作全社会之造血的机关”。( [6] , p. 288)张东荪这样说是把全社会当作一个整体，而士阶级为制造新血之一部分内脏，这个机关代表全身的活力，新陈代谢必全靠于此。

除了以自身的“活力”贡献于全社会之外，士阶级在现代社会还承当着沟通中西文化乃至发展中国文化的知识之使命。在以前，士阶级只是“修德立身以辅佐君主为政而已”，今后应该改为“为全社会之出气筒”，虽则仍居于辅佐之地位，不过其所辅佐的不是君主，不是政府，而是全社会与整个的文化( [6] , p. 289)。

孔子的思想需要“士”阶层来实现，所以曾子强调“人能弘道”，而在张东荪所处的社会境况下，仍然需要“士”阶层承当其社会的重心。张东荪对“士”的重视源自于他对孔子思想的独特理解，是构成其对孔子思想解读的重要内容。

文章引用

何志伟. 张东荪论孔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Chang Tung-Sun Discusses on Confucius’ Thought and Its Modern Values[J]. 哲学进展, 2023, 12(12): 2621-2627.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242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