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8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13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20日

摘要

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论文在梳理了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分析了我国城乡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然后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极差法、熵值法等相关研究方法以及所构建的指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城乡耦合协调度展开分析，发现我国整体呈现建设水平有待提升但区域差异明显的趋势，最后针对城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产业、空间、生态三个方面提出了城乡发展的协同路径。

关键词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upling and Synergistic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Xiaqing Zhong, Zheng Liu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Jul. 18^th, 2023; accepted: Sep. 13^th, 2023; published: Sep. 20^th, 2023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can help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paper combed throug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polar deviation method, entropy method,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constructed indexes used in this paper, and analyzed the degree of urban-rur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found that China’s overall presentation of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obvious, and finally, for the problem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put forward the synergistic paths for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trial, spatial, ecological three aspects.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Couple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Path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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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在城乡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密不可分的单元，对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显而易见，提升城乡发展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诸多学者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展开了相关研究，为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城乡融合的指标构建方面，张宇熊等(2022) [1] 、刘衡等(2021) [2] 、张海明等(2020) [3] 从城乡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城乡教育、产业结构、城乡收入等方面衡量了城乡发展水平。在城乡融合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问题，陈景帅等(2022) [4] 提出山东省城乡发展水平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但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徐雪等(2022) [5] 研究发现甘肃城乡发展存在区域差异，城乡同步发展的市州较少，乡村发展滞后较为明显。蔡绍洪等(2022) [6] 发现西部地区的城乡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西部的内部地区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针对城乡融合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学者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谢璐等(2022) [7] 提出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数字经济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赋能。王留鑫等(2022) [8] 提出用城乡资源交流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式实现城乡融合。刘合光(2022) [9] 从共同角度出发，提出增强改革和创新动力的方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诸多学者对于城乡的指标构建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城乡融合存在区域差异的特征，推进城乡建设需要推进城乡要素流动、运用信息化技术等手段，以上学者的研究对论文提供了参考，但已有研究的指标构建不全面，研究范围局限于某省份或局部地区，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国家战略和相关政策，构建了指标体系，选取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具有更好的推广和实际意义，并针对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协同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现状和问题为论文研究现实基础。在经济方面，农村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主，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和农牧业，相比之下，城镇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非常广泛，包括工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等，且收入水平较高。城镇的生产总值以及人均GDP明显高于乡村。在社会层面，城镇的教育丰富、医疗先进等各个方面非常便利，而农村的生活设施条件与城市差距较大。在生态方面，城市通过投入资金和人力，具有较高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生活环境较为舒适，而农村原生态的生活环境，虽然与城市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环境清新、民风淳朴，适宜居住和休闲。总体来看，城镇的发展比农村要快，但农村和城镇各自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发挥城乡资源优势有助于促进两者融合。同时，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城乡要素配置不平衡，城市由于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居住生活条件以及丰富的就业机会，形成了良好的城市集聚效应，将农村的资金、土地、劳动力引入城市，带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农村由于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难以发展，由此逐渐拉开城乡之间的差距。其次是城乡空间布局不恰当，由于农村大量人员向城市聚集，农村大多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大量的土地未得到有效的种植和开发，甚至耕种的土地难以高效率地进行农作物种植和生产，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低下，同时，耕地被大量占用作为居住用地等其他用途，不利于农业的生产。最后，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与城市相比，农村在教育、就业、卫生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城市具有大量优秀的教师人才和教育环境，而农村的教育资源较为匮乏且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乡村的养老机构和床位数非常稀少，且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与城市医生的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论文结合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

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首先，当前我国农村生产以农业为主，农村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非常缓慢，而城镇的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因此加快城乡之间的产业融合是十分必要的，从而为城乡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农村具有绿色、天然的生态环境，便于农业的生产与开发和建设美丽乡，生产绿色有机食品，从而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城镇提供绿色、原生态的农产品。再次，农村的乡风文明通过不断加强思想教育，为农村居民融入城镇提供了便利。淳朴的民风、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民俗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再次，农民作为农村自治的主体，农村居民自主参与农村的管理，实施乡村自治、德治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城乡的均衡发展。最后，农民的收入是生活富裕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不仅仅追求物质层面的富有，也追逐步增加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城镇化。

图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作用关系

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首先，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将有助于促进城乡资源的交互，城镇化促进了产业融合，进而可以为乡村输送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完善农村的产业结构，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新型城镇化所吸收，由此可见，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会加速乡村振兴的进程。其次，生态的城镇化将有助于建设美丽乡村，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农产品和舒适安逸的休闲场所，同时将城市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引入乡村，另外，生态城镇化的建设有助于提升农村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集中处理率、农村用水普及率。再次，城镇化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服务体系等吸引诸多农民工进城务工，间接的向农民工普及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理念，有助于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再次，城镇化建设具有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城镇化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促进了产业变迁。最后，经济的城镇化建设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良好的经济结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进一步促进了城乡融合。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两者的协调作用关系如图1所示。

2.2. 研究方法

2.2.1. 极差法

由于每个指标的单位不同，本文先对数据采用极差法进行了标准化。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X^{\prime }}_{ij}=\frac{X_{ij}-\min X_{ij}}{\max X_{ij}-\min X_{ij}}$ ；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X^{\prime }}_{ij}=\frac{\max X_{ij}-X_{ij}}{\max X_{ij}-\min X_{ij}}$ 。其中， $X_{ij}$ 表示第i个省(市)的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 $\max X_{ij}$ ， $\min X_{ij}$ 分别表示 $X_{ij}$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prime }}_{ij}$ 则表示对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之后的数值，由于标准化之后的数据有负数存在，为了消除负数对测度的影响，能够有效开展计算和使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本文接着对数据做了平移处理，令 $Y_{ij}={X^{\prime }}_{ij}+1$ ， $Y_{ij}$ 为处理后的指标数值。

2.2.2. 熵值法

本文因此设立了两个系统乡村振兴系统U₁和新型城镇化系统U₂，其中，乡村振兴系统U₁设有13个指标，新型城镇化系统U₂设有10个指标，由于单一客观赋权会产生偏差，而主观赋权则会影响准确性，且系统U₁U₂具有综合性，因此，为了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各项指标在综合系统中的重要性，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首先，求出第i个省(市)的第j项指标所占的比重 $P_{ij}$ ，公式为 $P_{ij}=\frac{Y_{ij}}{{\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m}{\sum }}{Y}_{ij}}}$ ，其中，i表示城市的个数， $i=1,2,\cdots ,m$ ，j表示指标的个数， $j=1,2,\cdots ,n$ 。其次，求出指标j的信息熵 $E_{ij}$ ， $E_{ij}=-k\ast {\displaystyle \underset{i=1}{\overset{m}{\sum }}{P}_{ij}\ast \ln \left(P_{ij}\right)}$ ，其中， $k=1/\ln m$ 。最后，求出各项指标的权重 $W_j$ ， $W_j=\frac{G_j}{{\displaystyle \underset{j=1}{\overset{n}{\sum }}{G}_j}}$ ，其中， $G_j$ 表示指标的变异系数， $G_j=1-E_j$ 。

2.2.3. 相对发展度模型

在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之上，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34个省(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程度，本文引入了相对发展度模型展开研究。根据熵值法可以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而可以得到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f\left(U_i\right)$ ， $f\left(U_i\right)={\displaystyle \underset{j=1}{\overset{n}{\sum }}{W}_j\ast Y_{ij}}$ ，因此可以得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指数 $\gamma$ ， $\gamma =\frac{f\left(U_2\right)}{f\left(U_1\right)}$ ，其中， $f\left(U_1\right)$ ， $f\left(U_2\right)$ 分别表示系统U₁和U₂的综合发展指数。当 $0<\gamma \le 0.8$ 时，新型城镇化滞后；当 $0.8<\gamma \le 1.0$ 时，二者同步发展；当 $\gamma \ge 1.0$ 时，乡村振兴滞后。

2.2.4. 耦合协调模型

首先，计算出乡村振兴系统U₁和新型城镇化系统U₂的综合协调指数T， $T=\alpha \ast f\left(U_1\right)+\beta \ast f\left(U_1\right)$ ，其中 $\alpha$ 和 $\beta$ 分别表示乡村振兴系统U₁和新型城镇化系统U₂所占的比重，由于二者具有相同的重要程度，因此本文取 $\alpha =\beta =0.5$ 。然后计算出系统U₁和U₂的耦合度C， $C=2*\sqrt{\frac{f\left(U_1\right)*f\left(U_2\right)}{{\left(f\left(U_1\right)+f\left(U_2\right)\right)}^2}}$ 。最后，计算出系统U₁和系统U₂的耦合协调度D， $D=\sqrt{C\ast T}$ ，根据D取值的大小，依据ArcGIS自然断裂点分级法，结合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对系统U₁和系统U₂的耦合协调度D进行划分划分等级，如表1所示：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

2.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全方位、高效率、准确地反映我国31个省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参照了国家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本着科学性、实际性、综合性的原则，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城乡建设的指标，如表2所示。该指标评价体系一共包括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两个系统。

表2. 乡村振兴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分析

3.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本文以2012~2021年为研究时间段，以我国的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本文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个系统所选取的合计23个指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告》《生态环境公报》，以及各个省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补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由于31个省市较多，因此本文对31个省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进行分析和处理。

通过对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得到2012~2021年各省的综合发展指数，由于省份较多，本文去将31个省市的综合发展指数进行取平均，可以发现，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由2011年的0.214，增长为2020年的0.223；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由2012年的0.147，增长为2021年的0.164；整体来看，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指数比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高，但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增长较快，因此，为进一步探究2012年至2021年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指数变化，本文将2012年和2021年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做出对比。

2012年至2021年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变化如图2所示，通过图示，可以发现，北京、天津、山西、福建、海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出现了负增长，其中，北京市的较为突出，其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减少了0.049，其次是山西省，其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减少了0.042。除了以上省份，其余各省份的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均出现了正向增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宁夏自治区，由2012年的0.141增长为2021年的0.226，增长值为0.085，增长速度高达0.062，其次是云南省的增长，增长值为0.061，增长速度达到了0.382。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全国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在2020年相较于2012年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个别省份的乡村振兴却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可见，我国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统筹全局，还需要重点关注部分省份的乡村振兴建设。

图2. 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图

图3. 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图

2012年至2021年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变化如图3所示，通过图示，可以发现，重庆、安徽、吉林、上海、四川、天津、福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出现了负增长，其中，重庆的负增长最为显著，由2012年的0.161降至2020年的0.103，减少了0.058，出现负增长的其余各个省份的变化值较少。除了以上七个省份，我国的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出现了正向的增长，其中，山西、宁夏、新疆的增长值较高，分别增长了0.065、0.063、0.060，增长速度分别为1.052、0.834、0.717，其次是云南，增长了0.050，增长速度为0.364，其余各省份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可见，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相比于乡村振兴发展较快，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政府对于城镇化建设的重视和加强，但新型城镇化建设总体的发展指数还有很大上升的空间，同时也表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不同步和协调，城乡差距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时间分析

本文对31个省份的23个指标进行数据处理和耦合分析之后，得到近10年年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在2012~2021年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上逐渐增加，数值偏低，说明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31个省份历年的耦合协调度也存在不同之处。

2012年，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在0.3至0.5的范围内，处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其中，山东、浙江、北京、江苏、上海、海南、河北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0.45以上，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498、0.481、0.479、0.473、0.472、0.453、0.451，表明以上各个省份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天津、江西、广东、福建、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新疆、重庆、四川、陕西、辽宁、山西的耦合度在0.4至0.45范围内，分别为0.447、0.445、0.437、0.437、0.430、0.425、0.422、0.421、0.419、0.416、0.415、0.413、0.42、0.404，表明以上各个省份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而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宁夏、青海、广西、甘肃、贵州、西藏的耦合协调度在0.3左右，分别为0.399、0.399、0.389、0.374、0.372、0.368、0.340、0.329、0.326，表明以上各省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加强。通过2012年的耦合协调度发现，城乡之间总体上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但协调水平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016年，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也在[0.3, 0.5]，同时，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宁夏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得到了提升并达到了0.4以上，分别为0.444、0.433、0.417、0.410；除此之外、其余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在0.3左右，仍有待提升。2021年，除了吉林、重庆、贵州、甘肃、青海的耦合协调度在0.3左右，我国绝大部分的省市耦合协调度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且取值范围在0.4至0.5范围内，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互作用有了明显的提升，但还需加强乡村与城镇的建设。

经过分析发现，我国2012~2021年，城乡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增加，但仍处于中度协调的阶段，同时，我国城乡建设存在区域差异，全国的耦合协调度取值在0.417至0.434之间，东中部的耦合协调度在全国的耦合协调度之上，说明东部、中部的乡村和城镇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建设，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沿海开放，贸易渠道通畅，以及中部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全国之下，主要是由于东北、西部地区交通欠发达，环境条件较恶劣，自然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使得东北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发展相对滞后。由此可见，我国总体的乡村和城镇建设需要加强，同时要重视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3.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分析

由于2012至2021年我国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尚处于中级协调的水平，因此本文运用相对发展度模型，选取2012年、2016年、2021年的截面数据，进一步探索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对发展状况。在研究时期内，我国大部分的省份相对发展类型主要经历了由同步发展向乡村振兴滞后发展的过程，表明，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乡村的建设略微滞后，需要加强乡村的建设，统筹城乡发展。

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省份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滞后阶段，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刚起步，物质基础尚不充分，从而城镇化的推进缺少物质基础，导致了新型城镇化的滞后。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城市，由于交通便利，早期对外开放，具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加之良好的基础条件，城乡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2016年，内蒙古、山西城乡协同发展，表明该省的人均收入得到提升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而青海、陕西、重庆则由同步发展类型转变为乡村振兴滞后型，主要是由于青海地区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陕西、重庆处于内陆地区，与外界贸易不足所，进而导致了乡村发展的滞后。2021年，北京以及沿海地区的天津、福建处于乡村发展滞后的类型，虽然该省份由于沿海的优势城镇得到较快发展，但并未充分带动农村的发展，表明城乡发展存在显著的差距。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的诸多省份由协同发展向乡村滞后发展转变，发展城镇较快的城市，难以充分带动乡村发展，以及一些偏远地区城乡的发展同样需要加强。

4.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路径

根据以上分析，为了提升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提出如下协同路径：

首先，统筹融合城乡产业发展，完善城乡要素市场和产品目标市场，注重城乡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推进城镇各类要素向农村流动，为乡村的发展增添活力和新动能。健全城乡产业发展体系，积极探索乡村产业新型发展模式，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农业用地、市场建设的机制创新；政府要发挥良好的引导作用，激发农村生产潜力，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结合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等先进技术方式和手段，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效率，为农民增添收入，加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机制建设，提升农村生产总值，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统筹融合城乡空间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呈现出中小城镇分散化、发展规模小、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加上对城市中心地位的重视，间接导致了对乡村发展的忽视，难以形成“以城带乡”发展的局面，因此，统筹城乡的空间协同布局是十分必要的。便利的交通架起了城乡融合的桥梁，应当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合理规划城乡之间的交通布局，实现城乡的互联互通；农民的居住条件是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高低的表现之一，加强乡村地区规划建设，扩大农村基础设施的覆盖面积，为农村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优化城乡空间，考虑各省份中城乡的资源优势、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城镇以二三产业为主，着重发展第三产业，乡村则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城乡之间注重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形成城乡互惠，协调推进的良好局面。

最后，统筹融合城乡生态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完善城乡规划体系建设，扩大城市公园人均绿地面积，保护农村对林地、牧场、耕地的合法使用，严禁滥砍滥伐、牺牲环境的生产方式，为经济发展提供生态保障；推动节能减排、污物处理的研发和创新机制建设，减少城镇废弃物排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加强城乡居民环保教育，增强城乡居民环保意识，对城乡居民的绿色行为实施税收补贴或物质激励。

5. 研究结论

经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较高，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增长较快，新型城镇化比乡村振兴发展更快，表面城乡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在2012~2021年，城乡的耦合协调度逐渐增加，表明城乡融合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可以通过统筹融合城乡之间的产业发展、空间发展、生态发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2BGL203)。

文章引用

钟夏青,刘 峥.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推进机理与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u-pling and Synergistic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J]. 建模与仿真, 2023, 12(05): 4732-4741. https://doi.org/10.12677/MOS.2023.12543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