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茂名

²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马来西亚 吉隆坡

³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生物技术系，广东 茂名

收稿日期：2022年3月15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15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24日

摘要

目的：探讨综合活力六因子、自我欺骗对抑郁的程度的影响。方法：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自欺性提升量表、大学生希望量表、感恩问卷-6、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表、大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大学生勇气问卷对287名幼师生进行调查。结果：1) 自我欺骗、感恩、希望、乐观、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都分别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2) 综合活力中的自我效能、生活满意度和乐观能预测幼师生抑郁情绪变化的42%，当把自我欺骗与综合活力同步加入回归模型时，自我欺骗、生活满意度和乐观也可以预测幼师生抑郁情绪变化的44%。结论：综合活力、自我欺骗可以显著预测抑郁(症状)，说明自我欺骗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积极心理变量。

关键词

综合活力，自我欺骗，抑郁，幼师生

The Influence of Covitality and Self-Deception on Depression in Preschool Students

Yuxia Chen^1,2*, Chuntao Tan³, Yingping Chen¹

¹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Guangdong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in Maoming, Maoming Guangdong

²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³School of Biotechnology, Guangdong Maoming Agriculture & Forestry Technical College, Maoming Guangdong

Received: Mar. 15^th, 2022; accepted: Apr. 15^th, 2022; published: Apr. 24^th, 202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ix factors of covitality and self-deception on depression. Methods: 287 pre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Self-Deceptive Enhancement, College Students’ Hope Scal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6, Optimism-Pessimism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s Applicable to College Student,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College Students’ Courage Scale. Results: 1) Self-deception, gratitude, hope, optimism,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fficacy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symptoms). 2) Self-efficacy, life satisfaction and optimism of covitality predicted 42% of the depressive mood changes in preschool students. It was revealed that self-decep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optimism also predicted 44% of depressive mood changes in preschool students when self-deception and covitality were synchronously added into the regression model. Conclusion: Covitality and self-decep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depression (symptoms), indicating that self-deception can be an important positive psychological variable.

Keywords:Covitality, Self-Deception, Deception, Pre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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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COVID-19在全球爆发，2020年全球抑郁症病例增加了28%，焦虑症病例增加了26%，并且女性比男性受大流行的影响更大，年轻人比老年人受影响更大(Santomauro et al., 2021)。抑郁症不仅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也是普通人群中最常见的精神病理状况之一(GBD 2019 Diseases and Injuries Collaborators, 2020)。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加剧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对COVID-19的恐惧与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心理健康问题有关(Erbiçer et al., 2022)。有研究表明，在新冠期间，大学生抑郁人数逐年增加(王蜜源等，2020)。在两项关于大学生抑郁的meta分析中发现大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率分别为24.71% (马慧等，2019)和28.4% (Gao et al., 2020)。抑郁症不仅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也是自杀死亡的主要原因(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Weiss，King和Enns (2002)首先提出综合活力(covitality)这个词，用来描述同时出现的典型的和遗传相关的积极特质，例如幸福感、自信和健康。2004年，积极心理学家Peterson和Seligman提出关于个体的24个性格优势和6个核心价值，分别是智慧和知识、勇气、人性、正义、节制、超越(Peterson & Seligman, 2004)。Jones，You和Furlong在研究综合活力的组成成分时提出，综合活力包含希望、乐观、自我效能、感恩和生活满意度五因子，同时发现综合活力的各因子与个人适应呈正相关，与消极情绪症状(如抑郁和焦虑)呈负相关(Jones, You, & Furlong, 2013)。另有研究使用自我效能、感恩、勇气、希望和乐观五个积极品质来研究综合活力时发现，除了感恩以外，其余四因子可以显著预测退休人员的抑郁情绪，共同解释抑郁改变量的34% (Allenden et al., 2018)。自我欺骗(简称自欺)被认为是一种与心理健康和幸福相关的应对策略(Taylor & Brown, 1994)。Sheridan等在研究综合活力与大学生焦虑时发现，自欺较高的学生各种积极特质得分较高，同时焦虑程度较低(Sheridan et al., 2015)。

积极品质(自信、希望、乐观等)与抑郁存在显著负效应，积极应对可缓解大学生抑郁症状，而消极应对会增强抑郁症状，降低心理健康水平(刘和珺，杨海波，2019)。自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在面对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时可保持心理健康(Baumeister, 1993; Taylor & Brown, 1994)。除了有研究结合综合活力、自我欺骗对焦虑(Sheridan et al., 2015)进行研究以外，还没有研究结合综合活力、自我欺骗来研究抑郁。本研究根据前面的研究选取希望、乐观、自我效能、感恩、勇气和生活满意度六个积极品质作为综合活力构成因子，研究其对幼师生抑郁的预测，同时加入自我欺骗这个变量，探讨其对幼师生积极心理变量与抑郁的影响。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选取广东某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大一和大二的学生287人，删除没有标清年级的被试24人。其中大一119人，大二144人；男生13人，女生250人；独生子女32人，非独生女231人；来自城镇112人，来自农村151人；被试年龄在15~22 (17.63 ± 1.39)岁。

2.2. 工具

2.2.1.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CES-D由Radloff (1997)编制，共20道题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由“偶尔或无”到“多数时间或持续”分别计0~3分。主要指标为总分。其中总分≤15分为无抑郁症状，16~19分为可能有抑郁症状，≥20分为肯定有抑郁症状。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章婕等，201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5。

2.2.2. 自欺性提升量表(Self-Deceptive Enhancement, SDE)

本研究旨在测量自我欺骗，所以选择Paulhus在1998年编制的期待性平衡回答量表(BIDR)中的自欺性提升量表，共20道题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由“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7分。主要指标为总分，SDE总分越高，自我欺骗程度越高(Paulhus, 199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5。

2.2.3. 大学生希望量表

大学生希望量表由郭传辉编制，共28道题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由“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4分。总分越高表明学生希望水平越高，总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9 (郭传辉，200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5。

2.2.4. 感恩问卷-6 (Gratitude Questionnaire-6, GQ-6)

GQ-6由McCullough等编制，共6道题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7分。McCullough等发现，GQ-6总分越高，个体的感恩倾向越显著，GQ-6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McCullough et al., 200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5。

2.2.5. 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表(Optimism-Pessimism Scale, OPS)

OPS由袁立新等编制，包括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个因子，共11道题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由“非常赞同”到“非常反对”分别计1~5分(袁立新，林娜，江晓娜，2007)。将乐观主义分量表反向计分后与悲观主义分量表得分相加得量表总分，总分越高，乐观倾向越明显。OPS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1。

2.2.6.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Life Satisfaction Scales Applicable to College Student, CSLSS)

CSLSS由王宇中等(1999)编制，共6道题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计1~7分。前5个项目的均分为客观满意度得分，第6个项目为主观满意度，CSLSS总分为客观满意度均分与主观满意度得分之和；总分越高则生活满意度越高。CSLSS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3。

2.2.7.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GSES由王才康等编制，共10道题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由“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分别计1~4分(王才康，胡中锋，刘勇，2001)。量表分为10个项目的总分，总分越高则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GSES具有较高的信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0。

2.2.8. 大学生勇气问卷

大学生勇气问卷由吴沙(2009)编制，共21道题目，分为一般勇气和个体勇气两个分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由“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4分。本研究主要采用总量表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勇气程度越高。大学生勇气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吴沙，200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问卷通过网络进行发布与收集，学生在填写之前被告知：“问卷数据是匿名收集的，只用于研究，自愿填写，请大家根据提示语认真并且真实地填写自己最近的状况。”对收集的数据使用SPSS20统计分析软件对进行数据录入、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和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不同人口学变量上各量表得分比较

根据抑郁总分标准，本次研究中，有108人无抑郁症状，占比41.1%；50人可能有抑郁症状，占比19%；105人肯定有抑郁症状，占比39.9%，情况堪忧。

以年级、家庭所在地、是否是独生子女为自变量，抑郁、自我欺骗、希望、感恩、乐观、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和勇气为因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Cohen的方程来计算其效果量d，d值为0.8时效果量大，0.5时为中等，0.2时为小。结果表明(如表1)，抑郁(t(261) = −2.71, P < 0.01, d = 0.33)、自欺(t(261) = 2.22, P < 0.05, d = 0.27)、希望(t(261) = 2.77, P < 0.05, d = 0.24)和乐观(t(261) = 2.68, P < 0.01, d = 0.33)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勇气(t(261) = −3.55, P < 0.01, d = 0.67)与非独生子女的存在显著差异；所有的变量在居住地是城镇还是农村上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异。

表1. 不同人口学变量上各量表得分比较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

幼师生抑郁、自我欺骗、希望、感恩、乐观、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和勇气的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抑郁除了与勇气相关不显著以外，与其余七个变量都显著负相关；自我欺骗、希望、感恩、乐观、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和勇气七个变量之间两两分别显著正相关(P < 0.01)。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r)

3.3. 综合活力与抑郁的多元回归分析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采用分层回归的方式，抑郁作为因变量，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第一层自变量，希望、感恩、乐观、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作为第二层自变量，因为勇气与抑郁相关不显著而没有作为预测变量。没有一个先验的假设来决定预测变量的进入顺序。五个积极心理特质的VIF在1.06~2.51之间，说明五个预测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如表3)，最终影响抑郁的回归方程为：CED-6 = 52.94 − 0.23 * GSES − 2.00 * CSLSS − 0.38 * OPS，模型经方差检验，F = 19.55，P < 0.01，调整后R² = 0.42 (D-W = 1.80)，自变量(自我效能、生活满意度、乐观)能解释抑郁情绪变化的42%。

3.4. 自我欺骗、综合活力与抑郁的多元回归分析

步骤基本跟上面一致，除了在分层回归的第二层把自我欺骗加入，同时第二层选择逐步回归方法。结果表明(如表4)，最终只有生活满意度、自我欺骗和乐观进入了回归模型。影响抑郁的回归方程为：CED-6 = 53.99 − 1.63 * CSLSS − 0.25 * SDE − 0.33 * OPS，模型经方差检验，F = 26.46，P < 0.01，1.03 < VIF < 2.06，调整后R² = 0.44 (D-W = 1.86)，生活满意度、自我欺骗和乐观共同解释抑郁情绪变化的44%。

表3. 影响抑郁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赋值情况，性别(男 = 1，女 = 2)；年级(大一 = 1，大二 = 2)；居住地(城镇 = 1，农村 = 2)；独生子女(是 = 1，不是 = 2)；下同。

表4. 自我欺骗、综合活力与抑郁的多元回归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专业中，19%的学生可能有抑郁症状；39.9%肯定有抑郁症状，这远远高于大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率的28.4% (Gao et al., 2020)，但也有最新的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高达52.37% (马元广，2022)和57.08% (马文燕，黄大炜，高朋，邹维兴，2021)，说明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很大。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课程都是在线授课，无法与老师、同伴面对面交流，课外生活受到限制。学生不仅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外出活动或旅行，而且还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感染，对COVID-19的恐惧与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心理健康问题相关(Erbiçer et al., 2022)。在调查中，大二学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大一新生，而自我欺骗、希望和乐观水平显著低于大一新生，这可能因为大二学生的校园生活跟新冠疫情的时间完全重合，长期相对封闭的校园让学生对未来产生更多的恐惧与担忧。

根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研究综合活力、自我欺骗对抑郁的影响。本研究中，综合活力中六个因子，除了勇气以外，其余五个积极心理品质都与抑郁显著负相关，这与Jones等(2013)的研究一致。在第一次的标准回归分析中，自我效能、生活满意度和乐观共同解释抑郁情绪变化的42%。生活满意度是抑郁得分较低的最显著的预测因子，生活满意度是心理感受和心理素质中十分重要的动力性认知因素(王金阳，李春花，2016)，是个体对自己生活及状态的整体评价，得分越高的幼师生对生活满意度是比较高的，是对自己当下生活的肯定，这样体验到更多积极的情绪，抑郁情绪就会降低。乐观主义是指一个人对未来事件的积极预期(Carver & Scheier, 2014)，也就是说，一个人总是期望好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乐观与较低的抑郁水平和广泛性焦虑显著负相关(Wrosch, Jobin, & Scheier, 2017; Schug et al., 2021)。一般自我效能感侧重于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心理学上“知”是会影响我们的“情”，对自己能力的合理认知也可以降低个体的抑郁情绪。

自我欺骗与综合活力对抑郁的逐步回归分析中发现，生活满意度最先进入回归模型，然后是自我欺骗，最后是乐观，这三个变量共同解释了幼师生抑郁变化的44%，这说明此时自我欺骗是积极心理品质。Kinney (2000)提出，对抑郁进行认知行为治疗的过程中，认知转变应该包含自欺这一认知策略(叶建梅，吴柳，2020)。运用自欺的个体容易关注自己积极的品质或行为(王中杰等，2018)，并且这种行为更多是无意识的自欺(钟罗金，汝涛涛，范梦，莫雷，2019)，在遇事时一般容易往好的方面去想，这样产生的消极情绪会较少，有利于降低抑郁情绪。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学前专业学生的综合活力、自我欺骗对抑郁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 除了勇气与抑郁相关不显著以外，自我欺骗、感恩、希望、乐观、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都分别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2) 综合活力中的自我效能、生活满意度和乐观能预测幼师生抑郁情绪变化的42%；3) 当把自我欺骗与综合活力同时加入回归模型时，自我欺骗、生活满意度和乐观也可以预测幼师生抑郁情绪变化的44%，说明在研究综合活力时，自我欺骗也可以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变量而进行研究。

5.2.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可以通过以下进行改进：1) 本研究只是选取了一所高职院校里的幼师生，样本量不够，把结论进行推广会受到地域的限制，未来可以扩大到不同地区的幼师生群体中去，得到更有力的数据支持。2) 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篇研究综合活力、自我欺骗对抑郁的影响的文章，也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支持自我欺骗可以作为综合活力的其中一个积极心理变量。

基金项目

茂名市直属学校2019年度研究项目(编号：SZ201948)；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名称：幼师生心理资本、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关系及干预研究，编号：2022GMYSKT14)。

文章引用

陈玉霞,谭春桃,陈英萍. 综合活力、自我欺骗对幼师生抑郁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Covitality and Self-Deception on Depression in Preschool Students[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04): 1345-135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416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