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oday’s society is undergoing rapid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which have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on individual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help individuals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ramatic change of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for social psychologist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s to study social change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cultural-historical theory, life-course theory and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theory exp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hange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studies in this special section mainly use methods, such as urban-rural comparison, cross-cultural study, historical cohort design and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and reveal the effects of social change on individual cognition, behavior, values, personality and so 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change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

Keywords:Social Chang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

—亟待探究和富有挑战的领域

李梦园¹，邢淑芬¹，熊昱可²

¹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北京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4日；录用日期：2018年12月6日；发布日期：2018年12月13日

摘 要

当今社会正经历着快速的科技和文化变迁，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为了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家亟待探究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文化历史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和多元建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的关系，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采用城乡比较、跨文化研究、出生组设计和横断历史分析法等研究设计，揭示了社会变迁对个体的认知、行为、价值观、人格特质等的影响。未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科技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社会变迁影响个体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和个体差异性，尤其是加强我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处境不利儿童的发展研究。

关键词 :社会变迁，个体发展，理论视角，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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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快速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变迁，这些变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包含不同水平的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个体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Chen, 2012)。大量研究表明，一些社会变迁会对个体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如政治、文化变迁和经济衰退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Johnson, Staff, Patrick, & Schulenberg, 2017; Schooler, Caplan, Mounkoro, & Diakité, 2017)，科技的变迁影响着个体的睡眠质量(Moulin & Chung, 2017)。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也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Zhang & Eggum-Wilkens, 2018)，既为个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同时也带来了离婚率升高、就业压力增大和生活节奏加快等诸多挑战(Liu & Xin，2014；田园，明桦，黄四林，孙玲，2017)。鉴于此，我国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尤其是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亟待探究，且富有挑战性。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的相关理论视角、研究中的方法学问题以及该领域的相关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2. 相关的理论视角

2.1. 文化历史视角

文化历史视角认为，个体通过人际交往等社会实践活动习得语言和社会规范，发展高级心理机能，完成社会化过程，即人类是通过学习特定的社会本质和过程融入周围人的精神生活(Vygotsky, 1978)。社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社会的变化会影响人类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Luria (1976)为考察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人类心理机能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处于前苏联政治经济系统重构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偏远农村和吉尔吉斯斯坦牧场地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不识字个体的认知过程更加具体，而识字不多个体的认知过程更加抽象。Vygotsky和Luria对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个体心理机能进行了研究，考察社会变迁对人类认知发展的影响，忽视了社会变迁对个体行为等方面的影响(Chen, 2015)。为此，Greenfield (2009)在维果斯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理论。

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理论将社会人口环境与文化价值观、学习环境和人类发展轨迹联系起来。将社会人口环境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两类，礼俗社会主要表现为农村、小规模和劳动分工简单等特点，法理社会表现为城市、大规模和社会分工复杂等特点(Greenfield, 2009)。Greenfield认为社会变迁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人口环境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发展或人们从礼俗社会移民到法理社会，一种是社会人口环境由法理社会向礼俗社会发展，前一种为主要变迁方向。而且，社会变迁通过直接影响学习环境或通过文化价值观间接影响学习环境两条路径对人类发展产生影响。2016年，Greenfield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将社会变迁对文化价值观、学习环境、人类发展的影响以模型图直观呈现(见图1)。文化历史视角可以预测世界各国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为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理论框架，但文化历史视角关注持久的社会变迁对人类发展的单向影响，忽视非常规历史事件中的个体经历(Chen, 2012)。

图1. 社会特点、主要变迁方向及其影响个体发展路径图

2.2. 生命历程理论

Elder关注非常规历史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提出了生命历程理论。Elder认为生命历程是指个体遵循社会要求和年龄特点而陆续扮演的角色和完成的事件，该理论既重视社会习俗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又重视个体年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作用(Elder, 1998；辛自强，池丽萍，2008)。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生命历程理论的四原理中：1) 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个体生活在特定的时空，其生命历程会受时空中各因素的影响，带有时空的烙印。该原理强调出生组效应，即出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体面临着环境中特有的机遇和限制，这些因素影响个体发展(Elder, 1995, 1998)。2) 生命的时间性原理。生活事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因生活事件在个体生命中发生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使是出生于同一时空中的个体，若生活事件发生时个体的生命时间不同，其发展结果也有差异(Elder, 1998)。3) 相互联系的生命原理。个体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宏观社会因素通过个体与重要他人的互动对个体产生影响。父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会影响子女的生活，每代人都受他人生命历程中重大生活事件的影响(Elder, 1995)。4) 个体能动性原理。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个体发展提供特定的机遇和限制，但个体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为创造自己的生命历程(Elder, 1998)。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研究。2012年，Weiland和Yoshikawa梳理以往关于经济增长和衰退，工作者技能需求变化，雇佣政策和制度变化等社会变迁影响儿童发展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经济时期所需要的技能和行为不同，大规模的经济变迁会通过工作场所、社区、学校、社交网络和家庭等多重生态背景影响儿童发展，证明了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和相互联系的生命原理。Tomasik和Silbereisen (2012)研究发现，政治改革、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影响着年轻人结婚和生儿育女的时间，不同个体对相同社会变迁的适应结果有差异，证明了个体能动性原理。总之，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发展置于特定的时空、文化背景中，重视人际关系网络在宏观社会因素和个体发展间的中介作用，重视个体能动选择在适应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强调个体在合适的社会时间和生命时间完成特定角色的重要性，这些理论观点对社会变迁和个体发展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辛自强，池丽萍，2008)。

2.3. 多元建构的视角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多元建构视角应运而生，Kağitçibasi的理论属于多元建构视角的范畴。Kağitçibasi (1996a, 1996b)认为社会文化、经济背景通过父母教养行为对个体自我发展产生影响，西方心理学只将分离自我作为健康的样例，忽略了其他文化对家庭互动模式和儿童自我发展的影响。为此，他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互动的三种模型。一种是存在于欠发达农村中的依赖型家庭，该家庭模式的特点为家庭成员在心理和物质上彼此依赖，父母以服从为教养目标，鼓励儿童依赖；一种是存在于西方工业城市中的独立型家庭，该家庭模式强调家庭成员在心理和物质方面彼此独立，父母以独立为教养目标，鼓励儿童独立；第三种是存在于具有关系文化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心理依赖型家庭，其家庭成员在物质上彼此独立，但在心理上彼此依赖，父母既鼓励儿童的自立，又强调亲密关系，被视为多元建构视角的雏形。Kağitçibasi (1996b)根据主动性(自主和他治)和人际距离(分离和关系)将个体自我分为四类，构建了自我模型图(见图2)，并根据理论推导和相关实证研究将家庭互动模型和自我模型整合，将他治-关系自我，自主-分离自我，自主-关系自我分别与依赖型家庭、独立型家庭和心理依赖型家庭对应，且自主-关系自我和心理依赖家庭模型仅存在于具有关系文化传统国家的发达地区。2013年，Kağitçibasi指出，东西方社会的融合使得家庭互动模型向心理依赖型发展，个体的自我朝着自主-关系自我方向发展，同时满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要求，体现多元建构视角的特点。

此外，Tamis-LeMonda等(2008)也指出，如今全球化水平日益提高、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文化不能简单地划分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个体社会化目标也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关系性和自主性。基于多元建构的视角，有研究者对中国人、印度人(Raval, Li, Deo, & Hu, 2018)、美国人、非裔美国移民、拉丁美洲裔美国移民(Ramirez, Oshin, & Milan, 2017)和华裔美国移民(Cheah, Leung, & Zhou, 2013)的社会化目标进行研究，发现父母的社会化目标既强调自主，又强调关系。Chen (2015)指出多元建构视角关注当今时代社会变迁的特点，关注不同社会文化的整合，是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研究中很重要的新视角。

图2. 基本维度和四种自我

3. 研究的方法学问题

如何将社会变迁层面的宏观变量与个体心理发展层面的微观变量关联起来，这是一个明确且有战略意义的问题(辛自强，池丽萍，2008)，对该命题进行实证研究还需要研究者解决方法学的问题。梳理文献发现，城乡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出生组设计和横断历史分析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本文简要介绍前三种。至于横断历史分析法(Twenge, 1997; Twenge, Zhang, & Im, 2004; Wegman, Hoffman, Carter, Twenge, & Guenole, 2018)，我国学者辛自强和池丽萍(2008)在其《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详细介绍，故本文不再介绍。

3.1. 城乡比较研究

基于文化历史视角，一些研究者通过收集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人口环境数据和个体发展数据以考察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e.g., Chen, Li, Liu, Chen, & Zhao, 2016; Inglehart, Ponarin, & Inglehart, 2017)；一些研究者通过研究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迁移的移民，以考察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vanErp, van der Zee, Giebels, & van Duijn, 2014)。但同一国家的城市和乡村环境可分别对应法理社会和礼俗社会，比较城乡间个体差异也有助于了解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因此，城乡对比法可用于研究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Komiya，Oishi和Lee (2016)考察了美国城乡居民在个体后悔和人际后悔上的差异，以美国大学生和工人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的人际后悔程度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的个体后悔程度无显著差异。Weinstock等人(2015)考察了以色列阿拉伯社区城乡居民价值观的差异，以城市和农村女高中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被试对蕴含性别角色冲突和异性关系冲突的九个困境的反应考察其价值观，结果发现城市女高中生的法理社会的价值观比农村女高中生更强。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和乡村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两者的发展速度未必相同，因此城乡环境差异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城乡比较研究的结果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例如，关于中国城乡儿童害羞与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中，Chen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城市儿童的害羞与同伴排斥相关，农村儿童的害羞则与同伴接受相关；然而最新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儿童的害羞均与同伴排斥相关(Zhang & Eggum-Wilkens, 2018)。有必要将城乡比较研究与出生组设计相结合，以便更深入地探究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García, Rivera, & Greenfield, 2015)。

3.2. 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通过调查得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对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以验证假设或揭示某种规律(何敏，2013)。需要注意的是，跨文化研究不仅仅触及社会文化的表层，而是探究蕴含于表层文化之中的观念、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深层文化(周宪，2011)。社会文化是社会人口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不同社会中深层文化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社会人口环境与个体发展间的联系。因此，在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领域，跨文化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研究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Thein-Lemelson (2015)以美国城市和缅甸城市中33个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自然情境观察法考察了两种文化中养育者修饰行为的差异，结果发现缅甸养育者的修饰行为显著多于美国养育者。跨文化研究还可以揭示文化影响的相似性。King，McInerney和Nasser (2017)考察了香港、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青少年的目标及其与学习结果(自立、喜欢学校、积极自我概念、消极自我概念、自我控制)联系的异同，结果发现虽然不同国家青少年的社会目标与具体学习结果的联系有差异，但所有国家青少年的目标都可分为掌握目标、表现目标、社会目标和外在目标四种，四种目标对主要发展结果变异的解释量都很大，掌握目标都是适应性发展结果的最强预测因素。与城乡比较研究相似的是，所有文化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跨文化研究的结果也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如，Keller和Otto (2009)对德国中产阶级和喀麦隆农村母亲的社会化目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自主的社会化目标方面，德国母亲的分数显著高于喀麦隆母亲，关系性社会化目标结果恰好相反。2014年，Park，Coello和Lau对四个东亚国家和四个西方国家父母的社会化目标进行比较则发现服从目标显著与西方父母联系，独立目标显著与东方父母联系。因此探究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也有必要将跨文化研究与出生组设计相结合(Park & Lau, 2016)。

3.3. 出生组设计

出生组设计(historical cohort design)是指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同一年龄阶段个体的发展，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年龄阶段个体在某发展变量上的差异性，来揭示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影响的方法(Greenfield, 2009)。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同一年龄阶段的个体和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生活的社会背景有差异，所以通过比较个体发展差异可以了解社会背景对个体发展的影响。Schoon (2010)考察了英国社会变迁对儿童教育预期的影响，获得1974年、1986年、2006年三个时期英国16岁青少年的教育预期(即义务教育后是否继续接受全日制教育)、父母对孩子教育预期的数据，结果发现青少年和父母的教育预期都在增长。Chen等(2016)以1980年和2012年在中国同一地区公立小学就读的一年级、三年级、五年级学生为被试，考察儿童对公有和私有财产损失严重性的评估，结果发现1980年儿童更认为公有财产损失比私有财产损失更严重。此外，出生组设计可以与城乡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相结合进行更深入的研究。García等(2015)收集1985年和2005年墨西哥乡村和中等城市中儿童的行为数据，结果发现农村儿童合作行为显著多于城市儿童，竞争行为显著少于城市儿童，2005年儿童的合作行为显著少于1985年儿童，竞争行为显著多于1985年儿童；在1985至2005这一阶段，农村儿童合作行为减少的速率显著高于城市儿童。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发展结果会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Fung et al., 2016)，比较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年龄阶段个体发展差异的方法不能确定个体间差异是由社会人口环境差异引起的，还是由个体年龄差异引起的，为了准确检验社会人口环境变化是否与个体发展变化有关，还需通过理论推导、研究设计等方法进行检验(Manago, 2014)。Manago (2014)以墨西哥南部玛雅社区内青少年、母亲和祖母为研究对象，发现青少年独立价值观分数显著高于母亲，母亲的独立价值观分数显著高于祖母，通过检验青少年独立价值观分数差异等方式排除年龄对价值观的影响。

4. 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的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本文以社会变迁与个体认知、行为、价值观、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发展为线索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

4.1. 社会变迁与个体的认知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变迁影响个体的注意(Boduroglu & Shah, 2017)、记忆(Wongupparaj, Wongupparaj, Kumari, & Morris, 2017)、思维方式(Cheung, Lau, Lubart, Chu, & Storme, 2016)和创造性思维(Kim, 2011)等方面。2011年，Kim以参与1966年、1974年、1984年、1990年、1998年和2008年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标准化的美国幼儿、一年级至八年级学生、高中生和成人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自1990年起，所有被试的创造性思维分数稳定且持续下降。但以1990年台湾五、六、七和九年级学生和2010年台湾七至十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创造性思维新测验测量被试的创造性思维，结果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试的创造性思维呈上升趋势(Chang, Chen, Wu, Chang, & Wu, 2017)。

社会变迁还会影响智力的发展。Weber等(2017)以2004~2005年和2013年7个欧洲国家50~84岁成人为被试，结果发现被试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随时代发展而提高，且被试所处地区的发展速度越快，智力提高程度越高，女性提高程度高于男性。Liu和Lynn (2013)以1985~1986年和2011~2012年平均年龄为12.5岁的中国儿童为被试，使用修订版WISC-R测量儿童的智力，结果发现2011~2012年的儿童与1985~1986年的儿童相比，WISC-R总分增长了6.19，操作量表得分增长了6.55，言语量表得分增长了1.91。以上研究表明同一年龄个体的认知表现随时代的发展而提高，即弗林效应。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以2004年和2013~2014年叙利亚大马士革13~18岁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被试在标准型推理测验(SPM)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Dutton, Bakhiet, Ziada, Essa, & Blahmar, 2017)。此外，社会变迁还会影响个体视觉呈现(Maynard, Greenfield, & Childs, 2015)、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Rhode, Voyer, & Gleibs, 2016)等，不再一一赘述。

4.2. 社会变迁与个体的行为

首先，社会变迁会影响个体的生育行为。Kağitçibasi和Ataca (2005)以1975年和2003年的母亲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1975年母亲生育儿童的数量显著高于2003年母亲，即土耳其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生育率。以斯里兰卡人为研究对象也证明了社会变迁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Perera, 2017)。其次，社会变迁会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Sunar (2009)调查了土耳其城市中13~15岁青少年和其父母、祖父母，考察他们主观感受到的父母的情感温暖、鼓励自主、控制和管教的代际差异，结果发现与父母和祖父母相比，青少年感受到更多的父母情感温暖和鼓励自主，更少的控制和管教。更重要的是，社会变迁还会影响孩子对特定教养行为的理解和反应，进而对孩子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Chen, Soenens, Vansteenkiste, Petegem, & Beyer, 2016; Perry, Leerkes, Dunbar, & Cavanaugh, 2017)。

社会变迁通过家庭、学校等近端环境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行为。如，de Looze等(2017)以1992~2015年荷兰12~16岁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1992~2003年期间青少年的饮酒行为大幅增加，此后急剧减少，青少年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影响其饮酒行为变化的程度。García等(2015)以1985年和2005年来自墨西哥韦拉克鲁斯15个乡村和2个中等城市的7~11岁儿童为研究对象，收集分析被试的合作行为和竞争行为数据，结果发现2005年儿童合作行为数目显著低于1985年儿童，竞争行为数目显著高于1985年儿童，且城乡儿童合作行为数目都在随时间发展而减少，但农村儿童合作行为数目减少量大于城市儿童。研究者认为儿童的社会化经历及其生活的近端环境在社会变迁和个体行为变化间起中介作用。社会变迁还影响儿童的退缩行为(Rubin et al., 2006)、攻击行为(Bergeron & Schneider, 2005)和交际行为(Chen, DeSouza, Chen, & Wang, 2006)等，不再一一赘述。

4.3. 社会变迁与个体的价值观

社会变迁还会影响价值观(Oliveira & Nisbett, 2017; Thein-Lemelson, 2015)，研究者尤其关注社会变迁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Morling & Lamoreaux, 2008)。2014年，Manago以墨西哥南部玛雅社区内青少年、母亲和祖母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青少年独立价值观分数显著高于母亲，母亲的独立价值观分数显著高于祖母。以美国人为对象的研究也发现被试年龄越小个人主义得分越高(Bengtson & Lovejoy, 1973)。即东西方社会向法理社会的变迁会提高个体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关于东西方社会向法理社会的变迁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的研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Steele和Lynch (2013)分析了1990年，2001年和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在中国收集的数据，发现1990年~2007年中国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变迁降低了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Park和Lau (2016)分析了1981年~2008年欧洲价值观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却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父母越来越重视服从，即发展中国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研究西方国家向法理社会的变迁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既可能降低(Bengtson & Lovejoy, 1973)，也可能保持不变(Park & Lau, 2016)。但研究表明经济危机等向礼俗社会发展的社会变迁会提高个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如，Park，Twenge和Greenfield (2017)考察美国经济衰退(2008~2010)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发现大萧条期间大学生社群主义价值观水平上升。

除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维度外，社会变迁也会对权利距离、放纵和约束倾向(Beugelsdijk, Maseland, & Hoorn, 2015)、男性化和女性化、不确定性的规避(Naumov & Puffer, 2000)和工作价值观(Jonck, van der Walt, & Sobayeni, 2017)等产生影响，不再一一赘述。

4.4. 社会变迁与个体其他方面的发展

社会变迁还会对个体人格产生影响。例如，Smits等(2011)以1982年~2007年阿姆斯特丹大学18~25岁的心理学新生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被试的外向性、宜人性和尽责性得分呈线性增长趋势，情绪稳定性得分呈线性降低趋势，开放性得分无明显的变化模式。2017年，田园等人通过横断历史分析比较2004~2013年中国大学生在五因素人格问卷(NEO-FFI)中的得分，发现中国大学生变得更加外向、宜人、尽责和开放，但他们的情绪稳定性更差。此外，Twenge等(2015)对以往社会变迁影响人格发展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所有研究都表明外向性得分随时间发展而显著提高，而其他人格因素随社会变迁如何变化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不仅如此，社会变迁也会对自尊(Gentile, Twenge, & Campbell, 2010; Sha & Zhang, 2016)、自信(Twenge, 2001)、自恋(Twenge & Foster, 2008; Leckelt et al., 2016)、服从(Twenge, 2009)等人格特质产生影响。

此外，通过测量和比较个体在心理健康、睡眠质量、焦虑、抑郁、快乐等方面的数据可探究社会变迁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Glonti et al., 2015)。Twenge (2000)通过横断历史分析比较1952~1993年美国儿童和大学生焦虑的变迁方向，结果发现儿童和大学生的焦虑随时间发展而增长，这一变化与离婚率、出生率、信任、初婚年龄等社会联系变量和犯罪率、担心核战争、失业率等环境威胁变量有关。对2005年至2013年中国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也发现，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对个体心理问题产生相应的影响(桑志芹，肖静怡，吴垠，2016)。经济危机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且这一过程受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调节(Glonti et al., 2015)。

5. 未来的研究方向

5.1. 关注科技变迁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脑和手机等科技成果走进人们的生活。智能手机具有易携带，功能强大等特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对人类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研究表明，手机使用增加了个体的政治参与(Kim, Chen, & Wang, 2016)，手机的学习软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成就(Demir & Akpinar, 2018)。也有研究表明，手机射频辐射属于2B类致癌物(Hardell, 2017)，开车时使用手机增大交通事故的风险(Choudhary & Velaga, 2017)，手机依赖会对个体抑郁症状(Jun, 2016)、注意力、同伴关系和学业成就等产生消极影响(Seo, Park, Kim, & Park, 2016)。2018年，美国儿童发展杂志开设了“当代移动技术与儿童青少年发展”专题，呼吁研究手机、电脑和网络等移动技术对儿童青少年大脑发育、注意力、危险行为等方面的复杂影响。Manago，Guan和Greenfield (2015)根据社会学、沟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预测新媒体通讯技术将促进个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代际关系的紧张程度。可见，关注科技对人类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5.2. 深入探究宏观的社会变迁影响个体发展的具体路径机制

社会变迁的宏观因素会通过家庭、学校和工作等背景中的社会交往影响着人类发展，社会交往过程可能提供了人类如何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变迁的信息(Chen, 2015)。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变迁对个体发展产生的影响，并未系统深入地探索社会变迁的宏观社会因素影响人类发展的具体机制。研究表明社会变迁通过个体在家庭和学校背景中与父母(Cole, Tamang, & Shrestha, 2006)和教师(Raeff, Greenfield, & Quiroz, 2000)等人的社会交往影响个体发展，很少研究关注街道、校园周边环境等社会微环境中的社会交往(辛自强，池丽萍，2008)。在智能手机和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个体突破真实环境的限制，在虚拟世界中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辛自强，池丽萍，2008)，个体的社会交往形式更加多样。因此，未来研究应考察社会变迁对家庭、学校、社会微环境和网络环境等背景中个体社会交往的影响及不同背景中社会交往的相互影响，深入探讨社会交往的具体作用机制。

5.3. 深入探究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之间关系的个体差异性

差别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认为，携带某些易感性特质的个体不仅容易受消极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在积极环境中也倾向于表现出更好的发展结果，即环境是以一种“更好或更坏”的方式影响携带易感性特质个体的发展(Belsky, 1997; Belsky & Pluess, 2009, 2013)，该理论巧妙地化解了遗传与环境的争论，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社会或家庭环境中个体会发展出不同的结果。在社会变迁中，有人面临着社会变迁的挑战，也有人从中获益(Tomasik & Silbereisen, 2012)。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家庭经济地位(Ananat, Gassman-Pines, & Gibson-Dacis, 2011)、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的调节(Glonti et al., 2015)。研究发现，外向性和宜人性与社会文化适应正相关，神经质与社会文化适应负相关(Wilson, Ward, & Fischer, 2013)。在差别易感性理论模型的框架下，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究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如何受个体特质的调节，这不仅是人类发展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更是心理健康服务中重要的实践转化性问题。

5.4. 加强对中国社会变迁中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处境不利的儿童群体，例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儿童和贫困儿童等。已有研究表明，处境不利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公正感、积极情绪和幸福感水平较低，歧视知觉和消极情绪较高(申继亮，2009)。可见，处境不利儿童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但是，通过梳理社会变迁和个体发展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变迁对处境正常儿童的影响，忽视社会变迁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工厂倒闭和失业导致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儿童学业分数降低，但却没有影响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儿童(Ananat et al., 2011)。因此，如何减轻社会变迁对处境不利儿童的不良影响，为处境不利儿童的适应和成长提供有效建议，也是发展心理学家的社会责任(Weiland & Yoshikawa, 2012)。

文章引用

李梦园,邢淑芬,熊昱可. 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亟待探究和富有挑战的领域
Social Change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A Challenging Area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J]. 心理学进展, 2018, 08(12): 1804-1817.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1221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