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2年8月8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1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9日

摘要

公平是人类合作行为产生和维持的核心，是人类漫长的历史活动进化而来的。不公平厌恶作为公平的一部分，对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包括不公平厌恶的发展趋势不一致，优势和劣势不公平厌恶潜在机制的不同，儿童对于公平的不同认知的特点。此外，本文还对导致儿童不公平厌恶出现不同特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指出影响儿童不公平厌恶发展特点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质因素，如心理理论、抑制控制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价值观、社会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致力于发现特殊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促进特殊儿童教育的发展，此外，父母人格等因素对于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也将被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

儿童，公平，不公平厌恶特点，资源分配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Inequality Aversion

Qiaofa Zou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ug. 8^th, 2022; accepted: Sep. 1^st, 2022; published: Sep. 9^th, 2022

ABSTRACT

Fairness is the core of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uman cooperative behavior, which is evolved from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ies. As a part of fairness, inequality aver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inequality aversion, including the inconsist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inequality aversion, the different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inequality avers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inequality aversio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inequality aversion consisting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ory of mind, inhibitory control,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cluding social value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future research, we will strive to discover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inequality aversion in special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for special children.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personality and other factors on children’s inequality aversion will als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words:Children, Fairness, Characteristics of Inequality Aversio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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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平作为合作的一种形式，使得利益冲突的个体找到互相满意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相互依赖的生活方式中各自的需求，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普遍向往公平，厌恶受到不公平对待，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人们会产生负性的想法和情绪，并且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惩罚对方进而达到公平(Dawes et al., 2007; Fehr & Gachter, 2002)，这种为了抵制不公平的结果而表现出来的消极反应被称为不公平厌恶(Fehr & Schmidt, 1999)。

不公平厌恶又叫公平偏好，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涉他偏好，指对不公平结果的反抗和对不公平意图的厌恶(Dufwenberg & Kirchsteiger, 2004)，包括劣势不公平厌恶和优势不公平厌恶。优势不公平厌恶(advantageous inequality aversion, AI)是指个体拒绝自己比别人获得较多利益，而劣势不公平厌恶(disadvantageous inequality aversion, DI)则是个体拒绝自己比别人获得较少利益(Fehr & Schmidt, 1999)。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公平认知发展，为增加他人与儿童互动的期望，儿童在进行同伴选择时也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公平和合作取向的同伴(Prétt et al., 2020)，这对于儿童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并且能够进一步促进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对幼儿的身心成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成人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来避免不公平的结果，即使是当他人遭受不公平而自己作为观察者时同样如此。相比于成年人的不公平厌恶已发展的成熟和稳定，儿童由于社会认知发展不成熟，社会经验缺乏，不公平厌恶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可见，随着儿童年龄增长，除了自身特质对不公平厌恶造成影响导致呈现不同特点外，社会方面也是影响儿童不公平厌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2. 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特点

儿童时期作为不公平厌恶发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幼龄儿童公平认知初步形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公平观逐渐成熟。因此，不公平厌恶的发展也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首要特点是儿童的不公平厌恶发展不均衡，发展趋势不一致。其次，不同方向的不公平厌恶的潜在发生机制不一致。最后，儿童对于公平与否的判断标准单一，公平动机主要以结果平等为主。

2.1. 不公平厌恶发展不均衡

进化和发展的证据表明，优势和劣势不公平厌恶的发生和发展存在不同的特点和差异，劣势不公平厌恶发生在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早期阶段，而优势不公平厌恶只在具有相对成熟的社会和认知控制能力的黑猩猩(Brosnan & De Waal, 2014)和8岁以上的人类中出现(McAuliffe et al., 2017)。温国旗和刘文(2015)以4~6岁儿童为被试发现4岁儿童就已经具备了劣势不公平厌恶，并且随年龄增长发展迅速，到了6岁的时候，劣势不公平厌恶就已经明显增多；优势不公平厌恶出现的则比较晚，在5~6岁儿童的身上表现的也非常有限，这同样表明儿童两种类型的不公平厌恶的发展具有不均衡性。

人类对于公平的感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显现，婴儿能够对分享行为中的平等和不平等加以区分(Sloane et al., 2012)，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分享行为却需要到儿童中期甚至更晚才能够受到公平支配。Fehr et al. (2008)发现儿童的不公平厌恶在3~8岁之间发展迅速，研究普遍认为劣势不公平厌恶在4岁左右就已经出现，优势不公平厌恶大概在8岁左右出现(Engelmann & Tomasello, 2019; McAuliffe et al., 2017)。许多研究也发现学前儿童(3~5岁)已经倾向于平等分享(Paulus & Rosal-Grifoll, 2017)，尤其是在合作活动当中(Nilsen & Valcke, 2018)。Blake and McAuliffe (2011)在考察4~8岁儿童的优势不公平厌恶时，发现4~7岁儿童大多不存在优势不公平厌恶，只有8岁儿童存在明显的优势不公平厌恶。McAuliffe et al. (2013)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也得出同样的研究结果。牛平平(2015)发现在有利不公平条件下，6~8岁的儿童会选择公平的方案，逐渐出现优势不公平厌恶；在不利不公平条件下，4~6岁儿童会选择较为公平的方案，表现为劣势不公平厌恶，而7~8岁的儿童却选择自己较少的方案，这一研究结果与许多国外的研究相反，这可能是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产生了影响。刘美佳等(2017)则发现，7~11岁的儿童不管是在优势不公平还是劣势不公平方案条件下都表现出较高的、稳定的拒绝率，此外，9岁儿童与其他年龄儿童对不同分配方案的接受率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说明9岁可能是一个转折期。而到了9~10岁时，即便儿童对资源享有绝对掌控权，他们也更倾向于把一半资源分给同伴，而非自己占有更多资源(Kogut, 2012)。但也有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果，研究发现，在合作情境中，儿童的公平意识在3岁时就出现了，这种公平意识包括优势不公平厌恶和劣势不公平厌恶(Engelmann & Tomasello, 2019)，许妹(2021)也认为3岁儿童不仅出现了劣势不公平厌恶还出现了优势不公平厌恶，因为合作情境中的移情因素可以诱发儿童更多的优势不公平厌恶行为。还有研究发现，儿童在2~3岁就表现出明显的劣势不公平厌恶(Li et al., 2016)，在6~7岁就可以有明显的优势不公平厌恶(Tsoi & McAuliffe, 2020)。综上所述，儿童的不公平厌恶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劣势不公平厌恶出现时间大约为3~4岁左右，优势不公平厌恶出现时间大约为8~9岁左右，但是在一些特殊场合情境(例如，合作情境)当中，儿童的不公平厌恶会有所提前，所以，不同方向的不公平厌恶出现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此外，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

2.2. 优势与劣势不公平厌恶的潜在机制不同

由于不同方向的不公平厌恶发展轨迹的不一致，反映出它们的机制也可能不同。研究证据表明，劣势不公平厌恶与由于接受少于他人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比如嫉妒)有关(Fehr & Schmidt, 1999; McAuliffe et al., 2017)。许多研究使用最后通牒游戏(UG)考察劣势不公平厌恶的心理和神经机制，参与者决定是否接受提议者提出的公平或不公平(即，不利)的金钱分配。随着划分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自我报告的负面情绪也在增加(Cc et al., 2010)；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加工消极和厌恶情绪相关的大脑结构，如杏仁核和前脑岛(aINS)，参与了劣势不公平的加工(Aoki et al., 2015; Gabay et al., 2014; Sanfey et al., 2003)。而与劣势不公平相比，优势不公平可能涉及更复杂的过程。在优势不公平分配中，虽然在短期内获得比他人更多的利益，但由此产生的违反公平规范的行为可能会使合作伙伴受挫，并且损害自己的声誉，从长远来看，这是对合作和自身利益的威胁(Brosnan & De Waal, 2014)。因此，接受比别人获得更多的决定可能不仅需要相对经济收益的价值表征，还需要高级的社会认知，比如预测对方在受到不公平对待后的反应(即心理化)，认识到自己违反公平规范(即规范违反识别)，并调整这种规范违反以带来长期合作和利益(即认知控制) (Brosnan & De Waal, 2014; McAuliffe et al., 2017)。优势不公平厌恶涉及的情绪主要是内疚，内疚是一种意识到对受害者造成伤害或违反公平规范的情绪状态。内疚与不公平厌恶密切相关，一方面，比别人获得更多或遭受更少的痛苦是内疚的一个重要来源(Baumeister et al., 1994; Kubany & Watson, 2003)。在独裁者博弈(DG)中，某些决策理论认为，独裁者反对优势不公平的程度反映了预期的罪恶感(Fehr & Schmidt, 1999; Rey-Biel, 2008)。另一方面，内疚体验引起了参与者对受害者的达成和解的姿态，旨在减少不平等，将关系恢复到一个公平的基础(Baumeister et al., 1994)。先前的研究表明，当人们感到内疚时，他们会对受害者表现出更大的慷慨(Yu et al., 2014)，这种增加的慷慨可能是由于优势的增加和/或劣势的减少——当个人在内疚的状态下做决定时的不公平厌恶(Sáez et al., 2015)。

2.3. 公平认知不同

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判断分配是否公平，主要依据三个原则：平等(equality)原则(将物品平均分给每个人)、贡献(equity)原则(按劳分配)和需要(need)原则(将更多物品分给更需要的人)。但是个体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公平的理解不尽相同，比如年长儿童可能会考虑公平的贡献和需要原则， 但婴幼儿却更偏爱平等的分配方式(Gummerum & Keller, 2008)。根据对公平的不同理解和评判标准，对于不公平厌恶也有不同的解释，传统的不公平厌恶观点认为，不公平厌恶是对于不平等结果的厌恶(Fehr & Schmidt, 1999)，这一观点强调结果的平等，主要遵循的是平等原则。Shaw and Olson (2014)则认为资源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与不平等的结果本身无关，而与导致不公平的潜在偏好有关，强调程序公平和意图公平。最近的观点则认为儿童对于不平等分配的反应并不是基于物质上的关注，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受到平等的尊重，强调分配行为的社会意义(Engelmann & Tomasello, 2019)。不同研究者对于不公平厌恶的解释不一致，主要是对公平认知有着不同的解释，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公平认知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儿童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公平认知不断成熟并且越来越复杂，成年之后则变得稳定。

虽然以往研究认为很小的婴儿就可以对平等和不平等有所感知(Sloane et al., 2012)，但是儿童自己的分享行为到儿童早期和学前期才开始受到公平规范支配，此时才开始出现不公平厌恶，而幼龄儿童的不公平厌恶实际上主要是对结果不平等的厌恶。在他们看来，只要结果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公平动机可能主要是创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平等结果(Bernhard et al., 2020)。而在成人视角下，并不认为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公平的，不平等有时候也可以是公平的例如，有研究发现成年人普遍认为CEO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薪酬比例为约7:1的是合理和公平的，并不是同工同酬(Kiatpongsan & Norton, 2014)。此外，甚至有研究认为，人们存在着一种不平等偏好(Paulus & Essler, 2020)，来自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但是通过国家政策来缩小这种不平等似乎并不能增加其幸福感，相反它给中等收入者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该研究表明适当的不平等对于人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3. 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因素

综合以往的研究发现，影响儿童不公平厌恶的个人特质因素包括，儿童自身的心理理论能力和抑制控制功能；在社会因素方面主要是社会文化因素，这其中又主要包括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因素。

3.1. 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他人和自己心理状态及其与他人行为关系的推理或认知(Astington et al., 1988)。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主要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来进行衡量，研究发现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在学前期便得到了显著发展(Blake, Piovesan, & Montinari et al., 2015)。心理理论(Jenkins & Astington, 1996)与劣势不公平厌恶(Blake et al., 2015)都在学前期出现。儿童通过二级错误信念需要到7、8岁(王彦和苏彦捷，2008)，而优势不公平厌恶也在8岁后才出现(Blake et al., 2015)。这一发展时间梯度暗示着不公平厌恶尤其是优势不公平厌恶的出现可能需要心理理论的成熟作为基础。而劣势不公平厌恶对心理理论能力的依赖相对较少。劣势不公平厌恶常与嫉妒有关，而优势不公平厌恶常与内疚有关(Fehr & Schmidt, 1999)。嫉妒涉及到社会比较(谭艳艳，2014)，而内疚涉及到对他人期望、需求和利益的理解。后者与心理理论的关系更为明确，所以心理理论可能与优势不公平厌恶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在脑机制方面，心理理论的相关脑区在内侧前额叶、内侧楔叶和双侧颞顶联合区，而背内侧前额叶涉及到优势不公平厌恶的加工过程(Gao et al., 2018)。即心理理论与优势不公平厌恶均需要内侧前额叶的参与。因为共用一个脑区，所以两者可能有重叠的神经机制。而作为更高级更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优势不公平厌恶可能需要心理理论过程的参与。反过来说，心理理论可能是优势不公平厌恶的必备要素之一。心理理论与劣势不公平没有共同的脑区，这暗示着两者可能是相对独立的心理过程。

Tsoi and McAuliffe (2020)对6~9岁儿童的心理理论进行操纵和测量发现不管不公平的方向如何，心理理论能力越强，儿童就越会拒绝不公平的提议。陆春雷(2019)在大学生群体中研究心理理论对不公平厌恶的影响时发现，心理理论是不公平厌恶的重要基础，心理理论倾向低或者能力受到干扰，都会降低不公平厌恶，尤其对于优势不公平厌恶。关于儿童的心理理论对不公平厌恶的影响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心理理论使得儿童从同伴的角度来看待不公平，但这只能解释为什么心理理论能力强的儿童会拒绝优势不公平，另外一种解释是，心理理论使得儿童可以认识到并且共情同伴获得较少时的反应，从而使得他们拒绝不公平，以往也有研究发现，内疚等情绪会与其后伴随出现的亲社会行为联系在一起(Vaish, Carpenter, & Tomasello, 2016)，Yu et al. (2021)则进一步发现容易产生内疚和羞愧情绪的个体会有更多的优势不公平厌恶，但这一解释同样只能对优势不公平厌恶进行解释。第三种解释是心理理论使得儿童可以制定策略，如发现许多6岁的儿童就能够在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中策略性的隐藏自己的自私，通过表面看起来公平来隐藏自己的自私，而这些都需要儿童具有一定的换位思考和策略推理能力。但是这一解释只能对儿童的劣势不公平厌恶进行解释。声誉既可以解释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对优势不公平厌恶和劣势不公平厌恶的影响，因为心理理论能力强的儿童更加能够认识到同伴会对自己产生一种坚持公平准则的期望，所以违反这种公平准则会使得同伴对自己产生消极的看法，这样可能会使得儿童拒绝优势和劣势不公平厌恶。

3.2. 抑制控制

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 IC)是指在实现某个认知表征的目标时抑制无关刺激的能力，表示激活和抑制这一对注意功能，被认为是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以往研究发现抑制控制与公平行为呈正相关(如Blake, Piovesan, Montinari et al., 2015)。也有研究表明，IC与公平相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Liu et al. (2016)发现抑制控制可能会对儿童的利他分享行为产生影响。Steinbeis和Over (2017)发现，与听中性对照故事相比，在听主角使用IC抵御诱惑的故事后，儿童在DG中与匿名同伴分享的奖励更多；这种启动效应不能用公平感来解释。同样，van der Meulen et al. (2018)让一组儿童在分配任务之前完成一个停止信号反应时间任务，以降低这些儿童的时间IC，并发现这个实验组在随后的DG中与同伴分享的奖励比对照组少。这些研究结果表明，IC在抑制自私冲动和使行为符合亲社会规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在现实生活中公平与效率相冲突的困境中做出相对满意的决策，随着年龄的增长，学龄前儿童更有可能做出涉及自身利益的自我不利的不公平决策，而抑制控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它可能是年龄相关差异的一个更直接的决定因素，有助于抑制儿童的自私和嫉妒的冲动，使他们的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Xie et al., 2019)。在动物研究中，也发现狗对不公平的反应受到抑制控制的影响(Brucks et al., 2017)。Smith et al. (2013)研究发现3~6岁的儿童便意识到了公平规范，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够从中受益时，他们还是会选择不公平地分配资源，表现为公平意识判断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差距，研究者并不认为这是公平规范与与自己的内心欲望冲突时儿童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欲望，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3~6岁的儿童与7~8岁的儿童一样主张遵循公平规范，并且预测同伴也会在分配过程中遵循公平规范，但是他们能够预测自己不会在分配高层住宅遵循公平规范，而实际分配中他们也确实没有按照实际公平规范来进行分配，这表明抑制控制不在其中发生作用。

3.3. 社会文化

儿童不公平厌恶具有跨文化差异，主要是表现在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关系方面。

3.3.1. 社会文化价值观

文化环境的结构对人类的行为的塑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自然也是值得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因素。Zhu和Keller (2008)发现中国儿童比德国同龄儿童的出价要稍高，说明儿童公平行为的发展轨迹可能具有文化特殊性。Zhang and Benozio (2021)研究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在有可能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下，中国的儿童更不愿意浪费资源来避免不公平，而美国的儿童则非常愿意这样做。在没有资源浪费的情况下，中国儿童则愿意避免不公平，这与美国儿童类似。这种避免不公平的意图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向来比较注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而这种“节俭”文化可能从小就根植于儿童内心，深深的影响着儿童的行为。访谈也发现，很多年长儿童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并表示如果对方年龄比自己小，就会把更多的资源分给对方，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儿童道德与行为的影响(梁福成等，2015)。Rochat et al. (2009)对七个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儿童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秘鲁、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研究表明，跨文化的差异影响着儿童和成年人在进行资源分配时的决策行为，所有社会中的儿童都表现出劣势不公平厌恶行为，即愿意为避免分配到比同龄人更少的资源而放弃资源的再次分配，但是其中只有美国、加拿大和乌干达三个社会的年长儿童中，才出现了愿意为避免自己所得的资源多于同龄人而放弃剩余资源的分配的优势不公平厌恶行为。Paulus (2015)随后对6~7岁乌干达儿童的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对比，结果显示，乌干达儿童对于额外资源更倾向于进行不平等地分配，而不是向美国儿童一样把剩余的资源扔掉，这也说明了跨文化差异在儿童公平决策行为中的重要作用。Ak et al. (2019)进行的一项民族志及实证研究与此观点也保持了一致，即文化习俗、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儿童的公平感。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可知，文化是影响儿童发展的宏观系统，可以塑造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这也说明，文化差异影响着儿童的社会决策行为，从儿童不同的决策行为上也能反映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

3.3.2. 社会关系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传统观念认为最核心的资源就是各种熟人关系，这种熟人关系很多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讲人情，爱面子”是中国人的典型特点，而正是因为我们对于“面子”的重视，常常会违背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在资源分配时，我们常常会因为对方是“熟人”而产生更弱的劣势不公平厌恶或者更强的优势不公平厌恶。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人并不那么反对与自己有直接(比如自己的朋友；(Zhang, 2020)或者间接(如实验主试的朋友；(Zhang & Benozio, 2021)社会关系的受益者之间的不平等。中国人擅长根据关系线索行事，而美国人则与中国人不大一样(Shaw & Olson, 2012)。美国儿童对间接朋友的偏爱在7岁左右开始减少(Olson & Spelke, 2008; Shaw & Olson, 2012)，但在7岁的中国儿童看来这仍然是合乎情理的(Zhang, 2020; Zhang & Benozio, 2021)。

此外，在小型城市和传统社会中长大的3~5岁儿童在分配正义方面更加公平，这些社会被认为能够促进更多的集体价值观(Rochat et al., 2009)。Rao和Stewart (1999)发现4岁的中国儿童比印度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自发分享，而印度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被动分享。资源稀缺和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即不太强调平等)和不太个人主义的文化(即不太强调个人权利)构成了人类厌恶不平等的基石(Paulus, 2015)。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公平，例如孔子提出“不要担心贫穷，而要担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杨伯峻，1980)。

4. 展望

本文对儿童群体资源分配情境下的不公平厌恶进行综述，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特点进行了阐述，发现儿童的不公平厌恶在发展趋势、优势和劣势不公平厌恶的潜在机制以及对于公平的认知方面有不同的特点。综合以往的文献，本文首先总结出儿童的不公平厌恶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劣势不公平厌恶的出现早于优势不公平厌恶，劣势不公平厌恶出现时间大约为3~4岁左右，优势不公平厌恶出现时间大约为8~9岁左右，不过这也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其次通过梳理发现儿童的优势不公平厌恶与劣势不公平厌恶存在不同的潜在机制，劣势不公平厌恶与情绪过程有关，其次，优势不公平厌恶涉及更为复杂的高级社会认知。再次，本文归纳出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公平的不同的理解，这也使得儿童的不公平厌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后，还探讨了包括心理理论、抑制控制在内的一些个体因素以及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

儿童的不公平厌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出生到整个儿童期间不公平厌恶都在发展其能够促进儿童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更好地帮助儿童区理解团结与合作，对于儿童未来的发展也有作用，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去遵守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特殊儿童同样作为儿童群体，但是在个人认知能力以及生活环境方面远远不同于普通儿童，而这也可能会导致特殊儿童的不公平厌恶与普通儿童的不公平厌恶有着不一样的特点和发展路径，以往研究就发现高功能自闭症儿童个体的公平决策发展滞后于普通儿童个体，且高功能自闭症儿童个体更容易接受不公平的提议，研究认为执行功能在其中发生了作用(Jin et al., 2020)。这说明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机制可能不同。在未来的研究当中需要对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这对于特殊教育事业以及特殊儿童的康复将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在对影响儿童的不公平厌恶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主要从儿童自身特质入手，父母作为儿童的陪伴者，与儿童的互动过程对儿童的社会化有重要影响，所以，父母的人格特质对于儿童的不公平厌恶的影响在未来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这有助于丰富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机制，同时也为儿童的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方向。

文章引用

邹巧发. 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Inequality Aversion[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09): 2983-2992.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935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