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彤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3年5月12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2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13日

摘要

蒲鲁东早期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和对所有权的批判对马克思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随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逐步确立，二人之间的分歧逐步加剧，最终彻底决裂。通过还原蒲鲁东构成价值的理论原貌，重现马克思对蒲鲁东相关理论的批判，梳理《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观点，我们发现，马克思不仅揭露了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且初步阐述了价值形式问题，厘清了观念与现实的关系，肯定现实的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蒲鲁东，构成价值，唯物史观，批判

On Marx’s Critique of Proudhon’s Theory of Constitutive Values

—Based 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Tong Xu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y 12^th, 2023; accepted: Jun. 2^nd, 2023; published: Jun. 13^th, 2023

ABSTRACT

Prouton’s early attention to material interests and criticism of ownership had a certain enlightenment to Marx, but with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tandpoint,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gradually intensified, and finally completely broke up. By restor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Prouton’s theory of value composition, reconstructing Marx’s criticism of Prouton’s relevant theories, and sorting out Marx’s view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we find that Marx not only reveal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Prouton’s petty bourgeoisie socialism, but also preliminarily expounds the problem of value form and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 and reality, affirming the main position of realistic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it promotes the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Keywords:Proudhon, Constituent Valu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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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和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蒲鲁东更早开始关注贫困问题，对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批判也要稍早于马克思。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同时暴露出一个无法摆脱的社会后果——工人的贫困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将经济范畴永恒化，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尽管他们认识到了私有制存在局限性，却试图在私有制之外寻找其弊端的来源。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理论的分析，蒲鲁东认为，“社会的公平不是别的，就是价值的比例。 ‎[1] ”也就是说，蒲鲁东将贫困最主要的根源归结于现实交换中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公正，主张以构成价值调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以解决有关经济方面的贫困问题。基于普遍理性的假设，蒲鲁东运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即系列辩证法，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组，构建起以构成价值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经济学。

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关系演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相比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所有权和私有财产视作不言自明的事实，马克思更肯定蒲鲁东早期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和对所有权的批判，但并未完全赞同他的观点。随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逐步坚定，二人的分歧日趋加剧，直到1846年蒲鲁东所著《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马克思展开了对蒲鲁东社会经济学的全面批判。

2. 还原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的原貌

在认识到所有权是导致社会贫困问题的“元凶”后，蒲鲁东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他认为，尽管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自发而真实的观察值得肯定，但如果止步于此而不对既成事实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考察，无疑会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极度扩大被合理化，并对由此导致的阶级分化状况置若罔闻。相反，同时期与政治经济学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学说并未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企图以公有代替私有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但是，由于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因此可以在二律背反的指导下实现“综合”。它们的合题便是社会经济学，通过“重新研究事实，研究经济惯例，找出它们的精神所在，阐明它们的哲理 ‎[2] ”。社会经济学的核心是构成价值理论，也即产品的比例关系理论。蒲鲁东通过对价值理论的讨论，运用二律背反的方法调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发现了构成价值。相应之下，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的批判，初步阐释了价值形式问题。

2.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

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蒲鲁东认为，价值的两副面孔——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互为对方必要条件的同时，存在着未被过往经济学家正确解释的对立。蒲鲁东这样阐释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变：个人多元的需要亟需多元的生产来满足，但单个人的劳动不足以实现生产的多元化，因此产生了分工。分工条件下，个人通过交换活动各取所需，这其中“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当产品数量稀少乃至几乎为零时，人们必须为满足需求而投入该产品的生产。但生产者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得不提议与其他行业的生产者交换剩余的产品。这也意味着劳动本身创造了价值，遵循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变的规律能够创造财富、实现自由。但是，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彼此不可或缺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会呈反比的递减 ‎[3] ”。也就是说，日用必需品生产的数量越多越一文不值，而对人来说效用不大的奢侈品反倒容易成为无价之宝。蒲鲁东将这一矛盾的根源归结为“自由意志”的作用。消费者自然会充分考量产品的性价比，生产者也不会放弃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买卖双方自由意志的影响使得产品的价格产生波动，交换行为也随之受到影响。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上述论述既忽略了需求的存在，又高估了“自由意志”的作用。首先，分工并不像蒲鲁东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乃至同一地区的分工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正是分工的出现决定了交换行为的产生。交换作为历史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表现形式。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生产者个人是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实现产品交换的。其次，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转化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产品的供需关系，而非蒲鲁东所言的数量关系。“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多或少 ‎[4] ”。也就是说，供求关系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一般情况下，产品供大于求时，交换价值相对使用价值降低；而当产品供小于求时，交换价值相对使用价值会提高。再次，自由意志，也就是主观态度的作用在交换过程中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者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不可能生产出超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品；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要受限于自身资金和需求的实际状况。主体需求的客观性也是价值客观性的重要表现。

2.2. 构成价值的实质与应用

构成价值是指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产品的相对价值等于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相应的，耗费同等劳动量的产品所具有的相对价值也相等，此时交换能够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供求自然会达到平衡状态。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所说的构成价值的实质，仍是在表达李嘉图的“劳动时间构成价值”的观点。为这一观点披上“产品间比例关系”的外衣并不能真正调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间的矛盾。在蒲鲁东那里，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付出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量又由劳动时间来代表，劳动时间自然就成为了衡量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尺度。马克思认为，尽管现代大工业有将劳动平均化的趋势，但劳动的质量问题依旧存在。更何况，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生产者会自觉提高劳动生产率，将个别劳动时间控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内，以实现产品盈利或避免被淘汰。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再缩短，从而导致劳动不断跌价。

蒲鲁东希望“把金银作为货币的特性运用于由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一切商品 ‎[5] ”，因为作为货币的金银首先达到了构成状态。究其原因是“君主的专横”，或者说是政治国家的干预使得贵金属成为货币，开始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金银同其他商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性关系，这样的关系足够稳定，即便是货币贬值，也不会引起金银在数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不论商品交易过程是怎样的动荡不安，金银都能在各种支付行为中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对构成价值的第一种应用实质上是为了证明除金银以外的其他一切商品都必须成为货币。金银能够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是因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组织的需要，而它们恰恰具备这样的交换能力。换句话说，金银之所以能够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并不是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而是因为它们特殊的物理性质和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蒲鲁东认为，构成价值的第二种应用在于指出这样的规律：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在这里，蒲鲁东将社会设想为“集体的人”，这个被人格化了的社会拥有着与由人组成的社会截然不同的规律。正是这样的对立引起了工业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工人阶级艰难的生存状况。与新发明的不断出现相伴而生的是产品不断下降的交换价值，同样的劳动量生产出了更多的商品。可是生活本该越发富足的劳动者们并未获得更大的收益，甚至因此致贫。与之相反，社会上的某些阶层从中获利，社会就这样分化出了两个群体。对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根源在于阶级对抗。也就是说，蒲鲁东尽管看到了工人阶级遭受奴役的现状，但试图用构成价值来调和矛盾的构想并不能触及到社会矛盾的根源。

3. 批判构成价值理论，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出于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蒲鲁东假设上帝的存在，将“上帝的观念”或者普遍理性视为价值评判的终极标准。普遍理性即是支配人类社会运动的某种最高意志。换句话说，它蕴含着社会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基于普遍理性的假设，蒲鲁东从形而上学的层面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方面的贫困现象展开讨论，试图揭示经济领域的“上帝的观念”，求得社会的改善和进步。与之相应的，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及其理论前提的批判，申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揭露范畴的本质，厘清观念与现实的关系，肯定现实的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3.1. 观念的历史与历史的观念

蒲鲁东认为，普遍理性创造了观念形态的经济范畴，使它们先验地存在于人类理性之中。也就是说，普遍理性在现实社会的具体体现即是经济范畴，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不过是观念形态的经济范畴的化身。因此，蒲鲁东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看作是经济范畴矛盾运动的结果，演进的整个过程遵循二律背反的原则。譬如，在蒲鲁东看来，构成价值的出场能够完美解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这是因为价值概念具有典型二律背反的特征：既有其肯定的一面，又有其否定的一面。也就是说，通过彼此作用、相互吸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最终能够留下一个更加高级的合题。构成价值就是二者的合题，它既保留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积极特性，又消除了它们的消极特性。就这样，蒲鲁东将二律背反的方法沿用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研究中。在他所构想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中，分工作为第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出现后，一方面带来了财富的增长，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另一方面又造成劳动者精神衰退、文化贫乏。第二个经济范畴——机器应运而生，解决了分工带来的恶果：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产品价格等。同时，被大机器生产排挤出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因没有工资进行消费致使商品滞销的现象屡见不鲜。之后的每一个经济范畴都为了克服前一个范畴的苦果而出现，又造成新的问题。这也就是蒲鲁东所讲的，“要叙述的不是那种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 ‎[6] ”。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社会历史，认为是个人之间的生产活动决定了现代社会的普遍联系。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条件一旦发生改变，人们的谋生方式和一切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变化。作为对客观经济事实的主观反映，经济范畴只是脱胎于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蒲鲁东颠倒了经济范畴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将经济范畴视作某一社会阶段的孤立的表征。再者，如果认为普遍理性是范畴的出发点，那么人类社会就只会有观念中的历史。历史的真正起点是现实的个人。特定时期的历史由人们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生活需要、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彼此间的关系构成，这也是特定的观念和原理会出现的根本原因。

3.2. 人格化的社会与人的社会

从普遍理性的假设出发，蒲鲁东对于构成价值理论的第二种应用的前提是将社会人格化。社会因此具有了凌驾于组成社会的人之上的理性。被赋予人格的社会遵循着与由人组成的社会相对立的规律，这些规律与社会成员的活动无关。在社会规律的作用下，尽管集体劳动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者却并未获得更富足的生活。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论述在根本上忽视了工业社会阶级分化的事实。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根源不在于“集体的人”与由人组成的社会之间的对立，社会集体财富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被雇佣劳动制度奴役的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是利益对抗。经济学家总是坚持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演进的终点，实则不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像封建社会分裂为地主与农奴两大对立的阶级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中彼此对抗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蒲鲁东将社会规律未能充分辐射到个人归结为贫富差距的原因并不能触及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

蒲鲁东将“上帝的观念”视作社会历史的主体，认为思想观念或逻辑范畴的运动推动历史的发展，这在本质上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政治经济学从实证的人的经济活动出发研究经济范畴，而蒲鲁东以形而上的、永恒的经济范畴为材，将现实的生产关系的运动视作抽象的经济范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真正动因只能到历史活动中去寻找。首先，社会历史的主体不是别的，正是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创造历史的是处在现实中的人，也就是说，是进行实践活动并相互作用的人创造了社会历史。其次，就历史的主客体而言，历史的主体一定是现实的人，历史的客体则是现实的人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活动的产物。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基于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前提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又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既有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又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制约。最后，个体的发展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抗是现实中个人交换存在的前提，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个人交换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脱胎于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阶级的斗争。要想实现平等的交换，靠蒲鲁东所说的构成价值是行不通的，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建立在交换不平等的基础上。消除阶级对抗才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唯一路径。

3.3. 经济范畴与生产关系

在蒲鲁东那里，经济范畴是遵循一定顺序依次演进的。按照“二律背反”的原则，这些经济范畴都有着“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为了克服前一个经济范畴的矛盾，后一个经济范畴出现了，这样不断实现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更替。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有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表述不过是在头脑中想当然地构造经济范畴发展的历史顺序。把人们所熟知的经济范畴进行排序，将其置于正、反、合的框架中，这并不是在对范畴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历史的阐述，只是对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进行分析。并且，蒲鲁东试图机械地清除既有范畴中“坏的方面”，没有看到否定性力量的积极作用，这无疑和真正的辩证法相差甚远。

首先，生产关系与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现实关系作为范畴的化身而存在。经济范畴本质上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对现实历史与范畴关系的颠倒是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照搬照抄。他试图模仿黑格尔辩证法来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但却不具备黑格尔的历史感，也缺乏对辩证法的正确认识。也就是说，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实质的理解和应用是错误的。因为逻辑范畴的纯粹性决定了黑格尔辩证法是在对整个世界进行抽象，在不断地远离事物的具体样态，不能被应用在对现实世界的分析上。

其次，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既得的物质力量。之所以强调“既得”，是因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人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应用能力所取得的生产力，会成为下一代人成长的原料和基础。可以说，现实的人能够形成其他一切关系必备的要素就是物质关系，物质关系制约着人的活动。相应的，每一代人所遇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前人努力的结果，具有不可选择性和历史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一代不能做出任何改变，不能够有目的的去改造世界，改变既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们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改变着世界、创造着历史，但要受到既有条件的制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再次，范畴具有非永恒性的特点。现实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因此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正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经济范畴不过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马克思运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手推磨与蒸汽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力形式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前者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后者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蒲鲁东将经济范畴视作是“原始的原因”，神化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犯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错误。所以，尽管蒲鲁东激烈的批判私有制和所有权，但他实际反对的是现存的财产分配方式。在本质上，他还是想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的。

最后，经济关系并不是蒲鲁东以为的孤立的存在。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最终都以统一整体的形式来呈现，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够被割裂地看待。这是因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它们同时存在、相互依存，统一于同一生产关系体系中。蒲鲁东将社会的各个环节分割开，把它们视为按一定主观顺序先后出现的单个社会。但是，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同样不能被孤立地视作某一社会阶段的表征。

4.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蒲鲁东的思想有其合理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全盘否定他的观点是极其武断的行为。蒲鲁东看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并对所有权和私有财产进行了批判性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7] ”其次，蒲鲁东对社会贫困问题和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也与马克思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但仍不改其试图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因此，《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清算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4.1. 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清算

首先，蒲鲁东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将普遍理性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试图将现实的历史运动塞进虚构的逻辑框架中。也就是说，他在推崇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事实上又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丢掉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成分，而继承了错误的部分。马克思真正实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与批判，肯定了否定性力量对应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到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源于阶级对抗。他指出，封建社会不仅生产着肯定自身的因素，同时也生产着否定自身的因素，即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是一样，在生产财富的同时也生产了贫困，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生产出了反对自身的否定性力量。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8] ”。

其次，用由此而产生的系列辩证法作为哲学方法来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无疑会造成更多的错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蒲鲁东对现实和范畴之间关系的颠倒。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归结于“自由意志”的作用，又将经济范畴按照主观臆造出的序列以划分出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也就是说，经济范畴被看作是先验的产物，本来客观的经济关系却成了范畴的一种体现。现实的经济关系的生成得益于经济范畴的运动。

最后，在错误的理论假设的指导下，蒲鲁东关于改造现实社会的方案也不切实际。构成价值的应用使得一切商品都有可能成为货币，实现一种绝对平等的交换。那么人们对货币的需要便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本、剥削的消失，社会中的一切成员也就变成了平等的劳动者。如此这般，工人便不需要用政治的或经济的抗争来解决问题了，交换银行就能达到对社会的改造，实现真正的平等。因此，蒲鲁东主张清除私有制，建立普遍的互助组织，实现社会全部产品的直接交换，建立起“绝对平等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就能够超越所有权和共产主义，呈现出一种“自由”或“无政府”状态。

4.2.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哲学的贫困》一书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表达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加确切。此外，这本书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原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动与发展

首先，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本质，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9] ”。也就是说，经济范畴脱胎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其次，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进行了科学表述。马克思中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改变自然的能力，与之对应的“生产关系”作为基础，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再次，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主体问题进行了科学阐述。具备创造社会历史能力的只有现实的人。也就是说，离开现实的人就毫无历史可言。最后，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哲学方法的形而上学时，提出了社会机体的重要思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现在看来，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深入认识无疑为他日后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推动与发展

首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克服了蒲鲁东唯心主义的缺陷，将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确立为研究对象。以往的经济学家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蒲鲁东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视作经济范畴，实质上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隐藏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背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次，马克思初步表述了价值形式问题，意识到剩余价值的存在。马克思已经准确地找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经济关系的症结所在，找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为进一步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做好了准备。

4.2.3.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推动与发展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就像在封建社会，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一样，无产阶级是蕴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否定性力量，是新的革命阶级。其次，在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想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彻底消灭阶级对抗，仅仅是文火一般的社会改良运动并不可靠，因此提倡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消灭现存的不合理状况。

5. 结语

蒲鲁东试图将现实的历史运动塞进虚构的逻辑框架中，又错误地运用了二律背反的研究方法，其结果就是，基于普遍理性的基本假设，社会历史的发展被归结为范畴矛盾运动的结果。现实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被归结为“自由意志”的作用。也就是说，蒲鲁东将经济范畴看作是先验的产物，又按照他主观臆想的序列构建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经济范畴的自我运动创造了现实的经济关系，原本客观的经济关系成为抽象范畴在现实世界的化身。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相关理论的批判，初步阐释了价值形式问题，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本质，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肯定了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在清算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

文章引用

许 彤. 论马克思对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的批判——基于《哲学的贫困》
On Marx’s Critique of Proudhon’s Theory of Constitutive Values—Based 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J]. 哲学进展, 2023, 12(06): 1031-103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617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