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salt merchant Jiang Chun is a celebrity as businessman, scholar and official on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actual operating mode by investigat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Jiang Chun achieve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moner handed emperor” eventually through making friends by writing, contacting with celebrities widespread, cultivating theatrical troupe, cherishing talents and so on. This is always helpful for promoting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business operation.

Keywords:Salt Merchant, Jiang Chu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浅议盐商江春的人际关系理念

肖兴政^*，张永锋，刘自山

四川理工学院，四川 自贡

Email: ^*1714749418@qq.com

收稿日期：2015年6月7日；录用日期：2015年6月23日；发布日期：2015年6月30日

摘 要

盐商江春是清朝乾隆年间集商、士、官于一身的名人。我们运用实地考察与查阅文献的方式，对江春的人际关系理念与实际操作方式进行了分析探讨，江春通过以文会友、广交贤达，培养戏班，爱才养士等方式，最终成就了“以布衣交上天子”的人际关系。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做好人际关系、促进良好的商业运营是不无裨益的。

关键词 :盐商，江春，人际关系

1. 引言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旌德县江村人。生于清康熙59年(1720)，卒于乾隆54年(1789)，终年69岁。江春出身盐商世家，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描述江春“身长玉立，角犀丰盈”，清代戏曲作家李斗说他“体貌丰泽”。可见江春个头很高，魁伟而美颜，早年是个帅哥，到了晚年，“美须髯”，“须白如银”，又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家。堂堂的仪表，再加上不俗的谈吐、处世的能力，很快地，他便成为盐商众望所归的领袖。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他的祖父江演幼年时即与其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江春少年时曾立志读书以获取功名，他曾拜当时名士太史王已山为师，埋头苦读。乾隆6年(1741年)，江春参加乡试考举人，名落孙山，就此，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想走商业发展道路，便去扬州协助父亲经营盐业，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父亲死后不久，江春便继承其父亲的职位，是为扬州总商。就此，四十多年时间里，江春一直驰骋于扬州两淮盐业界，直到去世。江春行盐的旗号为“广达”，名以旗称，故人们包括乾隆帝在内又称他为江广达[1] 。

江春在经商生涯中，办事能力十分高强，他遇上乾隆六次南巡，几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朝廷军政费用支出浩繁，各级地方部门，特别是盐务部门为筹措经费，江春都尽心尽力，出谋策划。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江春的办事能力也惊动了乾隆皇帝，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2. 以布衣交上天子

大盐商江春在其一生的经商生涯中，表现出办事干练、活动能力特强。在他有生之年曾遇上乾隆六次南巡、几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朝廷军政费用的支出，各级地方部门，特别是盐务部门为筹措经费，江春都参与其中并尽心尽力，出谋策划。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的多次南巡，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乾隆50年(1785年)，江春等盐商献银100万两，贺乾隆登基50年大典。可见江春在处理方方面面关系上，思维之清晰、出手之大方。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好游玩，喜欢逛园子、听戏。对此，江春深为了解，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便投其所好，建园林、养戏班、献美食。江春在扬州构筑了8处园林建筑。如乾隆22年(1757)，江春筹资在天宁寺兴建行宫，并将瘦西湖北边的江园献为官园迎驾，乾隆临幸江园，并赐名“净香园”。其他园林如“水南花墅”、东乡别墅“深庄”、“退园”、“秋集好声寨”、“江氏东园”、“西庄”、“康山草堂”等，最著名的则是“康山草堂”。乾隆曾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赐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匾额。可见江春与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而扬州园林的发达，与这不无关系。

据清宫扬州秘档记载，乾隆30年(1765)，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扬州之时，两江总督尹继善、巡盐御史高恒、苏州织造普福等均曾多次奉献美食，在这些献食者的行列中，出现了江春的名字，而且还参与了每一次的接驾并获得乾隆皇帝的厚评与褒奖。一介盐商能得如此之殊荣，实属罕见。充分说明乾隆帝对江春的青睐，和江春善于运用公关的能力。

乾隆55年(1790)，江春家养的戏班子“春台班”与当时走红的“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一道，奉旨入京为乾隆皇帝80大寿祝寿演出，演绎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事件 [1] 。

当时扬州还流传着“一夜堆盐造白塔”的传说。说是一次乾隆在瘦西湖中游览，船到五亭桥畔，忽然对扬州陪同官员说：“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身旁太监连忙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尽管只可远视，不可近攀，但乾隆不无感慨地说：“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据说，这塔就是当时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用万金“打点”乾隆左右，请画成图，然后一夜之间用盐堆成的。

江春两次曾在自家所建的康山草堂别墅接驾南巡的乾隆皇上，乾隆皇上游玩他的园林后很高兴，并赐《游康山》诗：“新城南界有山堂，遗迹其人道姓康。曾是驻舆忆庚子，遂教题额仿香光。重来园景皆依旧，细看碑书未异常。述古虽讹近文翰，一游精鉴不妨详。”更为甚者是其办事能力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与恩宠，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江春的活动办事能力可见一斑！

乾隆皇帝六次巡视江南，都由江春一干人马筹划、张罗接待，即所谓“江春大接驾”。乾隆曾于金山行宫与江春奏对称旨，亲解御佩荷囊，面赐佩带，并两次亲临江春的“康山草堂”别墅，不仅赐给江春金玉古玩，还为其题写“怡性堂”匾额，并以“盐商之财力，伟哉”，赞叹江春所拥有的财富可以与国库相媲美！

由于江春的运作，他多次得到乾隆皇帝的宠幸，乾隆皇帝也认为江春接驾有方，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成为当时盐商中仅有的殊荣。他被乾隆召见于镇江金山行宫，先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柱杖等物不计其数。乾隆27年(1762)，江春又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这样江春既是商人，又是儒者和大官，集三者于一身，由于官不是实职，故江春在很多社交场合是以儒者面貌出现的商人。

清朝宫廷盛宴“千叟宴”，每50年才举办一次，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廷盛宴，是清宫中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御宴。江春受乾隆皇帝的邀请赴京城参加过乾清宫的“千叟宴”，并与乾隆皇帝共进御宴，受锡杖。作为商人，江春得到的恩宠可以说登峰造极。

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四十年，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并荐至“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赏戴孔雀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枝，成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由此，江春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足以说明江春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非同一般的理念：以实际行动，投其所好，与天子之交。

江春平生乐善好施。《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了他踊跃急公、务实办事等突出事迹达18处之多。据《两淮盐法志》记载，从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1120万两之多。由此深得乾隆皇帝之宠幸，所得好处自然多多。

由于江春“急公报效”、“输将巨款”，到江春晚年，因家财耗费一空，不得不靠“皇帑”方式维持营运。乾隆36年(1771)，因江春“家产消乏”，乾隆赏借他30万两皇帑，以资助他营运盐业。乾隆50年(1785)，乾隆皇帝又一次赏借25万两皇帑给江春，按一分起息。江春去世后，到嘉庆6年(1801)，嘉庆皇帝又因江春之子江振鸿资本未充，赏借5万两白银作为营运盐业的资本，乾隆和嘉庆对一介商人如此关怀备至，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1] 。这是江春乐善好施、投其所好的结果。

3. 以文会友、广交贤达

扬州地处南北之要道，是相当繁华的地方，李白有诗云：“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可见当年的文人骚客云集于此，吟诗作画，好不自在！当然也就少不了盐商与文人的交往。当年不少文士与两淮盐商之间的交往，其原因虽不尽相同，但不乏为谋取生计者和附庸风雅者，体现了程度不同的相互依赖性。至于两淮盐商交结、拉拢和资助文士的动机，虽多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以此来冲淡自己身上的铜臭，满足个人的心理需要。但也有出于对文士的敬重之情，或者自己本身就情趣高雅，与文人志趣相投。不管怎样，这种“文商”交往，在客观上是有助于文人学者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文化事业的兴盛。的确，在当时的两淮盐商中也不乏文学艺术的喜爱者和擅长者，有些盐商本身就兼具商人和文士的双重身份，称之为“儒商”。如当时的大盐商江春，也多结交、延揽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2] 。如诗人、书法家叶天赐，“方伯(江春：笔者注)治事多资之”。《扬州画舫录》形象记载了叶氏夺笔报江春的事迹：“尝随方伯议事某所，众胁方伯将作花押，天赐越阶夺笔脁之。众问为何如人卤莽至此？叶大呼曰：‘吾啮江之饭，所以报之者在此时也。’江亦出门去，事赖以不失。”[2]

江春不仅是一位大盐商，而且是一位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盐商，他对于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和爱好。他的外表也给人以极其文儒的感觉：《扬州画舫录》说他“体貌丰泽，美须髯。为人含养圭角，风格高迈，遇事识大体”，可见其堂堂的仪表，魁伟而美颜，拿今天的话来说——好一个帅哥！据说江春家中有一处“随月读书楼”，他白天做生意，晚上挤出时间来读书。时人应考，他却有兴趣选佳文刊出，名《随月读书楼时文》，相当于当时的高考试卷佳作汇刊。江春善于写诗，闲暇时，他还从事诗文创作，著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三卷、《黄海游录》一卷，另有《水南花墅吟稿》等著作。由此观之，江春是一位兼具商人和文士双重身份的儒商。由于江春在经商之余喜爱文学艺术，使得他喜欢以文会友，爱结交天下宾客。除了以有馀效劳“国家大典礼、大徭役”外，还以大量的资金来结纳文士，使许多贫困之士“藉以谋食，所益良多”。凡士大夫路过扬州，多住宿于江春的康山草堂，他家中常常奇士云集，盛极一时。陈撰70岁后在他家里作客十年。陈撰何许人也？陈撰，字楞山，号玉几、玉几山人，是清朝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画家、诗人、文学家、收藏家。等。方贞观、吴献可在他的秋声馆作客二十年，在诗、书、画、印方面贡献甚多，就连名满天下的金兆燕也长期在他的门下作客。方贞观生于康熙18年，卒于乾隆11年，字贞观，一字履安，别号南堂，一号洞佛子，安徽桐城人，以诗歌、行楷，名噪江淮间。金兆燕(1719~1791)，字钟越，一字棕亭，安徽全椒人，约清高宗乾隆40年前后在世。幼称神童与张鹏翀齐名。性不耐静坐，多言笑，时目为喜鹊。乾隆31年(公元一七六六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著有《棕亭古文钞》十卷，《骈体文钞》八卷，《诗钞》十八卷，《词钞》七卷，总名《国子先生集》 [1] 。

对江春在主持的扬州风雅事宜，李保泰有这样的评述：“方伯以次为商总，昆弟先皆自为师友，与当代之文人学士往来流寓于扬者，延接唱酬无虚日。方伯以雄伟英杰之才，……为当事倚重，上赝帝眷，出则砥砺奉公，入则握管拈韵，诗酒高会，有云霞气谊之盛。”[3] 吴锡麒评价道：“往时广陵风雅之盛，则有马氏嶰谷、半查昆仲，开设坛坫，号召宾客”，“马氏既衰，乃有江君鹤亭起而承之。其弟橙里辅而翼之，一时翰苑之前辈，南北往来之士大夫，莫不缟紵杂投，觞咏交作，推襟送抱，申旦忘疲。余亦数游扬州，独与橙里相暱近，……然两人敦友如之，好此唱彼和，金舂而玉应，余未尝不得寓目焉。故它事不及知，至于诗未有余知之深者也。”[3] 袁枚更是称赞：江春“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身殁之日，家无余财，人以比古之樊靡卿、陈孟公一流，而风雅过之。”¹阮元更为详细的进行了描述：江春“主持淮南风雅，与卢转运见曾同意趣。水南花墅别业开并蒂芍药，转运就公宴赏赋诗。转运北归，至召伯埭舟中赋诗始别。北郊铁佛寺，荒寒多红叶，公数招杭太史世骏诸诗老，清斋赋诗终日。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为苏文忠七百岁生日，与诸诗人悬像于小山僧之寒香馆赋诗，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编修士铨、金寿门农、陈授衣章，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士大成、江云溪立、吴杉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紵，或致馆餐，卑节虚怀，人乐与游，风亭月榭，觞詠无废，与玲珑山馆马氏相埒。”²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记载了一次扬州诗文之会景况：“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馀字，凑集成诗。”[4] 另外，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还附载了一篇精彩游记，专记辛卯(乾隆36年)七月初六至初八日，江氏邀请客人与舟子共二十二人，游览江园之怡性堂、涵虚阁、天光云影楼，及乘舟白天黑夜游湖。在舟中，或对奕，或旁观，或言故事，或歌或舞，箫声于于，好不自在 [5] 。

可见当时江春以文会友、广交贤达之盛况，也可由此推之，江春这种做法其目的有二：

其一，提高自己的声誉，使自己成为商人中的佼佼者、领袖人物；

其二，为其提供必要的信誉与保障，促进其盐业经营效益，做大做强。

当然，在这种目的的推动下，的确也对当时的文化建设与繁荣起了强大地推动作用。这一功劳对之于江春来说，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今天的商人们值得借鉴的。当今一些商人，有钱了不知怎样花：豪赌、纸醉金迷、以强欺弱等等，可否向江春学习学习？就算附庸见雅也比乱花浪费的好！

4. 爱才养士

养士之风，在中国古代应该是始于春秋盛于战国。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明的公私观念。在当的所谓“私”就是一切以下害上的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者往往被描绘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等。

斗转星移，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到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是春秋时期所不能企及的。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已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之孙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此言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

以后历朝历代，虽有养士之为，但没有超过战国时期的。江春的养士应该说与春秋战国时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也可能其目的是“一种时髦风气”或“以自辅翼”，但我们更愿相信江春养士的目的应该是“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已能”。我们前面已经述及，江春“以文会友、广交贤达”的目的与作用，因此，他养士也应该是这一目的的补充。当然不排除有奢靡之风之嫌，清高宗曾经都有过禁绝扬州富商这种奢靡之风的念头，但因这些富商能以多余的财物用来养士，从事一些文化公益事业，一些贫民也可以以此糊口，对社会也不无好处，高宗也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江春主持扬州风雅期间，前已述及其场面：“当代之文人学士往来流寓于扬者，延接唱酬无虚日。”“南北往来之士大夫，莫不缟紵杂投，觞咏交作，推襟送抱，申旦忘疲。”阮元在《新安二江先生集》中描述道：“所居紫玲珑阁，名士之至扬州者，无不纳屐。”

李斗在其《扬州画舫录》中说：“方伯死，泣拜于门不言姓氏者，日十数人。或比之陈孟公之流，非其伦也。”“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这是说他家中所养“奇才之士”之多。江春的养士由此可见一斑。

江春的养士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客观上讲，于私于公都有利，于私：扩大了自己的交往范围、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增强了自己的营运能力；于公：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与昌盛，对传承文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受到后人的称赞。今天的商人们是可以学习其公私兼营而双赢的人际关系理念。

5. 培养戏班

过去没有电影、电视和网络，人们的基本文化娱乐活动就是听书、看戏，因此各地的戏曲也就应运而生。比如，北京有京剧、四川有川剧、安徽有黄梅戏、河南有梆子、山东有快书、广东有粤剧等等。因此，在当时上到皇帝下到百姓都爱看戏。据说清高宗乾隆皇帝爱热闹，爱看戏，爱排场。为了适应迎銮的需要，江春也不甘落人后，培养了两个戏班子。“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戏，谓之大戏”，重宁寺亦构大戏台。“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崑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崑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6]

大家知道，建戏班、养戏班、排戏都是要花钱的，比如当年，“淮商排《桃花扇》一剧，费至十六万金之多，可谓侈矣。”[7] 江春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大量从其他戏班挖掘演员人才，排练不同的剧目、提高自己戏班的质量，这不仅可以迎合皇帝的口味，同时也可以通过演戏、看戏而广交朋友。

此外，江春为适应扬州画舫歌船的需要，聘请清唱歌手、串客、四弦手等人才于家。当时，李啸村有诗咏唱扬州画舫歌舞盛况云：“天高月上玉绳低，酒碧灯红夹两堤。一串歌喉风动水，轻舟围住画桥西。”苏州张九思，“精熟九宫，三弦为第一手，小喉咙最佳，江鹤亭延之于家”；“扬州清唱既盛，串客乃兴，王山霭、江鹤亭二家最胜；又，朱三工四弦，江鹤亭招之入康山草堂”[8] 。

乾嘉年间，扬州的戏曲事业在中国戏剧史上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而江春所培养的德音班(内江班)、春台班(外江班)在推动戏曲事业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江苏淮剧、浙江婺剧、江西赣剧、四川川剧、湖南湘剧、云南滇剧、广东粤剧、广西桂剧、安徽黄梅戏和庐剧、皖南花鼓等，都多少受到春台班即外江班的影响。在岭南，也流传外江戏，广东《外江梨园会馆碑记》、《梨园会馆上会碑记》记载了春台班及其他八种徽班名称。后来，海外华侨还将外江班剧种传到了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等国。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诞，春台班在京师甚活跃。嘉庆八年后四大徽班进京，其中之一就是春台班。徐珂曰：“其时，徽班有四：四喜、三庆、和春、春台是也”，“又谓四喜、三庆、春台、嵩祝为四大徽班者”。“于春台曰孩子，以其诸郎皆夭夭少好也”。“嘉庆庚辰(二十五年)，春台无故散去，七月，仁宗崩”[7] 。这些虽都是发生在江春逝世以后的事，但是与他艰难缔造德音班、春台班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虽然说他建戏班有迎合皇帝以利自己盐业发达之目的，但他为中国戏剧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不应忘记他草莱开创、筚路蓝缕之功[3] 。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江春管理思想研究(YWHZ12-03)之研究成果。

文章引用

肖兴政,张永锋,刘自山, (2015) 浅议盐商江春的人际关系理念
Discussion o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about Jiang Chun. 社会科学前沿,02,70-76. doi: 10.12677/ASS.2015.4201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