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08  No. 01 ( 2019 ), Article ID: 28419 , 6 pages
10.12677/ASS.2019.81005

The Division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and Qingyang’s Ownership

Jianjun Wang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Dec. 24th, 2018; accepted: Jan. 4th, 2019; published: Jan. 11th, 2019

ABSTRACT

In the first year of Kangxi (AD 1662), the relinquishment of Yansui governor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division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Afterwards, the Qing government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for the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In the fourth year of Kangx (1665 AD), the three major institutions Fu, Bu and An of Gansu Province have been completed and their jurisdictions have been overlapped. The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s have basically been completed.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balance, dogmatism, deformation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fattening, and other principles, Qingyang was assigned to Gansu Province due to economic,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origins and other reas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of Shaanxi and Gansu.

Keywords:Qingyang, Division of Province, Shaanxi-Gansu,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陕甘分省与庆阳归属

王建军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8年12月24日;录用日期:2019年1月4日;发布日期:2019年1月11日

摘 要

康熙元年废延绥巡抚为陕甘两省分省之始,此后,清庭为陕甘分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至康熙四年,甘肃的抚、布、按三个主要机构已经完备并且辖区重合,陕甘分省基本完成。同时,在平衡、犬牙交错、山川形变、肥瘠搭配等原则的共同作用下,庆阳由于经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等原因被划给了甘肃省,并为陕甘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庆阳,分省,陕甘,行政区划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是清代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1]。清代的地方行政建置基本沿袭明代旧制,只是在清初将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置为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六省(清末的新建新疆、台湾等省一事另当别论)。但学界对陕甘分省的时间尚未完全达成一致,有的甚至认为并无清初分省一事 [2]。其中,蓝勇认为康熙二年分陕西为陕西甘肃二省 [3];吴万善认为康熙五年分省 [4];傅林祥先生认为康熙六年陕甘分省完成 [1];薛学林先生则认为是康熙六年或七年 [5]。以上各个观点中以赞成康熙六年分省的为多 [6]。而清初的陕甘分省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庆阳这个传统上隶属陕西(关中)的地区被划归甘肃。目前,学界对庆阳划归甘肃的原因还没有比较深入研究,只有一篇论文 [7]。本文拟探讨陕甘分省的时间与庆阳划归甘肃的因缘与后果。

2. 陕甘分省起止时间

行政区划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再进行的根据需要不断调整的常时性的工作。调整变更的内容很多,有建制方面的,如置、废、并、省或层级的升降格,有幅员的伸缩,有边界的改划;有行政中心变迁;有隶属关系变迁;有政区名称的改动等等。清初的分省即是如此,有一个动态的过程。

2.1. 陕甘分省的开始时间

明代的布政使司辖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等8府、21散州、95县。但另一方面,到明代后,陕西又设有陕西、甘肃、宁夏、延绥四巡抚。清代沿袭明代旧制,也设置了这四个巡抚。揆诸史实,又可以发现,清初是有意识的陆续废除了诸多巡抚,合并了左右布政司,使得一省最终只有一巡抚(有的无巡抚,由总督直辖)、一布政司(只有江苏是例外,多了个江宁布政司),一按察使司。以此而论,当清政府有意识的对陕西四个巡抚进行合并(即“宁夏归甘肃,延绥归陕西”[8]),只保留陕西、甘肃巡抚,即可视为分省的开端(因清代与明代不同,清代的督抚是一省最重要之长官,而不是布政使)。史载:“初置有延绥巡抚、宁夏巡抚各一人,康熙间俱省” [8],“(康熙元年)九月,裁延綏巡抚” [8]。所以,康熙元年(1662年)的废延绥巡抚可视为陕甘两省分省之始。

2.2. 陕甘分省的基本完成时间

那什么时候标志着其分省的完成呢?周振鹤先生提出:一个行政区划必须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有一定数量人口,存在一个行政机构 [9]。而一般说来,设立了行政机构也就有了人口与范围,所以在清代,当巡抚(对于不设巡抚之地,有总督亦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个主要行政机构完备且辖区与驻地重合,即可视陕甘其分省基本完成。

关于巡抚,史载:

顺治初,因明制,设甘肃巡抚,驻宁夏。宁夏巡抚旋裁。五年,徙甘肃巡抚驻兰州 [8]。

康熙四年乙巳五月丁未,裁凤阳、宁夏、南赣巡抚 [8]。

同时,甘肃巡抚设立于顺治三年 [8],又见前文所引史料,可知康熙元年的废延绥巡抚。所以,到康熙四年,陕甘四巡抚已经变为陕西、甘肃两巡抚。

关于布政使司,《清史稿·地理志》甘肃条载:

康熙三年,分陕西为左、右布政使司,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领四府如故。六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七年,又改甘肃布政使司,徙治兰州 [8]。

而《清史稿·地理志》陕西条又载:

康熙二年,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领临洮、巩昌、平凉、庆阳,五年,改曰甘肃布政使司,移治兰州 [8]。

《清史稿》记载前后矛盾,《甘肃通志》与《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载与甘肃条相同。又据可信度更高的《清会典》记载:“康熙二年,陕西省分设西安巩昌布政使司” [10],当以甘肃条记载为是,可以断定是康熙二年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但移驻兰州的时间既不是康熙五年,也不是康熙七年,《圣祖实录》明确记载康熙八年十二月令甘肃藩臬二司由巩昌移驻兰州 [11]。所以,大致情况是康熙二年,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领临洮、巩昌、平凉、庆阳,五年,改曰甘肃布政使司,康熙八年移治兰州(某些认为康熙七年分省的,可能是根据《清史稿》的错误记载)。

关于按察使,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添设“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员缺,命统辖平庆临巩四府,驻札巩昌府” [11],是年三月任命潘超先为首任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 [11]。

由上可知,陕甘分省的大致为:康熙元年废延绥巡抚;康熙二年,以右布政使司分管平、庆、临、巩四府,驻巩昌;康熙三年添设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驻地和辖区与布政使相同,并任命潘超先为首任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康熙四年裁撤宁夏巡抚并入甘肃巡抚。(自此,甘肃巡抚的巡抚辖区与布、按两司辖区完全相同。)所以,当康熙四年甘肃巡、布、按三个主要机构已经完备并且辖区重合,并在此后保持长期稳定,可以看作分省基本完成。至于这一系列事情完结后,于康熙八年(1669)十二月令甘肃藩臬二司由巩昌移驻兰州,只系省会变动,陕甘分省则已在此前完成 [11]。

3. 庆阳地区划归甘肃原因

庆阳之所以划归甘肃既是分省的大形势的需要,也有庆阳自身的因素。

3.1. 平衡二省实力

虽然元代已经出现了甘肃行省,但其建省时间短暂,并且没有真正实现区域内政治经济的整合,对清政府的陕甘分省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如清代陕甘分省时划归甘肃的四个府在元代均隶属陕西)。明代陕西布政使司共领西安、凤翔、平凉、庆阳、延安、巩昌、临挑、汉中八府及21属州。包括了现在陕西、甘肃、宁夏等省,面积较大。拆分陕西省等面积较大的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但同时,清政府的分省会力求平衡,不会使某一省过分削弱。于是,废延绥、宁夏两巡抚,并分别并入陕西、甘肃巡抚;并把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八府平分给两省(从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置情况可以看出,基本都是均分各府)。

同时,分析陕西原来八府的情况可知,按照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即山川形变原则)以及自身历史渊源,比较靠西且相连的平凉、巩昌、临洮一般会划归甘肃;剩下的五府,西安是省会,不会划出去;同时,为了平衡,十分富裕的汉中和当时辖区很大的延安也不会划给甘肃(不能过分削弱陕西);只剩下凤翔与庆阳,而庆阳在历史上的与巩昌等地联系比较密切。在元代,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同属于巩昌等处总帅府 [12],明代的庆阳则归延绥巡抚管辖 [13]。清代沿袭明制,也设立了延绥巡抚,直到康熙元年废延绥巡抚并将其并入陕西巡抚。但也是为了平衡,康熙二年分陕西布政使司为左、右布政使司,把原属延绥巡抚的延安与庆阳分别分给两个布政司,以延安归陕西(左布政使司),庆阳归甘肃(右布政使司)。

3.2. 犬牙交错与山川形变原则的共同运用

陕甘分省总体说来是运用“山川形变原则”,但是由于,“陕西重地,天下之重轻系焉” [12],所以也运用到了“犬牙交错原则”。当时的陕西北有长城,南有大巴,东有黄河,三面皆险,对关东各地形成天然的俯攻形势,西面的庆阳地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为兵家重地。秦代的驰道和驰道均经过此地,丝绸之路有一段也途经此地(即陇西线北线),隋唐时期的多次行军路线途径此地(如杨素多次出“灵武道”击败突厥时,李世民统一宁州时,唐肃宗去灵武时),北宋与西夏进行“茶马贸易”时一般也途径此地,明清时途径这里的驿道就有五条,并修建了多处驿站 [14]。同时,史载:

(庆阳)府南卫关辅,北御羌戎……,其地山川险阻,风俗劲勇。汉武拓境开边,北地良家子奏功尝最。晋弃其地,关辅日以多事。及氐羌运终,赫连奋臂,冯陵之祸,多在斯土。岂非以岭塞高卬,下临三辅,有建瓴之势欤?……唐时以邠宁为重镇。宋亦以环庆为极冲。每西北发难,控扼之备未尝不在庆州也。……明自河套有事,花马池尝为重地。敌入灵、韦,掠环、庆,犯平、固,皆以花马池为捷径。故恒以重兵驻守。又西为小盐池,则庆阳至宁夏之要道也。……中间地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所资以为固。此庆阳之患,比他郡为倍亟也。夫庆阳有警,而邠宁以南,祸切剥肤矣。形援可或缓哉 [15] !

可以看出庆阳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控扼陕甘乃至西北的兵家重地 [7]。因而,庆阳越重要,就越不能让庆阳归属陕西。将庆阳划归甘肃,就可以使得陕西不能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使其不能割据(亦有鉴于明末农民多在陕西起义这一因素)。同时,检索分省后的地图可以发现,庆阳成了甘肃最东的地区,凸进了陕西的腹心之地——关中,使陕西如鲠在喉,使陕西地图看上去像是在其西部缺了一块,这样有利于中央集权。

3.3. 肥瘠搭配

清初的分省主要是江南省分为江苏与安徽时使用了肥瘠搭配原则,但是陕甘的分省也有这一原则的使用,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庆阳划给比较贫困的甘肃即可体现着一点。庆阳隶属黄土高原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陇东高原,有“陇东粮仓”的美誉,其所辖的董志塬更是有“天下黄土第一塬”的美称,农业条件相对优越 [16],小麦、黄花菜、药材等丰富,所以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庆阳划给甘肃,一方面既可以削弱陕西,另一方面又可以加强相对落后的甘肃的实力。

4. 结语

陕甘分省,并将庆阳划归甘肃,既断绝了可能存在的分裂割据因素,又使经济比较落后且历经长久战乱的甘肃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巩固与稳定西北做出了贡献,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利于庆阳的经济文化发展。

4.1. 有利于西北的军事作战

陕甘分省,增强了作为交通要冲的甘肃的实力,便利了清朝的西北方面的军事作战。在分省不久,三藩之乱发生。驻防固原,镇抚陕西和甘肃东部地区的陕西提督王辅臣依附吴三桂,以位处陕甘要冲的平凉为根据地,攻占了兰州、庆阳等地。而驻守甘肃的张勇等人则积极支持政府平叛,对王辅臣叛军发动进攻,迫使王辅臣归降。然而,这离不开陕甘分省的作用,正是陕甘分省,陕西提督无法全面控制陕甘兵力,才使得清可以迅速平叛,使西北地区的局面得以稳定,对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开始,历经雍正、乾隆三朝,清廷对西北长期用兵,平定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叛乱,都以陕甘为军需供应基地,并以驻扎陕甘的绿旗、八旗为主要军事力量。陕甘分省,将庆阳等相对比较富庶的地方划归甘肃,增强了甘肃的实力,为平准战争前线的清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与军事支援,有效地遏制了准部的内犯,为清朝最终平定准部、收复新疆做了重要贡献 [17]。

4.2. 确保了陕甘的长期稳定

正如前面所说,陕甘分省,庆阳这一交通要道划归甘肃,使陕西很难形成完整的防御区,没有了割据条件,达到了所谓的“力量均势”。于是,自清初到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的近二百年间,除了康熙初年“三藩之乱”及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陕甘一带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从而使陕甘保持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稳定局面。这种长期稳定的局面在陕西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是秦汉以至隋唐、宋元乃至明的统治都不曾有的(当然,这并不完全归功于此,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4.3. 庆阳衰落

陕甘分省,庆阳划归甘肃,对整个大的政局和甘肃有利,但却导致了庆阳的文化和经济的长期衰落。庆阳划归甘肃,脱离了关中的经济文化圈,在甘肃又处于相对偏远的东部(因距离省会兰州较远),交通不便,远离政治中心,失去了原有的地缘优势,成为甘肃的边远地区,这对庆阳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科举时代,进士的多寡,与一个地区文化发达与否相有很大的一致性,是一个地区文化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庆阳在明代的进士数量位居甘肃地区第一,有49人之多,并且有李梦阳这样的文学领军人物(明代前七子的领袖)、有殿试“榜眼及第”的景清、有在书法界享有“南董北米”之誉的米万钟这样的文化名人。而整个庆阳府有清一代只有20名进士 [18],并且排名不高。

康熙时三藩叛乱,陕甘地区虽非战争的中心区,但由于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乱,尤其是其曾经攻占过庆阳,给庆阳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清廷西北又开始对准噶尔用兵,正如前面提及的甘肃为平定叛乱做了有力的后勤支援,作为兵源和军需之地,必然会加重甘肃地区的徭役、赋税、兵役的负担(尤其是庆阳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 [19]。同时,庆阳是甘肃回民人口最主要聚居区之一,“由固原北至宁灵将及千里,东至庆阳西至靖远亦在数百余里之遥,其中仅盐茶一城,地势辽阔,一片回村,虽有汉民,不及十分之二三” [20],民族问题复杂,发生了多次回乱,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综上可知,清代政府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矛盾,防止地方势力膨胀,采取了分省措施,康熙元年废延绥巡抚为陕甘两省分省之始,康熙四年陕甘分省基本完成。在平衡原则、犬牙交错原则、山川形变原则、肥瘠搭配原则的共同作用下,庆阳由于经济、地理、历史等原因被划给了甘肃省。分省后的甘肃行省的版图以元代甘肃省为基础外加陇东(即庆阳、平凉等地)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行政区域完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河西地区原有的山川形势。同时,与明代的甘肃在战略上处于守势地位不同,清代的甘肃地区已经由“边地”转变为“内省”,既断绝了可能存在的分裂割据因素,又使经济比较落后且历经长久战乱的甘肃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巩固与稳定西北做出了贡献,有利于甘肃的稳定,支援了平准之战。因此,分省后的陕甘二省保持了长期稳定,并为平准之战等军事行动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为此做出了贡献的庆阳地区的经济文化则陷入了衰落。甚至时至今日,仍有人主张将延安和榆林与甘肃省东部的庆阳和平凉划归在一起 [21]。

文章引用

王建军. 陕甘分省与庆阳归属
The Division of Shaanxi and Gansu Province and Qingyang’s Ownership[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01): 23-2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005

参考文献

  1. 1. 傅林祥. 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 23(2): 118-126.

  2. 2. 侯杨方. 清代十八省的形成[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 25(3): 17-28.

  3. 3. 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01.

  4. 4. 吴万善. 论近代西北的省区建置和行政区划的形成[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4): 84.

  5. 5. 徐学林.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267-268.

  6. 6. 陈尚敏. 陕甘分闱与清代甘肃进士的时间分布[J]. 青海社会科学, 2009(5): 130.

  7. 7. 翟旭亮. 试论庆阳地区划归甘肃省的原因[J]. 沧桑, 2012(2): 27-29.

  8. 8. 赵尔巽,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892, 3343, 167, 2109, 7517, 7482, 2109, 2091.

  9. 9. 周振鹤. 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3): 32.

  10. 10. 伊桑阿, 等. 大清会典[M].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文献, 康熙二十六年内府刊本, 1A.

  11. 11. 张廷玉, 等. 清实录[M]. 第4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26, 173, 175, 426.

  12. 12. 宋濂, 等.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429, 4214.

  13. 13. 靳润成. 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53.

  14. 14. 庆阳地区公路交通史编撰委员会. 庆阳地区公路交通史[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22-50.

  15. 15.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中华书局, 2005: 2755.

  16. 16. 郭文奎. 庆阳史话[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 10-41.

  17. 17. 汤代佳. 试论甘肃在平准之战中的地位[J]. 甘肃社会科学, 2000(4): 75-77.

  18. 18. 马啸. 清代西北科举与社会环境——以甘肃庆阳进士的时空分布及变迁成因为例[J]. 中国边疆史研究, 2011(4): 135, 139-140.

  19. 19. 牛艳红. 顺、康年间江苏和甘肃赋役征收特点探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12.

  20. 20. 路伟东. 清代陕甘人口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08.

  21. 21. 康勇卫, 冯淑华. 陕西政区沿革的特点及影响[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9(6): 90-93.

期刊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