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鑫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

收稿日期：2022年6月15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27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3日

摘要

民间流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等俗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将体罚作为一种有效的管教方式，甚至认为体罚是一种包含期待与爱的复杂行为。然而大部分研究表明，体罚会带来各种内外化问题。因此，父母应摒弃体罚，采用更为积极的教养方式矫正儿童问题行为。

关键词

体罚，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认知表现，儿童发展

A Dutiful Son Emerges from the Stick?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arental Corporal Punishment Research

Xin Zhao

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Received: Jun. 15^th, 2022; accepted: Jul. 27^th, 2022; published: Aug. 3^rd, 2022

ABSTRACT

The popular sayings such as “a dutiful son emerges from the stick” refl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domestic parents take corporal punishment as an effective discipline in the process of raising their children, and even think that corporal punishment is a complex behavior involving expectation and love. However, mos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rporal punishment can cause variou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Therefore, parents should abandon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adopt more positive parenting methods to correct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s.

Keywords:Corporal Punishment,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Cognitive Performance, Children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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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数据表明，国内有10%的学前儿童曾受到父母对其的身体惩罚 [1]，有63.2%的小学生报告在近半年内平均受到父母体罚次数约为8次。因此，根据统计数据来看，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国内父母采用体罚作为一种管教方式的并不少见，但体罚作为一种管教方式的合理性仍值得探讨。

回顾以往研究，体罚因为分类标准的不同，其内涵也不同。首先，按照伤害轻重程度划分为体罚和身体虐待。该概念下的体罚是指虽然孩子能感受到疼痛，但这种疼痛不等于伤害。而身体虐待则比体罚的程度严重很多，不但会给孩子带来伤害，有的甚至会造成身体残疾，更甚者，致死 [2]。其次，有研究从身体和心理层面进行划分，包括心理攻击和体罚。心理攻击通过消极的情绪表达如言语攻击，包括大吼大叫、威胁要将孩子送走或带有恐吓性的直呼全名等。身体惩罚包括用手打屁股或扇耳光，打孩子的头/脸/耳朵等 [3]。虽然这两类概念中均有对体罚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界定，但在实际测量中每个研究却又有不同的内涵与范围。然而无论按照哪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体罚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如各种内外化问题及糟糕的认知表现等 [4] [5] [6] [7]。

尽管体罚的消极影响已被学界普遍接受，但仍有学者指出体罚与消极结果的关联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父母体罚的研究，分析目前研究的不完善之处，给父母体罚行为提供建议，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启示和思路。

2. 体罚的消极结果

体罚带来的消极结果主要有内外化行为问题及认知表现等。其中，外化行为问题是国内外研究更为关注的问题。外化行为问题包括攻击行为、违纪、好斗、学业成绩差等 [8] [9] [10]。内化问题是指主要与抑郁、焦虑和压力有关的问题。研究发现，童年期经受过体罚的儿童在未来更可能出现适应不良问题或为心理疾病 [11]。有大量研究证明父母对儿童的虐待体罚会增加儿童焦虑抑郁的水平 [4] [12] [13]。其中，Fakunmoju [13] 研究发现父母体罚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情绪。儿童的内外化行为问题主要通过儿童行为核查表来测量 [14]。认知表现则以智力能力、能力倾向或成就作为衡量标准。王美芳 [15] 研究发现孩子学业成绩和体罚呈显著负相关。除了客观学习成绩，丁叶 [8] 还将儿童的主观学习成绩也纳入分析。主观学业成绩是儿童对自己学业能力的认知和评价，这将直接关系到儿童对于学业任务的主观效能感，结果发现体罚对主客观学习成绩均有负性影响。除此之外，体罚还可能影响儿童大脑的正常发育 [10]。

与内外化问题行为相比，体罚对认知表现的影响更大 [16]。关于为何体罚对认知能力影响更大，目前还不清楚。可能是由于体罚导致学习环境变差或者是父母的认知能力低，才采用体罚的教养方式，但目前还缺少相关的研究证明。

尽管体罚已被证明能带来这么多消极影响，长期纵向研究结果经过严密统计控制后的元分析结果却显示，体罚对孩子的长期影响非常小 [16] [17] [18]。

3. 体罚影响因素

体罚导致负性结果的原因很复杂。体罚儿童的父母最常见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虐待史 [19]。有虐待史的父母在形成早期依恋的时候就已内化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面对儿童的不良行为，这样的父母更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朱贺等人 [20] 的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困难及特质愤怒的链式中介作用会影响大学生潜在的体罚倾向。良好的家庭环境能促进儿童对情绪的理解和调节，而呆在被虐待的家庭环境中会阻碍这种能力的发展 [21]。

父母的人格特质也会影响体罚行为的发生频率。比如带有特质愤怒人格特质的父母面对儿童的不当行为时，更易愤怒 [22]。儿童期的体罚虐待可能成为一个创伤经历，让其在面对任何有冲突的情景时就唤起其创伤记忆，产生超越事件本身的愤怒情绪，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特质性愤怒。

除此之外，父母对体罚的态度可能也会导致成年后体罚行为的产生。美国儿童相关调查发现，66%左右的学前儿童及85%的青少年报告曾被父母体罚 [23]。邢雅馨 [24] 研究表明，中国的父母亲对体罚也只是持轻微反对的态度，且父母亲的体罚态度能正向预测其教育过程中的体罚行为。有学者提出，文化背景的不同可能导致对体罚接受度的不同会对体罚持不同的态度，那体罚对儿童内外化行为及认知表现的影响程度可能也会不同 [16]。实际研究发现，即使是在对体罚接受程度高的文化背景下，儿童的内外化问题水平并没有降低 [25]。对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国内与国外相比，对体罚的接受度较高，但这种较高的接受度只是增加了体罚的频率，但并未减弱体罚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24]。

除此之外，儿童的自我表露程度、意志控制、学校参与度等也影响着体罚的消极结果。文伟等人 [15] 研究发现父母体罚可通过青少年的自我表露间接的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宋占美 [26] 研究表明儿童意志控制与父母体罚频率呈显著相关。

最后，亲子关系质量一直是体罚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 [2] [4] [9] [27] [28] [29] [30]。Gámez-Guadix [28] 等人研究表明，当家庭亲子关系比较和谐时，父母体罚对孩子的成长不但没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对孩子成长有益。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通过对体罚研究领域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该领域研究可能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尽管对体罚概念的界定，研究者已提出众多界定和测量的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很难将打屁股和较为严重体罚及更为严重的虐待区分出来。

第一，多数研究只是询问父母“打”孩子的频率，而不去定义“打”的方式。如Morris等人编制的父母体罚量表，在测查体罚行为时只让父母报告体罚孩子的频率。每个独立的研究对体罚没有进行清晰的界定，这给我们之后对该领域做元分析也带来了困难。对体罚只进行宽泛的定义，就无法排除严重的体罚方式。那些只报告自己打过孩子的父母，很可能倾向于更为严重的体罚方式，甚至是虐待的方式。所以，只看单个研究的实验结果可能会夸大体罚带来的危害，因此在解释这些实验研究结果时应当谨慎。

第二，多数研究只收集父母报告的数据有失偏颇，在以后的研究中应拓宽数据来源。因为体罚行为的特殊性，我们无法现场收集数据，只能靠回溯记忆法来回忆体罚的频率及形式，而回溯法的可靠性一直被质疑 [31] [32]。为了让数据更客观可信，我们需要加强家校互动，及时让第三方机构收集体罚数据。这是一项长久的工作，不是只着眼于单个家庭生态，而是需要让学校和家庭形成有机的联动机制。学校应主动担负起其保护儿童的责任，培训教师多关注家长体罚行为。学校作为与家长接触最为频繁的机构，在收集该数据时具有天然的优势。这样数据来源不仅有主观报告，还有客观渠道数据佐证，将会从数据来源上，增加研究的可信度。

其次，第三变量的控制及纵向研究的缺乏一直在体罚研究中被反复强调。而在体罚研究中，影响因子非常复杂，尽管研究者已经尽力去控制平衡来减少实验误差，但仍有很多因素未能被考虑到。

第一，孩子的特质理论上是最重要最需要控制的变量，但目前研究很少去考虑孩子本身特性对父母体罚行为的影响。依恋研究中就有发现，儿童本身的反应会调节父母所采取的教养行为。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在面对同样的体罚时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方式，而这种反应方式有可能也会调节父母之后的体罚行为。例如，有的儿童在被体罚时只是被动哭泣、害怕、有懊悔行为表现，而有的儿童与父母同样表现出愤怒，抵抗，逃跑等行为。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可能会影响父母接下来的体罚行为，但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提供证据。

第二，父母体罚时的情绪状态及目的可能会影响体罚的负性结果。父母体罚时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愤怒情绪还是以冷静的态度，告知孩子为何会被体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罚，尽管可能造成的生理疼痛并无差别。

第三，体罚的形式包括是否用工具，打耳光还是打屁股等。有学者指出体罚中经常采用的打耳光与打屁股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可能会不同 [16]。不同的体罚形式，甚至被打身体部位的不同，对孩子的影响也会不同。比如打耳光带来的羞辱感可能会比打屁股更强，从而其消极影响也会更大。当然，这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据来支持。

第四，父母体罚后行为的影响。父母在实际管教过程中，虽然都有体罚，但体罚过后的行为方式不同，也会对儿童之后的内外化问题产生影响。比如倾向于积极管教方式的父母在体罚过后，告诉孩子为什么会受到体罚，解释这么做不对的原因以及下次正确的表现方式应该是怎样。而偏向消极管教的父母在体罚过后并不主动向孩子解释被打的原因，只是宣泄自己在看到孩子不当行为后引发的愤怒。甚至事后，因为愤怒的宣泄和孩子的哭泣产生自责心理，做出与之前惩罚态度不一致的行为，比如补偿性地给孩子喜欢的东西等。这会让孩子意识不到真正被打的原因，可能导致外化行为反复出现，体罚次数也随之增加，如此往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更为严重的外化行为问题。如果在研究中，不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消极和积极的管教方式会互相交织，就很可能得出体罚危害更大的结果。更为理想的则是将这种积极惩罚策略和对不当行为直接实施惩罚的策略进行区分，但目前的研究中并未对这一点进行说明。

第五，父母在实际管教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对体罚行为的影响。比如曾经威胁孩子要惩罚他，但实际上并没有惩罚。这种不一致会降低父母的权威性，体罚的结果可能因此也不同。

最后，关于体罚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未进行程度上的划分。我们只是统称为外化问题或内化问题等，以后研究应该关注行为问题在儿童中的个体差异。这样做具有临床意义，有助于研究者筛选出先天性在问题行为中的效应量占比。

总之，目前已有研究并没有将打屁股和更为严重些的体罚进行区分，大多数是将其混为一谈来进行结果分析的。这提示研究者应该进一步对体罚进行恰当的操作性定义，让研究结果更准确、更有可比性。虽然大部分研究都强调体罚的危害性，但当采用精密的控制良好的纵向设计时，打屁股与消极影响的相关非常小。未来的研究可能会为体罚零容忍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但目前关于体罚的辩论都只集中于要不要，而不去讨论更为重要的使用这些做法的细节差异，所以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这种绝对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提倡体罚，毕竟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体罚有好处，只是没有单独实验结果中强调的危害那么大罢了。事实很有可能是，体罚带来的危害和好处长期看来都非常小，我们大可以摒弃体罚这种管教方式，用其他更有效的教养方式来纠正儿童不良行为。此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并非所有经受过体罚的儿童都有内外化行为问题。积极和谐的亲子关系很大程度上能抵消体罚带来的危害。鉴于此，给父母的教育建议是尽量避免采用体罚的管教方式，而以一些更加积极的教养策略去矫正孩子的不良行为。

致谢

非常感谢刘宇、叶铭姗等人对本人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文章引用

赵 鑫. 棍棒底下出孝子? ——父母体罚研究的系统回顾与展望
A Dutiful Son Emerges from the Stick?—A Systematic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arental Corporal Punishment Research[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08): 3115-312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842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