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is paper has presented a full overview on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n types of lexical meaning change in Chinese so far, and has described and commented various viewpoints. There are ten types in lexical meaning change, they are expansion of meaning, narrowing of meaning, meaning shift, word conversions, deepening of meaning, meaning derogation, improvement of meaning, strengthening of meaning, weakening of meaning. There are three modes in the research of meaning change; they belong to logistics, exegetics, and semantics. The paper has given out some suggestions on research of lexical meaning change.

Keywords:Chinese, Lexical Meaning Change, Lexicology

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

解海江^1,2

¹上海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海外高端翻译人才培训基地，上海

²国家语委科研基地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2018年1月24日；录用日期：2018年2月5日；发布日期：2018年2月13日

摘 要

文章全面回顾和总结迄今汉语词义演变类型研究的成就，把词义演变的类型概括为：扩大、缩小、转移、转类、虚化、深化、贬降、扬升、强化、弱化。文章把词义扩大、缩小、转移的研究划分为逻辑学模式、训诂学模式和语义学模式，并详实地梳理和评述了词义扩大、缩小、转移研究的各种观点。文章就今后对汉语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 :汉语，词义演变，演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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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义演变是词汇语义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词义演变是语言的聚合的词义结构系统在历时或纵向序列中发生的变化。也有人叫词义发展或词义变化。变化，既指共时性的，又指历时性的，所以用发展或演变较好。本文采用演变的说法。词义演变的单位有词位、语义场、义位、义素 [1] 。一般所说的词义演变类型都是着眼于词义演变结果，指一个词位内义位间的历时联系类型。本文全面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汉语词义演变类型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之处，并就今后对汉语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2. 词义扩大、缩小、转移的研究

不管西方还是我国，都是研究词义演变时间最早并首先提到的类型。按研究的视角可以分为逻辑学模式、训诂学模式和语义学模式。

2.1. 逻辑学模式

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是从逻辑学模式开始的，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观察、分析词义的演变结果。这种模式起源于公元3~5世纪新柏拉图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克洛，他在《柏拉图对话集评注》中列举了词义扩大、缩小等情况。保罗在《语言史原理》(1886)中明确地把词义演变结果概括为扩大、缩小、转移¹。在我国较早概括词义发展类型的是胡以鲁，他在《国语学草创》中具体分析了语词扩张、公名独占、人事物品等类推的不同情况²，相当于西方的扩大、缩小和转移。刘复在《语义的变化》中也介绍了三种语义变化³：第一扩大，词语初代表一小部分意思，后来代表别的事态了。如“根本”，本来专指“树木”的“根本”，后来意义扩张，无论什么事物的原始多叫“根本”。第二收缩，起初一个语的意义是广泛的，现在却缩小了。譬如“肉”，本来指牛肉、猪肉、羊肉等，现在却成了猪肉的专称。第三引申，例如“洋”，本来是“水”的专称，在“汪洋大海”中变成了形容词，再一转变成“海洋”的通称了，等等。现在所说的词义转移接近于刘复所说的引申。汪馥泉在《语汇试论》(1940)中探讨了词义变化发展的对象，指出词义的发展变化有三种情况，“或者将语义扩大，或者将语义缩小，或者将语义移动” [2] 。使用的术语更明确，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名凯《中国语的语义变化》(1942)中介绍了语义变化的三大规律，说明源自法国语义学家柏利亚尔(Breal)，称为紧缩律、扩大律、替换律。齐佩瑢在40年代初版的《训诂学概论》中谈到语义演变有缩小式和扩大式⁴。扩大、缩小、转移的名称固定下来是从王力开始的。他在《新训诂学》中说：“关于语义的演变，依西洋旧说，共有(一) 扩大，(二) 缩小，(三) 转移三种方式”⁵。并举例说，扩大式如“脸”字，本是“目下颊上”的意思，现在变了面部的意思，这样是有面上的一部分扩大到整个面部了。缩小式如“趾”……足也……现在变了脚趾的意思，这样是有整个的脚缩小到脚的一部分了。转移式如“脚”，本是“胫”(小腿)的意思，后来变了与足同义，这样是由身体的一部分转到另一部分。此后，我国学者在讨论词义的发展时开始采用“扩大、缩小、转移”说，而且，直到现在有些学者谈词义演变时仍局限于这三种。但究竟什么是扩大、缩小、转移？王力没有做出明确界定。

孙常叙中从“类属”关系上明确界定词义发展的“扩大、缩小”、“转移”及说明其区别。他说：“一类是有类属关系的词义转变，一类是没有类属关系的词义转变。在有类属关系的词义转变里，又有两种：一种是由小变大的词义扩大，一种是由大变小的词义缩小。没有类属关系的词义转变是词义转移”⁶。“凡是一个词从本义到变义的变化形势是扩张，变义大于本义，本义在事物统摄关系上从属于变义，成为它的外延的一个部分。这种词义变化现象叫做词义扩大”⁷。“凡是一个词从本义到变义的变化形势是从大到小，本义大于变义，使变义在事物种类的统摄关系上从属于本义，成为本义的外延的一个部分。这种词义变化的现象叫做词义缩小”⁸。并且从词义的性质上说明词义扩大的规律：“就性质来说，有的是从部分到全体，有的是从个别到一般”⁹。

有些学者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词义扩大、缩小、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太成熟的意见。崔复爰¹⁰在谈到“词义转移”时，用“转变”这个名称。把意义变好变坏变类(词性转变)等情况也列入词义转变，不妥。意义“变好变坏”是扬升和贬降；“变类”是转类。谈到缩小时指出，缩小包括吞并和偏指，如“国家”，“国”的意义占优势，“家”义被吞并了，这是词义的偏义化。这是崔氏的新发现。他在研究词义缩小时还谈到“类名偏指”，“类名”如“爱人”，既可指“丈夫”又可指“妻子”，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只能偏指其中的一个。把属于共时状态中存在的“类名偏指”看作语言历时演变中的缩小是不妥的。崔复爰、王勤、武占坤¹¹讨论词义扩大、缩小、转移时把词义由单义变多义即义项增加看作词义扩大、把词义由多义到单义即义项减少看作词义缩小，不妥。现在学者一般不把单义变多义看作扩大、不把多义趋向单义看作缩小。对此，何九盈、蒋绍愚说：“词义的扩大或缩小跟词义的产生或死亡不是一回事。……增加或减少是就某一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的。扩大或缩小是就一个词的某一意义而言的，即从甲义引申为乙义，如果甲义的外延可以包含在乙义中，就是词义的扩大；如果乙义的外延可以包含在甲义之中，就是词义的缩小” [3] 。蒋绍愚又用 “义位”、“义素”的概念说明义位的发展与词义的发展的联系和区别，“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的问题，说法很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缺少一个明确的标准。例如，有的认为‘转义’(引伸义和比喻义)‘也就是词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扩展’。有的认为‘汤’由古代热水的意义发展为现代‘菜汤’的意义是词义的缩小，有的则认为是词义的转移。对于这个问题，1) 首先要把词义的扩大缩小和义位的增减区分开来。例如‘快’这个词，由古代的一个义位(‘快意’)发展为现代的两个义位(‘快意’‘迅速’)；‘慢’这个词，由古代的两个义位(‘怠慢’‘缓慢’)发展为现代的一个义位(‘缓慢’)，这是义位的增减，不叫词义的扩大或缩小。2) 词义的扩大、缩小应该是就一个义位的历史发展来说的，是一个义位的意义范围或应用范围的扩大或缩小” [4] 。后来蒋绍愚进一步说：“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也在于没有把词区分为义位。……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要以义位为单位，而不能笼统地以一个词为单位。”“义位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义位的增减，即一个词产生新的义位，或消失了旧的义位。一是原有义位的变化，即扩大、缩小、转移。这两种情况不能混为一谈” [5] 。

2.2. 训诂学模式

在我国研究词义发展是从训诂学模式开始的。汉语训诂学中一贯使用引申说。“引申”说的要义在于以“本义”为基点，以“本义”统帅“引申义”。提出以“本义”为基点，并紧紧注目于“本义”，大量罗列“引申”义项，阐发“引申”系列，应以段玉裁为第一人。《说文解字注》中“引申”之说已相当明确、相当突出了，他注释了1127个字的1573个引申义 [6] 。段氏注《说文》的目的主要在于证发许书，所以对词义引申规律本身特别是词义演变类型并未作更深入、更系统的理论归纳。八十年代初训诂学中兴，有人对《段注》的词义引申理论予以归纳，借用逻辑学模式的词义扩大、缩小、转移说讨论词义引申前后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语义联系。

宋永培说：“由个别到一般的引申，即今天所说的词义范围的扩大。柄，柯也。《段注》：柄之本义专谓斧柯，引申为凡柄之称。……表达格式是：‘某引申为凡某之称’。……《段注》有十多处提到‘别’和‘属’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别’是指代个别事物的词义，‘属’是指代同类的一般事物的词义：‘重其同则言属’，‘重其异则言别’。‘凡言属而别在其中’，‘言别而属在其中’” [7] 。《段注》中的“别”“属”相当于逻辑学上的“种”“属”，这是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观察词义扩大。

宋永培还总结了词义转移前后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语义联系类型。一、“动静转移引申，指表示动作的词义转移引申为表示名称、性质、状态的词义，反之亦然。……梳，所以理发也。《段注》：器曰梳，用之理发亦曰梳。凡字之体用同称如此。体用同称揭示了引申前后两个义项的内在联系：表示名称的词义与表示动作的词义相互引申时，仍用同一称谓。……料，量也。《段注》：量者，称轻重也。……引申之，凡所量度预备之物曰料” [7] 。二、“物人转移引申，指表示事物的词义转移引申为表示人的词义，反之亦然。……‘家’下《段注》：字义之转移多如此：牢，牛之居也，引申为所以拘罪之狴牢。庸有异乎？……使用统一术语。……由物到人的引申：员，物数也。《段注》：本为物数，引申为人数，俗称官员。由人到物的引申：佶，正也。《段注》：本言人，引申言马” [7] 。三、“因果转移引申，指本义引伸义之间互为引申的关系。……饰，刷也。《段注》：饰、拭古今字。……凡物去其尘垢即所以增其光彩，故刷者饰其本义，而凡踵事增华皆谓之饰，则其引申之义也。……凡许书之义例，皆以此求之，无不可得者” [7] 。四、“正反转移引申，指词义在发展中出现了本义与引申义正相反对的情形。副，判也。《段注》：副之，则一物成二，因仍谓副，因之凡而合者皆谓之副。训诂中如此者致多。面，颜前也。《段注》：引申之为相向也，又引申之为相背之称。《易》：穷则变，变则通也。扰，烦也。《段注》：扰得训驯，犹乱得训治、徂得训存、苦得训快，皆穷则变，变则通之理也” [7] 。

苏宝荣也总结《段注》中的词义引申规律，认为“词义的转移，一般说来，是词的各个意义要素所处地位的变化，即‘词义重心的转移’。……可以细分为‘理据性的转移’和‘特征性的转移’两大类。所谓‘理据性的转移’，词义引申前后甲、乙两个义项有逻辑上的相因关系。根据其相因关系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因果转移’、‘动静转移’、‘物人转移’、‘施受转移’、‘正反转移’等方面。所谓‘特征性转移’，在一定语言环境中，原词的次要意义或词义次要特征上升为主要词义” [8] 。

2.3. 语义学模式

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外语义学理论的引进与介绍，我国学者开始用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词义演变。

1) 理论的借鉴首先表现为对词义的认识上。蒋绍愚(1981)说：“究竟什么叫词义？词义能不能进一步分析？什么叫词义的扩大和缩小？它们以什么为标准？……讨论这些问题时，打算使用‘义位’、‘义位变体’、‘义素’这些概念。……在进行语义分析时，基本的单位不是词位而是义位。……一个义位的意义，一般应该包括基本意义、附属意义、结合关系、感情色彩。”“义位之间的结合关系也是义位的意义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结合关系主要是语义方面的结合关系)。……这种结合关系一般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了，这个义位就随着改变” [4] 。“义位”概念的引入避免和澄清了讨论词义发展中义位增减和义位演变问题的纠缠。尤其把“义位间结合关系”看作词义的一部分对词义扩大和缩小的判断非常重要。但对义位的微观结构的分析还嫌笼统。张志毅、张庆云首先把义位的微观结构分为语义意义、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提出了“义位演变至少或必须涉及的参数”：一、语义：A) 义位的义值：a) 基本义素：① 个性义素：<1> 指物义素，<2> 表义义素，<3> 范畴义素，② 上位或共性义素，即类素。b) 陪义义素：① 褒贬陪义，② 语体陪义，③ 时代陪义，④ 方言陪义，⑤ 语域陪义，⑥ 外来陪义，B) 义位的义域：a) 大小域，b) 多少域，c) 伙伴域，d) 适用域。二、语法：语法意义，转类。三、语用：A) 比喻(含隐喻)及比喻义，B) 借代(转喻，内含提喻)及借代义。他说：“就一个义位的演变来说，也常涉及三五个参数” [1] 。把词义演变分析为一系列的参数，不仅对词义演变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而且增强了分析词义演变的可操作性。

2) 义位理论引入的目的在于对词义演变现象的分析，主要表现在用义素的变化来解释词义的变化。武占坤指出“义素的变化”是词义的演变的两个方面之一，说：“义素的变化，是指单义词的意义，或多义词的义项，在内涵上有些因素的改变。这种改变，有的只是义素的增减，词义的概括范围不变，有的则涉及概括范围的伸缩”¹²。蒋绍愚则具体用义素分析法说明义素变化与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之间的关系。“一个义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减少了限定性义素，这个义位由下位义变成上位义，这就是扩大。”“‘缩小’和‘扩大’相反，从义素看，是原来的义位增加了限定性义素，从语义场的上下位关系看，是由上位义变成了下位义”。“转移是一个义位某一限定义素保留，其他义素，特别是中心义素变化而引起的词义变化，这就使得这个义位由一个语义场转入了另一个语义场”¹³。由于发生转移前后的义位属于不同的语义场，发生了语义聚和关系的变化，所以高守纲用“转聚”而不用“转移”¹⁴。蒋绍愚说，以这个标准来分析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脸”、“目”等义位的变化不属于扩大，“趾”、“脚”等义位的变化不属于缩小，他们都应该是转移，但是，是转移中特殊的一类¹⁵。在对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的认识上，蒋绍愚的观点颇有见地。周荐认为“从而结束了在哪些词义才是真正的扩大缩小转移问题上的纷争” [2] 。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运用现代语义学的观点，对扩大、缩小和转移的界定却不一样。张志毅、张庆云(2001)说，扩大，在语义上着眼于义域广化的演变结果，实际上其中还包括着个性义素或区别特征的减少(偶尔竟是增加)，也包含着共性义素(类素)的广化 [1] 。在语义学看来，缩小着眼于义域狭化的演变结果，实际上其中还包括着个性义素或区别特征的增加(偶尔也有减少)，也包括着共性义素(类素)的狭化 [1] 。按现代语义学的观点，转移多指一个词位的A、B义位从一个义场转到另一个相似的或相近的义场，有时指同场内相邻义位的转化。在相似或相近联系的前提下，从A到B义位，多数是场间转移，个性义素或变或留，上位义素改变；少数是场内转移，个性义素改变了，共性义素不变 [1] 。在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结果上也存在分歧，如“趾”由“脚”变为“脚趾”，张志毅、张庆云仍认为是缩小(整体＞部分) [1] 。分歧的关键在于对义域的认识。首先义域是否是义位演变研究的参项。对这个问题蒋绍愚和张志毅、张庆云都持赞同态度。贾彦德(1990)认为许多义位演变成新的义位后，新旧义位有联系而指称范围发生了变化，指称范围的变动比较容易分辨、把握，是个标志 [9] 。“脸”的意义的扩大是从两个环节上由部分到全体而实现的。“脸”最初指双颊，……后来指整个面部，甚至可用于某些动物，用式子表示是：(人的) (颊) < [(人的)和(可以区分出面部的动物)] (头的) (前部)。从式子上看，指称对象从“颊”到“面部”，是由部分到全体，好理解。而适用范围从人到人及某些动物，是把演变后较大的适用范围看作全体，这样原先较小的适用范围就成了部分，因而也是由部分到全体。其次在于对义域的范围的认识。蒋绍愚说：“词义的扩大、缩小应该是……一个义位的意义范围或应用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所谓意义范围的缩小，就是在原来的义位上加上了新的义素。如古代的‘子’加上新的义素‘男性的’，就成了现代的‘子’(儿子)。所谓应用范围的缩小，就是原来的义位的结合关系由宽变窄。如古代的‘美’既可与人、物结合，又可与‘政’、‘才’等结合，变为现代的‘美’只能和人、景物结合。反之，就是意义范围和应用范围的扩大。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就是词义的转移” [4] 。蒋绍愚把词义范围分为“意义范围”和“使用范围”，对词义扩大的判断非常重要，他说的“应用范围”就是义域的伙伴域，即义位的组合关系；意义范围相当于义位的指称对象。后来蒋绍愚谈到义域的变化与扩大、缩小、转移的关系：“一个词的一个义位理性意义改变了，它的义域必定也会改变，例如，词义扩大，它的义域必然扩大；词义缩小，它的义域必然缩小；词义转移，它的义域必然转到另一语义场，或者转到同一语义场的其他位置” [10] 。蒋绍愚所说的义域相当于他前面说的意义范围。张志毅、张庆云认为义域是“义位的意义范围和使用范围” [1] ，把义域分为大小域、多少域和伙伴域 [1] 。贾彦德把“大小域”和“指称对象”都归入“指称范围”。蒋绍愚所说的“意义范围”指义位的指称对象，与张志毅、张庆云所说的“意义范围”不是一回事。而且蒋绍愚不把“大小域”的变化看作义域的扩大或缩小，而是看作中心义素的改变。这是造成对“脸”、“目”、“脚”、“趾”演变结果归类存在的原因。

齐佩瑢在《训诂学概论》中提到语义演变的“以偏概全式”¹⁶。周祖谟(1993)谈了词义扩大的两种情况：“‘手’是人的肢体，以‘手’代‘人’是以偏概全。又‘春’跟‘秋’是一年的两季，古人把‘春秋’合为一个词来说，代表一年，后来又称人的年岁为春秋多少，这就是以少代多”¹⁷。这是从部分扩大到全体。符淮青(1985)从义位的适用对象的角度对扩大、缩小进行了分类。词义的扩大常见的有六种不同的情况：1) 表名物的词适用对象从部分发展到整体(指空间)，表示的对象特征也随着变化；2) 表名物的词适用对象从部分发展到整体(指成员)，表示的对象特征也随着变化；3) 表名物的词其适用对象从单一的事物发展到一般的事物，其表示的对象特征也随着变化；4) 表性状的词适用对象扩大；5) 表动作行为的词适用对象扩大；6) 表动作行为的词关系对象扩大。词义的缩小常见的有五种情况：1) 表名物的词适用对象从整体变为部分(指空间)，表示的对象特征也随着变化；2) 表名物的词适用对象从整体变为部分(指成员)，表示的对象特征也随着变化；3) 表性状的词适用对象缩小；4) 表动作行为的词适用对象缩小；5) 表动作行为的词关系对象缩小¹⁸。张志毅、张庆云从义位的义域的角度也对词义扩大、缩小的类别进一步概括，比符淮青列举的类别概括、全面。他说，扩大共有四个小类：部分 < 整体、小类 < 大类、个体 < 一类、伙伴域大 < 伙伴域小 [1] ；缩小共包括五个小类：整体 > 部分、大类 > 小类、一类 > 个体、伙伴域大 > 伙伴域小、偏义化 [1] 。张志毅、张庆云把“偏义化”看作词义缩小的一种类型是别人所未提及的。他们说，从语义学特别是从语义演变的视角考察，许多所谓偏义词(如“人物、窗户、面目、忘记、干净、响亮、寻思、勤快”)，其初始义在语言实践中并没有两个词素的并列意义，而只有一个词素表义。有些词的并列词素起初都表义，后来发生了偏义化 [1] 。

关于义位转移的不同情况，贾彦德给予了说明，他说，转移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单纯转移和复合转移。单纯转移即某一义位的演变仅仅是由转移造成的，按演变前后义位间联系的情况，又可分为两种：A) 演变前后的a、b义位的指称范围，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指称范围x，a、b与x一般是种与类的关系，也有的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B) 另一种是转移演变前后的义位a、b虽然在意义上有联系，却不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指称范围。复合转移，即义位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环节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是转移，但另一个确是扩大或缩小，有转移并扩大和转移并缩小两种情况 [9] 。其实，贾彦德说的“单纯转移”的两种情况也就是指在同场内相邻义位的转化和从一个语义场到相邻或相近的另一个语义场的转化。“复合转移”即转移、扩大、缩小交织在一起，也有扩大再转移和缩小再转移，也还有“转移而后缩小、扩大再转移”的情况 [1] 。

3) 关于词义的转移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齐佩瑢在《训诂学概论》中说，如闻字、听字本为耳闻耳听，今国语谓鼻嗅亦曰闻，……；犹淡白和厚薄本为视觉和触觉的称谓，现在说味觉方面的滋味也用淡白厚薄等词了。这叫做感觉互换式¹⁹。周祖谟(1993)说：“‘闻’和‘听’，‘闻’是用耳去接受声音，‘闻’是听到，后来把‘闻’当做鼻子去嗅气味，器官的位置改变了”²⁰。还有“涕”由指“目液”到指“鼻液”，蒋绍愚(1985)管这种现象叫“易位”：“指的是一个义位中心义素不变，但限定义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义位的变化没有改变语义场，而只是在同位义之间的变易”²¹。周光庆(1989)则称之为“指称意义变易”，他举的例子还有，“府”原指“国家储藏财物或文书的房舍”，后转指“官僚办公或居住的房舍”；“劝”原指“勉励他人行动起来的活动”转指“说服他人行动起来的活动”。他分析说，“原始义所指称的内容与后起义所指称的内容是两个范畴的东西，谁也不能包括谁，……却都同属于一个大类，……是在大的属类范围内变易了小的种类”²²。高守纲也把这种现象单列为一类，称之为“转位”：“就是从原义到新义是具有共同上位义的两个下位义之间的转换”²³。其实，这种演变是同场内相邻义位的转化，还应该属于转移。

4) 语义学模式是建立在结构语义学的义素分析和语义场理论模式上的，但是“语义结构经常无法以客观的特征来描述”，语义场分析无法解释为什么多义现象和语义变化经常会跨越语义场，语义上的多义现象和语义变化特别是发生转移前后的两个义位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描写为改变一个或一组语义特征，相反应描写为一个语义域到另一个语义域的映射 [11] 。看来，词义转移的研究还需引进认知语义学的模式。

王力(1958)认为扩大、缩小、转移包括了全部词义演变现象，扩大、缩小之外的都属于转移。²⁴学术发展证明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后来许多学者又发现了这三类之外的其他类型。张志毅、张庆云等拿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上、中册中的词义演变实例和《现汉》分析统计词义演变的类型，结果是扩大、缩小、转移三类之和占总数的58.6％ [1] 。

3. 其他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

3.1. 转类

何蔼人在《普通话词义》²⁵中讲了词义的发展有扩大、缩小、转变，但有时概念混淆，如把词义发展、转变了词性，分出新词，也看作扩大。如“济”原指“济水”，后泛指渡河；“苦”原是名词，后分出形容词的“苦”、动词的“苦”，也属扩大。崔复爰在《现代汉语词义讲话》²⁶认为，词义的转变包括意义变好变坏变类(词性转变)等情况。其实词性转换既不是词义扩大也不是词义转移，它是语法性的词义演变，应另立一类，张志毅、张庆云称之为“转类” [1] 。

高守纲管这种现象叫词类转化兼类词：“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词由于词汇意义的转化而引起它的语法特点的变化，于是这个词就从一种词类转化到另一种词类了”²⁷。并从词性转化的方向和词义转化的方式分为以下几类：一、M→D由名词向动词转化，M→D1　M，指具有某种功能的事物；D，指实现这种功能的动作或行为。M→D2　M，指对其他事物产生一定影响或作用的某种事物；D，指这种事物对其他事物产生影响或作用。M→D3　M，指通过一定动作或过程才能形成的某种事物；D，指造成这种事物的动作或过程。二、D→M类，由动词向名词转化。D→M1，D，指人作某种工作；M，指做这种工作的人。D→M2　D，指通过一定的动作手段才能实现的动作、行为；M，指作为实现这种动作、行为的某种工具、手段。D→M3　D，指能造成一定结果或能形成一定内容的某种动作行为；M，指这种动作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或形成的内容。D→M4　D，指具有某种态势的动作行为；M，指以这种态势为特点的某种事物。D→M5　D，指必须借助一定事物才能实现的某种动作行为；M，指使这种动作行为得以实现的某种事物。三、M→X类，由名词向形容词转化。M→X1　M，指可以造成一定性状的某种事物；X，指这种事物造成的性状。M→X2　M，指某种事物；X，用来形容来自或经由这种事物的另一事物。M→X3　M，指具有某种性状特点的事物；X，形容具有该事物这种性状特点的其他事物。M→X4　M，指达到一定境界或具有一定规格、标准、要求的事物；X，形容达到这种境界或符合这种规格、标准、要求的事物。四、X→M类，由形容词向名词转化。M→X1　X，指某种性质；M，指具有这种性质的特定事物。M→X2　X，指某种性质；M，可以指所有具有这种性质的事物。五、D→X类，由动词向形容词转化。X→D类，由形容词向动词转化。M→X1　X，指某种性质的特点；D，指使某种事物具有这种性质特点。M→X2　X，指某种性质特点；D，指人们认为某种事物具有这种性质特点，即所谓形容词的意动用法。M→X3　X，指某种性质特点；D，指某一事物在某一时刻呈现出这种性质特点。M→X4　X，表示人的态度方面的特点；D，表示以这种态度对人或事物。此外，张志毅、张庆云又分出了名词→量词、动词→使动、动词→副词、形容词→副词等²⁸。

周祖谟(1993)和刘纶鑫(1990)也谈到转类现象。刘纶鑫还列举了虚词内部的词性变化现象。段德森(1992)认为古汉语指示代词的转化也是词类转变的现象之一。古汉语指示代词可以转化为人称代词、连词和助词。

3.2. 虚化

虚化，包括实词义虚化为虚词义，也包括实词的具体意义虚化为抽象意义。孙常叙(1957)说：“词义引申是人在生产实践和一般社会生活中，由于事态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与之相应的思维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一般都是抽象的概念” [12] 。这里指出了虚化的一种情况即实词的具体义虚化为抽象义。

苏宝荣(1984)总结《段注》的引申规律时谈到“实虚引申”，认为“词义中常有从具体到抽象的变化。有些是因为词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外延的增大影响到内涵的缩小。也有些因为被磨损，引起了词的虚化。这种引申常使动词、形容词变为介词、连词、副词，或者使名词变为代词” [8] 。其实也就是虚化的这两种情况。宋永培也注意到《段注》中有“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表示具体事物的词义发展为表示抽象事物的词义。皙，昭皙，明也。《段注》：本谓日光，引申为人之明哲。……段氏指出，具体词义引申为抽象词义，往往要通过比喻才能实现。如：疾，病也。《段注》：依经传多训为急也、速也。此引申之义，如病之来多无期无迹也” [7] 。

但多数人谈虚化时都局限于由实词到虚词的变化。蒋绍愚认为“有些词由实词变为虚词，它的词义也就由词汇意义而变为语法意义。但在原有的词汇意义和新产生的语法意义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目接物曰相，故凡彼此交接皆曰相。’……虚化后的意义和原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杨树达称之为‘引申’。但深入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到，虚化和一般的引申是不同的，因为虚化后的意义是语法意义”²⁹。解惠全认为“词义的虚化，就是一个实词由表示词汇意义向表示语法意义(或主要表示语法意义)的转化”³⁰。“词义虚化则常常是在引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抽象化。从这种关系上看，也可以说虚化是引申的延伸或继续。……实词的虚化，以意义为依据，以句法地位为途径。也就是说，一个词由实词转化为虚词，一般是由于它经常出现在一些适于表现某种语法关系的位置上，从而引起词义的逐渐虚化，并进而实现句法地位的固定，转化为虚词”³¹。高守纲(1994)认为实词虚化是由义位改变语义性质所致，是由指称对象的词汇义而演变为表示词语结构关系的语法义³²。针对这种情况，张志毅、张庆云指出，“这是狭义的抽象化。虚化，包括实词义虚化为虚词义，这是词汇意义的语法化，也包括实词的具体意义虚化为抽象义” [1] 。并且认为，“虚化中的主要现象是实词意义的抽象化” [1] 。

3.3. 深化

谈到词义的深化问题，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中叶。1975年，李行键、刘叔新在《怎样使用词语》中谈到：历史的演变则循着‘扩大’‘缩小’‘转移’‘深化’‘分隔’五种方式实现”³³。这种看法不对。孙常叙在《汉语词汇》(1957)中就明确提出并研究了词义深化问题。他说：“深化是词义的深入发展，是人在实践中对客观存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的反映。……词义，都不改变它所概括的对象，只是更多地揭发它的本质，对已有的词义给与修正和补充” [12] 。王勤、武占坤继承并发展了孙氏的观点，认为词义深化“有的由于人们认识的深入、观点的改变造成，有的由客观事物本身的变化引起认识上的变化造成” [13] 。后来，葛本仪³⁴、符淮清³⁵也都谈到了相似的观点。张志毅、张庆云从词义演变的语言学模式研究词义深化，认为“深化，是义位的质的变化，就是义域不变，义值深化。在义值中，指物义值不变，范畴义值由浅变深――多是由非科学变为科学” [1] 。

3.4. 贬降、扬升

贬降，又称为变坏、恶化、贬化、转贬、降格等，指义位演变出不赞许的、否定的、坏的基本义或附属义 [1] ；扬升，有的称为变好、好转、转佳、升格、褒化、升值等，指义位演变出赞许的、肯定的、好的基本义或附属义 [1] 。在西方保罗的《语言史原理》中就已提到这两种类型。在我国大多称为“变坏”和“变好”或褒贬色彩的变化。齐佩瑢在40年代初版的《训诂学概论》中，他举很多例子说明语义演变的“变坏式”³⁶和“变好式”³⁷。崔复爰也称之为意义变好变坏，但把它与转类、转移等一起归入词义转变³⁸；李行键、刘叔新也谈到感情色彩的变化、词褒贬的变化³⁹，但把它归入词义转移，不妥。孙德宣谈到美恶同词时说，有些词原来表示美义，后来变为表示恶义，如“爪牙”、“喽罗”。也有些词原来表示恶义，后来兼表示美义，“冤家”、“凶狠”⁴⁰。

周祖谟举例说明词义的“变坏”和“变好”⁴¹。“氓”原是“民”的意思，即是迁徙流转之人，可是现在普通话里“流氓”一词指行为不正当的人。这是意义变坏(degeneration,贬义deterioration)。“乖”本是“乖背”的意思，后来指乖巧，现在普通话说小孩儿温顺安详曰乖，是意义变好(elevation，褒义arnelioration)。

甘玉龙⁴²和苏宝荣⁴³都列举了词义褒贬变化的类型：一是词义由褒义转化为贬义，二是由贬义变为褒义，三是由中性义转化为褒义，四是由褒义词转化为中性义的词，五是由中性义的词转化为贬义词，六是由贬义词转化为中性义的词。此外，甘玉龙还谈到有的词语在原有色彩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感情色彩；有的则减少了所带的感情色彩，“骄傲”、“好大喜功”、“标榜”。

大多数人谈义位褒贬演变时都谈论褒贬色彩义的变化，其实就他们所举例子来看，有很多是褒贬基本义的变化。符淮清指出，感情色彩变化的词，词的概念义往往也有变化 [14] 。高守纲也说“随着理性义的改变，有的词还相应地改变了它的色彩义” [15] 。张志毅、张庆云也说，一般情况下义位基本义和附属义是连带贬降的。较少情况是基本义不变，附属义贬降。扬升也有类似情况 [1] 。

贬降和扬升只是义位附属义演变的一个方面，义位其他附属义的演变问题，也需要研究。蒋绍愚说，在感情色彩方面，褒贬意义的变化讲的比较多，其实，感情色彩的变化还包括尊敬、轻蔑等等 [4] 。高守纲举例说明义位风格附属义的变化：“词的色彩义的变化，……还体现在风格色彩上。例如，起初‘目’指称视觉器官，‘视’指称视觉行为，‘看’的意思是看望。……上古时期风格色彩是中性的，即通用于书面语和口语。魏晋以来，‘看’由看望转义为泛指视觉行为，‘眼’由眼珠转义为整个视觉器官。这样中古以后在指称视觉器官的意义上，‘目’具有书面语体色彩，‘眼’或‘眼睛’具有口语色彩。在表示视觉行为的意义上，‘视’具有书面语体色彩，‘看’具有口语色彩” [15] 。但目前的研究还只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而且没有从义位演变类型的高度加以概括。其实，发生变化的义位附属义，除了褒贬附属义、感情附属义、语体风格外，还应该有义位的形象附属义、外来附属义、语域附属义、方言附属义，感情附属义的变化除了尊敬、轻蔑外，还有惋惜、喜爱、亲昵亲热、厌恶憎恶、轻蔑鄙视、讥讽讽刺嘲笑、戏谑、斥责、骄傲(自负)、谦虚、尊敬、委婉/避讳、詈骂。但是还没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3.5. 强化、弱化

齐佩瑢在《训诂学概论》中举例说明词义演变有“变强式” [16] 、“变弱式” [16] 。王力虽然把扩大、缩小之外的都归于转移，但认为有些语义的转移可认为是语义的加重或减轻，如“诛”由责以至于杀戮，这是加重法。“赏”由实物的赏赐以至于言语的赞美，这是减轻法⁴⁴。后来在《汉语史稿》(1958)中也有同样的说法⁴⁵。周祖谟(1993)举例说明语义的强化和弱化，“取”，原义当是截耳，后来夺取别人的城池叫“取”，现在说拿什么东西都叫“取”，意义由重变轻，也可以说是由强变弱。(hypobole)“病”古代原称大病，小病叫疾，“疾”“病”连在一起说，后代说“病”，意思变轻，小病也叫“病”。“谕”原来的意思是告诉、譬喻，后来成为皇帝对臣子或上级对下级有所指示的敬辞，意义变重了。(litotes) [17] 宋永培(1984)和苏宝荣(1984)总结《段注》词义引申规律时也谈到词义程度的强化和弱化，宋永培说，“亡”由“逃”引申为“死”，词义程度强化；“辜”由“非常重罪”引申为一般的“有罪”，词义程度弱化 [7] 。苏宝荣说，词义程度深浅、轻重的变化，也是可以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转化的。首先是由轻到重、由浅到深的变化。“恨”较早的词义是“感到遗憾”，程度较轻。后来，“怨恨”连用，“恨”又引申出“仇恨”。词义也可以发生由重到轻、由深到浅的变化 [8] 。

4. 结语

二十世纪的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呈现出下面几个趋势：第一，对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由词义扩大、缩小、转移扩展到其他类型；第二，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由传统词汇学向现代词汇学转向，其表现是由关注义位个体的演变，转向关注词义系统的演变；第三，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开始关注词义演变背后的认知机制。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汉语语文辞书词汇规范化研究”(YB125-158)。

文章引用

解海江. 词义演变类型的研究
On Types of Lexical Meaning Change in Chinese[J]. 现代语言学, 2018, 06(01): 37-47. http://dx.doi.org/10.12677/ML.2018.6100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